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编辑工作原则

一、新闻编辑工作原则

（一）工作原则与新闻编辑

新闻编辑工作存在工作原则。工作指的是基于专业或岗位的劳动。而新闻编辑工作，指的是大众传媒的编辑人员在新闻编辑部内所从事的关于包括新闻信息的设计、组织、选择、优化、加工在内的以脑力为主的劳动。没有一定的工作原则，新闻编辑工作就容易失去条理、系统或方向，势必难以适应当前新闻工作的需要。

新闻编辑工作原则与新闻编辑思想、新闻编辑制度有同有异。三者均服务于新闻编辑工作，但作用各异。新闻编辑思想是以政治、经济与文化所构成的社会整体为背景，探讨、把握媒体新闻编辑工作的基本观念。这些观念触及新闻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中心任务是为新闻编辑活动的合理化提供科学性、逻辑性。其间的思想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甚至导致传媒编辑工作出现人格分裂，说一套，做另一套；其中正确的思想，有的可行，有的则理想色彩浓郁，但均有助于探讨新闻编辑活动合理化的各种可能性、现实性及其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均衡。新闻编辑制度则着力于新闻编辑工作的组织、运行、活动的框架建构规定。新闻编辑工作原则集中探讨媒体在新闻编辑工作中应依据的基本标准。其规范的对象是形而下的工作行为，追求切实可行，行之有效，效益更好。

在新闻编辑工作原则上，中西方之间有同也有异。作为新闻编辑工作，在工作原则上，双方存同，并非只有差异。不过，从新闻编辑工作研究的目的看，当前我们更应注意双方的差别，从而认识自我，合理借鉴。

（二）新闻编辑工作基本原则比较

1.关于新闻事实与意见

在新闻事实与意见的关系上，中西新闻编辑工作原则有明显的差别。对新闻事实与意见，西方国家主流编辑工作原则是：新闻报道事实，意见另行表达。为此，西方社会报纸普遍采取新闻报道版面与言论版面相分离等惯例。而我国内地主流编辑工作原则至今仍强调如下传统：“新闻报道要用事实说话”。同样面对著名政治人物去世，新华社的《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迥异于美国《纽约世界——电讯报》关于现代印度国父甘地离世的报道《火葬——甘地永存》。

何平、刘思扬1997年3月2日的通讯报道《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全篇夹叙夹议，抒情色彩浓郁。

一位以自己的一生书写中华民族崭新历史的伟人，今天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

1997年3月2日上午。

银色的专机，离开西郊机场，在首都上空低低地、缓缓地绕飞一周，然后穿过云层，飞向祖国的辽阔大海……

机舱内安放着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邓小平同志的骨灰。

这是报道的开头。其基本特征是：凝重、庄严，情景交融而又情重于事实。

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

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

邓小平一生迷恋大海，与波峰浪谷有着不解之缘。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以上来自报道的中间部分。从中显现的基本操作思路是：内容以背景材料为主，而关于对偶、拟人的考究，层次之间过渡的精心雕琢，均使报道形式走向华丽。

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

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

海天相接，碧波相连。

小平同志心系各族人民，心系港澳台同胞，心系海外侨胞……

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向祖国的万里海疆……

这是报道的后部。这些语句在修辞手段的运用上，除了对偶、拟人，又再添反复。纵观全文，整篇报道文采斐然，同时内容空洞、新闻事实单薄而难免对报道的实际传播效果有所妨碍。让报道成为一次传者忽视社会与受众心理实际的自满自足。

相形之下，美国记者1948年1月31日的《火葬——甘地永存》着力报道印度政治家甘地葬礼的过程、隆重的场面及其中的细节，稿件并无直接的议论、抒情。报道如下。

在由于他的被害孟买再次发生骚乱的时候，圣雄莫汉达斯·甘地的遗体今天被火化。

这个古老的印度教仪式是在印度五大圣河之一的朱木拿河边举行的，是在举国上下共同哀悼的气氛中举行的。

被暗杀的领袖的长子德瓦达斯·甘地点燃起火堆，把这个伟大灵魂的躯壳付之一炬。

此时此刻，印度首都各派别由于共同哀悼甘地而暂时忘却了歧见。

人们抬着他的遗体穿过新、旧德里各条大街，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这在印度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葬礼仪仗通过时，悲痛欲绝的人们纷纷起身加入送葬队伍，于是，在甘地身后逐渐形成了一条五英里长的蜿蜒长蛇。

