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化传播的特征

二、对象化传播的特征

1．针对性

广播电视媒介的专业频道和节目以不同的受众群体作为收视或收听群体，和其他媒介的专业化传播一样，广播电视媒介的专业化传播的特点之一就是拥有明确的目标受众。专业化的电视频道和电视节目，按照目标受众的职业、教育程度、文化背景、接触媒介的方式以及接受信息的能力、习惯、心理等方面的不同，进行有指向性的信息传播。

由于专业化节目对受众进行了不同方式的具体划分，因而较之大众节目主持人，专业化节目主持人面对的是更明确的收视或收听群体，受众怀着对特定信息的需求收看或收听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传达给受众的信息也必须是明确而具有针对性的。因而在节目中，主持人需要比较清楚地了解“对谁说”，这是把握分众传播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只有首先明确了说话的对象，才能准确地把握传播的内容和具体方法，从而对传播的整体方向和目标形成准确的认识和理解。例如《夕阳红》节目是一个老年节目，《大风车》是一个少儿节目，面对的观众截然不同，主持人的对象感也就存在个性差异。《夕阳红》节目主持人眼前浮现的是老年观众，《大风车》节目主持人心里想的是儿童观众，这是面对特定群体对象，主持人产生的特定对象感。借用主持人敬一丹的话说：“节目主持人的对象感运用强调具体化，他一般不做‘一对多’的设想，而把交流设想成‘一对一’、‘一对几’。这种心理状态是‘我’与观众谈话的必然要求，他以个人对个人的形式来适应观众的接受心理，有时是和一位真实存在的观众直接呼唤，有时是把收听、收视对象设想成一位熟悉的朋友。”^[16]

2．亲切感

作为对象化传播的使者，主持人不仅在屏幕上给人以亲切感，而且在整体上自始至终给人以亲切感。

亲切感指的是主持人以平和、真诚、友好的态度面对受众时带给受众的温暖感。观众每天早晨7点钟都会看到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第一时间》主持人欧阳夏丹亲切的微笑，许多中老年观众都把夏丹看作是自己的“闺女”；听众更不会忘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徐曼甜美悦耳的声音；虹云、傅成励带给大家那一个个温馨的《午间半小时》；他们以真诚的“微笑”赢得了受众的喜爱和尊敬。“平民意识”使主持人离我们每个人越来越近，长得像我们的邻居，说话像我们的朋友，讲述的是我们身边的事情。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第一任主持人崔永元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平民化、亲切感、“邻居大妈的儿子”，也许是崔永元获得全中国亿万观众喜爱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在这种亲切感中，《实话实说》的许多观点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3．有效性

对象化传播的第三个特征是有效地传达信息。只有通过传达活动，节目制作才能最后得以完成，只有有效传达，节目才能收到传播效果。主持人的传播活动就是围绕这一目的进行的。节目主持人怎样才能使自己主持的节目为观众所接受，关键在于实现有效传达。

主持人的有效传达在本质上是对节目的一种再创作，主持人要把各种内容的话题、材料有序地评串在一起，经过创造性地发挥，再现和描绘事物感觉上的具体性，为观众清楚地认识事物引路指南。所以观众不仅对节目的思想内容感兴趣，而且对节目主持人的表达形式也感兴趣，即欣赏者在把握节目的思想内容的时候，并不完全扬弃主持人的传达形式^[17]。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曾经报道过美日贸易摩擦的新闻，他们用了《两个经济巨人的相扑》这样一个形象生动的题目，来帮助观众理解；同时主持人找人借了个日本的“大哥大”，再将自己的“摩托罗拉”拿出来一起摆在镜头前，说：“这个是日本的，这个是美国的，最近就是因为这两种东西，美国和日本爆发了一场贸易战。”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使观众非常简单地理解了主持人所要传达的思想内容。

相反，有些节目主持人为了追求节目的有效传达，过分强调形式的东西，反而会进入误区。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1997年4月13日，某电视台“访谈”节目，主持人托起一个小碟子，问观众能否分辨出碟子里两种黄豆的不同，让人不知所云，结果主持人讲的却是黄豆掺假的事件。将非常严肃的话题用一种不伦不类的方式表达出来，本身就是一种主持的失败。电视节目受时空限制，每一个画面、每一个镜头出现的内容都要求与报道主题有直接关系，决不允许画面和镜头上出现可有可无的语境。如果主持人手上拿着东西，那么他就应该考虑：我为什么要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与报道主题有直接关系吗？它在画面上能产生与主题相关的效果吗？

还有一个例子。某电视台曾报道过一则假冒阿胶泛滥的消息。一些见利忘义的厂家和私营业主运用有毒的硝制牛、羊革冒充阿胶原料驴皮制作假阿胶，致使服用者病情加剧，痛苦不堪，同时被害厂家信誉被毁，损失惨重。观众正在愤慨之际，主持人话锋一转，轻轻用一句“假作真时真亦假”串联起另一则三国影视城“以假乱真”、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再现古战场硝烟，引来游客流连忘返的新闻。前者是见利忘义、危害群众、危害社会的制假犯罪行为，后者是巧妙运用现代影视制作技术，弘扬民族文化造福于民的真实艺术手段。而主持人也许只是想别出心裁地用一句古诗将两则带“假”的新闻编在一起加深观众的印象，客观的效果却是一方面人们对制假行为的痛恨被无视、被伤害，另一方面以假乱真的影视制作技术被曲解、被贬损，令人啼笑皆非。

大众传播活动一般都采取“一对多”而不是“一对一”的传播模式，主持人传播的出现，使这种“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开始在拟态的人际传播中有了新的变化。在传播中，主持人不仅要重视传播的目的，同时要注意受众的需求、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接受习惯，使传播更易于被广大观众接受，从而有效地缩短了传受双方的心理距离，也使大众传播媒介一下子“从工具客体转化成了一个可供交流的对象主体”^[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