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演员莎朗·斯通事件的媒介话语变异分析

美国演员莎朗·斯通事件的媒介话语变异分析

叶晓华秦小辉^[1]

2008年，世界新闻媒介聚焦中国。5·24莎朗·斯通(Sharon Stone)言论事件成为大陆新闻传媒话语体系转变的重要案例。媒介、民众、社会各组织机构必然影响、评判、规定着媒介话语的生产并进而导致媒介话语的变异。本研究以库克话语变异理论为出发点，以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维度为研究范式，去架构和检视媒介话语变异的内在特质及其深层原因。研究认为有关莎朗的媒介批评的出现反映了国内外媒体受制于公众检查机制越来越明显，国内外媒介日益增长的国际经验和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差异的互动构建了全球话语秩序的弹性空间。本研究发现媒介全球传播视野的缺乏、娱乐消费狂潮、文化心理都是影响媒介话语变异良性生成的重要因素。

一、媒介话语变异理论

20世纪80年代起，荷兰学者托伊恩·A_·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在话语理论名家中独树一帜。梵·迪克的话语分析在观察社会权势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情景中通过文本与话语而得到施行、表达、描写、认可或掩盖时，既将话语分析用于研究新闻报道这一特殊的话语体裁，又初步提出了新闻话语变化与社会情景的相互作用。1994年，话语变异最早出现于库克的文学话语理论著作《话语与文学》中。库克认为“如果一种或两种语言与文本结构层级存在变异，而这种变异作用于读者已存在的图式进而产生新的图式”^[2]，那么这种现象就称为“话语变异”(discouse deviation)。

库克认为每一读者都拥有S(W)，S(T)，S(L)。一个给定的话语具有语言和文本结构(L，T)，并且相互作用。在阅读中，读者会将自己的语言图式、文本图式与文本中的话语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就会形成对自己语言与文本结构改进或纠正的判断。人们对于世界的感受与文本图式和语言图式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心理图式，而这种心理图式可能会改变或增加业已存在的图式甚至产生新图式。库克认为这一过程是持久的也是动态的，当旧的图式改变，新一轮的图式改变又会进行。这也可用来解释为何人们“温故”能“知新”的道理。库克在总结Geoffrey Leech和Ye Guoquan话语变异分类理论的基础上，还将话语变异分为文本变异、互文变异、语言学变异三大类。文本变异是自于文本本身，互文变异来自于相关文本，语言学变异则来自于文体学变异。

+=正常－=变异T=文本结构L=语言W=世界S=图式

图1　

总之，库克的话语变异理论在不抛弃话语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和Jakobsonian的文本理论的同时，更趋向于关注读者与非语境的变化，他认为话语变异能够使文学的主要功能——认知功能得以实现，即能够复现并改变人们对世界的主观感受，即可以通过作品中的形式变异(语言与文本结构变异)与读者心理图式的互动作用，破坏原有的图式，建立新的图式，或在图式间建立新的联系，从而最终改变人们对世界的主观印象，而作品的文学性就体现于话语变异中，但库克却未给我们建立一个话语实践研究的范式。然而，本研究以库克话语变异理论为出发点，以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维度为研究范式，去架构和检视媒介话语变异的内在特质。

