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实务研究

新闻实务研究

总体上来看，2007年的新闻实务研究，延续了2005年、2006年的一些热点话题，比如党报改革、融合新闻、民生新闻、博客新闻、新闻评论、采访付费等。另一方面，由于新闻实务研究与新闻实践结合得最为紧密，而2007年又是新闻实践的“多事之秋”，研究者往往立足于新闻实践中的某个环节、某篇报道，敏锐地发现问题，并结合新闻理论进行解剖和分析，寻找问题原因，探讨解决办法。新闻实务研究先天所具有的贴近实际、目标明确、导向作用强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在2007年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新闻采访

1．新闻来源

在整个新闻生产的过程中，采访是第一个重要环节，而新闻来源又是采访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随着党报改革的深入和一系列“媒体审判”事件的出现，新闻来源的重要性又一次凸现出来。

有研究者认为，新闻来源的保护是各国新闻界都难以彻底有效解决的问题。新闻工作者从伦理角度出发对新闻来源的匿名保护，在面对法律时往往沦为空谈；新闻实践中泛滥的匿名策略也会对新闻本身造成损害⁽¹⁾。

财经新闻报道中存在不直接抨击对象的隐匿的“媒体审判”现象。如无处不在的“消息人士”；不审慎的揭短报道；凭蛛丝马迹揣测案件结果。这不仅损害我国法治化进程，损害媒体审判对象利益，更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²⁾。也有文章介绍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西雅图时报》新闻采访部高级主任编辑巴那金斯基针对消息来源“匿名”情况说，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消息来源要有名有姓，而且尽量用直接引语⁽³⁾。不过，匿名其实还涉及保护“新闻线人”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新闻线人”的产生源于媒体的激烈竞争，从本质上说从事的是一种交易行为⁽⁴⁾。

还有的研究者提出，正确使用新闻来源是提升媒体公信力的基本要求。媒体不仅要提供最新的新闻事实，而且最新的新闻事实是由最权威、最可信的新闻来源提供的。新闻市场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新闻媒体争夺新闻来源的竞争。使用新闻来源必须符合新闻规律、新闻职业道德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⁵⁾。

2．新闻策划

其实，新闻策划是新闻实务研究的老话题，前几年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出现“降温”趋势。可是，一连串经过新闻策划后采访报道出来的“策划新闻”，再次让研究者关注起了新闻策划这柄双刃剑的长处和不足，让这个老话题再次“升温”。当然，研究者的着眼点放在了新闻策划的尺度把握、新闻策划与新闻炒作、假新闻的界定上。

有研究者认为，新闻报道策划的主旨是通过“新闻策划”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客观上要求报道者注意资源开发的适度。目前，在新闻资源开发方面的不适度，主要表现为“不足”与“过度”。其中，“不足”表现为有些新闻报道脱离新闻事实孤立存在，一些内容相互重复的一窝式的宣传也时而可见，使得新闻资源难以充分发掘其内在价值；而“过度”的开发却又形成了对资源超越了现实的需要，甚至违背了新闻传播的规律和原则，造成滥用⁽⁶⁾。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在新闻策划的实施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两个方面的“度”:一是宣传要适度，不能炒作过头，产生副作用；二是投入的代价要适度，也就是说，策划带来的实际效益必须大于实际投入⁽⁷⁾。新闻策划是新闻传播的一种程序化的计划、组织、整合、实施的过程，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传播形式的“策划”，任何对新闻事实的策划都会背离新闻真实性原则⁽⁸⁾。

也有学者从新闻策划中新闻事实的生成机制着眼，认为新闻策划只能决定事件的产生，不能决定事实的性质。新闻策划不是对事实的策划，而是对事实的显现。事实的总体包括显事实和潜事实两大部分。潜事实只具有事实元素，却不具备可资报道的新闻要素。新闻策划活动一般都是围绕新闻要素展开的，完备的新闻要素可以构成完整的新闻事件。新闻策划就是通过策划具有结构力和浮现力的新闻事件，以新闻形态来显现那些无形的、潜在的、不具有表现能力的潜事实或者说弱事实。新闻策划不是策划事实，而是策划新闻形态或者说是策划新闻事件⁽⁹⁾。

还有研究者结合记者“介入”新闻的问题，提出记者的策划性介入并不等于说就可以主观臆造、夸大虚构或任意摆布“事件”。这与其说是“新闻策划”，不如说是媒介“作秀”⁽¹⁰⁾。学者丁柏铨认为，新闻业内普遍存在的讲故事的热情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新闻信息更有效地传播，使受众更乐于接受新闻信息；另一方面，如果把握不当，也会影响记者对于新闻事实本身价值的判断和思考，有可能对新闻价值很小而故事性很强的内容大加报道，使受众沉醉于故事性而疏于理性的思考⁽¹¹⁾。

到底如何界定新闻策划与新闻炒作、假新闻？学者赵振宇认为，新闻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报道是第二性的，没有发生的事实或该事实完全是凭空生造出来而且又是实际生活中没有或不可能发生的，这就是源头造假，为害最烈⁽¹²⁾。有研究者结合新闻策划“三分法”提出，微观新闻策划已不仅是一种新闻理念，同时也是一种运作手段，并有走向职业化的发展趋势。“新闻策划”与“策划新闻”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策划新闻”顾名思义是要在新闻事实尚未发生之前，就按照主观意志去培植新闻或导演新闻乃至制造假新闻。先有新闻事实，再有新闻策划及其报道，这是三个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重要环节⁽¹³⁾。新闻策划以客观新闻是否存在为策划的前提条件。而炒作可以通过发起活动实施预设选题，或者幕后指使人做“有新闻价值”的圈套，然后来报道活动中、圈套中的新闻，不符合新闻的本质意义⁽¹⁴⁾。新闻炒作实质是新闻策划的一种异化，是策划过度、强行策划、编造新闻事件、违背新闻规律及良知的行为⁽¹⁵⁾。随着报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媒体置新闻规律于不顾，盲目追求“卖点”，不负责任推崇所谓“新闻策划”。最值得新闻界反思和警惕的是商业利益驱使下的商业炒作⁽¹⁶⁾。

对新闻报道策划进行有效的控制，有学者认为是确保新闻报道策划获得预期社会效益的重要手段。这些手段包括:政府通过法律规章制度和党政方针政策或纪律对新闻报道的控制、社会舆论的反馈控制和新闻机构的内部控制⁽¹⁷⁾。在策划新闻报道时，忌闭门造车，人云亦云；在实施新闻报道的策划时忌刻舟求剑，虎头蛇尾⁽¹⁸⁾。新闻策划不存在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怎样做的问题。只要坚持新闻选题的客观性和加强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这两项基本原则，新闻策划就能给节目带来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¹⁹⁾。

3．博客新闻与公民记者

如果说2005年是“中国博客大众化元年”的话，2007年则是博客新闻发展走向成熟的一年。博客新闻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对传统媒体的影响、管理机制和受众心理。而伴随着手机短信、博客、播客等个性化传播形态的蓬勃发展，一种新的称谓开始出现，那就是“公民记者”。

