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遗憾

一生的遗憾

徐城北

《大公报》即将庆祝自己的百年诞辰,在这举社欢庆的日子里,我能遗憾什么呢?我的父母(徐盈、彭子冈)都是《大公报》在上世纪30年代的老人儿,如果说那一时期报社拥有十位著名记者的话,那我父母就堪称是其中之二。可让我非常遗憾的是,从小就立志想长大后也当一名记者的我,阴错阳差却干了别的职业。我学了京剧编剧,可硬是不许我立刻工作;而是先把我送进生活的熔炉,左锤炼右磨砺,让我伴随父母也经受了20年的苦痛,最后才一步迈进中国京剧院的大门。我的后半生还算好,天时地利都赶上了,再加上自身的努力,写过剧本,得过奖,后来转到著述立说,一共出版了五十几本书。外界有两种“说我的说法”,一种是“学者型作家”,另一种为“作家型学者”,其实我只是两边都“沾一点”。我明年就60岁了,如果在原来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但不知怎的,心里总浮出一种莫名的遗憾。我遗憾什么呢?那就是历史没能让我实现最初的人生选择——当记者!

回顾在我倒霉的那20年中,尽管我不时在天南海北流浪,但父母和他们的同辈记者的身影,仍不时浮现在脑海;更重要的是,他们采访人生的经验(这是我从小耳濡目染下意识学来的),也在冥冥中指导着我观察生活,观察的同时也开始了“写”,但那时的“写”不是用笔,而只是用心在默记。粉碎“四人帮”后,父母回到原来的岗位,我也进入当年上大学时所憧憬的国家剧院。于是,我就带着“记者”的心绪继续去写了,我带着流浪天涯的感慨去写,我带着过去所看各类杂书的感慨去写,所以我写剧本时就不仅仅是就着人物性格再加几句唱儿,而是把他摆回到原来的社会环境当中,让他用“心”指挥自己在那个社会环境中去行动。后来我转向了研究著述,这一来我更自由了,我写京剧文化、老字号文化和京城文化,从前《大公报》记者们那些方法都帮了大忙。我的这种努力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曾有文章研究过我的笔法,他们说——如果说,过去我是采取两个“1”(学者和作家)相加,那么后来我就是极力想再多上一个“1”——记者。最近这一两年,我每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感兴趣的课题,当然,也得是我在这方面比较有积累的领域,我就主动联系找熟悉的报社,自告奋勇去写这个题目。比如,前不久北京拆除了东皇城根的杂乱民房,建立起“皇城根遗址公园”。我先是在报纸上看到消息,估计“有东西可挖”,于是便找《北京青年报》提出想写的愿望。正巧,他们也觉得这一建设值得报道。于是一拍即合,又给了我必要的支持。于是,我连续采访了几次,最后写成一组连续性的报道。同时这组东西,也将纳入我自己对长城学的研究性著作《对语长城》之中。我由此想到了香港《大公报》,昔日老《大公报》在各地硕果也仅存它一个了——我希望60岁后的自己,能够成为香港《大公报》的一名有特色的作者。我的年纪已让我不能直接再跑第一线,但我久居北京,写作并出版了《老北京》三部曲等“京味作品”,现在面临着2008主办奥运的到来,我正准备继续写作《新北京》五重奏。为了写好它,我正关注一切有关新北京的建设,以及内地其他地区和这个题目相关的事物——这大约就是我退休之后的写作总主题。我想,这个总主题中的某些部分,大约也是香港居民感兴趣的。所以我以为,自己凭此具有和香港《大公报》保持更密切联系的基础。至于具体怎么办的措施,就无须在这儿详加讨论了。

再一个问题,是《大公报》的整体报史和分支报史的写作问题。关于整体的报史,似乎内地出版过几个版本,尽管也各有特点,但和联合国对《大公报》的期望和赞许,似乎还有差距。但整体报史又是一下子“急”不出来的。正确的写作程序应该是,先把分支报史搞出来,最后一综合,整体的也就应运而生。所谓“分支报史”,可以有横有纵。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就是要有报社各个时期著名记者的传记和写作特色的总结。我父母去世后,许多老前辈见到我时,总要一再嘱咐“要尽快给你父母(特别是你母亲)写本东西”。可我一直迟迟没有动手。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太难的了。因为一个传记,需要源源本本占有史料,可偏偏我在资料上就空缺许多。再一个是笔法问题,今天大陆上的绝大多数读者,已经失去看传记的热诚。甚至可以说,一般传记已经失去读书市场。这,就是我再三迟疑的原因。但也奇怪,在2001年的夏天,我却以旋风般的速度写出一本纪念我母亲母校(苏州“振华”女中)的书,名字叫《迟桂花开》。我重点写了我母亲在求学时期与《中学生》杂志的联系,我在书中不是单纯宣扬母亲个人,而是着重去谈造成母亲那一辈人(校友还有费孝通、杨绛等许多名家)成材的文化环境。在这本书中,我先用了记者方法,采访了好几位母亲1934年毕业时的同班同学,如今都是87岁的老太太了;然后,我用了些学者工夫,或纵或横进行了文化分析;最后,我则尝试着用作家笔调举重若轻地写了出来。因为这本书是采取三个“一”相加的方法,所以销售了1.5万册,这在内地图书市场上应该说成绩不错。我受到这个鼓励,自然联想颇多。因为母亲一生有过一个“三段式”——少年时期得到《中学生》的指导、青年时期在《大公报》工作有成绩、壮年时期主编过《旅行家》杂志——既然《迟桂花开》从一个侧面写母亲得到文化市场的认可,我为什么不去继续写母亲的后两个阶段呢?如果说《迟桂花开》是我的《母亲》三部曲之一,那么之二就应该是写她在《大公报》时期受到的培养重用——同样,我依旧不是只写她一个人,我要写到与她同期的那些名记者,有关他们的细节我知道得实在太多——以上这些都应该视为是“纬”,还有“经”呢?那我就只能找今天的香港《大公报》帮忙了。因为香港报社在这方面的史料收集,肯定会超过大陆任何地方。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一个学习或交谈的机会,估计有十来天时间就够了。然后我可以马上动笔,出版上也不成问题。所以现在我在这里就把这个“球”抛给了报社领导——作为老《大公报》人的儿子之一,徐城北在等待您们的“回球”呢!

(原载2002年3月11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