二、莎朗·斯通事件媒介话语变异分析

1.缘起及事态

2008年5月24日，CEN报道美国女演员莎朗·斯通在戛纳对中国5·12大地震的言论中涉有“有趣的”和“因果报应”言语。报道一出，此言论立刻遭到中国各界声讨。5月27日，好莱坞魔幻灾难动作大片制片主任在戛纳预售活动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因其言论有违基本的道德，剧组决定弃用莎朗。5月28日，莎朗通过其经纪人发出致歉文，称“我的错误言行，让中国人民感到悲伤与愤怒，我为此深感歉意”，并表示愿意积极参与救援活动。29日，迪奥中国发表声明，宣布立即撤销并停止任何与莎朗有关的形象广告、市场宣传以及商业活动。迪奥公司所属的路易酩轩集团常务董事安东尼奥·贝罗尼要求莎朗澄清她的言论。同日，莎朗在洛杉矶家中接受《纽约时报》长达45分钟的采访时表示，网上关于她称中国地震是“报应”、“很有趣”的那段采访视频是被剪辑过的，并表示:“我不会道歉，我不会因为不实的、虚假的东西道歉。”还指责Dior以她的名义发道歉声明。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演员莎朗有关中国地震的言论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震救灾努力能得到国际社会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也希望演艺界人士多做有利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的事情。5月31日，莎朗通过经纪人联络了美国CNN有线电视，发表了一篇名为《这是莎朗本人的原话》的声明，除了推翻之前通过经纪人发给媒体的声明内容外还强调，这是她本人的正式道歉声明。6月1日，韩寒在其博客中认为莎朗“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媒体说了一场错误的表白”，一语激起千层浪，有网友旋即质疑韩寒过头了，被网友指责为“脑残”。对于莎朗指责视频失实的言论，CEN负责人徐小明立即召开了临时会议，决定在6月1日20时30分公开播出莎朗在戛纳接受的3分钟访问的全部内容。

6月份，事件迅速蔓延。6月1日，云南昆明两位市民因无法容忍莎朗的辱华言论，正式委托律师为其代理诉讼。6月3日，美国蒙纳瑞克斯好莱坞电影公司总裁克里斯·D.里比就好莱坞女星莎朗发表的四川大地震冷血言论，发出一封公开信强烈谴责她，并致歉中国人民。6月4日，莎朗再次公开道歉，并承认自己说错了话。美国《人物》(PEOPLE)网站引述了莎朗的道歉，内容跟数日前的道歉声明类同。6月4日，面对网民的指责，韩寒再次发表《不要动不动就举国暴怒》。6月5日，CEN为反驳莎朗的“媒体断章取义”之说，而播放3分钟访问完整视频，但这比原计划的播出时间推迟了4天。而且，这一片段跟早前播映的两分钟片段的中文字幕明显是作了修改，特别是令人看了最激动的“这该是报应吧?”(Is that Karma?)变为“是因果循环吗?”(That is Karma.) 6月5日，韩寒又发表博文《我们应该更友善》表态。6月5日，莎朗被今年上海电影节列为拒绝邀请之列。

2.采访文本结构分析

话语在社会意义上是建构性的。福柯在关于客体、主体和概念的话语结构讨论中，认为话语有助于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的建构。引起广泛争议的莎朗与记者的那段对话中，话语本身涉及政治经济利益、宗教规范习俗及事件背后的身份和象征性机构。为了能够更清楚地阐明在该事件中社会关系在话语中如何得到运用，社会身份在话语中如何显示，本研究将以莎朗与记者的对话为例，对话语实践相互关联的“微观”方面进行关注。

费尔克拉夫将话语实践的“微观”方面的文本分析主要集中在互动控制、情态、礼貌三个特质上，分别从文本结构、语法、“力量”三个向度进行分析，以从中洞察出记者采访与新闻源之间、媒介“检查”话语与个体话语互动的关系功能和身份功能的特征。该事件的5·24采访录音的香港翻译版本如下:

莎朗·斯通事件的5·24采访录音的香港翻译版本

Ⅰ

1 CEN记者:…你知道中国四川发生地震?

2莎朗·斯通:我当然知道。

Ⅱ

3 CEN记者:你的感受如何?

4莎朗·斯通:你知道(我的思想转变)这是件有趣的事情。

Ⅲ

5莎朗·斯通:因为首先……

6 CEN记者:嗯……

7莎朗·斯通:我很不喜欢中国对待西藏的方式，我觉得每个人都应对人友善。

8 CEN记者:嗯……

9莎朗·斯通: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很关注，怎样可以去想该做些什么。

10 CEN记者:嗯……

11莎朗·斯通:因而我不喜欢这种事情。

12 CEN记者:嗯……

IV

13莎朗·斯通:而我一直关注在奥运问题上我们应该怎样，因为他们对达赖喇嘛不友好，而达赖是我的好朋友。

14 CEN记者:嗯……

Ⅴ

15莎朗·斯通:而现在发生这个地震是因果循环吗?