有研究者认为，由于博客自身所具有的突发性、参与性、开放性等特点，在新闻传播中，传统媒体正日益受到挑战⁽²⁰⁾。也有研究者认为，博客和播客带来的新的传播方式正在冲击着以传统新闻媒体为代表的单向政策传播体系，共享传播正在成为分散于小众中的政策解读方式。但传统媒体拥有它们所无法比拟的品牌和各种资源优势，有着非常专业的新闻采编队伍和严格的新闻操作流程。博客和播客的力量部分来自传统媒体⁽²¹⁾。也有研究者提出，传统媒体应主动将传统新闻传播方式变为传统媒体→博客、网络→传统媒体，形成互动，产生变量效应。实质上，这是对报网互动的进一步拓展⁽²²⁾。

对于近年来兴起的记者博客现象，有研究者认为，记者博客兴起的原因是记者博客成为发布和传播新闻的良好载体，其内容带给网民极大的吸引力，成为记者职业工作的辅助工具，成为传统媒体、网站与记者实现双赢的有效途径⁽²³⁾。新闻博客是聚合的博客新闻平台，记者博客是新闻博客与博客新闻的主流传播形态⁽²⁴⁾。

有研究者认为，博客网站内容方面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博客网站商业化的运作，使得网站为了点击率迎合甚至培养受众“病态”心理；②博客作者本身素质良莠不齐，博客新闻缺乏公信力，难以保证其真实性；③对于博客的传播没有有效的法律和法规加以规范⁽²⁵⁾。博客新闻在现实中的传播状况远未达到具有影响的传播力度，倒是其自身的局限和存在的悖论，终结了自恋般的博客新闻崇拜。作为一种正在上升势头中受到普遍崇拜的新的传播形态，博客新闻无法完成人们过高预期的任务。其中的症结在于:博客新闻首先存在着新闻精神、发布身份和发布权利的尴尬，更加重要的是，博客作为“自媒体”或是“新媒体”，其发布过程的监管缺位，使得自身的公信力在实践中必然存疑⁽²⁶⁾。于是，有研究者建议，我国可以从法律与自律两个层次构建双层次博客管理机制。一是加强互联网立法，加强博客的网络法制教育；二是建立博客自律机制，包括博客道德自律和技术自律。⁽²⁷⁾

厦门PX项目迁建是2007年的重大新闻事件，在这个事件中，“疯狂传播短信的那100万厦门人似乎正是‘公民记者’”⁽²⁸⁾。此事件前后，许多学界研究者发表论文，认为PX项目事件中除传统的人际传播外，手机、网络论坛等等，使意见表达有了更快捷影响更广泛的渠道⁽²⁹⁾。

也有研究者认为，市民新闻（也称公民新闻或者草根媒体）是一种崭新的新闻理念和操作实践，它不同于传统的以媒介社会责任理论为代表的新闻观，也不同于西方近些年兴起的公共新闻和民主参与理论的新闻观。市民新闻以博客为主流表现形式。市民新闻对传统媒体的“守门人”构成了消解⁽³⁰⁾。也有研究者从“公民新闻”的发展现状与问题出发，认为中国“公民新闻”还处在初级实验阶段，代表着新闻事业发展方向，还存在机制问题和“去农民化”倾向⁽³¹⁾。还有的研究者提出，真正到了手机时代，中国的媒体差不多就进入了公民时代。到了公民时代，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记者，每个人都可以报道身边的新闻⁽³²⁾。

当然，这一切也给新闻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学者喻国明在接受记者就“3·15投诉网事件”的采访中说，如果记者在个人博客上发表未被原单位采用的稿件，严格地说这是新闻，但以网站日记的方式发布，实际上达到一个广泛传播的结果。可是，这样的行为既不是商业性的，也不是主动发布的新闻，相关部门不可能按对新闻的规定来处置⁽³³⁾。

4．付费采访

2007年对于付费采访的研究，更多地把付费采访放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来考察，研究主题主要是付费采访的性质和界限，目的是规避其负面效应。

有研究者从付费采访产生的社会背景入手，认为社会转型是当下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付费采访”现象就是无法回避的一个价值冲突问题，在推动对个体劳动价值的尊重、促进民主建设、强化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提高记者新闻业务能力方面有积极意义，但也会导致采访对象沽市谋利，影响公共利益，媒体垄断采访，降低新闻品质，采访行为异化，腐败潜滋暗长，并提出解决思路，即严格区分公共与个人两类不同信息，设法提高广大受众的新闻素养⁽³⁴⁾。也有研究者提出，新媒介生态下的新闻生产过程，使得新闻采访活动具有了经济性特征，“付费采访”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能简单的商业化，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³⁵⁾。

有学者提出，付费采访应遵循一定的界限，即:公共人物披露公共信息不得收费；具有一般新闻价值的事件或者人物接受采访不应收费；媒体不能采用付费方式垄断公共信息⁽³⁶⁾。也有学者提醒，要注意:规避付费采访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消解媒体对公共领域的建构；媒体产品的商品属性空前膨胀；妨碍媒体正确保护知识产权；影响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³⁷⁾。

二、新闻写作

1．党报改革与典型报道

在2006年党报改革的探索中，研究者们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态势。而在2007年，这一研究态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研究者们再次把视角“回归”到曾经聚焦的典型报道创新和改变党报话语体系上，而且还使用了网络抽样调查的新方法。

2007年初，很多读者在网上对《农民日报》刊发的典型报道《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县委书记黄爱国》表示反感，讥之“肉麻”。有研究者认为，典型报道的出路在于: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掌握好分寸，说话切忌过满过绝，要把“典型”当人来写；以事带人，用“事实”说话，让群众出来说真心话；报道先进典型，记者更需坚守职业道德等⁽³⁸⁾。还有研究者认为，英雄模范正从“高大全”的神龛走向平民化，典型报道既有浓墨重彩也可轻描淡写，既振奋于“倾盆大雨”也感受“润物无声”⁽³⁹⁾。

学者丁柏铨等考察30年来报纸的典型报道，认为直面现实矛盾、取用平民视角、触及情感世界、进行细节描写四个问题特别重要。他在观察近年来的典型报道之后，总结了五大变化:更注重报道的精心策划和优化整合；从诠释作者理念转向展示人物本身；努力进行细节化、情节化写作；注重活生生的人具有的情感和心理；典型报道的选取标准趋于多元化⁽⁴⁰⁾。也有研究者结合典型报道的“人本化”新形态提出，典型报道正从由媒体和政治合力主导的政治话语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广泛社会心理认同的典型报道的公众话语时代；典型报道应选择老百姓认可的典型，让更多受众了解典型，还原典型人物本色，带着感情讲述典型故事，使典型报道遵循新闻规律，坚持以人为本，回归到受众本位。还有研究者从受众对当今典型人物报道的对抗式解读分析入手，阐述“人本位”的回归、多元化的思想与阶层、典型报道新闻宣传主题的单一、“媒介中人”与“现实中人”的对比反差等是造成对抗式解读的原因⁽⁴¹⁾。

