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经费_庆城县教育志

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经费_庆城县教育志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经费

一、明、清时期的教育经费

在明、清时期及明、清以前，教育所需经费还没有具体划分，更没有统一标准和配额，各地相差悬殊。教育经费大多由地方政府筹拨，地方绅士及民众募捐，学田收入和部分学校店铺出租收入作为补充，更多的则由受教育者个人承担。政府筹拨的款项由于没有固定的标准，一般根据经济状况时多时少，加之经济不发达，战争频繁，经费常常没有保障。另外，明、清及明、清以前的政府管理机构对教育事业的管理不很周密规范，教育往往成了地方主要官员的个人行为，对教育经费的投入随意性极大。加之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较低，把教育看作可有可无的事，一遇战事或意外变故，就随便挤用教育经费，使教育事业受到一定影响。

明、清时期及以前的教育设施也十分简陋，县及县以下农村基本上没有设施规范的学校，大多选择旧庙宇或者农村破旧废弃的庄院作为办学场所。由于教员的工薪由受教育者负担，要么导致了教员收入没有保障而放弃从教，要么使受教育者因无力支付经费而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至于教学所需的笔墨纸砚等经费，学生所用的由学生承担，教师所用的从教师的收入中支付，私塾尤其如此。

在北宋咸平年间(公元998年－1003年)，由部署张凝在马岭创办县学，经费由官府拨给，但时间不长。到金泰和元年(公元1201年)制定了“赡学养士法”之后，庆阳府学生员配给官田60亩，由农户佃种，年收租粮以供学校费用，这就是封建社会官府拨付教育经费的一种方式。(www.guayunfan.com)

由于封建社会的办学方式不同，教育经费的筹措渠道也就有较大区别，一般分为社学、义学、私学三种。最早的社学就带有“普及教育”的性质，大多设置于乡村，以50户以上人家为单位创办，办学经费就由集体负担。庆阳县从明代就开始在县境内办社学8所。义学是封建社会由政府筹拨经费设立的免费学校，专收无力交纳学费的孤寒儿童。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庆阳知府金垣生在府治东南创办庆阳府义学，经费全由政府提供。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知府叶绍麟在县治东修建义学1所。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庆阳知府倭什铿额又在庆城傅公祠和北关文昌庙设立义学两处，每年拨付铜钱30串。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知县陈昌抽收落地盐税款，在庆城、西峰各办义学1所，这些义学的创办为无力支付学费的贫困家庭孩子接受教育提供了极大方便。私学是个人或民间所办的学校，也称私塾，办学经费主要由学生分担，有的以当地居民捐助的耕地、粮食、银钱作为基金，有的以逃亡户遗留的土地或寺庙香火地作为学田来维持，学田的田租作为聘用教师的费用，教师的食宿则由学生家庭轮流负担，每逢节日学生还要向教师馈赠钱物以弥补生活之需，私学教师的收入大多比较微薄且不稳定。

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庆阳知府赵本植在原考院的基础上创办凤城书院，共修房室30余间，所用木料、砖瓦全由当地民众所捐，庆阳府还拨入官田100余垧作为书院学田。知府赵本植本人捐4000金贷于商行，以商行息金作为书院经费。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庆阳府知府胡砺锋筹资1200金对凤城书院进行扩建，增修房室24间，购买书籍1300余卷。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司训张海三捐300串铜钱，使董志庆兴书院正式开办。还有商绅捐借股票银1000两本息及拓垦官地300亩拨入书院，作为书院经费来源。据《庆阳府志》记载，在清末时期，庆阳府年拨教育经费合白银约305两，安化县年拨教育经费约590两。

二、民国时期的教育经费

(一)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经费

由于历史原因，庆阳县在民国时期的教育经费分为国民党统治区教育经费和解放区教育经费两种情况。民国初年，国民党统治区小学教育经费大多由地方原有书院经费、教育基金利息及学田收入作为日常费用，有时由于战乱而导致教育经费不足，部分学校就被迫停办。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全县教育经费除用于社会教育外，用于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最多不超过15%。是年，全县设立讲演所2处，年经费55元，阅报所1处，年经费45元。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全县教育经费总支出8123元，其中普通教育支出4690元。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全县13所小学教育经费3109元。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932年－1935年)，全县共拨小学教育经费28276元，生年均4.81元，其中二年制短期义务小学教育经费生年均4．91元。私塾学校除政府补助外，每年收取学生学费2至3元不等，许多学校还以粮食支付。另外，国民党当局为了同陇东解放区争夺知识青年，还特别指使学校为学生全部发放助学金，每人每月发小麦2斗2升，有时还发给少量伙食津贴，对陕甘宁边区来的学生则加倍扶持。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政府下拨全县中心小学及国民学校经费116214元，再加上小学童军理事会和童军团及指挥员经费772元，使全县的教育经费较前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县小学教育的发展。1943年，甘肃省教育厅厅长视察停办的庆阳县立初级中学(现庆阳第一中学)后，认为学校办学质量尚可，即被承认开办，随后为庆阳县立初级中学下拨教育经费32176元，使学校得到顺利开办。1944年，甘肃省教育厅对中小学的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其中:中学全年办公经费为5000元，冬季炭资为15000元，教师平均月薪为240元，但由于战争时期物价上涨迅猛，虽然对教育经费有所增加，但仍然是入不敷出，基本办学条件和教师生活待遇仍然未能得到根本改善。

