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修辞学与语法学、逻辑学及语用学的关系
一、修辞学与语法学的关系
修辞学和语法学是一种既有密切关联又有显著区别的两个学科。两者都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但在研究任务上有很大的不同。上面我们说过，修辞学是系统地研究如何适应语言活动中特定的题旨情境要求，充分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17)，力图将语言的表达和接受效果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的种种规律的科学。而语法学则是“研究语言结构规律的科学”(18)。
一般说来，语法学是研究语言的结构规律，总结归纳语法规则，指导人们正确、明白地表情达意；而修辞学则是研究语言运用的规律，总结归纳尽可能有效的语言表达模式和方法，使表情达意尽可能的圆满。所以，修辞学不仅研究如何正确运用语法规则明白、准确地表情达意的规律，也研究如何适应题旨情境突破语法规范使达意传情效果趋于最大值的一些规律、方式。比方说，汉语句子结构的常式是“主语＋谓语”，我们常说：“你怎么了？”“你”是主语，放于句首，“怎么了”是谓语放于主语之后。这种表达是符合汉语语法的，它传达的是问话人的疑问。孙犁小说《荷花淀》中有这样一段话(19)：
（一）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怎么了，你？”
例（一）水生女人所说的“怎么了，你？”则突破了汉语“主语＋谓语”的结构规则，变成了“谓语＋主语”的结构形式。这一句式结构的改变在表达上具有常式句所没有的特殊效果，强烈凸显出水生女人急切想了解丈夫水生“笑得不像平常”的原因，写活了人物的形象。现代汉语语法学只研究普遍意义的句子结构规则，强调“主语＋谓语”结构形式的“合法性”和表意的明确性、正确性，而不研究句子结构形式与表达效果之间的关系，不探讨提高语言表达效果与句子结构之间的适应关系等规律。
可见，修辞学与语法学之间是一种既密切相关又相互区别的学科。对此，吕叔湘曾有过这样一段生动的说明：
从原则上讲，语法讲的是对和不对，修辞讲的是好和不好；前者研究的是有没有这种说法，后者研究的是哪种说法比较好。从修辞的角度看，没有绝对的好，倒可能有绝对的坏，例如使用生造的、谁也不懂的词语。哪种说法最合适，要看你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对谁说话，上一句是怎么说的，下一句打算怎么说。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要求，有时候典雅点较好，有时候大白话最为相宜。好有一比：我们的衣服，上衣得像个上衣，裤子得像个裤子，帽子得像个帽子。上衣有两个袖子，背心没有袖子，如果只有一个袖子，那就既不是上衣，又不是背心，是个“四不像”。这可以比喻语法。修辞呢，好比穿衣服。人体有高矮肥瘦，衣服要称身；季节有春夏秋冬，衣服要当令；男女老少，衣服的材料花色不尽相同。总之是各有所宜。修辞就是讲究这个“各有所宜”。（《漫谈语法研究》，载《中国语文》，一九七八年第一期）
这种对修辞学与语法学的区别与联系的说明可谓生动形象，通俗易知，可以帮助我们对语法学与修辞学的学科性质有个清楚的认识。
二、修辞学与逻辑学的关系
修辞学与逻辑学也是一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上面我们说过，修辞学是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诸种规律的科学。而逻辑学则是一门“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规则，以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和认识客观真理。”(20)
“从说话写文章的内容上考察思维符合不符合逻辑规则及规律，也就是反映、认识客观现实的方法正确不正确，这是逻辑的事。”(21)可见，修辞学与逻辑学是有密切联系的，两者都必须研究语言。
一般说来，修辞是要建立在符合逻辑规则和规律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连逻辑都不讲，说话写文章连逻辑事理都不符合，那么要想表达得好，也是不可能的。例如：
（二）草莽之作，丘八语言，有极不通而可笑者，如山东军阀韩复榘《齐鲁大学校庆演讲辞》：
“今天是什么天气？今天是演讲的天气。开会的人来齐了没有？看样子有五分之八，没来的举手吧！很好，都到齐了，你们来得很茂盛，敝人也实在是感冒。……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兄弟我双手赞成，就是有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实在太糊涂了！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沈谦《冯玉祥的丘八体诗》）
例（二）韩复榘的一番话，之所以传为笑谈，就是因为它不符合逻辑事理，是“不通”之辞。就表达者韩复榘本人来说，他是想把话说好，在齐鲁大学师生面前“露一手”，显出自己的才学和幽默。但是，他不懂修辞是应该建立在讲逻辑的基础之上的，他连将思想感情正确、明白地表达出来的语言水平也没有，却要妄想妙语生花，自然是要弄巧成拙，丢人现眼的。陈望道提出的“消极修辞”的四项最高标准中，其中就有“意义明确”、“伦次通顺”、“安排稳密”(22)三项是与逻辑密切相关的。可见，讲修辞是不可脱离逻辑的，研究修辞学也就不能不研究逻辑学。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面，修辞与逻辑毕竟不同，修辞学与逻辑学研究的任务目标也完全不同。逻辑要人们用语言表达概念、判断、推理必须符合客观现实，反映、认识客观现实的方法应该正确。修辞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果，有时却要违背客观现实，即违背逻辑事理。从逻辑的角度看，既然违背了逻辑，就是“不通”之辞；可是在实际语言活动中，这种“不通”之辞有时却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显得“无理而妙”。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名作《秋浦歌》中有“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两句，“白发三千丈”的说法明显是违背逻辑事理的“无理之辞”，但是却自古及今，没有人批评李白“文理不通”，却反而为他这“无理之辞”的诗句而深切感动，为李白的大志难展、怀才不遇的境遇抱不平。很明显，李白的诗句从逻辑上看属于典型的虚假判断，是不符合逻辑事理的“无理之辞”；但从语言表达效果上看，却强烈凸显了李白的不平之情，有深切感人的力量，使接受者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并与之达成情感思想的共鸣，为李白的境遇而大抱不平。如果李白的诗写成“白发三尺三，缘愁似个长”，虽然符合了逻辑，是“合理之辞”，但在表达效果上反而远不及“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一“无理之辞”好。又如：