在朱木拿河边，挥泪如雨、高声哭喊的人们聚集在新近用砖砌好的葬台四周。从葬台上望去，所见之处人山人海。

甘地的遗体被安放在柴堆上，遗体下面和四周堆满了干柴。

人们高呼“甘地！甘地！甘地！”在这呼声中，德瓦达斯揭开了仪式的序幕。

首先，人们把一种药膏——一种奶油和香料的混合物——洒在柴堆上。德瓦达斯开始面向东方，旋即向西方稽首，并开始吟唱印度教圣经中的古老经文。

经文的内容是愿甘地依附上帝膝下，并早日转生福地。

吟唱结束后，德瓦达斯从在甘地身旁点燃通宵的圣灯引燃火把，并把柴堆点着。

今天阳光灿烂，气候温和。数以万计的哀悼者赤足走在街上，掀起阵阵烟尘，使晴朗的天空为之变色。这烟尘聚集在从波拉宫到圣河岸边八英里大街上空，经久不绝。

德里今天万人空巷，男女老幼聚集在这火葬堆旁向甘地致意。送葬者的队伍中既有患麻风病的乞丐，也有货真价实的大富翁——他们头裹着用羽毛装饰起来的头巾，上面像鸽子蛋那样的红宝石光彩夺目。

在火葬葬礼进行中，人们呼喊甘地，震天动地。他们一次又一次高呼：“胜利属于甘地！甘地永存！”

人们目睹火焰从檀香木堆上冉冉升起，逐渐把甘地的遗体化成了灰烬。

《火葬——甘地永存》对甘地葬礼的报道主要依据目击记的方式来进行。由于采访的客观条件限制，孤身一人于异国他乡的记者在无奈之下，有时也只能将自己的双眼作为搜集新闻事实材料的基本通道。由此而形成的新闻报道，在西方又被称作“观察性报道”。“观察性报道”常用来报道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影响较大的新闻人物。在《火葬——甘地永存》中，记者亲临新闻现场，开头结局先置，由三个自然段组成，系复合导语，随后的主体部分移步换形，送葬、遗体安放、洒药唱经、点燃遗体，按照自然时间的先后顺序将甘地火葬的全局与局部、场面与细节融为一体。在观察性报道中，记者尽管对甘地无一句赞美，但通过自己眼睛和眼睛的选取将广大读者带到了特定的新闻环境之中，帮助广大读者完整地了解甘地火葬这一新闻事件的基本过程，并透过印度民众对甘地的热爱、尊崇来暗含报道主体的价值取向，推动读者在潜移默化中理解、认同报道者对新闻事件和人物的基本态度，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因此，即便就新闻报道的传播技巧而言，类似《火葬——甘地永存》这种新闻仅报道事实而不直涉意见的处理方式也颇值得我国新闻工作者反思。

同时，在新闻事实与意见的关系上，我国新闻编辑工作在新闻报道上不仅偏爱夹叙夹议，而且对重要的新闻稿还常辅之以“编者按”、“编后”等编辑工作手段。当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新闻界现已有相当程度反“新闻报道要用事实说话”的声音，新闻报道用事实说话的倾向有所减弱，一些报刊如《光明日报》、《长江日报》、《羊城晚报》已专门设立刊发言论的版面。