另外，在2007年，定量研究方法也被引入到对典型报道宣传效果的研究中。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课题组通过对“首都新闻院系学生对网络上先进典型人物宣传的接触程度和认知态度”情况的分析，建议由有关部门组织专门力量建立先进典型人物宣传数据库，创新宣传的形式和手段，将先进典型人物宣传的经典案例引入课堂⁽⁴²⁾。学者栾轶玫选取了10个中央主流新闻网站研究后发现，目前中国的典型报道虽然仍属规定动作，但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与传统媒体典型报道不同的重大改变，宣传效果较以往有明显提高，在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如何使“规定动作”更加“优美且具观赏性”是下一步国内新闻网站要着重考虑的方向⁽⁴³⁾。

2．传媒歧视

2006年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重要内容。具体到传媒，2007年关于“传媒歧视”问题的文章多起来。学者陈力丹将其列入“2007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二个新鲜话题”⁽⁴⁴⁾。

研究者们指出，当下新闻报道中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身份歧视以及年龄歧视、生理缺陷歧视等问题。这是由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经济利益的诱导，新闻工作者视野的狭窄性，人文关怀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实际上，对传媒公平正义构成挑战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理念。在社会转型期，传媒工作的社会效益优于传媒和传媒人利益的理念，对于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有利，但对传媒的经济效益和成本不予核算，因而造成维持新闻生产运转的经济成本难以维持，持有新闻专业理念的人个人利益成本付出较高，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消除传媒歧视，除了强化个人的专业主义理念外，还需要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媒介制度⁽⁴⁵⁾。有研究者从“传媒歧视”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负面影响角度入手分析，“传媒歧视”造成一些人陷入“物质贫困——信息贫困——物质更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放大了弱势群体的负面形象，有可能使他们受到不公正的社会评介；在无形的信息鸿沟和有形的财富鸿沟共同作用下，社会两极分化日趋明显；加剧信息流通的失衡、有碍广电媒体自身的发展。⁽⁴⁶⁾

研究者们认为，传媒关注弱势群体，是消除传媒歧视、实现引领和维护公平正义的途径之一。有的文章强调，社会和谐的追求目标应是彼此宽容、尊重少数人与弱势者，不再利用强势和多数而专断。因此，和谐的起点在话语体系中的表现应该是:实现话语权分配的公平，达成话语力量的均衡，各方话语主体都有适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在现实中，一些社会群体成员是缺乏话语权的，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这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冲突的基因。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依赖传播沟通，但传播资源的均衡配置和传播力量的对称结构无疑是有着解决问题的重大价值⁽⁴⁷⁾。有的文章指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不仅仅涉及制度问题，还涉及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在这一方面新闻传媒大有可为。”还有的文章为此提出若干改进措施:拓展亲民性的信息运作方向，使新闻传媒的内容、活动平民化；对一些传媒组织“富人俱乐部”的行为偏向，予以纠正和进一步的防范；维护公平和正义的舆论引导；关注和监督社会的正义运作。同时，对公民个人的困难和烦恼，进行排解和帮助，但主要着力点应放在协助建立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上。特别须注意的是，防范对一些“伪问题”的炒作⁽⁴⁸⁾。

3．融合新闻

在2006年新闻业务研究中，我国学者对“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的研究投入了巨大热情。其主要特点是将多种媒体的新闻传播活动整合进行，采用多媒体、多渠道的方式传播新闻。2007年这种研究的热度依然不减。

学者高钢认为，媒体融合是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其趋势性特征表现为:多媒体信息在同一平台上的能量互补；各类媒体之间的信息能量交换；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信息能量交互；外部产业对传媒业的能量支持⁽⁴⁹⁾。

学者蔡雯认为，“融合新闻”是对传统新闻传播范式的整合与重构，新闻传播主体在由职业新闻工作者独家垄断转变为职业人员与社会公众共同分享，新闻信源也随之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①这种改变也使得新闻传播效果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新闻媒介组织对新闻传播的控制也越来越难；②报网互动、台网互动，以及通过组织机制改革实现集团内部的资源共享、流程再造，能为区域性媒体打破传播的地域限制提供渠道和平台，直接带动媒介影响力的增强和经济效益的增长；③随着传播手段和方法的改变，对新闻传播内容整合加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如何对内容精准定位、对表现方式适当选择、对传播流程有效地进行控制与管理，成为所有新闻媒介面临的新问题；④相对于融合新闻对新闻采编人员的要求，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加快改革步伐⁽⁵⁰⁾。她还认为，传统媒体的转型，最大的改变不是强化发现和采集新闻的职能，而是强化加工新闻和信息的职能，也就是要通过对新闻与信息的整合提升内容产品的品质和价值，使新闻与信息传播进一步延伸到知识与服务领域，并不断通过裂变与聚合形成新的内容产品，从而促成媒介集团中产品链和价值链的生成。内容重整与组织重构将成为传统媒介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策略，整体策划与内容共创将引领新闻报道创新⁽⁵¹⁾。

学者彭兰认为，新的技术也许会使现有互联网成为一个整合的平台，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真正意义上的全媒体。媒体的融合不是简单地消灭现有的各种媒体，而是在继承每一种媒体优势的基础上，去创造能更好地符合信息传播规律、更有生命力的新媒体。在媒体融合的趋势下，新闻传播的整个格局也将得以重塑⁽⁵²⁾。还有的学者指出，从长远看媒介的融合，也不止于内容的融合，更应是从媒介形态、结构、技术、功能、流程乃至传播方式的融合；新闻报道方式从平面化的线性方式，转为立体化、个性化、互动化的全新方式；是从“一”型媒介向“X”型媒介的转变，除了扫除技术障碍、市场发展需要之外，还需要产业政策与管理架构等政策层面支持。也有研究者从融合新闻的特点入手，认为在新闻业务整合化、新闻载体数字化、视觉传达多样化的融合新闻将是新旧媒体走出“瓶颈期”的必然选择⁽⁵³⁾。

学者孟建等也对“融合媒介”研究表示关注，从媒介融合作为媒介变革理论的变革与迷思、“数字终端”数字技术对媒介边界的消解和转向媒介融合的“网络播客”崛起等方面入手，探讨媒介融合正从更深层意义上建构媒介化社会的社会意义和个体意识，并最终成为推动媒介化社会形成的核心动力⁽⁵⁴⁾。

4．多种题材报道研究

（1）调查性报道

尽管调查性报道的研究由来已久，可是2007年的调查性报道研究主要着眼点放在了传播策略、行为底线上，既有宏观历史回顾，也有个案聚焦。

有研究者认为，调查性报道改变了传统的新闻观，改变了记者的思维模式（由呈现式思维过渡为发现式思维，由单一性思维过渡为立体性思维），冲击了传统的倒金字塔结构，保护了受众的知情权⁽⁵⁵⁾。也有研究者认为，调查性报道的传播策略是将客观调查与个人体验相分离；平衡是一种传播真相的生存智慧；连续报道是可作为抗辩事由的报道方式；充分发挥媒体间的议程设置作用⁽⁵⁶⁾。有研究者从暗访手段的限制、真实的界定和商业化带来的冲击三个方面对调查性报道的尴尬作了剖析⁽⁵⁷⁾。有研究者指出，尊重公众的表达权，全面反映新闻事实的诸多方面和合理协调“主我”与“客我”的矛盾是调查性报道平衡原则的体现⁽⁵⁸⁾。

有研究者反思调查性报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认为:部分调查性报道沦为政治斗争的锐器；成为少数媒体或记者追名逐利的手段；缺乏人文关怀；引发法律争议；造成客观真实与“媒介真实”的偏差；造成部门乃至国家利益的损失⁽⁵⁹⁾。

