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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

时间:2022-10-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马克思在继续哲学批判的同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异化劳动理论是贯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线索,也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影响最深的理论因素。同时,马克思在异化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也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商品化批判起到了直接理论基础的作用。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全面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对异化问题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马克思在继续哲学批判的同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最核心的是他的异化劳动理论,正是依据这一理论,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压抑、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以及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因此,异化劳动理论是贯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线索,也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影响最深的理论因素。同时,马克思在异化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也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商品化批判起到了直接理论基础的作用。

(一)异化劳动批判理论

在马克思之前,已有多个理论家使用过异化一词,而且用法并不一致。到了马克思那里,异化理论的批判色彩愈加浓厚,指涉的是主体的活动及结果反过来成了反对主体自身的力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批判始于对宗教异化和政治异化的批判,但他很快发现劳动异化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异化现象的真正根源,并从异化劳动入手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

马克思是在劳动对象化与劳动异化的对比中来定义劳动异化的。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对象化属于中性概念,它泛指一切主体对客体的作用过程。人在这种劳动对象化过程中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因此劳动对象化是对人的本质的肯定与确证;而异化则是对象化中的一种否定性状况,特指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对象的丧失以及对象对人的奴役。在这种状态下,不再是主体控制客体,而是客体对主体进行压倒性的控制。

在确立了劳动异化的概念之后,马克思进而分析因为异化劳动的存在而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异化。首先,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包括他所付出的体力和智力并没有成为工人应该拥有的财富,却成了独立于工人的客体世界,变成了工人的对立面和敌对力量。其次,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劳动应该是人自愿参与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而言,劳动却成为某种异己的活动,呈现出外在性。这种劳动是属于资本家的强制劳动,是属于资本家、为了资本家的需要所必须进行的一种自我折磨的劳动。再次,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质就在于其自由、自觉的活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创造性实践中,人才证明自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并与动物区别开来。然而,由于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人本身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人与自己的类本质也发生了异化。最后,人与人相异化。由于异化劳动的普遍性,所有人在观察别人的时候,都是以自己作为被异化的工人这一标准进行的,结果就是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必定同他人相对立。

如何克服异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普遍异化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因为被异化而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为恢复人的本质,实现人对人本身的真实占有,必须扬弃异化,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与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密切相关。在私有制的社会中,“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同时,确切地说,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14]。所以,要克服异化劳动的状态,就必须推翻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消除了私有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劳动等的关系得以全面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力量开始展现,异化状态最终被消除。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全面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对异化问题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马克思主要是从生产的角度探讨异化问题,那么在文化领域和生活中的其他领域是否也存在着异化?这为对异化的继续探索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另外,由于马克思所面临的历史使命是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他只能用政治经济学的宏观方式、高度抽象的术语去研究异化,这导致他无法充分地顾及微观领域人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看到了在这个领域继续深入研究的可能,将精神分析学、社会学、存在主义、符号学等方法吸收过来,主要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认为,马克思针对19世纪人类的生存状况提出的异化理论,对认识和解决20世纪人类的生存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在他们看来,异化现象在20世纪不仅没有消失或减退,相反,异化已成为一种人类更为普遍和突出的生存困境。在他们看来,不仅被统治阶级是被异化的,所有人都是被异化了的;人的异化也不只是传统劳动领域的异化,人在所有领域都被异化了。当然,提出异化的普遍性并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首创,卢卡奇也曾谈到了物化的普遍性问题。但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他们指出,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具理性已异化为对人们无所不在的控制,这一点在《启蒙辩证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认为,不仅物质生产领域,就连精神领域也异化为控制人的意识的工具,大众文化就是工具理性在文化领域延伸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作为工具理性的产物已经没有文化的反思、批判功能,相反,它只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图的意识形态工具。在这种严密无缝的异化中,人也必然地被异化,逐渐丧失了主体性

(二)商品拜物教批判

商品拜物教批判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具体和深入。通过这一具体的批判,马克思鲜明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现实表现之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商品貌似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然而对它的分析表明,它又是很古怪的。为了说明商品中所包含的微妙与怪诞,马克思引入了商品拜物教概念。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人崇拜商品。人为什么要崇拜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商品呢?这是因为,在普遍的商品交换和商品关系中,个人要想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只能通过商品交换,商品成了承载人们各种需要和尊严的载体。更严重的是,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致人不能感知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的秘密在于私人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私人劳动,另一方面又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劳动要想实现它的社会性质必须获得以下二重性:一方面,它必须是有用的;另一方面,它的有用性可以同任何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唯其如此才能满足生产者的多种需要。当劳动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能发生社会关系,他们的私人劳动只有在商品交换关系中才具有社会性质的时候,这种社会关系就绝不可能表现为劳动者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关系,而必然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商品拜物教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商品之间的异化与倒置关系,但这只是拜物教的初级形态,商品崇拜的背后是更具魔法的货币和资本拜物教。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取决于商品能否顺利换成货币。“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并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15]于是,货币成为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作为物物交换的中介,货币以物的形式更深地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崇拜货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人的心理,但资本家崇拜的不是一般的货币,而是能够增殖的货币,即资本。资本拜物教的本质就在于:将价值的增殖能力视作资本自有的魔力,而看不到资本所包含的社会关系,将其理解为脱离了现实性的物而加以崇拜。

综上所述,马克思完整地分析了从商品拜物教到资本拜物教的发展轨迹。他认为,正是这三种颠倒的拜物教观念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真实关系被掩盖了。拜物教的实质正是对资本主义物役性本质的颠倒的主观反映。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马克思对这些拜物教现象持明确的批判态度。

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深刻分析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他们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用来分析文化工业,认为精神生产部门加入文化工业生产的行列之后已经与物质生产部门没有区别,人们的文化消费也被交换原则所控制。于是,商品拜物教与物化成了精神文化领域的一种普遍现象。正因为商品拜物教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动机赤裸裸地铭写在文化工业的大门上,商品拜物教成了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此处,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商品化现象的奠基石。正是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大众文化是更注重交换价值的彻底的商品,这一大众文化的商品化趋势导致文化的生产者、消费者都不再关心文化本身的价值,文化产品所带来的交换价值,如名利、地位、金钱才是他们的目的。

“阿多尔诺经常依赖辩证的反还原主义的一个例子,是他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商品拜物教。”[16]阿多尔诺曾指出,商品的拜物教特性不是意识的事实,但在辩证法的突出意义上它产生意识。[17]即商品拜物教是社会现实而不仅仅是心理现实。为说明文化领域的拜物教特性,阿多尔诺提出“音乐拜物教”的概念。他按照马克思的方式,认为拜物教不仅是心理学范畴,也是经济学范畴,其根源在于由交换价值而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社会中的商品特性。在此基础上,阿多尔诺精彩地论证了商品拜物教观念在文化领域的盛行及其严重后果,那就是拜物教已经全面渗透到音乐的创作和接受的环节中;马尔库塞在同等意义上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产品中最重要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文化本身;哈贝马斯说:“市场规律成了创作的内在法则”。这导致文化批判变成了文化消费,批判意识消失了等。这些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家认为,价值规律侵蚀了文化领域,使文化变成了可以盈利的商品,并进而导致从创作者到消费者看重的都不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化所能交换的东西。这无疑是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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