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低俗化新闻与媒体的责任

论低俗化新闻与媒体的责任

王志平

眼下，中国传媒无疑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媒体市场风起云涌之时，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音，那就是包括人文精神缺失在内的低俗化在一些媒体中抬头，极大地损毁着媒体所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感。

“明星取代模范，美女挤走学者，绯闻顶替事实，娱乐覆盖文化，低俗代替端庄”，有受众如此描述时下中国有些传媒的风格。这种低俗之风，与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不良广告一道，被公众列为传媒界的“四大公害”。

2005年，河南省大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河南省委、政府领导十分重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下落不明的矿工。现在遇难矿工已增至82人，仍有66名矿工被困。面对如此多的遇难矿工，还有这么多下落不明的矿工，我们表示关注是应该的。但这种关注也应当以人性化的方式，不能为了“感人”，把镜头都对准遇难矿工的家属。全国不少地区电视台的记者都已到了事故现场采访。我佩服他们的敬业精神，但对他们深入遇难矿工家庭，刻意展现家属悲伤的报道很不认同。在某频道看到，记者把摄像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哭哭啼啼的矿工家属，让失去丈夫的遇难矿工的家属抱着襁褓中婴儿“谈一谈”，让失去儿子的古稀老人在镜头前“说一说”。明知矿工的家属心情十分的难受，还“追根究底”，采访“独家新闻”。这种操作方式缺少起码的人道和同情。这些“感人”的新闻镜头，不知道搅动了多少善良的矿工父母和妻儿的心，不知道以多少遇难者家属的痛苦回忆为代价。他们这时最需要的应该是安静，他们的悲伤不应该被刻意展现在公众视野中。这种含泪带血的画面尽管能吸引观众的眼球，但对于公道来讲，却是无比残忍的。

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个古老的“人本”意识的判断，不但对一个人适用，对媒体也适用。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实现，在评价这些媒体的职业表现和道德意识问题前，有必要搜集一些低俗化新闻的例子：

（1）吉林某报，报道一跳楼自杀者，标题为《昨晚上演高空飞人》。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媒体对遇险者命运的关注，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得到报道，只是因为它有几分稀奇，而不是因为它事关一个人的生与死。

（2）吉林某大报刊登图片报道淳朴，针对长春街头的流浪汉，用了这样的标题——《睡在街上羞不羞？》。如果有席梦思，谁会到街上睡？对弱势者，我们见到的不是帮助、安慰，而是斥责与鄙夷。

（3）北京某电视台，在评价乱停放人力车，说车夫“像一群苍蝇，影响着市容”。请低下你高贵的头，看看那些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的底层。

（4）石家庄市发现一个青年溺水身亡，报纸以《谁家的小伙溺毙民心河》报道，配发大幅尸体照片。苦难不仅没有成为同情的对象，而且成了观赏性内容。

（5）湖南新闻频道日前播出一个长沙当地某品牌啤酒的广告：屈原念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要“投江”，他身后一位打扮洒脱的现代年轻人奉劝道：“人都死了，你还能求索啥？”结果屈原笑逐颜开，与年轻人席地而坐，开怀畅饮该品牌啤酒。这样的戏说创意，似乎颇有几分时尚文化中流行的“无厘头”式的解构之风。但是屈原这个名字，则代表着千百年来人所共尊的一种高贵情感和品格，公众决不会容忍其遭到颠覆和嘲讽。

（6）上海《东视广角》节目，报道一个打工妹在超市偷了一瓶69块钱的美白霜，后来被保安拿着录像带在收银台抓了个典型，带到问讯室，打工妹很不合作，有点装聋作哑。后来保安们就决定把小姑娘送到派出所，然后在路上打工妹趁保安不备跳进了苏州河，3天后打工妹的尸体被从黄浦江里捞了出来。该节目在陈述完之后，主持人的评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打工妹缘何要为了69元钱而葬送了她23岁的生命？”有这种白痴的评语吗？23岁的女孩子在保安眼皮底下跳河，为什么当时保安没有救？为什么周围的目击者没有人拨110？为什么等3天后尸体找到了才会知道前因后果？为什么这样一个生命给出的评价就是这种69元的反思？

媒体是社会环境的监测者、守望者和文明种子的播撒者。它对社会培养积极向上的健康心理至关重要，因为它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对媒体自身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媒体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形成并传播符合时代发展的公共价值观，不能为利益所诱惑，不能成为不负责任甚至是社会丑恶现象传播的舞台和载体。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媒体和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媒体形象好坏和责任感强弱，有时像一个标杆，对社会起着一种示范和导向作用。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弘扬公民意识，倡导人文关怀，培育科学精神，媒体责无旁贷。媒体的每一篇报道，每一个观点，都应该贯穿这样的意识和情怀。反之，当没有人文思想的低俗文化进入媒体，或许可以一时吸引不少眼球，或许能带来某些经济利益，也或许能求得精神和物质上的陶醉，但是，在丧失了正确的判断力和社会良知之后，以责任感为主要构件的媒体的形象和公信力将难免受损，最终也将失去自己的利益。

〔作者单位：山东烟台人民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