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起步“学与教”

回首起步“学与教”

吕少群

投稿“学与教”版,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起点。

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入读岭南学院中文系,是学生报《岭南人》的编委,平日除了约稿、编稿,也喜欢涂涂写写,特别是对校园和社会事务议论一番。读报、看新闻,几乎是我每天必做的事。

某天上完课,大家传阅着一张报纸的复印本。那是一位同学写的《五代同堂》,描述当年位于司徒拔道的岭南校园特色,这里有岭南幼儿园和幼稚园、岭南小学、岭南中学、岭南学院。从学前、小学、中学、预科以至大学,同处一个校园,小师弟、小师妹与大师兄、大师姊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时间,大家争读着这篇文章,对“五代同堂”的概括表示认同,也羡慕着这位同学的文章能刊在校园版上。我,也不例外。

校园内外多故事,这可是一个好题材,例如学生饭堂的膳食、学生会活动、校园大字报等,都值得大发议论。我和这位最谈得来的同学,开始寻找各报的园地,争取投稿的机会。

林护图书馆,是当年岭南的两大图书馆之一,馆藏以报刊、工具书为主。这里成了师生们读报、翻找资料的所在。这天,我浏览过各报的时事讯息后,翻到学生园地的版面。友人走过来说,除了《星岛日报》的“大学广场”,《大公报》也辟有“学与教”,其他像《华侨日报》、《快报》、《明报》、《新晚报》、《香港联合报》也欢迎学生投稿。

我细心地读了“学与教”的文章。这个版面占了半张报纸,分成好几个栏目。例如“校园内外”、“校政纵横”、“点听点睇”、“斋talking”、“阿sir话斋”等。每个栏目附有线条简单的版头。版面上,有学生的作品,也有老师的文章,还刊出漫画。

一位叫天粟的作者,在“学与教”上写了篇文章《如此教育　谁该负责》,描述个别庸碌校长的行径。某校长过了早晨八点的上课时间,还与夫人不慌不忙地在港岛大排档品尝着白粥油条,别忘记他任职于沙田某中学,迟到早退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另一校长则公职一大堆,三天两头出外开会,最要紧的校政却弄得一团糟。作者呼吁提高问责制,培训校长。笔者读后,有感而发,写成《大树的枯枝》,投稿“学与教”,获刊于1993年8月11日的“校政纵横”上。该文呼吁教师勿因校长专横或失职而意兴阑珊,反而要“积极教好书,培养学生的上进心……促使不胜任者退位让贤。”

《大公报》编者的赏识,激发我投稿的热情。自此,在约一年的时间里,我频密地投稿到“学与教”版,诸如对学生会事务的看法,介绍台湾剧作者马森、大陆作家王蒙来岭南当驻校作家的情况、描述图书馆考试前人头涌涌、考试后门庭冷落的景象……有的刊在“校园内外”、有的刊在“斋talking”等栏目。

一星期刊出六天的“学与教”,是大学、中学师生交流讯息的园地,更是我练笔的场所之一。

我起劲地写呀写,除了“学与教”,从《快报》的“大专校园”、到星岛的“大学广场”,直至《明报》校园版,也有我的投稿。笔名呢,不变,依然是“群山”。有一段时间,每星期平均写四五篇,散见于《大公报》、《快报》和《星岛日报》。

好发议论的我,当然不满足于校园记趣一类题材。我尝试扩展写作范围,评社会事,抒家国情。

那一年,我在北角新光戏院看了国产电影《重庆谈判》。该片讲述抗战胜利后,国、共领袖蒋介石、毛泽东在重庆共商国是的故事。我写了观后感,抒发对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期望,也寄托炎黄子孙对祖国统一的心声。这篇《重庆谈判观后》,在“点听点睇”栏刊出了。

此前,我写了《为谁辛苦为谁忙》,向尽忠职守的香港消防员、警察等纪律部队致敬。确实,如果没有这批公仆的辛勤工作,香港市民如何安居乐业呢?当然,社会的发展端赖大家各司其职。我投了不下十篇稿在“学与教”上。事实上,“学与教”的栏目不下十个,除“我的旅途”、“志在四方”以外,尚有“书海偶拾”、“课本以外”以及“师姊教落”等。投稿者,有来自树仁、中大、港大等院校的,还有工业学院以至一些中学的。我估计,按作者人次计算,当年《大公报》“学与教”应该是作者最多的。这一来,本港校园动态、留学异邦见闻、游历感受、读书心得式式俱备,其后更增辟专栏,诊断英语和中文病句病例。不同的作者,不同的风格,在这个小天地相映争辉。各栏目的文章以五六百字为主,偶而有一些诗歌,其中包括我写的《北京掠影》。

打开“学与教”,第一眼总望向漫画。法兰西、左右名、马奈等作者的作品,像梅花间竹般出现在“谂吓画吓”栏。简洁的构图、简单的对白,传达着不简单的讯息。这漫画,在几乎是一片字海的“学与教”上,成了一扇窗口,一个文眼,使整个版面活泼起来,吸引我看下去。我也成了“学与教”的常客,后来统计,足足有40多篇文章获刊登。每次收到稿费单,也是满心欢喜,这是一种鼓励,也是一个肯定,肯定我言之有物,鼓励我继续努力。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在一段时间里,频密地投稿的一个原因。

投了那么多稿在“学与教”上,但我始终与编者不相识,尽管心里一直感念着对方。与此同时,我也惦记着天粟等素未谋面的“邻居”,很想有机会结识对方,因为从他们的栏目里,我了解到一些教育圈的怪人怪事怪现象,也认识到教育趋势。

天粟的文章刊在“黉宫走笔”里,使我了解到中小学的教育情况。证诸教育当局近年开始重视校长培训,又推动校本管理,可见这位作者的先见之明。笔者自岭南中文系毕业后就投身新闻界,广泛接触教师和学生,算起来,天粟称得上是我的引荐者,尽管不相识。

1995年初,《华侨日报》停刊,这是我第一份记者工作,只干了7个月。后来,我转职《明报》特辑部,参与“教与学”特辑的采访工作,三两年间穿梭港岛、九龙和新界的中小学校园,一路走来,遍访校长、老师、学生、工友、校友以至家长,渐渐成了教育界一分子。

从“学与教”作者,到“教与学”记者,再至“教育版”记者,这是一段不短的路,互相呼应又互为因果。追源溯始,铺路者正是当初的“学与教”。

去年底,我终于结识了天粟,原来他是一位大学教师,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了。1999年国庆节,我加入《大公报》,与当年“学与教”的编者小燕、科哥共事,成为教育版一分子。

可以说,“学与教”,为我跨进新闻界搭起桥梁。它使我的投稿热情更旺盛,对校园和周遭事物的观察更细致,文笔也由稚嫩渐趋成熟。

爱创作的种籽,总得需要阳光、雨水等养分,才会萌芽以至茁壮。没有伯乐,纵有千里马,也是徒然。感谢编者,感谢“学与教”。

(原载2001年7月10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