16 CEN记者:嗯……(记者们齐声)

17莎朗·斯通:当你不好，坏事就发生在你身上?

18 CEN记者:嗯……

VI

19莎朗·斯通:(然后我收到一封信)由西藏组织发出，他们要去灾区帮忙。

20 CEN记者:嗯……

21莎朗·斯通:这把我弄哭了，他们问我会否考虑做一些什么，我说我会。

22 CEN记者:嗯……

VII

23莎朗·斯通:对我来说这是很大的教训。

24 CEN记者:嗯……

25莎朗·斯通:有时候你要学习谦卑地服务别人，就算面对待你不好的人，对我来说是种演化，亦是个学习的过程。

VIII

26 CEN记者:我们应该照常观看奥运吗?

27莎朗·斯通:当然了，我们也不可孤立他人，我们应该友善，树立模范，期望他会做到……

28 CEN记者:嗯……

29莎朗·斯通:我们应该尽力做好。

30 CEN记者:嗯……

31莎朗·斯通:我不认为否定奥运是答案。

32莎朗·斯通:我们应该更友善，中国也应如是。

33 CEN记者:嗯……

(1)互动控制特征

“互动控制特征”即用来确保互动能够在组织层面上进展顺利，如谈话的转换得到均匀的分配，话题的选择和更换，问题得到回答等。这段对话中虽然表面上采取了一问一答的形式，但问答的主体却在不断地转换。笔者将这段摘录按话题的转换分为八个周期，第I、II和第VIII周期对话的主体是记者，谈话的进行完全掌握在记者手中，而III、IV、V、VI和第VII周期的话语主体转换为莎朗。前后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前者有问题—回答，却没有评价，它围绕着两个大的议题展开，即汶川地震和奥运。记者问得简单直接，莎朗也回答得简单直接。双方在这三个周期中轮流说话，对话处在一种合作控制的关系中，而不是由某一人占主导的单向传播中。在记者的第三个问题出现时(第26～33行)，笔者发现双方说话机会分配的协商性，口吻完全没有在后五个周期中那样带有侵略性，体现了双方的礼貌。而后五个周期，主体的转换导致语速加快，表达得吞吞吐吐。记者主体性的退出导致记者最终仅仅成为“认可”的道具。以至于呈现的结果是，莎朗完全可以不必了解记者是否需要这样的信息而自主进入下一个子议题。当然，这种“侵入”也会被莎朗看作是记者含蓄地接受自己的前一言论。这让莎朗产生了一个错觉，使她认为记者完全和她站在同一立场在讨论问题。其中“你知道”(you know)的字眼反复出现就是证明。这也就是为什么第8～14行记者反馈“认可”的时间越来越短的原因。因此，可以说，这五个周期有一个基本的三段结构:莎朗发表言论——记者认可——莎朗评价或总结。

这类结构更进一步表现在与“话题控制”相关的要素上来。话题主要是由记者通过他的问题来引入的。例如第1、3、26行，他从“地震”与“奥运”的话题引入，而这些问题都是当时国际上关注的焦点。然而，从第7～25行，莎朗似乎渐渐控制了话语权，直到26行。这样的交互轮流话语体系是大多数记者采访中的一个例外。

说到话题控制，记者对莎朗的话题控制首先表现在采访中记者根据某些事先制定的议程顺序来转移和限制话题，其限制就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引导。这段采访虽然记者只提了三个问题，但大量的“认可”(嗯)背后并非不隐藏着记者取舍的议题。如第10、18、22、24短而低声的回应与引起普遍争议的“因果循环”那长而高的回应就是一个议程选择的鲜明对照。这些时高时低、时急促时缓和的“认可”左右着莎朗的话语进程的方向，因为记者预先设置的议程左右了记者想要获知的信息。

