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催生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增长带

随着世界经济继续调整和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我国区域发展将从过去的部分人和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转向所有人和所有地区共同富裕的“均衡协调发展”，广阔的后发地区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最大的回旋余地。一方面，随着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的消失、耕地红线触顶、环境恶化等要素条件变化，东部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推动了相关产业向要素成本优势仍较为明显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为中西部地区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进而也为我国加快区域平衡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契机。另一方面，后危机时代，主要发达国家重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转变负债消费型发展方式，压缩进口，并同时采取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层出不穷的新贸易壁垒，挤压了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长，我国外部需求逐渐走弱而内部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相对走强，将导致产业发展集聚从传统的沿海和临港型发展布局，转向人口中心、内陆地区等内需空间较大的地区聚集。尤其是，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启动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将补充曾经推动我国相关区域加快发展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而成为新时期带动中西部有条件地区、环渤海地区、长江沿线地区等广阔区域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必将造就一批具有一定辐射力和带动力的新增长极和增长带，同时这也将为我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国策赢得时间和空间。

专栏2-2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

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自此，“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三大战略成为本届政府实施区域发展的主要施政国策。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指的是构建跨亚欧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于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和2013年10月3日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均借用了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体现了我国继承古丝绸之路开放传统、吸纳东亚国家开放的区域主义，秉持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作为我国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一带一路”依靠我国与有关国家既有双多边机制及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高举和平发展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一战略构想契合了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2月26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习近平主席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要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长江经济带 继长江经济带首次写入201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后，国务院于2014年9月25日发布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和《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年）》，正式提出将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这标志着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与“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并行的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之一。长江经济带涉及上海、重庆、江苏、湖北、浙江、四川、湖南、江西、安徽、贵州、云南9个省2个直辖市，覆盖了全国205万平方公里及超过40%的人口和生产总值。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将有效拉动沿线经济，对我国稳增长和调结构都具有战略意义。

资料来源：课题组根据公开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