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内广播电视“港台腔”久治不愈的深层原因

论国内广播电视“港台腔”久治不愈的深层原因

陈京生

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向全国广电系统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批转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自律公约〉的通知》。自律公约第十条规定，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除特殊需要外，一律使用普通话，不模仿地域音及其表达方式，不使用对规范语言有损害的口音、语调、粗俗语言、俚语、行话，不在普通话中夹杂不必要的外语，不模仿港台话及其表达方式”。公约第二十一条规定，“违犯本自律公约的，将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予以通报，并终止其‘中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作品奖暨金话筒奖’入选资格；情节严重者，协会将建议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播音主持岗位资格。”⁽¹⁾

公约以广电总局行政文件的形式下发至全国广电系统，并要求全国广播电视系统的播音员和主持人贯彻执行，表明广电行政管理部门认同行业协会的看法。由此推论，播音员主持人一旦被中国广播电视协会认定违反第十条规定，“模仿港台话及其表达方式”，且“情节严重”，协会可能会建议有关部门取消其播音主持岗位资格，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则可能接受协会建议。其结果是“模仿港台话及其表达方式”，也就是“港台腔”严重的播音员主持人随时可能下岗。

内地广播电视的“港台腔”来源于改革开放后对台湾、香港节目形式的简单模仿，是广播电视改革中借鉴外来节目制作方式的副产品。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文化禁锢之后，国内的广播电视节目从形式到内容都有进行改革的迫切需要。尽管西方国家的广播电视节目经过长时间的商业化运作，积累了大量吸引受众的成熟经验，产生了许多新颖的节目形式，但这些经验被语言障碍所阻隔，很难被刚刚接触外部世界的中国广播电视所注意和吸收。而作为华语文化圈的台湾和香港，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受到西方广播电视的启发和影响，融合了华语的语言文化特点和西方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理念，产生了一些在当地受到欢迎的节目。对于急需改革的中国广播电视，很自然地会将目光脱离当时还难于理解的西方世界，转而投向没有语言交流障碍、容易理解的港台地区。借鉴港台地区成功的广播电视节目，成为大陆广播电视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节目理念和节目制作方式的捷径。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和科技领域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而广播电视方面却刮“港台风”的原因。

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当广播电视的改革受到资金制约，整个行业需要从广告获取资金时，收听和收视率就成为许多电台电视台的重要追求目标，因为只有较高的收听收视率才能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在商业化倾向的刺激下，已经获得商业成功的港台节目，自然会成为地理、习俗和语言接近并具有改革开放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广播电视效仿的对象，“港台腔”也首先在东南沿海地区流行。

严格讲，在借鉴新的节目内容和节目形式时，并不需要连带使用带有当地方言特点的语言形式。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广播电视流行“港台腔”，是国内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当地方言与港台相近的语言特点造成的。长期以来，国内广播电视播音员由于种种限制，大多使用较为正式的文稿播读的播讲方式，对比港台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放松的口语播讲方式，一般听众很容易对后者的亲近气氛产生好感，造成过度的正面评价。而东南沿海一带与港台方言相同或接近使当地人对“港台腔”并不敏感，有些人宁愿接受带着“港台腔”的放松播讲方式，也不喜欢某些蹩脚播音员死板的“播音腔”。这些因素是一些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使用“港台腔”的重要原因。

“港台腔”涉及夹杂在广播电视语言词汇、语音和语法中带有港台地域特点的不符合普通话规范的用法。在词汇方面，“港台腔”主要表现为当大陆普通话和港台“国语”对相同事物使用不同词语时，“港台腔”选择港台用法。其中，香港词语对内地广播电视影响较大，许多在广播电视节目中流行的时髦词汇往往来自香港。当内地还没有对应词语时，香港词语更是先入为主。研究表明，香港词语在华语区内较活跃，内地和台湾词汇都受到香港的影响，而在三地词语相互渗透中，内地吸收外来词语最多。⁽²⁾“港台腔”在语音方面表现为一些音在声母、韵母和声调上的地域发音特征，以及贯穿语句的港台语调特征。另外，它还包括少量与普通话不同、有地域特点的语法特征。在“港台腔”的表现形式中，以词汇和语音特征最为明显。

如果说“港台腔”是伴随早期借鉴港台广播电视节目产生的副产品，那么经过20年发展，当内地广播电视节目逐渐成熟后，这种初级化的简单模仿也应该慢慢消失。但令人遗憾的是，“港台腔”非但没有消失，在娱乐类电视节目中反而有扩大的趋势。显然，“港台腔”的长久存在，有着比简单模仿更为复杂的深层原因。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除了一些播音员主持人对港台广播电视节目的盲目欣赏崇拜之外，普通话事实上的超方言性质、内地广播电视节目不断加强的本地化和口语化倾向、港台方言与东南沿海方言的接近性、港台娱乐节目的潜在示范作用等涉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方式和语言使用的问题，也是造成“港台腔”久治不愈的原因。

