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该为谁而争？-—由播音主持涵盖说之争而想到的
长 啸
“播音员涵盖主持”还是“主持人取代播音”？这是目前播音主持基础理论中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命题，也是一个至今学界无人敢碰的禁区。虽然其中的基本道理可能人人都懂，人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人人都能像专家学者一样做出自己的理论表述，学界亦有千万言的学术著述，但是迄今为止，每一位专家抑或是话语权极强的两大学派的大家都不能自圆其说，不能以理服人说服对方，这一点已经衍生出许多后遗症在困扰着学界，困扰着整个广播电视，困扰着整个广播电视行业内的播音主持从业者。
中国播音学在整个人文学科里当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是相对于以“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为研究对象的年轻的“主持学”（恕我浅薄将本文所有对牵涉到“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的研究和著述统称为“中国主持学”，简称为“主持学”。下同）来说却是老大哥一个，源远流长。你可以说，中国播音学从1940年12月30日人民广播第一次播音实践开始，就有了中国播音学的雏形——播音实践的经验及其总结；也可以从1963年当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招收播音专业学生开始，从中国播音学开始有自己的专业和教材时算起；当然，如果我们一定要以“中国播音学”五个字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作为研究会的名义而问世作为标志，历史也定格在1987年，研究会正式成立，会刊《播音界》正式创立。
改革开放初期的播音理论建设迸发了极大的热情和活力。1981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播音经验交流会后，在张颂先生的《研究播音理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的吁请和感召下，中国播音学理论研究框架得以构架，播音学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更加系统和更加深入的发展过程。在此后的十多年间，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和奠基性质的播音学专著问世。其中张颂先生的《朗读学》、《播音创作基础》、《播音语言通论》等一系列著作奠定了中国播音学的基本理论构架与体系，也奠定了张先生在中国播音学研究上的泰斗地位。
但是主持学的构架在何时建立？权威的著述和作为一门学科完整的理论体系的研究究竟该如何表述？窃以为近十年来还是处于一种诸侯割据、各自为战的格局中。
中国的主持人学说的建立标志，大约可以由以下这样几个线条加以勾勒：
1.1985年召开的全国城市广播电台主持人节目研讨会，吉林市台发起，连续6年，至1990年止，在当时开主持人理论研究倡导之先河。
2.1990年1月20日，赵忠祥、沈力、宋世雄、白谦诚、陆锡初等12人向全国发起成立主持人节目研究会倡议书。倡议书明确表示：“在新的十年开始之际，为了加强各台之间的联系，交流经验，探讨有关理论和业务，共同举办活动，开展国内、国际学术和业务交流，不断提高节目主持人的素质，促进主持人节目健康发展，我们共同倡议，发起成立主持人节目研究会。”随后，学会于同年6月成立。成立后的主持人节目研究会在其章程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主持人节目研究会是研究广播电视主持人节目的学术团体。”时任研究会理事长的白谦诚先生的解释是：“当然，研究主持人节目，也必然研究节目主持人，这是不言而喻的。”研究会的成立可以理解成是主持人基础理论研究进程中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3.1991年7月29日至8月2日，主持人节目研究会与丹东广播电视学会联合举办的全国性较大规模的首次电视节目主持人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同年由主持人研究会发起举行的首届全国广播电视主持人节目论文评奖，标志着主持人基础理论研究开始由表及里、由现象而扩展到学术层面。
4.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主持人专著问世，标志着主持人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开花结果。例如：1991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陆锡初《节目主持人概论》的出版为主持学勾勒了一个基本的框架；1993年6月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壮春雨《节目主持人教程》的出版使得高等学府开始有了自己专门的教材体系等等。
从这些线条勾勒中，我们是否可以对这一段时间的播音学和主持学研究作这样的小结性描述：
其一，播音学的创建和架构，从其历史渊源、经验总结、体系建立及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都是新生代的主持人学说所无法企及的；北广早在1986年就召开过主持人节目理论研讨会，(1)介入主持人研究的时间不可谓不早。
其二，主持人研究和主持人研究会在主持人节目刚刚崛起的起始即以敏锐的姿态介入了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中来，且在与播音学界的互动中保持了较为亲密的合作姿态。从这一点上来说，播音学和主持学的研究不应该出现后来的相互割裂和自说自话的尴尬局面。
“涵盖说”和“取代说”的追溯
其实，现在要想找到涵盖说的最初的源头，已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了。它似乎正在变成一桩学术公案，有待于有心人慢慢去解读、分析、评判。