2.如何处理多方意见

在如何处理多方意见上，中西方之间更是泾渭分明。对此，西方国家提倡“平衡原则”。对多方意见，西方社会的新闻媒体或一视同仁，或在各种看法并陈的基础上有所侧重，其共同点是顾及对各方意见的传播。背后则是态度的谨慎和对媒体能力有限的认知。而我国内地所力主的工作原则是“以我为主”，即讲求传达实属官方的传者的意见。这样一来，我国新闻传媒在报道新闻，尤其是国内新闻时往往夹杂鲜明的意见取向，背后的支持是相当自信的态度。不过，随着中国社会新旧矛盾的变动、新闻传媒走向市场与新闻改革的推进，近年来我国内地已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注意在意识形态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传达具体的尤其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思想讨论和意见分歧。

3.关于信息性质

在新闻信息的传播上，中西新闻媒体信息性质反差突出。中国的新闻媒体偏重于正面信息，而西方国家媒体即便对于正面信息也偏爱正面信息的负面化报道。在对华报道中，西方社会的新闻媒体呈现出强烈的负面信息倾向。比如，在中国人看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明明是件好事，但德国的《明镜周刊》却鸡蛋里面挑骨头（如图2-14所示），不是专拣坏消息报道（如图2-15所示），就是对好消息作出曲解，喜欢炒作中国的负面信息，似乎有意与中国作对。

图2-14　德国《明镜周刊》关于北京奥运会的封面

图2-15　德国《明镜周刊》封面报道指责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

那么，为什么中西方新闻媒体在信息性质上会出现如此鲜明的反差呢？除了吸引受众眼球的市场本能之外，这还与包括新闻观在内的中西政治观、文化观之间的巨大差异密切相关。

首先，西方国家的主流文化观以乌鸦文化为主，主流政治观以分权为主，以为负面信息就是新闻，质疑有益于权力平衡。这样的文化观、政治观及其新闻理念与西方文化传统有关。被称为西方文化基本源头的《圣经》认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内受蛇的引诱私摘水果，人是有原罪的，不可信任。为了遏制本恶的人性泛滥，法治便呼之欲出，顺理成章，成为必然。在西方文化观看来，政府、政党和个人一样，都存在恶意本性的扩展冲动，并无例外，为此，着力于公共生活的社会角色如主流媒体、学者等均应独立于政府，实行自治，行使社会分权的政治监督功能，保证市场经济下的公民的非官方活动空间。2011年4月，英国的菲利普教授做客华北电力大学，在以《中国的能源管理体制及低碳经济转型的意义》为主题的第135期“华电大讲堂”上坦言：“我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能源制度的学者，因此我会指出一些中国的缺点，但我无意冒犯中国和中国人。如果美国是我的研究对象，我也会这样说的。”新闻传媒同样如此。在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上，大众传媒用来监督的对象主要不是社会的弱势团体，而是包括执政党、政府在内的社会强势集团。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媒体，《明镜》的核心竞争力不在娱乐，而恰恰在于对强势集团负面信息的集中披露。需要补充的是，媒体对社会关于娱乐一类软信息需求的满足，因为市场较为广阔而通常借助市场的优胜劣汰来落实。在这类着力刊发软信息的纸媒中，德国“二战”之后通过市场途径渐次形成由《图片报》而不是《明镜》等个别量报分工负责相关信息传播的局面。

其次，我国内地的主流文化观以喜鹊文化为主，主流政治观以集权为主，以为以正面报道为主才有助于社会稳定，多说好处有益于矛盾非表面公开化解决，从而增进社会和谐。这样的文化观及其新闻理念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中华文化基本文化源头的儒家经典认为人性本善，恶则来自后天污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唯有官方才有凝聚力，才能办大事，故提倡依靠道德或不成文法的习俗来解决社会问题。同时，儒家经典提倡现世幸福观，缺乏对超功利的彼岸的执著追求。传统文化是中国成为人情社会和讲求全能国家的重要动力。所谓全能国家，是将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国家模式。^[93]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国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曾予以大力抨击。鲁迅即为其中的斗士。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严厉，批判起来丝毫不留情面，曾以国民改造论来呼唤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社会的敌意、曲解、误解，究其实质，除了现实利益因素外，还有建立在一定的文化观与糅入政治理念的新闻观等观念之上的心理自信，自以为占据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高地。