（三）从来没有偏爱过红色，只是在清清冷冷的落叶季里，心中不免渴切地向往那一片有着热度的红。当满山红叶诗意地悬挂着，是多少美丽的忧愁啊！（张晓风《林木篇·枫》）
例（三）“是多少美丽的忧愁啊”，于逻辑上看，是“不通之辞”。因为按常理，“美丽”是一种能引起人们愉悦情感的观感，作者却将“美丽”来修饰“忧愁”，这种说法明显是不符合事理逻辑的。但是，仔细分析，我们却又为作者这样的写法而叫好。它写出了人们对于秋天枫叶红的美丽景观的喜爱之情，也写出了人们对于秋天枫叶红遍之后便是落叶萧萧、万物肃杀的凄凉景象的自然联想，于言语舛互中写尽人生的感慨，言简意丰，发人深思。如果用符合逻辑事理的语言表达出来，说成“叶红时是多么美丽，而叶红之后便是叶落，万物肃杀，那又是多么令人忧愁啊！”虽然这样表达符合了逻辑，逻辑条理也清楚了，但读起来却了无韵味，引不起接受者的兴味和解读快感。可见讲逻辑与讲修辞有时是不能统一起来的，逻辑与修辞不是一回事。
逻辑学只研究如何用语言正确地表达概念、判断和推理，并使之符合客观现实的诸种规律、规则。而修辞学既要研究如何使语言表达在内容上符合事理，形式上符合逻辑伦次的诸种规律、规则，同时也要研究实际语言表达中的内容意义上的“无理”与表达效果上的“趣妙”的矛盾关系及其内在联系、规律。因此，修辞学与逻辑学是一种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很多差异的两个学科。修辞一般要遵循逻辑规律，应该做到“意义明确”、“伦次通顺”、“安排稳密”；但有时又要突破逻辑规约，才能企及语言表达上的“无理而妙”的境界效果。明白了这一点，正确恰当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语言活动中就可以游刃有余了。
三、修辞学与语用学的关系
语用学在西方目前是比较热门的新的语言学分支学科，中国学者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就有介绍引进，目前研究者也不乏其人，现代汉语研究界也有不少学者对此很感兴趣。修辞学与语用学的关系应该说很密切，两门学科之间存在不少的共同性。但是，这毕竟不是同一个学科，两者不能等同起来。
修辞学与语用学相同处不少，例如修辞学和语用学从整体上看都是对语言实际使用中的诸种现象进行研究，总结归纳语言使用的规律，从语言使用的角度解释语言现象；从具体的研究内容看，修辞学和语用学都很重视语境问题的研究；语用学重视研究“语言的间接性”问题，研究“会话含义和会话原则”，修辞学对委婉修辞现象的研究亦与此相通。
至于修辞学与语用学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这一点我们从这两门学科的定义中就可看得很清楚，因为一门学科的定义往往最能较为全面地反映该学科研究的内容和任务。修辞学的定义，除了本书上面给出的定义外，下面我们再以《辞海》（一九八九年版，缩印本）为依据来看修辞学的学科性质：
修辞学 语言学的一门学科。它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即如何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来恰当地表达思想和感情。它揭示修辞现象的条理、修辞观念的系统，指导人们运用和创造各种修辞方法恰当地表现所要传达的内容(23)。
下面我们再以何兆熊所译介的西方语用学的几种比较通行的语用学定义为依据来看语用学的学科性质：
语用学是对在一种语言的结构中被语法化或被编码的那些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Levinson，一九八三）
语用学是对所有那些未能纳入语义理论的意义侧面的研究。（Levinson，一九八三）
语用学是对语言和语境之间对于说明语言理解来说是十分根本的那些关系的研究。（Levinson，一九八三）
语用学是对语言使用者把句子和使这些句子得以合适的语境相匹配的能力的研究。（Levinson，一九八三）
语用学是对指示（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含义、前提、言语行为以及话语结构各个侧面的研究。（Levinson，一九八三）
语用学是对语言行为以及实施这些行为的语境所作的研究。（Stalnaker，一九七二）
语用学是一种旨在描述说话人如何使用一种语言的句子来达到成功的交际的理论。（Kempson，一九七五）
语用学是对语言的使用和语言交际进行的研究。（Akma‐jian，一九七九）
对语用学可以作这样的定义：它是对话语怎样在情景中获得意义的研究。（Leech，一九八三）
上述九种语用学的定义(24)都是西方学者所提出的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通过上列修辞学与语用学的权威性定义的比较，我们便不难发现修辞学与语用学是有相当差异的两门学科，学科性质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研究的任务也不同。修辞学与语用学都重视语境研究，这是最大的共同点。但修辞学研究题旨情境，目的在于总结归纳如何适应题旨情境（即语境）而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方法来恰当地表情达意，重视修辞现象的条理和修辞方法的概括总结，现代汉语修辞学尤其喜爱总结归纳辞格，以此用以指导人们的说写表达实践。从表达与接受两方面看，修辞学更重视研究表达，至少中国传统修辞学是如此。而语用学重视语境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如何在特定语境中获取特定意义，重视对语言行为及实施这些语言行为的语境作分析。从表达与接受两方面看，语用学更注重接受理解方面的研究。总之，修辞学与语用学有不少共同点，但是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两门学科等同起来。我们应该承认修辞学与语用学在研究内容上有重合点，语用学的一些理论对修辞学有可资借鉴之处。修辞学作为一门传统的学科，应该不断吸收诸如语用学这样的新学科的理论营养，以此丰富发展自身，使修辞学焕发活力，永葆青春。但是，修辞学是不能为语用学所替代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思考和练习