有研究者立足中国期刊网上发表的与调查性报道有关的文章，试图对中国调查性报道研究作一全景式的描述和归纳，总结研究成果，分析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空白点，以便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参照⁽⁶⁰⁾。还有研究者就央视《新闻调查》等有代表性的媒体调查性报道栏目进行了剖析，经过对该栏目的参与观察式研究，并结合对现任制片人的访谈，描述了《新闻调查》当下的处境、栏目采取的应对策略，并且对导致其不利处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对节目话语维度与现实责任意识的阐释与分析，提出了在现实语境下调查性报道话语维度与责任的践行标准与方式。还有研究者将中美电视调查性报道的两个典型栏目CBS《60分钟》和CCTV《新闻调查》进行比较，运用平行比较和影响比较两种研究方法，通过节目形态、节目运作、新闻理念、话语空间等各个方面的比较，为我国电视调查性报道的现实发展寻求理论依据⁽⁶¹⁾。

（2）民生新闻

2002年以来，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的电视民生新闻风起云涌，形成了遍及全国的民生新闻浪潮。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低俗、庸俗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如何促进民生新闻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如何提高民生新闻的质量与品位，成为目前中国新闻界面临的重要命题。

学者时统宇认为，民生新闻是近年来中国电视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看点、卖点和利润增长点。电视新闻的世俗化倾向彻底抹平了新闻特权和垄断，大大推动了新闻的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世俗化传播方式和方法，无疑为改变以往意识形态那种逼使大众接受的强迫方式，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径。同时，新闻传播的导向是中国电视的底线，电视新闻的本质不是娱乐。“主流新闻的边缘化”和“边缘新闻的主流化”都是不正常的。电视新闻的世俗化倾向和平民化追求，不能成为庸俗化和游戏化的挡箭牌，严肃新闻最忌讳娱乐化和游戏化⁽⁶²⁾。还有研究者将民生电视新闻概括为生活、生命、生存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生活状态”反映了观众的“知事”需要；第二层次“生命状态”反映了观众的“知情”需要；第三层次“生存状态”反映了观众的“知理”需要⁽⁶³⁾。

也有文章提出，“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只是需要关注吃喝拉撒”，“千万不要只沉湎于日常的琐碎鸡毛蒜皮之中，必须看一看远处，这才是媒体更重要的职责所在”⁽⁶⁴⁾。也有人撰文认为，民生新闻虽然以百姓生活点滴为报道的基点，但同时应兼顾国家的大背景大环境，以此增加新闻的权威性和厚重感⁽⁶⁵⁾。更有研究者提出民生新闻的伪民生性，主要体现在背离民众生活原貌、麻木民众思想、破坏社会正常规则、“民生秀”欺骗民众等方面。当然，民生新闻无论在选材上，还是在报道观念上，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开拓报道领域，用民间的视角捕捉富有时代气息的大主题；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构建主流民生；从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引向对群体、社会的关注；挖掘内涵，多做深度报道⁽⁶⁶⁾。

学者刘保全认为，民生新闻的缺陷和不足，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是通俗化正逐渐沦落为低俗化；二是娱乐性正演变成暴力化倾向；三是强行侵入百姓隐私，成了少数人“窥私”的工具；四是在舆论监督中的越位；五是同质化倾向明显。在具体操作上还应正确处理好下述几个关系:一是通俗与低俗的关系；二是到位与越位的关系；三是小视角与大视角的关系；四是关注城市、市民与关注农村、农民的关系⁽⁶⁷⁾。有研究者提出，关注民生问题的同时，应把握好新闻报道的“深浅”:关注民情民意，不能跨越保持社会稳定和谐这个“度”；采写民生新闻不能偏离“客观报道”这个“度”；慎重把握苦难报道中的“度”⁽⁶⁸⁾。还有研究者发现，无论是产生的历史动因还是新闻内容和传播形式的选择乃至评价体系的建构，民生新闻始终遵循着商业化社会的消费逻辑⁽⁶⁹⁾。

学者董天策引入科学社会学的范式理论，对民生新闻作了重新解读，提出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并全面梳理了其具体内涵与产生过程，进而对民生新闻的价值与意义作了新的体认，有助于深化对民生新闻的科学认识。他认为，作为一种新闻传播范式，民生新闻的独特内涵主要包括:①题材选择上的民生内容；②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③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④报道方式上的民众话语。当然，民生新闻传播范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升华，特别是要处理好以下两个关键的问题:其一，科学对待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的关系，尤其是科学看待民生新闻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其二，正确认识民生新闻传播范式与其他新闻传播范式的异同，特别是要弄清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的关系。如果着眼于本体性层面，不难发现民生新闻传播范式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独特价值:首先，开拓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空间；其次，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创新路径；再次，建构了一种富有中国文化底蕴的新闻理论⁽⁷⁰⁾。

（3）会议新闻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后，理论界对于改善媒体的会议新闻报道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有研究者认为会议是新闻“富矿”。要转换报道观念，改变报道套路，从会议本位回归到新闻本位；会前做好策划、积累，及早介入实质性内容；会中动态策划及时跟随，做到编辑记者有效沟通；“会上”、“会下”见缝插针，深入采访，把隐藏的新闻“挖”出来；关注会外反映，会内会外联动，会后专题性深度报道及时跟进，使报道内容更加丰富⁽⁷¹⁾。也有研究者认为可以从受众意识、创新策划、新闻敏感三个方面来铸就会议新闻“精品”⁽⁷²⁾。

（4）体育新闻

2007年是北京奥运会前的最后一年，研究者们都把目光投向了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出现了一系列比较有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

有研究者从体育报道娱乐化入手，提出传媒的市场化运作是体育报道娱乐化产生的原动力，体育与大众传媒共有的娱乐功能是体育报道娱乐化产生的基础，大众文化心理为体育报道娱乐化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需求⁽⁷³⁾。也有研究者通过文献资料法、理论分析法，对我国体育新闻报道娱乐化、事件国际化、人物本土化、报道自由化、语言战争化等特点进行了理论分析⁽⁷⁴⁾。对体育报道中的假新闻，有研究者对体育新闻报道的意味、体育事实的编辑加工过程、体育事实的恒久性、体育新闻报道的阶段性、体育新闻报道的立场问题进行了阐释，提出了中国体育虚假新闻产生的核心原因，即无意识的扭曲事实和有意识的捏造事实⁽⁷⁵⁾。

有研究者认为，媒体自律对遏制媒介体育畸变有着重要的意义，提出强化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是基础，加强媒介从业人员的业务素养是前提，规范新闻媒体内部管理机制是保障，广泛采取社会监督是媒体自律的主要渠道⁽⁷⁶⁾。也有研究者就体育新闻报道的人文性及其中蕴含的人文关怀进行了阐述；或提出了体育新闻报道应秉承传播体育文化的宗旨，维护体育新闻的公正性，在满足受众心理需求的同时应避免极端化和低俗化⁽⁷⁷⁾。

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至，有研究者认为:新闻从业者应超越“金牌情结”，把握人文关怀；突破民族本位观念束缚；要具有平民化情怀；突出体育报道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⁷⁸⁾。