4.如何对待受众

在对待受众上，中西方差异亦不小。

首先，西方国家对待媒体持一元论。只要市场渠道足以让传媒为社会提供保质够量的服务，这样的媒体领域就仅行市场化道路；对于市场化不足以应对的领域，如报业垄断、某些欠缺的公共服务等，政府方予以介入。西方社会对待媒体的信息服务，总体上以市场优胜劣汰为主，以国家适当扶持为辅。而后者，即国家适当扶持为辅的传媒种类，因为频谱资源限制的客观因素，“二战”以后主要指向电视媒体。不过，大众传媒的生存与发展无论取市场化道路，还是采政府适当扶持策略，西方社会均将之纳入媒体服务论中。西方社会大众传媒的第一服务对象是受众。这就促使其新闻编辑工作追求受众本位。西方媒体讲求信息传播的趣味性正是如此实际的具体表现。西方的所有媒体编辑部内部都有一种特殊的编辑人员——制作编辑（又称审阅编辑）。制作编辑的基本任务是立足读者或观众的视角来阅读或观看报道，判断稿件是否有受众，有多少受众，有什么样的受众，受众是否有兴趣，能否看明白，听清楚。编辑部的制作编辑这一关，在任何新闻稿件刊载或播出之前都不能被省略。^[94]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西方社会的新闻编辑工作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受众，为受众服务，而不是对受众耳提面命。因此，西方社会的新闻编辑工作很少用正面信息引导受众的职业理念。

其次，我国内地对待媒体持二元论。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内地对待媒体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也是一元论，只不过这个一元是执政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对待大众传媒逐渐步入二元论。在上述二元论中，媒体共有两大服务对象：一是执政党，二是受众。不过，我国的这种二元论是有主次之分的：以为执政党服务为主，以为受众服务为辅。这样一来，我国的新闻编辑工作既要为党和政府服务，又要为受众服务，并因为媒体性质的不同（如有机关报与非机关报之别等）而在两种服务的投入上出现差异。如面向市场的大众化报纸在不触犯党和政府底线要求的前提下，可以为受众服务为主。总体来看，我国内地新闻传媒的编辑工作以教育论为主，以为有关党组织和政府的服务为主，以市场的优胜劣汰为辅。同时，我国新闻传媒在为受众服务方面尚存不小的改进空间。有的媒体躺在政策的眷顾上不思进取，编辑工作陈陈相因；有的媒体无以落实为执政党服务与为受众服务的统一，编辑工作缺乏章法，较为混乱；有的媒体将谋利视为终极目的，编辑工作一味迎合受众，不加分辩，缺乏质量意识，无视传媒信息工程质量。说到底，这些还是因政治改革不到位所致。

5.关于媒体设计

在媒体方关于新闻媒体的设计上，西方社会比我国内地更为重视，且处置得力。在媒体的设计上，西方社会追求理性，舍得投入，讲求科学分析市场，理性剖析竞争对手，扬长避短，突出个性。比如，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卫报》虽同被设计为本地高端报纸，但前者政治立场保守，服务的受众群体开阔；而后者政治立场中左，目标读者相对集中。同属中游市场的《每日邮报》与《每日快报》也不一样。前者面向富有的女性读者，面向那些着意于管理国家的群体的妻子们，政治立场保守，内容广泛，较为端肃，有家庭理财、健康美容、娱乐休闲等；后者则比较活泼，讲求幽默，形态明快，政治立场相对具有弹性。相形之下，我国的新闻媒体由于履行上级任务、行业垄断、人才结构等原因，对媒体设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投入较为吝啬，处置上有依赖感觉办事的倾向，在媒体设计的科学、精细上尚有明显的努力空间。不过，近年来，随着我国媒介市场的初步形成、竞争的加剧与域外爝火的引入，我国各类媒体开始注意、善待媒体设计问题，媒体设计工作有明显进步，但相关认识与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设计尚须向科学方向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