鄂西北山区的农田水利

（二）鄂西北山区的农田水利

在山区发展灌溉水利难度很大，所谓“七邑悉居万山，水行其间，皆湍悍喷薄，无泓渟涵蓄之浸，涝则激射，旱则促缩，民恒为病”⁽¹⁹⁾。但水利对于山区农业又很重要，所以，山区对农田水利建设非常重视，鄂西北山区自不例外。正如万历《郧阳府志》所云：

陂堰之利，考诸睹记可见已，然在郧为尤切。盖其地在山谷之间，视楚诸郡邑为最高，骤雨一日则溪涧辄盈；十日不雨则禾黍辄稿。苟不先时以为潴水、均水之法，则旱涝皆虞。灌溉无备，而众庶艰食之奏其必不免矣。故陂堰在郧，尤为民事之不可缓。而饬堤防、时蓄泄、清侵蚀、谨修筑，当事者所宜加意云。⁽²⁰⁾

故郧阳府属各县都有数量不等的堰渠，其中，郧县的武阳堰、盛水堰、虎尾堰、久经坪堰，郧西县的千工堰，竹山县的头堰，房县的8遚堰等，皆为秦巴山区有名的灌溉设施，除新修建外，旧有之堰，有明一代也多次重修。⁽²¹⁾万历《郧阳府志》载：

盛水堰，县北五里。成化间知县戴琰穿，计四百余丈。弘治中，都御史王鉴之檄府重修，有碑，立迎恩观。万历五年（1577年）冬，堰长张大纹、李梁告乞修理堰渠，本府知府宋豸诣所亲勘，请于都御史徐学谟，委官督修，甫三月毕工。

武阳堰，县西北二十里。弘治中，都御史王鉴之穿。正德中，都御史刘琬檄府重修。⁽²²⁾

6遚堰，县南十五里，世传尹吉甫所凿……可灌万亩。今分为三畈，万历间知县朱衣重修斗门，都御史王世贞为记。

头堰，县东三里，成化间知县曾熙修治石堰，民赖其利。嘉靖间水冲，迄今未修。⁽²³⁾

郧西县千工堰，创自明洪武年间，成化、弘治中多次修治，明末堙废。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邑人何春《重修千工堰碑记》云：“郧西县西北不十里有堰曰千工，始于洪武年间朱社长之创造，派出转睛石黑龙潭，灌溉田千余亩，后因人物稀少，堰工浩大，倾塌未修。成化十有二年（1476年），设立县治，军民杂处，食力者众。迨癸丑（弘治六年，1493年）邑侯刘君理，广东人，以民食为急，国税为重，择耆老王恭等督率工役，聚石采木，重为修造，匝一岁厥工告成，虽曰劳民，实有利于民也……”⁽²⁴⁾因引水源出天河山，水陡发最易冲决，每次修补，动费千工，堰因此得名，亦因此造成明代前期因“人物稀少，堰工浩大”而难以修复的窘境。随着明中后期该区流移落居日众，分区设县，垦辟益广，水利灌溉需求增加，亦始能集众修复，发挥效益。入清后，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重修，此后至咸丰间，先后重修、改建、补修七八次之多。⁽²⁵⁾

房县另有穿山堰，建于城东四十里，引乌峪河水灌溉。“（其地）悬崖峻岭，洪武年间，乡人开垦，以地作田，穿穴悬崖，俾水得下灌，今良田百亩，人多殷实。”⁽²⁶⁾

明代新建之堰还有竹山县城子坪上堰、城子坪下堰，二堰相近，在县西120里。创建于万历五年（1577年）。⁽²⁷⁾

另据万历《郧台志》记载：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八月，都御史王守重修武阳、盛水二堰。⁽²⁸⁾