在我能够找得到的文字表述中，播音涵盖主持的最典型的表述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的《中国播音学》（199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特别注解：此书成稿于1993年12月）。“主持人涵盖播音”一说的表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尚欠严密，其主要原因是主持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认的具有奠基色彩和核心骨架的理论著作问世。一直在吆喝中的《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主持学》尚未问世。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权威人士的论述来作探究。典型表述是白谦诚同志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篇前瞻性文章里提出的“播音员将被主持人取代”的著名命题。(2)虽然作者一再阐述，“本文研究的是21世纪的事，而且纯属个人的预测和猜想。”白谦诚先生是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持人节目研究委员会的理事长，因其创设研究会和创立影响广泛的“金话筒”评选享誉业界。其“取代说”比《中国播音学》之“涵盖说”的遮遮掩掩更加旗帜鲜明。
先说第一点，“播音涵盖主持”。《中国播音学》在第31页第四章《播音创作的分类》中作这样的表述：“从对语言的组织和转化中，可分为有稿播音和无稿播音。”“只不过是有稿播音更注重转化，无稿播音更注重生成。作为播音员或主持人，应做到‘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书以将近五万字的篇幅将“节目主持艺术”单独成章，足见编著者的良苦用心。
因为这本书的主编是张颂先生，加之该书又是中国播音学的第1版第1次印刷，所以它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播音界“共同奉献的一个阶段性的理论成果”。于根元在《中国播音学的奠基和发展》一文中说，“张颂主编的《中国播音学》，是中国播音学的奠基之作，或者说是奠基的代表作。”(3)所以更见得《中国播音学》是将“节目主持艺术”当作播音艺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郑重写入的。
“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是1992年6月，张颂先生在为姚喜双同志所著的《播音风格探》序言中所写下的。而这时正是主持人研究会刚刚成立一年之际，先生以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主持人”这个新行当和节目主持这个新领域的巨大前景和巨大冲击力，但是我更愿意将这个目前我能查得到的时间看作是先生对自己一辈子所从事的播音学研究中对“播音”这个核心概念的扩张与颠覆！
这个时候的中国主持人事业发展的现状是什么呢？
假如我们以20世纪9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直播风开始席卷全国算起，以1992年10月28日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开播为标志到现在，整整10年时间，由珠江而全国，由广播而电视，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风靡华夏，发展迅猛，主持人从业人员成几何级数地暴增。
“播音”这个词汇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正像张颂先生的《播音浅谈》开宗明义所表述的那样：“播音员是党的宣传员，是以有声语言为工具进行宣传的新闻工作者，播音就是把文字稿件变为有声语言的再创作劳动。”（1985年版，首卷《中国广播电视年鉴》载）
邢质斌在其论文《播音——有声语言的艺术再创造》中明确表述：“我们对播音的定义就是：‘把文字语言变为有声语言的一次艺术再创造的过程。’”(4)
引用这些只是想表达一点：中国播音学是与其历史积淀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播音”这个词汇的特定含义恐怕不是我们任何人想改变就能够改变得了的。它并不代表说，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火了，多了，在我们还没有对这个新的领域有更多实践与感悟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匆匆将这个新鲜出炉的领域试图随便纳入我们已经设定好的已经比较成熟的某一个研究领域中来。
冲突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涵盖也好，取代也罢，理论的杀伤力的确是无与伦比的，这种冲突的背后其实包容的不一定只是学术层面这么单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会以这样超乎寻常的速度飞速发展！这也许是所有的理论工作者和从业人员包括广播电视的各级领导都没有预料到的一个事实！
“主持人事业发展得太快了！”这个感慨里面的含意至少有三方面：一是指主持人队伍的从业规模扩张；二是指主持人节目的无限扩张，至少是指挂着主持人旗号、按主持人节目形式设定的节目形态的无限扩张；三是指主持人节目的影响或者说“主持人”本身作为一个职业形态的活生生的人乃至“主持人”这个称谓都可以在社会和传媒中产生巨大影响。而我们的主持人理论研究、管理机制、激励机制相对来说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日新月异、广播电视发展日新月异的大环境大背景下，我们更是如此。
形势的飞速发展和这种冲突，将在以后较长时间内给我们的播音主持事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工作损失！这是我们极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残酷的现实！
