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陕南的流移数量
根据原杰的清查结果，成化十二年（1476年）陕南集聚流移72 439口，其中附籍65 377口。必须指出的是，绝不能将此视为明代进入陕南山区流移的总数。成化四年（1468年），巡抚陕西的马文升曾报告进入陕南的流民“不下十万之上”，这是按察司佥事孙逢吉“查勘见数，造册收照”的结果(109)，应相对可信。不过，这也不是明代进入陕南的流移的最高数字。后来，马文升在其《为思患预防事》疏中曾指出：
访得四川缺食之人民流入陕西汉中者，不下十数余万；而湖广饥民流来河南卢氏、永宁者亦不止此；其襄阳竹山等处潜住者亦众。(110)
仅就流移附籍而言，原杰处置之前，陕南山区有正统二年（1437年）金敬抚治的四五万人。原杰处置之后，又有成化十五年（1479年）附籍的11700户，约47560口；弘治二年（1489年）郑时抚治的5246口；弘治十四年（1501年）汉中知府周东编查的13里15000户，约60000口。正德元年（1506年）何鉴、孙需清查出的流移中，明确指出包括汉中、西安、商、洛等地的流移在内，如果照成化十二年（1476年）的分布比例，将附籍的275196户、864115口的16.6%放在陕南地区，那就意味着有45678户，143443口流民落居。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不过，无论如何，以上所举资料已足以证明，明代陕南流民先后附籍的数量已远远超出20万人。马文升甚至有“汉中山势之险尤甚于竹房；流民之多不减于襄邓”之说。
陕南山区部分州县由于收编流移人口而增加里甲编制的情况，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流民附籍的数量。文献有比较明确记载者，如洋县，“明初编户尚止十里，天顺间添五里，成化间因流移在境，都御史原公建议安辑之，授田附籍，编为新民、新兴、怀来、普惠等十五里，而人始稠。嗣郡守周公讳东者又为之增编，新旧共三十六里”(111)。再如褒城县，道光《褒城县志·食兵志》记载，褒城县明代共编有7里，分别是：
在城里，洪武十七年（1384年）羌民田九成作乱，县境人口逃亡殆尽。乱平之后，复设县治，以遗民七十户编立在城里。
新安里，永乐年间编立。
永丰里，正统年间编立。
崇化里，天顺年间编立。
奉化里，成化年间都御史原杰、大理寺吴道宏安集秦巴山区流民时编立。
率服里，成化年间都御史原杰、大理寺吴道宏安集秦巴山区流民时编立。
居仁里，成化年间都御史原杰、大理寺吴道宏安集秦巴山区流民时编立。(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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