（5）“三农”报道

2007年“三农”报道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对“三农”报道得失的回顾和思考。有研究者认为，“三农”报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报道主角的边缘化，报道所属资源的边缘化，报道传播效果的边缘化，报道行为主体的边缘化。大众传媒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是根本动因；传媒从业人员的“把关效应”是深层原因；农民经济实力和文化素质较低是根本内因⁽⁷⁹⁾。

至于改进办法，有研究者认为要从解决报道内容问题入手，转变采访作风、改进报道方法和报道的形式的重要性⁽⁸⁰⁾。也有研究者把改善新闻媒体“三农问题”报道放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下来考虑⁽⁸¹⁾。还有研究者提出，在三农报道中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四个转向:一是报道的价值观念转向，突出广大农民群体；二是报道的视野转向，看到人的全面需求；三是报道的角度转向，要多给人以关怀和关注；四是报道的范围转向，理解人的多重需求，给人以理解⁽⁸²⁾。

（6）环境新闻

2007年是环境新闻的大年，一系列环境事件引起了包括领导层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环境新闻的研究却开始冷静下来，思考一些比较深刻的话题。有研究者认为，环境新闻因与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密切而备受关注，其传播催生了人的环境伦理，标志着人对自然的新思维。它对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系统平衡、推进社会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⁸³⁾10。另有研究者透过环境新闻“热”发出“冷”思考，环境新闻更需要记者具备职业精神，尤其在批评性报道中，很多记者为了拿到第一手素材要承担很大风险和压力。做好环境新闻，需要媒体、记者要有把“环境新闻冷板凳”坐热的决心和耐心⁽⁸⁴⁾。也有研究者建议，理性报道环境新闻的基本原则是要有战略眼光、系统思维、国际视野和科学精神⁽⁸⁵⁾。

5．热点报道的反思

（1）“茶水发炎”报道

2007年3月，中新社浙江分社和浙江电视台《新闻007》栏目的记者乔装患者，以龙井茶水冒充尿液送到10家医院化验，并公开报道6家医院从茶水中检测出红、白细胞，引起舆论关注。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认为该报道有悖于媒体记者的职业道德的规范要求，误导公众。学者陈力丹等撰文认为，在“茶水发炎”事件的形成和进展中，记者们扮演着事件推动者的角色，是“陷阱新闻”。这种介入式暗访的形式，即使为了公众的利益，也要慎用。他认为这件事情明显地是记者违规采访，并提出从厦门记者雨中拍摄骑车人跌倒，到记者假报情况试验“110”的警察灵不灵，以及电视台的人员街头测验人的道德水平的偷拍“准”新闻节目，都违反了新闻职业规范。“职业敏感”如果不同时用“职业道德”来约束，会导致单纯职业主义⁽⁸⁶⁾。

（2）“最牛钉子户”报道

全国“两会”通过《物权法》后，媒体以重庆“钉子户”为典型案例多角度报道。《中国青年报》刊文认为，有关“钉子户”的拆迁纠纷和利益诉求，有被媒体扩大化的嫌疑。很少看到有媒体对事件理性的分析、客观的报道，以及对事件报道造成的舆论膨胀所作的克制疏导⁽⁸⁷⁾。

《新闻记者》2007年第5期集纳了多位学者关于此事件的观点。有文章认为，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已经抛弃了对事件本身的关注，抛弃了对物权法解读的本义。媒体在对这次事件的报道中，……引导功能偏弱。比如把当事人一家描述成“捍卫私产的典范”。这样的舆论制造不是出于认真的调查、理性的总结，而是带有情绪化的主观判断，极易误导受众。该文同时认为，一些主流、权威媒体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既控制了数量、又把握了质量，对事件的分析非常理性、科学、客观。也有文章认为，“最牛钉子户”事件中的传媒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引导者、“看戏”者和“瞭望”者，三类角色的话语表现也姿态各异。引导者角色直言不讳，“看戏”者角色一路狂欢，“瞭望”者角色俨然现身。还有学者认为，回顾一下新闻媒体对此事的报道，解读其中的某些现象，报道前期的记者倾向、“重庆钉子户”最后达成协议的背景、报道后期媒体的故态复萌、仍是新闻禁锢的阴影等四个方面颇有可供玩味之处。另外一些学者认为，重庆市“杨家坪拆迁事件”报道中，从“拆迁户”到“钉子户”到“最牛的钉子户”再到“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就明显地反映了传媒机构是怎样在炒作和煽情。这一称谓的变动轨迹也生动地揭示了新闻报道的主观性⁽⁸⁸⁾。

当然，有文章也认为，在此事件报道中，事件曝光使当事各方理性克制自身行为；各家媒体报道互为补充引导读者明智判断；媒体通过报道节奏引导公众情绪；后期报道纠正前期报道中不确切、不客观甚至错误信息等媒体行为对问题的妥善解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实现了拆迁户、开发商、有关部门的多赢⁽⁸⁹⁾。

（3）杨丽娟追星报道

2007年4月4日，《中国青年报》再次反思2006年3月22日《兰州晨报》首报杨丽娟追星到2007年3月26日杨父跳海自杀一年间，国内媒体以“圆梦”为名义多次深度介入和疯狂炒作的行为。

学者陈力丹认为，传媒报道“杨丽娟追星事件”时，超越了传媒应遵循的行为界限。传媒对杨氏家庭悲剧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①传媒偏离了“记录者”的角色定位，某种程度上成为新闻事实的推动者和参与者；②传媒盲目炒作新闻价值有限的事实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③传媒在追逐报道热点时忘记了传媒的社会责任⁽⁹⁰⁾。

学者杜骏飞认为，媒体并非仅仅会屈从于权力、资本，丧失精神力量的某些传媒也会臣服于低俗文化的凶猛。来自受众的某些不良文化趣味构成了对传媒取向的激发，但传媒的信息服务旨趣所选择的是低俗而非高尚，却是文明社会的真正致命的危险⁽⁹¹⁾。也有文章认为，在杨丽娟事件中，媒体由单纯的记录者转变为推动新闻事件发展的参与者，先前的新闻策划就演化成媒体“策划的新闻”。媒体的随意策划、盲目起哄，毫无立场的爆炒卖点、娱乐公众，最终会招致受众的反感，葬送媒体的公信力⁽⁹²⁾。

（4）“纸箱馅包子”报道

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播出虚假新闻《纸做的包子》，“无中生有，胡编乱造”北京一早餐加工点用废纸箱做馅制作小笼包出售，引起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7月下旬，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就此事发出通报。8月，涉案人訾北佳因犯损害商品声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北京电视台相关负责人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南方都市报》刊发社论说，就在政府宣布、证实事情是虚假新闻，涉嫌记者造假时，仍有不少民众愿意相信是假包子，而不是假新闻，甚至有人怀疑政府查处也从中造假。这个尴尬的局面令人忧虑。围绕“纸箱馅包子”的来龙去脉，其中既有日趋严峻、改善乏力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有媒体和记者的信誉危机，还有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管理问题。“纸箱馅包子”事件发生后，政府、公安部门迅速介入，使事件的处理很快由对假包子的查处，转为对假新闻的严惩。媒体的自我纠错的机制还未能运作，就匆忙由官方裁定，过程也欠缺透明。这些都是事件处理并不周全谨慎的所在⁽⁹³⁾。学者童兵认为，重温李大钊先生“铁肩担道义”的职业祖训，有着重大的现实的针对性和紧迫性⁽⁹⁴⁾。学者郭镇之指出，滥用非常规手段鼓励了记者投机取巧和追求轰动效应的心理，容易滑向弄虚作假的深渊。暗访偷拍含有的欺骗性质会影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形象，降低新闻报道的公信力，如不谨慎对待，就不利于新闻舆论监督⁽⁹⁵⁾。学者邓伟志认为，新闻界的假有揭露问题时造假掺假和正面报道时造假掺假两种。在当前，尤其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要让在监督上本来就束手无策的媒体，变得更加畏首畏尾⁽⁹⁶⁾。