记者进行控制话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所提问题的本质，即问题是开放性问题还是封闭式的问题。开放式问题为被访者提供了宽泛回答的基础。而封闭式的问题则对被访者回答设置了相对严密的限制。在采访中，记者提到了三个问题，并用三个谓语动词进行连缀“知道”“感受”“应该”，而这些问题都可以变成“知不知道”“感受好坏”“该与不该”的问法。其提问样式显然属于封闭式的提问。那么封闭式的问题是否限制了莎朗表达自己意见权利呢?

下面，将问与答结合起来考察记者与莎朗双向互动的关系。第1～4句记者绝对主导话语控制权，而紧接着“有趣的事情”之后，记者并没有持续发问，而是由莎朗轮换了话语控制权的位置，然而，话语控制权的轮换并不是记者话语弱化，而是出于深究的目的，从而让渡了一部分话语控制权。在接下来的问答中，双方的问答几乎完全成了莎朗个人的表白。莎朗表述自己的喜好、待人的方式、交友，而且每当结束一个话题要开始下一个话题的表述的时候，莎朗过渡的语速明显要快，以至于记者回应变得十分的细小。当下一个话题被莎朗引出来以后，莎朗又给予了记者足够多的时间去回应。这加深了一个印象，即莎朗急欲抢占话语控制主动权。然而，她却没有做好应对记者退却话语控制的准备，莎朗的话语，很乱，“毫无逻辑”可言。记者真实的议程在“而现在发生这个地震是因果循环吗?”问题上得到了真正的体现。长而响亮的“认可”(嗯)让莎朗手足无措。在第16行停留的时间为该段采访中历时最久的部分。

由此互动控制特性的总印象是记者整体控制着采访的主动权，而莎朗却始终在没有对自身话语进行思考或者毫无议题预设的情况下抢控着微观部分的话语控制权。记者通过“记者引入——莎朗回答——记者回应——莎朗引入——莎朗评价——记者再引入——莎朗再回答并评价”互动控制发展着。

下面，笔者将以莎朗事件动态发展为经，以在整个事件中有关莎朗报道的话语样本为纬，作一个更为系统的分析。

(2)议程的冲突和转变

费尔克拉夫认为议程往往是在一次互动开始时由民众(P)所明确设定的。当5月24日莎朗当着众多媒体发表了上述讲话后，香港有线电视台极敏感地捕捉到该言论中的新闻价值和社会影响，戛纳电影节中万千国际艺人都在为汶川地震表白着中国民众普遍能接受的看法，只有她表达出自己“独家”的“karmar”论。记者作为民众的“托付”代表，某种程度上设定了采访的议程——把握着议程总体控制的发起和终止，然而，莎朗作为参与者马上就占据了议程互动的发言权。它构建了总体互动中若干个互动关系或插曲的一个方面。

在互动控制的总体控制中，民众(P)以各种方式使其他参与者不离开他们的议程，明确的议程和含蓄的议程是受到“维护”的。从下面笔者5月25日—6月6日共计来自十多家国内外媒体对于莎朗事件的报道文本29篇，国外媒体包括《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CNN6篇报道中可以看出民众的反应一是“声讨”;二是“弃用”。其目的是要莎朗道歉。接下来，鉴于舆论压力，5月28日晚，莎朗的经纪人通过迪奥中国给中国媒体发来道歉信。笔者通过组织分析整个事件的施受互动过程，作图如下:

