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长江流域人类经济活动与环境互动关系的演变
早在20世纪80年代，钮仲勋、陈桥驿、龚循礼、张建民等人曾探讨长江流域经济开发引发的环境问题，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部分山区和湖区。[127]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进一步从人地关系的角度，从经济开发的方式入手，探讨长江流域山区和湖区经济开发与环境演变的互动关系，研究的地域日益增加，研究的问题逐步深入，如龚胜生认为长江中游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湘鄂赣地区耕地结构空间梯度分布特征，耕地结构影响了大米的生产和输出;[128]吴敌认为清代长江流域农业开发对长江流域森林、土壤、水资源带来的压力，生态破坏后造成的自然灾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129]
关于山区经济开发，横亘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之间的秦岭—大巴山区，是人类最早开发的山区之一，成为长江流域山区开发与环境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历史时期长江流域山区移民经济开发的方式、条件、特点，以及山区经济开发对环境的各种影响。梁四宝、张建民、邹逸麟、王肇磊、梁中效等从经济开发的各种方式，拓展到土地、水、森林等资源利用模式，深入研究了长江中游秦巴山区移民经济开发的方式和特点、国家的应对措施等一系列问题。[130]蓝勇十分关注长江上游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之间关系，认为人口增长是左右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内在因素，三峡东西部环境与经济条件差异导致经济开发的程度、方式有所不同。[131]周尚兵提出唐代长江上游采取人地和谐的开发模式带来良性生态和少灾害结果，长江中下游与林和水争地的开发模式造成生态破坏和灾害频频的结果。[132]郭声波考察了历史上四川农业土地资源利用的五种模式，认为长江上游山区的水土流失与本地耕作方式、垦殖面积、垦殖指数有较大关系，清中叶以后的人口过快增长和过度垦殖导致四川水土流失问题加剧。[133]长江流域其他山区的人地关系研究则相对薄弱，主要有陈桥驿对浙江山区，杭宏秋对安徽山区，龚胜生对湘鄂赣交界山区，黄志繁对赣南山区，王福昌、陈晓鸣对闽粤赣交界山区，傅乐园、杨安华对湘南山区，张启东、石辉对岷江上游山区，颜晓红对浙西山区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山区环境因素对山区农业发展的制约、人口流动和农业垦殖、人口与资源利用方式、经济开发与水土流失、技术引进、社会发展需求和政府决策对开发和水土流失影响等问题展开探讨。[134]尹玲玲通过考察三峡新滩滑坡地质灾害对长江航道、驿传制的影响，研究明清长江中游区域社会中人地矛盾的变化、官府与民众对环境变动的社会应对措施。[135]
长江流域平原地区农业垦殖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三大湖区平原。长江中游江汉—洞庭湖区作为全国的粮仓，学术界对该区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成为研究的热点区域。张建民、张家炎、谭作刚、龚循礼、朱士光、张国雄、龚胜生、吴小平、钞晓鸿等纷纷探讨了江汉平原、洞庭湖区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考察了本地区人口、资源利用、围湖垦殖对环境的破坏等诸问题，提出宋元时江汉平原垸田兴起，明清两代是垸田发展期，清代中后期以后人类无节制滥垦，使本地区人地关系紧张，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136]许怀林针对鄱阳湖区经济开发与环境的问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集中研究了鄱阳湖区历代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成果卓著。[137]陈东有、李少南撰文指出，明清鄱阳湖地区的圩田开发在某些地区起到了防止田地砂碛化、增加植被等积极的环境影响，但在某些地区的不适当开发引发了泥沙淤积、河湖床增高、水体萎缩等环境恶化影响。[138]杭宏秋探讨了唐宋以来对安徽皖江洲渚的利用与疏河行洪之间的矛盾。[139]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重点地区，江南经济开发与环境问题亦成为环境史研究关注的热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邹逸麟、成岳冲、王福昌、赵崔莉等人从人口压力与农业垦殖方式、经济开发与水利建设、过度垦殖与灾害等多角度探讨了江南人地关系演变，进一步推进了长江下游农业开发与环境演变问题的研究。[140]
对经济开发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关注过多，容易形成固定的研究模式和观念，导致忽视人类经济活动的能动作用。学术界应加强探索历史上长江流域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模式，为当今建设人地和谐社会提供借鉴。早在20世纪80年代，斯波义信曾考察汉代至民国时期长江下游水利系统变迁，探讨低湿地经济开发活动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肯定水利系统管理对环境的助益。[141]90年代以后，李伯重、王建革、闵宗殿、陈仁端等开始探讨历史上长江流域出现的生态农业和农业生态系统。李伯重、洪璞、陈仁端等考察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土壤、水等资源的合理利用、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与生态农业等方面，研究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的良性互动关系。[142]王建革、王加华强调江南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在土壤环境改良、灾后农业补救方面的积极作用。此外，王建革建议融合农业史与地理学开展乡村景观史研究。[143]张芳的研究认为清代四川冬水田发展体现了四川农业生产在人口压力之下，人类对长江上游气候、地貌条件等环境因素的适应和利用。[144]惠富平、黄富成考察了汉代江淮地区陂塘水利的发展，认为江淮地区的陂塘水利不仅改善了本地区农业环境，促进农业发展，而且改善了人居环境，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145]周进步、王元浩等人从历史上西湖地区的可持续开发，来探讨合理开发模式对水环境保护的重要性。[146]陈仁端从风水观念、生计、木材商业、生态环境、林业养护、地方社会等六方面，探讨了明清长江中游地方社会对森林资源的良性开发模式。[147]蓝勇、黄权生通过考察近两千年来长江上游地区燃料的换代史，认为燃料换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地区森林生态的压力。[148]郭声波探讨了历史上四川地区大牲畜养殖分布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149]王加华从生态适应性角度研究了近代江南生态环境条件对农业生产过程中耕牛的利用模式所产生的影响。[150]张家炎探讨了清代至民国年间江汉平原农民针对环境变化，在作物选择、谋生方式等方面的适应，张家炎的研究认为环境因素对江汉平原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比市场因素影响大。[151]虽然目前在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良性经济开发、资源合理利用方面研究成果突出，但在长江中上游其他区域、其他环境条件下，人类的良性开发和资源利用模式尚待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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