万历十七年（1589年），都御史裴应章“令开浚褒城、沔县铁桩、板凳凹等渠堰，计溉军民田一万二千余顷”⁽²⁹⁾。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十二月，都御史黄纪贤“发公帑修盛水堰，以备旱潦，葺坚致，次年五月功成”⁽³⁰⁾。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夏四月，“都御史黄纪贤，捐俸修武阳堰。郧惟武阳稍饶，堰成水利益兴”⁽³¹⁾。

明代前期农田水利建设中，官府有较多地参与，包括人、财、物的筹措、组织。因此，在明代早期有关修建堰渠的记文中，经常可以看到官府出资、官员捐俸、捐金以购石、灰等建筑材料，官员率督工程的记载。到明代后期，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民间出资、出力的场合就越来越多了。

万历年间修五门堰，“工料酌之田亩，而民不偏累；口粮令其自办，而官无冗费”⁽³²⁾。重修六堰，“夫役征诸田户，官不费而民不扰”⁽³³⁾。修百丈堰，“令堰长率田户，计日刻期，务乘农隙以成厥功。但见一时人心欣然，相谓曰：水利吾生养系之地，矧不费吾财，吾何惮而不供其役。乃乐于兢事赴工……”⁽³⁴⁾

堰渠的修建之外，官府对于堰渠灌溉用水的分配管理也负有责任。山河堰、五门堰、杨填堰、溢水堰、6滨堰、8遚堰、盛水堰等无不有相应的分水制度。万历初年，王世贞在郧阳巡抚都御史任上曾专门为房县知县朱衣主持8遚堰分水事宜作记，不妨引以为例。8遚堰在房县农业水利中占有极高地位，它造就了房县境内最为肥饶的田地，也正是因为如此，经常发生争水冲突。王文写道：

邑南有稻田万余亩，号为肥饶。其所受水，出滴水岩，灌溉以时，则收倍他田。其地高下凡三畈，中下畈以次而受上畈之水，其上畈以次而制中下畈之命。凡水见遏而不下，则弗敢播；旁泄而他注之，则弗敢播。而下畈亦时能窃发其防，以使上中畈之立涸，以故恒蓄争。其争能互为害，而不能自为利。⁽³⁵⁾

8遚堰这样的上下游争水、甚至为争水而械斗的情景在各地的灌溉水利中屡见不鲜，在民间不能自主协调解决的情况下，官府的权威就必须发挥作用，甚至只有官府的介入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利设施尽管不是官府出资，也必须要官府督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所谓“官督民修”这种形式在中国古代的公共工程领域盛行不衰，亦缘于此。那么，朱衣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民之获田利者以次受赋，俾环畈而圩之，毋使旁泄。自上而中、而下，至馆毂之口，凿石为斗门，大者三，小者三十有五，中为官七十余，上溢则版以障之，下涸则启以泄之。凡为条石之以丈计者二千五百五十五，为柱者百四十有四，为槽者十有五，役工至三千三百三十，而赋帑金仅六十余。因与守畈者约：其下畈当受水而不与水者，罚在上畈；不当与水而辄启水者，罚在下畈。其民皆稽颡听约束，毋敢犯。⁽³⁶⁾

用石斗门为堰渠灌溉分水，明代已为常见，关键在于用水秩序的规范、持久。⁽³⁷⁾

郧县武阳、盛水等堰存在同样的问题，万历《郧台志》就多次提到本地区最高长官——巡抚都御史为解决用水秩序问题而直接干预堰渠事务的有关举措。

万历十三年（1585年）都御史方弘静“禁止武阳、盛水二堰上流专利者”⁽³⁸⁾。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元月，都御史叶照“委通判叶钦修筑、疏导武阳、盛水二堰，罪壅泉于上流者，永为定规”⁽³⁹⁾。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都御史章焕“亲视武阳、盛水二堰，发公帑百金疏导，仍禁止绝上流者”⁽⁴⁰⁾。

对上流截水问题如此三令五申，也表明武阳、盛水二堰灌溉水源的紧张及上游截水问题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