三、新闻编辑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舆论研究所的传播心理实验室，发表了运用眼动仪对读者阅读中文报纸版面的视觉轨迹的研究报告。研究发现，“注视就近原则”在阅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第一视觉落点附近的部位，受到的视觉关注较多。左侧位置的视觉吸引力要强于右侧位置，上部强于下部。传统报眼在视觉注视上，并不占优势。报告认为，报头的位置与报纸的市场发展阶段有关。新办的报纸需要用稳定的报头——报纸的视觉识别标志来吸引读者注意；但对一家相对成熟的报纸而言，报头位置的适当改变可以活跃报纸的版面，避免千篇一律的报头位置给读者带来的枯燥感⁽⁹⁷⁾。该成果为我国新闻业务研究引入了实验法这一新方法。

四、新闻评论

近些年新闻评论在报纸版面中占据了较重要的地位，成为报纸争夺读者和话语权焦点。学者曹鹏认为，如今中国报刊特别是新闻类、综合类与财经类报刊，已经开启了评论与分析的黄金时代⁽⁹⁸⁾。

《国际新闻界》杂志2007年专辟讨论栏目研究新闻评论，作者们均认为，它是报纸胜出的重要因素。有的文章认为，报纸的时事评论版已经在各报普及，言论版各有千秋，但也出现一些如原创性不足、形式大于内容等问题。还有的文章认为，新闻评论的写作应该培养作者的时代语感，用符合时代特点的语言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剖析，在理解的基础上与受众进行交流。也有的文章以“缄默知识”的研究为理论背景，认为新闻评论的写作能力符合缄默知识的一些特征，而这些缄默知识由于其具有零散的、不成体系的特点，与知识显性、系统的教材之间存在矛盾，甚至后者会压抑缄默知识的表达和传播，因而，作者希望新闻评论教学要接通两者⁽⁹⁹⁾。

也有学者以同时期的代表作品为案例，从评议对象的特点、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观察社会的基本方法几个方面，比较、分析中美新闻评论的选题方法。分析认为，中国新闻评论的选题基本上是在“上”、“下”结合点上抓取评议对象，对象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正面与负面对等，多呈现现象化的特点⁽¹⁰⁰⁾。还有研究者从功能的角度对新闻评论语体和消息语体的主语进行区别，认为消息的主语倾向于原型主语，而评论主语则倾向于话题。其“话题化”功能体现在“固态化”、“抽象化”、“对比化”及“提引主观参与”等多方面；还认为新闻评论信息具有层级分布的特点，焦点信息是主题信息；新信息的分布具有宏观连续性；新闻评论结构的本质是语义的选择和生成；新闻评论有两种信息结构方式:常规信息结构方式体现了“认识的结构”，即旧信息＋新信息，而更有效的信息结构是非常规的“表达的结构”，即焦点突出式，也即新信息＋旧信息，它突出和体现了评论的“最新”性。评论的信息要素的选择受语用功能的制约⁽¹⁰¹⁾。

还有学者从信息传播、促进社会进步和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等三个方面，多角度地研究新闻评论，从公民素质的要求来解读新闻评论的时代功能，认为:从新闻学视野来解读，新闻评论传播的是一种观点信息；从社会发展视野来研究，新闻评论在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认识论视野阐释，新闻评论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提升为理性认识⁽¹⁰²⁾。另有学者从媒介经济学的视角观察认为，评论是思想的物化产品，是消费弹性大的高端内容产品，是媒体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是媒体获得话语权的重要手段⁽¹⁰³⁾。随着媒体日益多样化，平面媒体的时评走向品牌化与集合式；广播电视新闻评论向着超长或超短两个方向发展，超长时评是广播谈话与电视新闻评述，超短时评莫过于广播电视中的手机短讯时评；网络评论最富有创意的一面是受众的参与性以及连接空间的无限性，其中个人媒体的发展前景无限⁽¹⁰⁴⁾。还有研究者就网络新闻评论的议程设置功能进行了探索，指出“把关人”的缺位导致传统的“把关人”作用的削弱；传受的自主性导致评论内容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议题的易被分散导致难以集中评论力量形成解决方案。解决方法是因地制宜，通过选题和策划优化议题；整合资源，精心打造精品讨论区；创造条件，培养和聚集意见领袖⁽¹⁰⁵⁾。

当然，也有研究者提出要对新闻评论快速发展这一现象中存在的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比如客观报道与主观评价——新闻与评论的边界模糊；理性化与情绪化——公正判断与情感宣泄的现实矛盾；专业化与通俗化——评论要求的两难选择；某些新闻评论员缺乏新闻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以及应有的素质⁽¹⁰⁶⁾。有研究者对评论的“娱乐化”表示担忧，认为娱乐化将吞噬新闻评论的生命⁽¹⁰⁷⁾。

有学者认为，在涉及公众人物的报道和评论中，必须把握下列原则:第一，新闻评论所涉及的事实必须是公众人物“个人”的事实，如果其中涉及国家事务或者社会重大事件，新闻评论者必须在求证的基础上作出评论，而不能通过自己的新闻评论传播谣言；第二，新闻评论在涉及公众人物的行为时，揣测性的报道和怀疑性的评论必须建立在合理基础之上，如果假借怀疑性的评论，转移公众的视线，或者掩盖事实真相，那么，新闻评论者必须对自己的实际恶意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三，必须给公众人物以合理解释的空间，实现社会信息的平衡供给，如果新闻媒体不允许公众人物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么就会出现新闻专制⁽¹⁰⁸⁾。

综上所述，2007年新闻实务研究在延续了2005年、2006年研究议题的基础上，成果非常丰富。既有一些近两年并不“热门”的研究话题（如新闻策划）借助新闻事件“升温”，也有公民记者、报纸版面视觉轨迹等新话题涌现，还有对一系列有争议的新闻报道的反思，这是前两年所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在2007年的新闻实务研究中，关于基本思路和方法的探索有新的进展。学者方延明提出，“文本”中心作为新闻学学科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具有典型的理论与实务操作的结合性和一体性。新闻实务研究要有新境界，在“文本”中心的框架内，要解决好几个问题:其一是建构一个关于新闻文本的概念体系；其二，建构一个操作层面上的方法体系；其三，建构一个能充分体现传、受博弈关系及传播效果的价值体系⁽¹⁰⁹⁾。但也应该看到，在2007年的新闻实务研究中“老问题”依然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够紧密，部分应用性研究缺乏理性，而有的交叉研究则边界不够清晰，存在“两张皮”现象⁽¹¹⁰⁾。虽然新闻四样基本功——采（新闻采访）、写（新闻写作）、编（新闻编辑）、评（新闻评论）的内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是每一个研究新闻实务的人仍应遵循这样的原则:源自实践，回归实践，是新闻学研究的基础性“进路”⁽¹¹¹⁾。