因为“主持人”这三个字巨大的杀伤力，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播音事业的集体歧视。典型的表述是以白岩松为代表的主持人强势话语，其实是典型的奇谈怪论。“播音员和主持人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是语言，我们应当学会说话，而不是播音，《东方时空》最初运作的时候，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些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露面的主持人，这种打破常规让观众耳目一新。他们仿佛听到的是邻里姐妹兄弟用他们习惯的语言方式传递着他们关心的事情，而过去那种播音员完美的声音多少让观众感到一种高不可攀。”(5)
熟练掌握规范标准的普通话发音，是广播电视主持人重要的职业素质。人民广播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以纯正优美的语言在人民心中扎根。特别是建国以后，全国上下都很重视推广普通话。毛泽东主席讲：“不能播错一个字”，这其中当然包括字音在内。周恩来总理曾经说：“什么是普通话，听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从齐越、夏青到铁城、方明，从沈力、赵忠祥到罗京、李瑞英，几代人都在为祖国语言的规范、纯洁、优美而努力。他们的艺术成就也得到普遍的赞誉和肯定。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字正腔圆”变成了罪大恶极！似乎只有南腔北调、“莎士比亚”（沙嘶劈哑）才反映真实生活，才是真正的主持人语言。白岩松还说“前期的中国主持人，大多是由播音员转化过来的，他们拥有完美的声音，受过专业的播音训练，这是优点。但是作为主持人来说，这样一种语言方式无疑在自己和观众之间建起了一道无形的墙。到了今天，主持人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用一种人性化的表现方式拆掉这面无形的墙。”（引述同上）
看到白岩松的表述，我先是愤怒，接着是哑然，哑然后是深深的悲哀，悲哀的是在其后的出版物中，我看到的是别人都已经要“拆墙砸殿”，而整个播音学界竟然面对这种谬误和浅薄集体失语！——是不敢还是不屑？抑或是在当时主持人事业风起云涌的大背景重压下，我们在被取代的恐慌之下，学术本身觉得纯正的播音事业确实已经日薄西山？
此是旧论，不提也罢。“重主持而轻播音”究其原因其实很复杂。客观的原因我以为主要是主持人节目的大量出现所导致的，节目形态本身并无过错，过错的是我们的节目设置本身和某些导向型评奖和激励机制，包括薪酬体系和分配机制对播与说的不公而形成的等等。
20年来主持人事业发展的成果都在客观上造成“主持重而播音轻”的错觉，而基础理论界有意无意的误导或者不作为的本身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的原因所在。现在不少地方广播电视台站高水平的新闻播音人才奇缺，甚至有断层之虞，令人担忧，就是这种腔调所导致的直接恶果。
两种学科的尖锐对立，还给业界带来了极为可笑的节目运作与指导思路，比如说“说”新闻，现在很多地方台的领导都盲目地倡导，殊不知，在整个机制乃至采编叙述方式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盲目提倡“说新闻”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我们需要对广播电视各个工作环节都了然于胸的“博才”之上的“专才”，我们需要的是在各自专业领域更强更高更全面的“术业有专攻”的“各司其职”的人才。
刘习良同志1999年11月6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优秀播音与主持作品颁奖会上提到的一句他自称为“废话”的话很值得玩味：“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的主业是播音和主持节目。”(6)从这一点上来说，具体从业人员知道自己该怎样做，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该如何去做呢？
并非结语的话
“播音员涵盖主持”？还是“主持人涵盖播音”？这些站在某个既定方位的命题，我觉得，为了中国播音与主持学说的更加深入与发展、完善，都可以休矣！
播音与主持艺术是一对有相同血缘的同胞兄弟姐妹，它们既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不可分割，又性质各异、各自独立，分属不同的艺术门类。就像中国水墨中的书法与国画，诚如吴冠中先生所言，“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正如未塑造形象的泥巴，其价值等于零。”(7)
（作者单位：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
【注释】
(1)见白谦诚：《主持人节目研究会工作报告》1991年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主持人》（第一集）。
(2)参见《节目主持人社会化的前瞻思考》一文，载《主持人足迹》（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3)《播音主持艺术》第一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4)见《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
(5)白岩松：《我们能走多远——关于主持人话题的胡思乱想》，《现代传播》1996年第1期。
(6)见《播音与主持艺术》第2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6月版。
(7)吴冠中：《吴冠中谈艺集》，中国当代美术名家艺术论丛，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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