图2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整个事件中，话语权力由于P方参与人数的骤增，对话语式微方N-P一轮又一轮的攻击，攻击的路径为:道德声讨——惩罚后果——事实辩驳——无条件道歉。从事件双方参与人涉及的范围“业界——商界——国内市民——国际盛典”的变化，可知事件呈现“螺旋式”发展。事件以道歉而起又因道歉而终，议题始终围绕道歉而回旋发展。从5月24—25日莎朗言论一出，业内人士首先向莎朗发难，并将其诉诸道德的“无人性”、“无教养”，当然，也有台湾网友发表评论称莎朗“对人的生命缺乏基本的尊重”的理性声音。但随着网络视频的转引，越来越多的国内网友加入到声讨人群中来。首轮P的议题由于处于感性层面的居多，而且事态还处在二级传播当中。在传播过程中，艺人、记者成为意见领袖左右事件的进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舆论客体愈发清晰，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开始“考虑事情的利害关系、轻重缓急，于是比较不重要的意见便会放弃，相近的意见更为接近，关键性的意见、焦点问题显示出来”^[3]，各种意见相互碰撞、融合，经过一定的时间，意见逐渐聚合，形成种数有限的舆论。总之，公众舆论的形成根本不以莎朗的道歉为转移。各类机构群体参与者依然以几何级数被吸纳进这个“漏斗”。

相对于莎朗，这种公众的检查还将持续下去。虽然这种规训的权力是不可见——你无法确知这种权力机构、权力部门、权力主体究竟会有多少——但是规训的对象确是清晰可见，这种可见性让莎朗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个体被作为客体得到“处理”和“安排”。互动控制的路径逐渐成为规训的方式，成为“客观化的仪式”。5月28日，莎朗派经纪人通过迪奥中国，向中国媒体发出致歉信。该信名为致歉，可实际上又如何呢?

道歉全文:

由于我在受访中的不当言行，对于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我非常地难过和抱歉。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代表国际慈善组织，积极参与各项慈善活动，并真切地想帮助中国人民，奉献一己之力。去年，我的中国之行非常愉快，让我深刻感受到中国人民的智慧、友善与热情。需要说明的是，我对于此次自然灾害中所有遭受不幸的受害者，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与同情。我的错误言行，让中国人民感到悲伤与愤怒，我为此深感歉意。我再次强调，我愿意积极参与任何关于中国地震灾害的援助活动，并尽全力帮助受灾的中国人民。

根据媒介话语研究学者梵·迪克推导新闻话语主题五点结论性的方法^[4]，我做出如下推导: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两个内容。前两句和后两句句意相同，句式相似，中间是背景信息。全文有两个主体:莎朗与中国民众。个体与公众形成鲜明的对照，个体受到了公众的热情欢迎，而公众却受到个体的伤害，公众因此表示了愤怒，所以个体才给予帮助。除去第2、3句的细节信息，“道歉”和“帮助”变成全文的两大主题。而无论是哪一行为，施动者都是莎朗。莎朗话语中的“我”的主体呈现使她的道歉的真诚度大打折扣。主题被民众重新解构，那么哪一个是哪一个的独立次主题呢?这取决于受众。美国伯明翰大学著名学者斯图尔·霍尔认为大部分文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读，具体来说分为:一是倾向性或主导性解读，即人们用信息生产者倾向的某种方法解读;二是协商意义解读，即受众对内容进行与倾向性解读有巨大差异的个人的意义解读;三是对抗性解码，即受众对内容的解读与主导性解读完全相反。^[5]很明显，在民众接受主题可能性上，前两者显然不及后者更适合。

在5月28—29日，上述推导的结论让我们得出答案，迪奥弃用、律师警告、片商换角这些都说明“不确定”的民众不但未倾向解读，也未协商理解，而是选择了“对抗性解码，抵抗、再利用”，并对收到的信息(致歉信)进行“解码并修正”。民众进而又放弃感性的道德审判，而趋向于运用经济与法律的手段进行讨伐。莎朗话语上的示弱，意图轻易“愚弄”舆论传播与互动控制的规律。公众检查似乎逐渐将个体即权力对象“建构成一个可描绘的、可分析的客体”^[6]，它与广告商、片商的收益，与法律诉讼的赔偿费密切联系。