“港台腔”的产生和长时间存在与普通话事实上的超方言性质和国内广播电视节目日趋本地化和口语化有关。虽然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但学者们普遍认为普通话所指的北京音是指北京话声母、韵母和声调构成的音位系统。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应以“初中文化程度以上北京人在比较正式场合所说的普通话为核心”。⁽³⁾这实际上确定了普通话的超方言性质，它不是人们日常使用的家乡话，包括北京人日常非正式场合说话的发音也可能不是规范的普通话。这种限定使普通话成了与日常生活非正式口语隔离的正式交际用语。在缺少非正式日常口语样板的情况下，普通话的声韵调系统一旦进入当地的生活化口语，其语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母语方言语调的影响，产生所谓的“京腔”普通话、“东北腔”普通话、“广东腔”普通话。由此可见，当用于较为正式的口语，尤其是书面化口语时，普通话是有规范标准可循的。而进入非正式口语语体时，则缺少一个具有非正式口语特征的具体语音系统作为样板。我国是一个多方言的国家，国内方言如果细分到县市以下，可能有近三千种方言。⁽⁴⁾多数使用普通话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方言，处于双方言状态。他们在日常非正式口语中使用本地方言，普通话则是与外界交流的较为正式的语言。两者用于不同场合。一旦将普通话用于非正式口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方言口音的影响，形成带有方言调子的普通话地方变体。

在广播电视语言系统中，当播音采用文稿播读方式，或者使用比较正式口语说话时，普通话可以保持较为规范的发音，这种情况在新闻类的节目中最为明显。而一旦采用非正式的口语化表达方式，日常使用的当地方言很容易对播音员和主持人的普通话产生影响。20年来国内广播电视在节目样式和节目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在播音主持方面的最大变化是改变了单一文稿播读方式，口语化倾向逐步加强。播讲方式的变化使发音风格逐渐向日常生活语言靠拢，在当地方言还不能进入广播电视时，带有乡土特征和方言腔调的本地普通话成为接近本地群众的一种选择。使用本地人所习惯的带有方言调子的普通话，可以使当地听众更有接近感。广播电视节目口语化的加强，会促进语言从正式语体向非正式语体转变，使标准普通话向本地普通话靠近。

南方一些方言区广播电视中使用“港台腔”，而没有采用北方方言腔调，与港台使用的方言和南方方言相同或接近有关。“港台腔”实际上是国语在港台受当地闽粤方言影响形成的。闽台地区古代以来就一直有读书人使用的官话，在当地方言和本地官话的影响下，外省人带来的国语在与大陆隔绝多年后自然会带有特殊的台湾腔。⁽⁵⁾由于内地与港台广播电视发展过程不同，当内地播音还以文稿播读的规范普通话为主时，带有“港台腔”的“国语”口语播讲方式就已经被港台广播电视所采用。当内地东南沿海广播电视首先引入口语化主持方式，但国内还没有口语化普通话节目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具有相同或相近方言背景，发音特点与本地普通话较为接近的“港台腔”，很容易被照搬模仿。

其实，由于方言相同或相近，普通话在我国南方受到当地方言影响，也会产生类似“港台腔”的发音和语调变化。近年来，国内广播电视本地化的谈话和娱乐节目增多，熟悉当地事物和方言的本地主持人越来越多，这些人普通话不够规范，在口语状态有时很难摆脱方言的影响，话语中多多少少会带有一些方言调子。这些方言腔调很容易被归入“港台腔”。但它们与早期主持人有意识模仿、矫揉造作的“港台腔”有所不同。今天的“港台腔”已经掺杂了其它因素，并不单纯是对港台播音主持的模仿。由于南北方的语言差异，北方人和南方人对这种本地化的“港台腔”的敏感和厌恶程度并不一致。这种状况使得带有地方腔调的“港台腔”普通话在当地有时并不会招致过多反感，使“港台腔”有了长期生存的条件。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广播电视中缺少脱离文稿的普通话非正式口语规范，使早期东南沿海地区广播电视改革中主持人没有现成的话语样板。于是，借助方言相同或接近的优势，港台地区较为成熟的口语化主持形式和地方化的口语特点乘虚而入，成为南方一些广播电视播音员和主持人的模仿对象。由此产生了所谓“港台腔”。在广播电视节目口语化的驱动下，这种最初源自港台的说话方式，有可能与本地带有方言特点的普通话相融合，成为一些方言区广播电视中口语化节目的语言特征，长期存在下去。从全国来看，如果不适当干预，普通话在非正式口语特征明显的广播电视节目中，有可能出现南方方言地区以地方化的“港台腔”为特征，北方方言地区以地方化的“京腔”为特征的“南腔北调”局面。