一、什么叫“修辞”？
二、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任务是什么？
三、修辞学与语法学、逻辑法的关系如何？
【注释】
(1)本书所下的这个“修辞”定义，基本上是笔者的“一家之言”，虽然廓清了各家对于“修辞”定义的种种纠葛，并尽可能概括吸收各家见解中较合理的基本内核，但仍不能保证就完善而无可挑剔。事实上任何一种学科的基本定义都是最难下的，都是永远不可能做到十分完善的。关于“修辞”定义的各家说法，谭永祥在《汉语修辞美学》一书中（第二页至二二页）作了较详细的罗列，并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对各家说法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评价，读者可以参考，自己也可以比较，择善而从。
(2)“题旨情境”是陈望道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首先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在现代汉语修辞学界已被广泛运用。本书所指的“题旨情境”内涵，具体所指，为了全书行文方便，这里简要作个交代。所谓“题旨”，就是表达者说写时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旨；所谓“情境”，具体说来，可以包括说写时的上下文语境乃至说写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等，还包括说写时的场合，包括说写时所面对的交际对象的具体情况如交际对象的职业、文化水平、心理等等。
(3)见吴礼权《修辞心理学》第三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二○○二年。
(4)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第三一四页，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5)吴礼权《修辞心理学》第二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二○○二年。
(6)此例引见沈谦《修辞学》第二页，台湾空中大学印行，一九九六年。
(7)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四五页，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8)同上书第四五至四六页。
(9)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五四页，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10)吴礼权《修辞心理学》第三四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二○○二年。
(11)《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八三六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年。
(12)吴礼权《修辞心理学》第三六至三七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二○○二年。
(13)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八页，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14)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二四四至二四九页，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15)沈谦《修辞学》第一页，台湾空中大学印行，一九九六年。
(16)沈谦《修辞学》第八三页，台湾空中大学印行，一九九六年。
(17)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八页，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18)《辞海》（缩印本）第四四七页，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九○年。
(19)此例引见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第一三一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20)《辞海》（缩印本）第一一九○页，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九○年。
(21)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第三九六页，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2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五四页，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23)《辞海》（缩印本）第二七四页，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九○年。
(24)以上九种定义均见何兆熊《语用学概要》第八至一一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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