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之意义

一、本研究之意义

“钱钟书先生早就指出：从历史上看，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近年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83]从本章前两节的述评中，我们不难看出，就我国国内而言，目前学界对近代翻译思想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但研究近代翻译思想演进者仍属凤毛麟角，总体来讲现今这一领域亟待完善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近代翻译文学虽然在近代文学研究专著中抢得一席之地，但涉及翻译思想时往往是篇幅小，力度弱。与西方译学研究相对独立、流派众多这样一个纷杂而又繁荣的学术生态相比，中国的传统翻译研究范式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84]的发展脉络。从中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传统译学批评者往往只注重翻译者主体单向度的追求，而对诸如文本本身、翻译的环境、读者的时代背景等翻译客体缺乏应有的关注。

2．在专论近代翻译文学的著述中，论者往往是对近代翻译思想进行宏观评述，或对近代各个著名翻译家的各自翻译主张进行平面式的静态介绍和评价。虽偶有论及不同译者思想之间学理传承关系者，也往往是浅尝辄止，可供进一步挖掘之处仍然很多。但钱钟书很早就提出：“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研究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85]因此，对近代翻译思想进行现代性意义上的梳理和阐发的力度亟待加强。

3．许多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学者出于中国传统文学学术背景，往往采用文学史家的视野去论证近代文学翻译行为以及文学翻译思想与近现代文学创作的关系和渊源，从而将近代翻译思想仅仅局限在近代文学史或近代文学理论的学术范畴之内。与此同时，国内一些拥有西方语言和文学学术背景的译论研究者论及中国近代翻译及翻译思想时又有时因中国文论功底薄弱而略感力不从心，无从下手。因此，“季羡林教授认为，由于中国、印度、波斯、日本、朝鲜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历史悠久的积累，形成了与西方不同的庞大而深邃的、独立的文学理论体系，可惜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往往‘知西而不知东’，这是很大的遗憾”^[86]。

4．如前文所言，“当代译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文化转向、理论渗透和学科整合。其目的是以跨文化视野贯穿全局，并以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主线，重点进行中西译学的跨语际模式研究。这种研究既以文化模式为路径重返历史深度，又以多学科交相阐释以达其文化整合之目的，试图以综合手段，应和当代学术研究的涵摄品位，为译学研究别开生面、重铸学术内涵以及相应的学术范式作出应有的贡献”^[87]。因此，反观这一领域现状可知：我们应有更多的学者深入而又系统地去研究、阐释近代文学翻译思想演进、嬗变的过程。

然而在新理论、新术语层出不穷的西方翻译理论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译学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建树。多元系统理论把历史这一变量引进了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使翻译研究逐渐从对“等值”的无休止的辩论转向挖掘文本产生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和操控因素;以图里为首的描写译学的中坚力量把研究的重点从语言形式的转换转移到翻译在主体文化中的功能及运作过程，而且他们开创性地认为，任何在译入语系统中以翻译形式呈现或被认为是翻译的文本都是翻译。但是在一片理论界的喧嚣之中，冷静察之，我们明显地意识到尽管相关理论成果累累，但运用“描写翻译理论”视野去审视某一历史阶段中某一文学体裁翻译思想及其演变进程的实证性、个案性论著仍是寥若晨星。我们不能忘记，“分析研究某个单一的翻译文本或某单个译者一点也不荒谬，荒谬的是漠视该译作或译者与其他译作或译者有(正面的或负面的)联系这个事实”^[88]。因此，西方译学界宏观的、泛泛的、缺乏实证研究的翻译理论如没有强有力的个案分析作支撑是行之不远的。

乐黛云深刻地指出：“对20世纪一百年比较文学学术史的总结和书写，就是要通过对有关方面的传统学术遗产的梳理、盘点和评说，进一步激活我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同时使新世纪的比较文学从过去一百年的传统中获取足够的营养和应有的启示，以获得健康发展。”^[89]众所周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中小说无疑是骨干力量，而在“晚清民初的小说中，翻译小说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所谓的现代性(modernity)是怎么样在中国产生的?它其实与通俗文学、翻译小说很有关系”^[90]。香港学者孔慧怡在《翻译·文学·文化》一书的《总序》中坦言：“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新学科，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文化层面的探索，但我们对中国翻译传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未达到真正突破性的发展。”^[91]译界前辈沈苏儒也大声疾呼：“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工作(包括对“信达雅”的研究)要真正有所突破，有所进步，就必须对我国翻译理论遗产认真发掘和继承，借鉴国外的翻译研究方法，努力吸收国内外与翻译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包括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化学的研究)。”^[92]

有鉴于此，我们很有必要在现有文学研究者和译学研究者取得的成果基础上，以现代西方“描写翻译理论”为理论参照和考察坐标，对中国近代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以小说翻译为实践基石的翻译思想进行整合，从现代译学研究范式出发，一方面奋力打破长期以来视近代文学翻译思想为凌乱的、不具理论价值的随笔和译后感的偏颇之见;一方面以民族语言文化为立足点，努力用现代翻译理论的视野和系统研究方法对近代翻译思想进行重新审视与诠释，改造之，升华之，使近代翻译思想获得应有的话语权，进而促使学人获得对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全新认知。正如王宏印所言：“以中国传统译论的文本为基础，进行现代译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的诠释工作，不仅是为了清理古典的译论资料，而且更重要的则是为建立现代译论准备条件。”^[93]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增强中国翻译理论与世界翻译理论的对话能力，揭示出我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历史属性和本质属性，进而为构建既蕴涵独有的文化内涵、又融合西方理性研究方法且体现了时代精神和风貌的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体系，实现中西方译学的无障碍学术对话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