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会的第一课

走向社会的第一课——忆《大公报》实习对我一生的影响

林　放

初到报社

半个世纪前的1951年7月,我以原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班见习生的身份,来到《大公报》天津馆、时已更名为《进步日报》社,接受3个月的实习教育。

当时,报社的总编辑张琴南,曾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兼职教授,这一师生关系,使我有机会到《进步日报》社当实习记者。

到报社报到时,接见我的是时任总编辑办公室主任的胡邦定。胡先生个头不高,给我留下了精明干练的形象。他表示非常欢迎大学生来报社实习,向我简要介绍了报社编辑部的情况,同时问了一下我的家庭和社会关系。

当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刚过20岁,初出校门,从未涉足社会的小青年时,他笑了笑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说到我父亲曾任天津中国银行经理,现为天津中孚银行经理、天津银行公会理事,并和当时天津工商、金融界的头面人物都相识,有的是清华大学的同学,有的曾是老同事、老朋友,如仁立的朱继圣、东亚的杨天受、工商联的毕鸣岐、上海银行的资耀华等都是我的长辈,见他们时要叫“伯父”。他又笑了说,一个记者,有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很重要。

谈话后,胡邦定带我到编辑部办公室转了转,因为是上午,记者们都已外出,编辑们尚未上班,没见到几位《大公报》人。胡说,明天你来正式上班。

第二天早8点前,我来到了今四面钟报社编辑部办公室时,胡先生已在等候。他说,先带你去见一下张琴南总编。他下夜班后一直没走,要和你见一面。我很想见到张总编,但听他一夜未睡为了见自己的学生,心中很是不安,更是肃然起敬。见到张总编时,我急步上前握手问好。看到他一夜辛劳,却并无倦容,蔼然可亲的神态,使我放松了很多。他问我一些情况后,勉励我珍惜这段实习时间,努力工作和学习,有问题可和胡先生谈。和张琴南虽是简短的交谈,确使我深深感到一个长者对晚生的关怀。

握别张琴南后,胡邦定对我说,经我们研究,根据你的情况,分配到财经组去实习,并由张高峰作为你的指导老师,现在就带你去见他。

我一听是《大公报》的著名记者张高峰做我的指导老师,真是喜出望外。因为张高峰是有名的“快手记者”,且文笔犀利,他的通讯《豫灾实录》,在解放战争时期震动全国。我们在学“新闻写作”课时,曾作为范文阅读。

见到张高峰,他看我有些拘谨,很自然地拉着我的手说,小兄弟,做你指导老师不敢当,但我可带着你走走天津的工商界和财贸界,相信不会领错门!经他这样一说,大家都笑了。张先生的三言两语,就使我感到他是一位热情豪爽的人。胡邦定说,林放就交给你了!他说好,现在我就带林放去参加一个会议。从此,我和张高峰结下了师生情谊。但自《进步日报》实习后,一直到80年代,我由天津科技出版社调到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后,才又重逢,且开始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时张先生任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实习磨练

在《进步日报》的3个月中,我主要采访了工商联所属的土产、水产、旅店、理发、中西餐等十几个行业公会,为迎接和筹备华北地区首届城乡物资交流展览召开会的情况;天津市盐业、金城、中南、大陆、上海等私营银行实行联营,或改为公私合营银行的报道。共写有二十多篇大小新闻,其中有两篇还发为经济版的头条。同时,让我撰写了一篇新闻述评(《金融业正确的经营方式——记天津三个银团上半年的业务发展》),两篇通讯和一篇人物专访。

从中我体会到张琴南、胡邦定和张高峰先生对我的实习安排既全面系统,又充分放手,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同时还考虑到发挥我社会关系的优势。

第一次采访是跟随张高峰参加中朝工商业者座谈会,地点在市政府交际处,由市工商联主委李烛尘主持,到会有二十余人。《天津日报》也有记者参加。会上,张高峰给我介绍了市工商局杜新波局长、市新闻处方纪文处长等,还有毕鸣岐、朱继圣、杨天受、资耀华等早已认识的“伯父”。会后,张高峰让我写出这次会议报道的初稿。我按照在学校时所学的“新闻导语”、“五要素”等写了近千字的报道,张高峰看后,坦诚地指出,从新闻写作要求看是可以的,但缺少新闻背景的政治意义。1951年是抗美援朝的年代,朝鲜工商业代表团来津,天津市工商联主持召开座谈会,并且头面人物都到会,这是对朝鲜人民抗美斗争又一具体支持,在这篇报道中却未体现出来。李烛老和朝鲜代表团金致协代表在讲话中都提到了这一非常时期相互会见的主要意义,而你却未着重写出来。