撰稿人:陈　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新闻晨报》记者）

【注释】

(1)参见项亮:《媒体保护新闻来源的匿名策略分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参见李隽琼:《财经报道中隐匿的“媒体审判”》，《中国记者》2007年第5期。

(3)参见张持坚:《为什么日本记者说“中国经济记者权力真大”——关于我国新闻工作规范操作的思考》，《新闻记者》2007年第5期。

(4)参见王植云、彭书超:《试论“新闻线人”》，《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5)参见顾震球:《新闻来源:影响媒体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记者》2007年第6期。

(6)参见辛红:《“新闻传播策划”浅论》，《新闻知识》2007年第10期。

(7)参见张月环:《试论新闻策划的“度”》，《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8)参见庄梦墨:《新闻策划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理论与当代》2007年第8期。

(9)参见谭诚训:《新闻策划中新闻事实的生成机制》，《当代传播》2007年第4期。

(10)参见徐国源:《记者如何“介入”新闻》，《新闻导刊》2007年第5期。

(11)参见丁柏铨、杨坚:《新闻传媒应从“杨丽娟事件”中反思什么？》，《新闻实践》2007年第5期。

(12)参见赵振宇:《当前新闻报道策划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5期。

(13)参见顾涵忱:《浅谈微观新闻策划的主体意识创新》，《新闻界》2007年第5期。

(14)参见潘燕:《新闻策划让报纸更有个性》，《新闻爱好者》2007年11月（下半月刊）。

(15)参见黄振鹏:《新闻策划与新闻炒作之异同及转化》，《新闻窗》2007年第4期；王向愈:《误入歧途的新闻策划》，《中国记者》2007年第8期。

(16)参见徐宗鸣:《新闻策划切忌商业炒作》，《青年记者》2007年11月（下）。

(17)参见王健:《论新闻报道策划的有效管理》，《新闻爱好者》2007年11月（下半月刊）。

(18)参见刘青:《新闻报道策划的四忌》，《理论观察》2007年第3期。

(19)参见姚剑平:《新闻策划与新闻造假的界定》，《东南传播》2007年第10期。

(20)参见陈绍富:《论博客与传统媒体的关系》，《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1)参见李欣:《博客、播客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和互补》，《记者摇篮》2007年第7期。

(22)参见高庆华:《博客新闻的角色定位——兼谈传统媒体的应对策略》，《新闻实践》2007年第10期。

(23)参见胡忠青:《记者博客的兴起及其发展路径》，《新闻知识》2007年第11期。

(24)参见胡忠青:《新闻博客与博客新闻》，《新闻界》2007年第5期。

(25)参见王华:《从受众心理看我国博客新闻》，《新闻爱好者》2007年12月（下半月刊）。

(26)参见吴晓明:《博客新闻崇拜的终结》，《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7)参见邹宇航:《博客管理机制研究》，《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8)参见蓝云:《“厦门PX”短信事件报道始末》，《南方传媒研究——数字报纸》（第九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

(29)参见笑蜀:《祝愿厦门事件成为里程碑》，《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

(30)参见尹冠男、孔祥武:《市民新闻的兴起与媒介接近权的演进》，《青年记者》2007年5月（下）。

(31)参见章羽、赵俊峰:《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现状与问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32)参见陈敏:《博弈时代的新媒体》，《南方传媒研究——数字报纸》（第九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

(33)参见白雪:《“网络媒体”突起灰色地带　传统新闻管理遭遇新问题》，《中国青年报》2007年7月6日。

(34)参见王庆军:《采访与被采访的价值冲突——对我国转型期出现“付费采访”现象的思考》，《文化艺术研究》2007年8月号下旬刊。

(35)参见李云凤:《谈“付费采访”》，《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2期。

(36)参见孙晓红:《付费采访的性质以及界限》，《新闻知识》2007年第2期。

(37)参见赵平喜、李铁锤:《规避采访付费的负面效应》，《新闻爱好者》2007年5月（上半月刊）。

(38)参见靖鸣、陆先念:《新时期先进典型人物报道的出路浅探》，《新闻记者》2007年第4期。

(39)参见《中国记者》2007年第10期每月评论。

(40)参见丁柏铨、徐志萍:《报纸典型人物报道的演进》，《青年记者》2007年9月（上）；丁柏铨、韦磊:《新面孔新理念接地气显生气——论近年来典型报道的变化（上）》，《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8期；丁柏铨、韦磊:《新面孔新理念接地气显生气——论近年来典型报道的变化（下）》，《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9期。

(41)参见韩冰:《典型报道的人本化发展趋势》，《青年记者》2007年11月（下）；李国民:《典型报道要回归受众本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李铁锤:《对正面典型的对抗式解读——典型人物报道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新闻知识》2007年第7期。

(42)参见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课题组:《如何利用网络有效宣传先进典型人物——首都新闻院系学生对网络上先进典型人物宣传的接触程度和认知态度的情况分析》，《今传媒》2007年第1期。

(43)参见栾轶玫:《中国重点新闻网站典型报道研究》，《今传媒》2007年第12期。

(44)参见陈力丹、陈秀云:《2007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二个新鲜话题》，《新闻界》2008年第1期。

(45)参见曾庆江、夏兴通:《新闻报道歧视现象分析》，《新闻界》2007年第3期；杨育彦:《新闻专业理念与市场理念的博弈》，《新闻界》2007年第2期。

(46)参见石月平、张健琪:《试析“传媒歧视”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负面影响》，《视听纵横》2007年第3期。

(47)参见喻国明:《话语权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点》，《新闻与传播》2007年卷首语。

(48)参见陈建胜《新闻传媒: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詹绪武《社会良序与媒介良心》，《东南传播》2007年第4期。

(49)参见高钢:《媒体融合: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

(50)参见蔡雯:《“融合新闻”:应用新闻学研究的新视野》，《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蔡雯:《试论“融合新闻”的特点与运作》，《新闻战线》2007年第1期。

(51)参见蔡雯:《媒介融合带来新闻编辑部角色变化——从新闻采编到知识管理》，《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4期；蔡雯:《如何实现内容重整与报道创新——再论“融合新闻”及其实施策略》，《新闻战线》2007年第8期；黄其杰:《媒介融合与新闻创新》，《新闻爱好者》2007年11月（上半月刊）。

(52)参见彭兰:《媒介融合时代的合与分》，《中国记者》2007年第2期；彭兰:《新一代互联网环境下新闻传播的变局》，《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1期。

(53)参见郑瑜:《媒介融合: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观》，《当代传播》2007年第3期；刘寒娥:《融合新闻理念对新闻报道方式的影响》，《新闻实践》2007年第10期；王鸿涛:《媒介融合现状与前景》，《中国记者》2007年第6期；许晓敏:《融合新闻:中国新闻传播业的新转型》，《新闻窗》2007年第3期。

