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文化语义的界定

1．4．2　词语文化语义的界定

词义在语义学中一直占有中心地位。从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来看，语义学可以分为语言学的语义学、逻辑学的语义学、哲学的语义学和普通语义学。伍谦光的《语义学导论》也是我国最早而且颇有影响的综合语义学研究著作，对西方的语言学的语义学做了全面介绍（伍谦光，1988），随后徐烈炯出版了《语义学》一书（1990），全面综合性地介绍了西方各种语义理论。20世纪70—80年代，英国出版了三本有名的语义学著作，包括利奇的《语义学》（Semantics，1974，2nd eds．，1981）、帕默尔的《语义学》（Semantics，1976；2nd eds．，1981）和莱昂斯的《语义学》（Semantics，1977），这三本书都属于语言学的语义学。利奇在《语义学》中将意义分为七种：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情感意义（affective meaning）；反映意义（reflected meaning）；搭配意义（collocative meaning）；主题意义（thematic meaning），其中内涵意义指“一个词语除了它的纯理性意义内容之外，凭借它所指的内容而具有的一种交际价值”。（利奇，1998：13～33）利奇将词义研究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之下，他把词的概念意义称之为“理性意义”，其余的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和搭配意义五类意义统称为“联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利奇的这种联想意义相当于邓炎昌和刘润清教授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表述的词的“内涵意义”（connotation）。换言之，我们国内语言学界所使用的“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不同于利奇所言词义的第二类“内涵意义”，中国语境下的“内涵意义”相当于利奇的“联想意义”；而利奇的理性意义和主题意义则是词的字面意义（denotation）。“如果理性意义是语言表达某一客观事物、某一思想概念时所获得的意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指称意义，那么联想意义则是人们在使用语言时联想到的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表达人们使用语言时感情上的反应，并从广义上显示出特定语言集团的社会文化特征，因此有的语言学家称之为社会文化意义（social-cultural meaning）。”（沈安平，1996）词语的这种社会文化意义实际上就是词语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语义或者文化语义。

中国近20年比较有名的语义学著作也对语义进行了探讨。詹人凤的《现代汉语语义学》（1997）认为词义在语义中处于中心或枢纽的地位，现代汉语语义研究应该以词义为中心，但又不应局限于词义，他将词义分为理性义、伴随义、感情色彩、形象色彩、时间地域色彩、言语社团色彩等，伴随义又叫内涵义，它指的是说话时可能暗示出来的附加在理性意义上的意义，他的观点和利奇有相似之处。苏新春的《汉语词义学》（1997）分别从语言结构意义和语言文化意义两个角度入手，在“结构篇”、“人文篇”中剖析了词义的种种成分、特性、演变、系统结构、词义与词形、词义与词的单位等问题。葛本仪先生（1997：217）认为词义分为理性义、色彩义和语法义三类，她在《汉语词汇论》中认为：“词，一旦进入到言语中去，处于动态应用时，社会为其约定的内容则是除认可其静态存在，并以此为基础之外，还要增加它在动态应用中的变化情况，并进而形成具体应用中的动态词义和词的语用义内容。”显然，葛本仪先生这里说的色彩义和语用动态意义都是一种和民族文化有关的语义。贾彦德《汉语语义学》（1999）认为语义学是“研究语义的学科”。陆善采（1993：5～8）认为“词义是概念意义和其他意义的统一体”，分析汉语的词义必须重视分析词的概念意义和各种附加的色彩意义。周建设（2000）认为语言交际是个过程，其步骤包括语义生成——语义传递——语义理解等三部分，语义学是研究语言符号意义的生成、传递与理解规律的科学，其学科体系应当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这一定义反映了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过程与目的，揭示了语义学的一般本质。

显然，一般语义学研究者都认为，词义分表层概念意义和语用内涵意义，“概念意义是在语言交际（包括口头和书面的交际）中所表达出来的词语的基本意义，这种意义被收录在词典里，不和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和现象发生直接的联系。概念意义可以分为若干个语义成分，对概念意义的理解不会因人而异。概念意义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或概括，因此，客观事物变化发展了，概念意义也会跟着改变”。而“内涵意义不是单独存在的意义，而是附加在概念意义之上的意义，它可以因人而异，因不同的年龄而异，也可以因不同的社会国家或时代而异。词的内涵意义常常和客观事物的本性和特点有联系，因此，用来反映或概括客观事物的、属于不同语言的词可以带有相同的内涵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中，某些词的内涵意义可以是相同的”。（伍谦光．1988：134，136）林承璋教授把词的字面概念意义称之为“外延意义”（denotative meaning），把词的引申意义称之为“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他说，所谓“外延意义”，就是字典意义或者说概念意义，即讲一定语言的所有人都知道的意义，相当于一个词项的定义中的定义项，而内涵意义就是一个单词暗含或隐藏的意义（林承璋，1987：69）。

本书认为文化语义就是词语的概念意义所包含或附着的反映该语言使用民族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审美心理、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等民族文化因素的那部分内容，词语文化语义的差异性实际上就是语言民族性的表现。它反映了一个民族认知和观察世界的特有方式和心理，大多数词语文化语义是词语经过反复运用而隐藏在或附着在词汇概念意义上的，它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词语的文化语义是反映使用该语言的民族文化精神的一面镜子，非本族语使用者不能直接从字面上推导出其民族文化蕴含和民族文化精神，只有凭借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知识才能理解词语中的文化意义，这种具有特定文化语义的词语在英文中称之为culture-loaded words and phrases或culture-bound words and phrases。词语的文化语义与国俗语义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认为语言是一个由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组成的多层级、多维度的认知符号系统（参见本书第四章“概念意义”一节），语言是文化的编码符号（参见本书第三章），词语的文化语义不仅体现在词语的表层概念意义之中，而且更多的是隐藏在词语的语用内涵意义之中，但是文化语义研究又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词语的语用内涵意义中，也不应该仅仅是罗列出词语的语用内涵意义，我们应该从语音、语形、语义和语法四个角度研究词语文化语义的语用认知功能。

因此，我们既要从语言使用者和语言环境来研究词语的表层概念意义和语用内涵意义之间的差异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文化因素，同时又要从语言哲学的宏观角度研究词语文化语义的形成原因，即研究客观现实——词语的文化意义——语言使用者的心理现实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考察人在对客观事物进行命名造词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对事物乃至对世界的初步理解，进而如何以符号化的方式“赋予”事物乃至世界以特定的“意义”，而且还在理解和“赋予”中彰显出自己特有的而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存在方式和认知方式。词语是社会客观事物或现象在人脑中的反映，词义从产生时起就根植于某一具体、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民族语言的使用者根据各自生存的客观环境和认知环境阐释他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这种认知解码环境随着人类社会的、民族的、地域的划分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时空特性，这种文化时空特性同时作用于词义的形、音、义等方面，并使词的形、音、义带有民族、国家、区域的特征，这种特征就是词义的民族文化属性，或曰词语的文化语义。

从广义上讲，词义的民族文化性是在每一种语言中都存在，不论是词语的概念意义还是它的语用内涵意义，这是由语言的民族性所决定的，即使是那些反映全人类共有的客观环境和思维方式的词义，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也会有表现形式或表达方式的不同（见第四章“概念意义”一节）。正如申小龙先生（1990）所说：“词义是语言文化内涵的显著表征。一种语言的词义系统蕴含着该民族对世界的系统认识和价值评定，蕴含着该民族的全部文化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