张高峰对我这篇报道的具体评讲,使我一直记住了不仅写新闻报道,凡是动笔写一篇文章,都要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的政治要求。

翌日,张高峰还通过《天津日报》所发表的同一采访会议的报道,和我在《进步日报》上所写的报道进行对比,指出我的不足,也使我受到很大的教益。记得当时《天津日报》跑财贸的记者是聂有根。我俩通过二三次共同参加会议后,相互熟悉了。我就称他为“师兄”,他对我这个“小师弟”也很热情,随时给我指点和帮助。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张高峰问我,你和小聂很熟了吧!我说是的,我把他认作“师兄”了。张先生听后笑着说,怪不得《天津日报》发的财贸消息,你都不曾漏掉。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实习的最后两周,胡邦定安排我到编辑部做夜班实习编辑,并让我跟随政教组的张遵修大姐,去采访一位反革命家属,写一篇人物报道。

十几天的夜班编辑,使我初步掌握了怎样提炼一篇新闻报道的中心思想,从而标出一个明确的新闻主题,加什么子题,或作一个眉题。我所初步拟出的新闻题目,到了编辑手里几乎都作了改动;而且我对来稿中的语病和标点符号也不很注意,值班编辑在修改定稿发排前,都让我再看一遍,并给我讲为什么这样改,这更使我受益匪浅。

随同张大姐去采访一对反革命家属母女,也等于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想教育课。尽管我感到她母女俩所谈的思想感情是真实的,事件本身也非常生动感人,但我却不知从何下笔。两天中写了三四次,都写不下去。最后,经张大姐亲自给我拟了一个提纲,然后根据采访的记录,一一写下去,终算脱了稿,又经张大姐仔细修改定稿后,刊登于《进步日报》。

日后默化

“30年弹指一挥间”。3个月的实习似乎手指都未弹,就已经结束了。但这短暂的3个月,却是我一辈子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永不忘却的重要起步,也是我由家门、校门走向社会的第一堂课。

当我离开报社时,胡邦定代表编辑部对我这一段的实习记者工作,充分肯定,并表示欢迎我大学毕业后到《进步日报》社来工作。张琴南总编在与我握别时,则又坦率地指出,从你的实习过程来看,当记者经过不断实践、磨练,还可胜任;但作为编辑,功底不足,今后是采编合一,你要多读书,多积累各方面的知识,加强学习,不断自我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做一个称职的新闻工作者。

张琴南的临别赠言,和在《进步日报》实习时期各位《大公报》老同事言传身教的点点滴滴,在我日后的工作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我在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筹备出版《电影放映》期刊,以及改革开放后在天津科技出版社参与创办《科学与生活》期刊时,都自觉不自觉地沿袭着张琴南求实、稳重的作风;在编采工作中,张高峰敏捷的思路,快速的反应,锋利又精练的文笔,以及和采访对象谈话时,从不边听边记(偶记一下日期、地点、人名),都记在脑子里。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一直在摸索学习的。总之《大公报》人对工作执著负责的精神,和高效快速的作风,始终影响和教育着我。

今天我已从一个风华青年,变成了古稀老人,但回首50年前的实习记者生活,仿佛犹在眼前。我以曾是一个《大公报》实习记者为荣,并有幸参加了2000年《大公报》在天津召开的庆祝98周年座谈会。今天张琴南、张高峰两位先生都已作古,听说胡邦定先生、张遵修大姐仍在北京。他们都是《大公报》的老一代,我永远怀念他们,他们永远是我的师长。

后记:1951年在《进步日报》实习时,每天都写工作日记,并把所发表的稿件剪贴成册。惜“日记”文革时被烧毁,而剪报一直保留至今。

当1952年于北京大学毕业后,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原燕京和上海复旦、圣约翰三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全部集中到中央宣传部干部训练班学习一年后,再行分配。后天津《进步日报》和上海《大公报》合并到北京仍名《大公报》,我则分配到文化部电影局工作了。

2001年夏

(原载2001年1月23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