(54)参见孟建、赵元珂:《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媒介社会发展理论的阐释》，《新闻传播》2007年第2期。

(55)参见段勃:《调查性报道在新闻学中的意义》，《青年记者》2007年第2期。

(56)参见邓万明:《调查性报道的传播策略》，《东南传播》2007年第12期。

(57)参见朱玉华:《刍议电视调查性报道的“尴尬”》，《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58)参见陶忠辉、杨伟、刘娜:《调查性报道坚守的底线》，《新闻前哨》2007年第6期。

(59)参见纪楠:《反思调查性报道暴露出的问题》，《青年记者》2007年7月（下）。

(60)参见黄钦:《中国调查性报道研究综述》，《新闻界》2007年第5期。

(61)参见蔡海龙:《在新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新闻调查〉被边缘化原因探究》，《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杨春:《试析调查性报道的话语维度与观察责任——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为例》，《现代传播》2007年第5期；谭天:《中美电视调查性报道比较——以〈60分钟〉和〈新闻调查〉为例》，《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62)参见时统宇:《努力提升民生新闻的质量和品位》，《现代传播》2007年第5期。

(63)参见赵雅文:《生活·生命·生存——民生电视新闻的三个层次》，《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2期。

(64)参见王立纲:《新闻民生化之忧》，《青年记者》2007年6月（下）。

(65)参见柴素芬:《民生新闻该选些什么》，《青年记者》2007年6月（下）。

(66)参见黄立华、陈玲:《论民生新闻的伪民生化》，《视听纵横》2007年第2期。

(67)参见刘保全:《民生新闻的特点、问题及对策》，《新闻三昧》2007年第11期。

(68)参见牟国志:《把握好民生新闻报道的“度”》，《当代传播》2007年第3期。

(69)参见王春玲:《消费视阈中的电视民生新闻》，《新闻界》2007年第4期。

(70)参见董天策:《民生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6期。

(71)参见白继红:《“富矿”还需深挖细采——改进会议新闻报道的探讨》，《新闻传播》2007年第1期；姜云洲、王蕴慧、董志斌:《会议报道改革的实施策略》，《新闻战线》2007年第12期。

(72)参见苏苇:《把会议新闻铸成精品》，《新闻采编》2007年第4期；鞠庆田:《如何改进会议报道》，《青年记者》2007年8月（上）。

(73)参见万晓红:《体育报道娱乐化的成因分析》，《传媒观察》2007年第7期。

(74)参见朱莹珍:《解构体育新闻报道的社会学特征》，《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75)参见黄璐、李清华:《研究体育新闻必须澄清的一个质性问题——兼论中国体育虚假新闻产生的核心理由》，《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76)参见谭涛、夏思永:《媒介体育畸变困境下的媒体自律》，《体育学刊》2007年第9期；王庆军:《体育新闻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传媒观察》2007年第12期。

(77)参见王莹:《体育新闻报道的人文性及其中蕴含的人文关怀》，《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俞林:《体育新闻报道过度娱乐化的对策研究》，《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78)参见王丽霞、韩明霞:《北京奥运会大众传媒报道中的人文关怀》，《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07年第6期。

(79)参见罗阳富:《“三农”报道存在的问题及思考》，《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23期。

(80)参见李伟杰:《试析“三农”问题报道的内容与方法》，《山西农业科学》2007年第10期。

(81)参见王学义、徐宏、王茜:《新闻媒体“三农问题”报道的思考》，《新闻界》2007年第4期。

(82)参见赵泽琨:《三农报道的得与失》，《新闻战线》2007年第10期。

(83)参见邓利平:《环境新闻传播:提升公众环境伦理的重要途径》，《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84)参见郄建荣:《见证环境新闻“热”与“冷”》，《中国记者》2007年第4期。

(85)参见李瑞农:《环境新闻的走势及报道路径》，《中国记者》2007年第4期。

(86)参见陈力丹、高学巍:《论新闻记者职业道德规范——从“茶水发炎”事件谈起》，《现代视听》2007年第8期。

(87)参见陆高峰:《“钉子户”报道中过度亢奋的传媒》，《中国青年报》2007年3月29日。

(88)参见《新闻记者》2007年第5期，王多:《谨防喧闹中丢却了传媒的责任——“最牛钉子户”事件报道的反思》，李滨:《从“最牛钉子户”事件看传媒角色的多元展现》，谭榷:《读有关“重庆钉子户”新闻》，赵中颉:《“杨家坪拆迁事件”的传媒反思》。

(89)参见刘绩辉:《突发性维权事件中的媒体参与策略——重庆“最牛钉子户”报道的回顾与启示》，《新闻战线》2007年第6期。

(90)参见陈力丹、刘宁洁:《疯狂追星的传媒责任分析》，《采写编》2007年第3期。

(91)参见杜骏飞:《大众传媒的瓦釜时代》，《南方周末》2007年5月10日。

(92)参见姜玮:《从“茶水发炎”到“杨丽娟事件”——三问媒体的公信力塑造》，《青年记者》2007年6月（下）。

(93)参见《从假包子到假新闻，信无可信的尴尬》，《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20日。

(94)参见童兵:《万万不可忘记的职业祖训》，《青年记者》2007年11月（上）。

(95)参见郭镇之:《假暗访引出的真教训——简析“纸馅包子”案》，《新闻战线》2007年第10期。

(96)参见邓伟志:《假包子是假，假宣传更是假》，《南方周末》2007年8月20日。

(97)参见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读者阅读中文报纸版面的视觉轨迹及其规律——一项基于眼动仪的实验研究》，《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8期。

(98)参见曹鹏:《报刊进入评论与分析的黄金时代》，《新闻记者》2007年第10期。

(99)参见《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7期，曾建雄:《关于报业竞争中核心产品之一——报纸言论的深层思考》，涂光晋:《搭建“意见平台”——我国报纸言论版的回顾与思考》，黄芝晓:《新闻评论的现代语感》，马少华《简论缄默知识与新闻评论的教学》，赵振宇:《关于建立“评论记者”工作机制的再思考》。

(100)参见顾建明:《中美新闻评论选题方法的比较分析》，《新闻大学》2007年秋季号。

(101)参见翁玉莲:《新闻评论主语“话题化”功能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翁玉莲:《语篇功能视域下的新闻评论话语》，《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02)参见赵振宇:《一项需要普及和提高的公民素质——关于新闻评论的三点理性思考》，《新闻大学》2007年冬季号。

(103)参见胡思勇:《差异化竞争的重要产品——评论（深度分析）的媒介经济学观察》，《新闻前哨》2007年第1期。

(104)参见周怡:《论时评与新闻的共生状态——当前新闻时评的发展趋势初探》，《新闻界》2007年第5期。

(105)参见章丽:《网络新闻评论的议程设置功能新探》，《新闻界》2007年第5期。

(106)参见纪忠璇:《“新闻评论热”的冷思考》，《新闻爱好者》2007年10月（上半月刊）。

(107)参见毕诗成:《娱乐化将吞噬新闻评论的生命——兼论都市报时评的发展误区》，《新闻知识》2007年第1期。

(108)参见乔新生:《新闻评论与新闻诽谤》，《新闻记者》2007年第10期。

(109)参见方延明:《对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10)参见童兵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18页。

(111)参见童兵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