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衰落和社会资本的匮乏

二、公共领域的衰落和社会资本的匮乏

公共领域被认为是国家与市场之外属于公民运作的空间，是公民权的具体实践。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对于公共领域的想象和争取其存在所做的努力，往往成为媒介民主化的重要议题。因为公共广播电视体系主要是围绕着政治话语机制建立起来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分崩离析导致了公共广播电视的危机。作为实践公民传播权的重要载体，公共广播电视的危机是公共领域衰落的表现，而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带来公民社会资本的匮乏。

在欧洲，政府或议会实施的放松管制政策使原来徘徊于媒介外围的出版和投资商进入到广播电视市场内部，并对媒介的集中垄断形成实质性的影响。新的传播技术创造了新的市场和多样化可能，由于广告企业对财经类媒体的青睐，使媒介的市场结构趋于集中化；当国内利润已不能满足这些媒介公司的需要时，新的跨国媒介集团开始形成；此外，对国外所有权的限制也助长了国内媒介企业的集中和垄断趋势。在美国，对于控制全球媒介市场的国际巨头而言，他们“挣得越来越多，报道的越来越少”^[6]。尤其是随着新的传播技术特别是数字电视技术的引入，使频道在细分中为媒介的经营者提供了更多的增值商机，被割裂的公众沉醉在各自的狭小空间中自娱自乐，全然不知有几个媒介巨头在操纵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公共领域在分化中更加支离破碎，所谓的公共空间被彻底颠覆。

但是，走向高度垄断的经济自由所体现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和代表人类文明与理想的政治自由是格格不入的”^[7]，在意识形态的假设上，“自由民主理论和极权主义有着许多相近的地方”^[8]。从本质上来说，作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大众传播是民主性的传播手段，不过它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民主，它具有潜在的民主功能。欧美国家的历史表明，大众传播既能推动民主的发展，也能成为极权政治的帮凶。在极权政治下，对大众传媒的垄断成为实行极权统治的有力武器。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由于极权主义运动本身存在于一个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中，它们必然要使用那种普遍认为是宣传的手段。历史上，高度垄断的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极致代表就是纳粹德国及其法西斯宣传机器，而“一个民主国家在定义上不能对传播信息进行垄断”^[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为德国、日本这些战败国设计广播电视制度的同时，曾坚持认为现代民主国家需要一个非政治、非商业的公共广播电视体系。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却以自由化思潮为依托，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而在全球推行其媒介商业化、私有化、集中化理念，成为国际传媒业的一个新帝国。

公共领域的衰落意味着大多数人社会资本的缺失。社会资本是一种类似于道德的社会资源，它存在于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中，透过这些网络关系，可以促成个人目标的达成，社会资本包括义务、期望与信赖，信息渠道，规范和惩罚措施等。^[10]由于长期以来公民对本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社会资本逐渐演进成一种能够使人们互相信赖并恩恩相报的经济资源，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合作。从某种意义上，以交往为主的公共领域作为公民权的具体实践是一种象征性的社会资本。如果原来以普遍性、公正性、民主平等为基础的公共领域被市场力量所取代，整个社会都追逐与市场的联姻，那么公众的社会资本就会流向那些文化和经济资源更充足的人群，而那些文化和经济资源匮乏的人群会更加贫穷。一个良好的社会资本及社会环境应包括以下内容：

*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平均研究水平的提高；

*儿童较少与电视相伴而更多地参与社会交往；

*认真负责的师资和经常性的教学革新；

*总体犯罪率尤其是暴力犯罪率低；

*较多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和清新的自然环境；

*财富分配的均衡和较高的生活水准；

*丰富的商品和高回报的资金投资；

*疾病的减少和健康的身心；

*有组织的社会团体；

*较高的处理问题和犯罪的应急机制；

*较高的参与政治民主的积极性和普遍性；

*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宽容与理解；

*积极的政治改革和较少的政治腐败。

由以上社会资本的构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能使一个社会保持健康活泼和富有朝气的政治民主，每个公民都有分享这些社会资本的权利。哈贝马斯通过分析媒体在民主制度构建中的作用认为，“大众媒体应该把自己理解为开明的公众代理人，同时，既以公众的学习意愿和批判能力为前提，又要求加强它；像法官一样，他们应该面对政治和社会压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应该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和建议做出反应，组织并公平地分配议题，引发批评，面对政治过程阐述合法性要求。媒体的权力应该是由此中立化，阻止行政和社会权力隐蔽地转变成政治影响力”。^[11]只有媒体保持批判性、独立性、公平性和中立性，使公共领域成为民主的实践平台，才能成为社会公众共享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