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规律与道德法则的内在统一

3．2　天道与人道合一：自然规律与道德法则的内在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的另一个基本含义是“天道”与“人道”合一。“天道”，一般指自然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人道”一般指人类行为的客观规律和人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中国古代哲学家大多认为，“天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天道”与“人道”合一，而以天道为本。“天道”是人道的根据，从“天道”引出“人道”。即自然规律与人类的道德法则具有内在统一性，遵循自然规律的根本要求，是确立道德法则，评价人的行为是非、善恶的基础。“天道”与“人道”合一，肯定自然规律与道德法则的内在统一，反映了极其深邃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道德认识价值。

儒家认为“性”与“天”相通，“人”与“天”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基本原则，“德合天地，智周万物”是人的道德生活的最高境界。孔子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说：“圣人之于大道。”（《孟子·尽天下》）他们都认为，自然法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圣人的行为以自然法则为准绳。《易传》以“元亨利贞”表示“天道”与“人道”统一，表示自然界“生养万物”、“通畅万物”、“利益庶物”、“成就万物”的发展规律，表示人类社会“施生”、“嘉美”、“和同”、“中正”等善德的自然根据，把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与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联系起来。《易传》的作者认为，《周易》所揭示的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周易·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系辞上传》）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的规律“道”，是“善之大者”，人类只有认识善，修养成性，才是道德的要义。《易传》的作者还指出：“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其中也。”（《周易·系辞上传》）意思是说，人们明白了乾坤的平易和简约，天下的道理就都懂得了；懂得天下的道理，就能遵循天地规律而居处适中的地位，行为合宜。显然，在《易传》的作者看来，“人道”与“天道”即道德准则和自然规律是同一的。“人道”的合理性在于依据“天道”的根本要求行事。“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彖传》），反映了自然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类社会变革成功的前提。

在儒家哲学中，张载进一步发展了“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他认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诚明就是“天道”与“人性”的同一。“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人的道德与天道的根本法则是一致的，只是表现的形式有变化。“性与天道云者，易而已矣”（《正蒙·太和》）。他认为，人是天地所生，因而人能认识天。人对天的认识，既是人对自我的认识，又是天的自我认识。人的道德的合理性，在于认识“天道”，按天地自然的基本规律行事。程颐认为，“天道”与“人道”是同一个道。“天道”是自然的普遍规律，“人道”是人生的最高准则，两者具有同一性。他说：“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程氏遗书》卷十八）程颐解释《周易》“乾元亨利贞”，把“元亨利贞”这个反映自然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四德”，与人类社会的“五常之仁”联系起来。朱熹继承并发展程颐的思想，把“天道”的生长遂成与“人道”的仁、义、礼、智直接统一起来。朱熹说：“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周易本义》）朱熹“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从“天道”引申出“人道”，把“人道”合于“天道”，即道德法则合乎自然规律，看作是道德合理性的最终标准。

王夫之继承儒家“天道”与“人道”合一的传统，认为“天”与“人”在“道”上有“继”的关系，“人道”与“天道”，存在有机的内在联系。“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尚书引义》卷一）他认为，“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周易外传》卷二），是人的行动的最高准则。戴震则进一步指出：“明乎天地之顺者可与语道；察乎天地之常者可以语善；通乎天地之德可与语性。”（《原善》上）他还说：“天地之德可以一言尽也，仁而已矣！人之心其亦可一言尽也，仁而已矣。”（《原善》上）这些都是对儒家“天道”与“人道”合一思想的生动表述。

道家的“天道”与“人道”合一思想，建立在天、地、人受自然界的根本规律“道”的支配这一观念基础之上。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道”是自然地、自发地产生并运动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德经》第37章）老子认为，“自然”、“无为”既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又是人类生活的最高道德准则，两者是统一的。他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第10章）就是说，生养万物让它们繁殖而不占为己有，使万物成长而不自恃有功，为万物之长却不主宰万物，这既是“道”的本性，也是人的最高品德。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道德经》第73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第81章）老子的“无为”、“不争”，是强调人应绝对服从自然法则，如李约瑟所言，是“杜绝不自然之举”，与自然规律“道”协调一致，采取与周围的环境协调的行动。只有敬重自然规律，放弃人在自然规律面前的“妄为”，才能做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以自然规律的“无为”本性，作为人的“无为”美德的根据。他号召人们效法自然，认识“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德经》第51章）的真谛。他要求人们不要锢蔽自私，以小失大。“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道德经》第24章）他教人法天之无不覆帱，法地之无不运载，法道之无不生成，去私以息争，退身以存公，达到“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道德经》第23章），即以自然界的道与德作为人类的道与德“复归于朴”的最高道德境界。

墨家同样认为，“人道”本于“天道”，人类社会的行为活动应“以天为法”，即以顺应自然规律作为衡量人的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法度。墨子说：“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无所不欲则止。”（《墨子·天志》）

由此可见，儒家的“与天地合其德”，道家的“道法自然”，墨家的“以天为法”，都是强调“天道”与“人道”合一，肯定自然规律与道德法则的内在统一，把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建立在与自然规律协调一致的基础之上。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的这一深刻而重要的生态伦理观念，值得我们在审视当今世界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问题时认真思考和借鉴。

长期以来，哲学界、伦理学界流行着这样的看法：自然规律与人类的道德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和界限，前者属于客观的、“自在”的自然科学领域，反映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后者属于人类的“自为”的社会伦理领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约定俗成的法则，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必然的内在联系和价值一致。正是这种蔑视与自然规律协调一致的浅近伦理观念，导致了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盲目自大与狂妄，造成了近现代以来人与自然环境的冲突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类在实践的教训面前，不得不重新深入探讨自然规律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关系，重新认识中国“天道”与“人道”合一思想的生态伦理价值。

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则是否存在同一性？这是关于自然界与人的精神是否统一的深刻哲学问题。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类和自然界、自然界和精神，具有统一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多次讲到“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他说：“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12]中国“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天道”与“人道”合一，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自然规律与道德法则的统一。中国古代哲学家在几千年前提出的把人类道德法则建立在与自然规律协调一致的基础之上的观点，正成为当今生态伦理学家的共识。美国著名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指出，生态道德是在人类辨识生态系统的机能整体特征，发现其内在固有的道德义务的基础上产生的。“生态道德是与生态规律的指示相一致的”。“尽管人类可以建构价值准则，但是所确定的价值准则必须符合生态系统的规律，并在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发挥价值调节的作用。”^[13]

当代生态科学的发展和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使我们能重新审视自然规律与人类道德准则之间的关系，重新认识“天道”与“人道”合一思想的合理内涵。人与自然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尊重“天道”，服从自然规律，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就是保护人类自身。作为人类协调与外界关系的道德准则“人道”，必须反映和从根本上符合自然规律、生态系统的限定。保持自然生态平衡是人类道德价值的基础。人类的道德价值准则，应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中客观地确定。我们确立的道德准则，必须能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互相协调。这正是“天道”与“人道”合一思想给我们在现代生态伦理方面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