(二)陇东解放区的教育经费

1934年至1936年，陇东解放区的教育经费由边区政府管理。1937年以后，教育经费由县政府第二科(财政科)管理，第三科(教育科)编制计划并申请使用。在1934年至1938年的5年中，陇东解放区的小学全部实行免费教育，还有识字组、夜校、半日班及冬学，全部免收学费，所需经费都由边区政府直接拨付。教育经费的使用主要是为教职工供给生活津贴及学校简单的办公费用。1939年以后，由于解放区学校的扩大和增多，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难以满足学校所需经费，边区政府教育厅随即作出决定，要求各校自筹教育经费。主要采用动员群众自愿捐款、搞好校产(房屋、森林、营业、养殖)增收和政府对买卖婚姻、赌博、缠足等不法行为的罚款、教育基金利息等方式筹措。民办学校的经费则由群众自己承担，私塾及各种社会教育组织的经费均由群众自己解决。1940年初，县属初小的教育经费、教师津贴由各区统筹解决;各完小的教育经费、民教馆的教育经费及学员课本费、书报费由边区政府教育厅拨付;教育基金利息及校产收益充作各区的教育补助经费。1940年以后，全县完全小学校长实行供给制(津贴制)，完小教师、初小校长实行薪金制。校长每月36元，教师每月30元。

1942年后，中小学教师统一实行供给制。完全小学教师伙食费每人每天5至6角;制服费每人每年单衣、棉衣、衬衣各1套;粮食费除本人口粮外，再酌增1至2人的口粮;津贴费校长每月5元，教师每月4元;杂务人员每月除2元津贴外，每年发棉鞋、夹鞋各1双，毛巾2条，或以市价折合现金发给。中心小学教师每人每天伙食费3至5角;制服费和完全小学相同;粮食费除本人口粮外，根据家庭情况再酌增1人口粮;津贴费校长每月4元，教师每月3元，其他实物供给和完全小学相同。初级小学教师制服费和完全小学相同，伙食、粮食费和中心小学相同;津贴费每人每月3元;实物供给和完全小学相同。民教馆人员每人每天伙食费4至6角，制服费和完全小学相同;津贴费馆长每月5元，干事每月4元，实物供给和完全小学相同。民办小学教师报酬基本以两种形式解决。一种为包学制，教师报酬按学生人数核定，每年两石小麦，教师在学生家轮流吃饭，两石小麦由学生家庭平均分担，一般为每位学生每年交1至2斗小麦作为学费。另一种是以学生人数计算，学生每年交一定数量的小麦作为教师报酬，至于如何使用则由教师自己决定。冬学、夜校教师报酬由当地群众自筹解决，教师在学生家中轮流吃饭，每月分给1斗半至2斗粮食，也有发现金的，标准较小学教师略低。全县各完全小学办公费统一按班计算，每班每月15至20元，书报费每月4元;中心小学按人数计算，30人以下的，每月办公费15元，30人以上的每月增加5元。初级小学按学校计算，每月办公费5至10元，书报费6元，均由县政府三科购发实物和订发书报。民教馆按规模大小每月办公费和书报费分别为40至80元或80至150元。这些经费主要来源于群众捐助、教育资产收益及学校生产收益。从1942年开始，全县教育经费以教育资产收益、税收和税收附加为主要来源。陇东中学经费虽然仍由边区政府教育厅直接拨付，但由于战争影响和交通运输不便等困难，有时办学所需经费和物资就不能按时运到，粮食蔬菜和服装都是学校组织师生开荒种地和纺线织布解决的。到1944年底，全县教育经费共计174144元(流通券)，居陇东分区各县之首。1945年开始，全县教职工全部改为供给制，半年每人津贴100元，全年衣服3套(冬衣半套)，单鞋2双，棉鞋1双，毛巾2条，伙食费标准和行政干部相同。同时，陇东分区将税收的10%作为陇东中学的补助经费，剩余部分的60%作为全县的教育经费。到1945年底，全县教育经费总支出921816元(流通券)，仍居全区之首。陇东中学教职工全部采用供给制，每人每天标准较前均有提高。小学校长、教师也全部实行薪金制。到1946年底，全县教育经费支出为2440000元(流通券)，远远超出区内其他各县水平，充分显示了全县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和边区政府对教育经费的巨大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