“港台腔”久治不愈，还与广播电视节目创新有关。内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模仿港台播音主持的“港台腔”问题，十几年过去了，“港台腔”并没有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逐渐退去，反而有在广播电视娱乐节目中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可能成为娱乐节目语言的“潜”标准。这是因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内地在娱乐节目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上并没有取得突破，在两岸三地的广播电视中，模仿港台，尤其是台湾娱乐节目的倾向并没有减退。台湾娱乐节目主持人吴宗宪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蔡康永与徐熙娣的《康熙来了》等娱乐节目，仍然被许多大陆青年播音员主持人所欣赏和模仿。只要大陆没有受观众欢迎的创新性娱乐节目作为样板，大量缺少创造力的播音员和主持人内心中以港台节目为样板的“港台”情结就不会退去，节目语言中的“港台腔”也不会消失。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语言单一、方言极多的大国。在这样一个语言环境复杂的国家，推行一种大家都能使用的共同语，并能取得目前这样的效果，确实不易，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先例。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作为一般的社交语言，普通话已经取得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生活语言中，方言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尤其在农村和中小城市。在已经使用本地方言作为生活语言的条件下，学习和使用普通话肯定会受到本地方言语音和语调的影响，一旦形成不易改变的发音特征并得到本地多数人的认可，这种混有当地方言成分、具有本地特点、不够纯正的普通话就会稳定下来，成为普通话系统中的地方变体。

地方普通话会在外力的推动下逐渐向标准普通话靠拢，但不可能与标准普通话完全一致。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语言在使用中相互融合在所难免，全国都使用毫无地方差别的同一种腔调的普通话是不可能的。地方普通话在一般人群中广泛存在，进入到广播电视节目中也是很难避免的。“港台腔”的长期存在，除了欣赏趣味的原因，客观存在的语言现实也是一个原因。

广播电视具有强大的语言影响力，把握广播电视的语言面貌，尤其是具有示范作用的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面貌，对于发挥广播电视的语言影响力，推广普通话，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我国在过去近五十年中，成功推广普通话，与坚持广播电视使用普通话密不可分。这一政策的实施对推广民族共同语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天的广播电视与过去几十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节目制作中的一些新变化加剧了广播电视语言的多样化倾向，一些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追求个性化的特点，在发音上与文稿播读时代的发音方式有所不同，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些变化不应损害或削弱广播电视所担负的推广普通话、促进民族共同语的社会义务。为了克服偏离普通话的倾向，巩固五十年推广普通话的成果，国家广电总局和有关行业协会出台对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限制性规定也是合情合理的。

由行业协会对诸如“港台腔”类的语音问题加以专业认定，由行政机关给以处罚，可视为一种监督治理的有效途径。当然，在程序上行业协会只有建议权，行政机关还需要对违反岗位资格的行为进行核查认定，才能做出相应处罚。在这里，行业协会的作用有点像检察机关，其建议带有“公诉”的意味，行政管理部门可依靠这一线索，进行核查认定。通常，行政机关受限于人力，很难对个人的专业行为进行监督。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行政机关可以增加监督力度，节约行政管理成本，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不过，仔细分析会发现，让一个“港台腔”严重的播音员或主持人下岗似乎不是一件容易事，在缺少具体认定标准的前提下，认定本身就很困难，尤其是如何认定“情节严重”，而唯有“情节严重”才会遭遇下岗，构成实质性利益惩罚。在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之前，目前公约相关条款更多具有的是“威慑”力量。

广播电视中的“港台腔”久治不愈，除了药力不够之外，还与语言自身发展规律和广播电视变革中遇到的问题有关。一方面，国家要坚持广播电视的普通话示范作用，不能放弃或降低广播电视的普通话标准，以免产生损害推广普通话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广播电视节目地方化和口语化趋向又在不断冲击着普通话标准。这种全局与局部、媒体与语言的冲突，是造成包括“港台腔”在内的种种语言不规范现象长久存在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注释】

(1)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自律公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年第9期。

(2)汤志祥：《论华语区域特有词语》，《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2期。

(3)林焘：《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和语音教学》，《林焘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8月版。

(4)苏金智：《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中的双语双方言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1期。

(5)钱奠香、李如龙：《论闽台两省方言和文化的共同特点》，《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