由此可见，互动过程中，P拒绝N-P的讲话并且重新对话语进行解码，这不单是一种舆论量上的绝对主导，更是维护P自身“君主”位置的强有力的方式。在这一事件中，控制与反控制时刻体现在参与双方的话语中。当然，反控制也是一种控制，只不过略微像死刑架上的绞索套而已。

(3)事件语法方面分析:话语描述与变化中的三角态势

阐述(formulation)即一个成员可能会把谈话的某个部分当做描述该话的机会，对其进行阐释，描绘其特征，详细解释，或说明或总结，或提出其要点，或记下它与规则的相符之处，或对其背离规则的地方做出评论。在整个事件中，文字作为“文化符号”“成为互动的中介”。更多的民众投入到莎朗事件中，解码文化符号。话语先前在业界与商界的互动关系继续在向纵深发展着。6月1日，韩寒在其博客中“挺莎”惹来众怒。同日，莎朗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迪奥中国在对她采取“控制损害”(at damage control)，以她的名义发出的道歉“扭曲(distorting)她的话”。

莎朗在其发给《纽约时报》为自己言论澄清部分内容:

“I am deeply saddened that a 10-second poorly edited film clip has besmirched my reputation of over 20 years of charitable services on behalf of international charities.My intention is to be of service to the Chinese people.”

“Itmakes it appear that I’m in agreement that I did a bad thing，”Ms.Stone said，adding that she believes the statement was not a poor translation but rather rewritten. It is unclear who at Dior provided the statement to the Chinese newsmedia.^[7]

莎朗在与迪奥中国对5·28致歉文的不同声明中，莎朗再次阐述了首次言论中的真实“目的”，而且还称迪奥以她的名义发出的道歉“扭曲她的话”。报道中，阐述是被作为互动控制的一种形式提出来的，即作为一种互文性话语形式^[8]，莎朗对迪奥中国的致歉信的评价和对5月24日发表的言论的解释性说明也是一种“话语描述”(discourse representation)。沃洛斯诺(巴库廷)将这种“报道”话语区分为直接话语描述和间接话语描述。在阐述对迪奥“所为”的态度时，报道采用了间接话语描述，即在报道中完全采用第三人称的口吻来陈述事实，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使用了没有引号的描述。记者选择用一种间接描述话语，引号消失了，描述性的话语采取了分句的形式——这一分句在语法上从属于报道性分句，其间用关系连词“that”来标示。时态和指示词被转换了，成为体现报道者的观点的东西。例如，“my”变成了“her”。描述者与被描述者的声音变得不那么清楚区分了，用来描述后者的话语的语词可能是报道者的语词，而不是被描述者的语词。描述者的立场与被描述者的立场的界限因“间接话语描述”而无声地消退了。

描述者、莎朗、迪奥公司三者之间的位置在话语中得到了建构，三者不是一般的三角关系，而是以迪奥公司为顶点，描述者与莎朗为底角的等腰三角关系。而在对中国民众的致歉和香港有线电视台的言论中，被描述者采用了直接话语描述的形式，被描述的语词是置于引号之中的，时态和指示词则是“原始”句子中的语句。被描述者与描述者的“声音”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不但增强了话语的准确性呈现，而且划定了描述者与被描述者的明确距离。中国民众、莎朗、《纽约时报》三者又是一个不规则或者随时会变化的三角态势。

莎朗与民众之间的对话，在互动控制中，先前的互动关系成为后一互动关系的一部分。这种阐述往往推动了事态的进展，最关键的是维护了各自的立场。不仅如此，在互动对话中，N-P拥有了对先前话语进行阐释的权力，这有益于事件在话语层面达成协商，促进事件的解决，同时，公众检查的范围、议题也由于话语互动的进程变得更趋于理性。6月1日韩寒被媒体评为挺“莎”力作的《我们应该更友善》就言论解码的真正意思以及事实的真相进行了讨论。那时，一向被国内媒体批为“标新立异”的韩寒，其文截至6月5日点击率超过了15661人次，其中不乏赞成之声。在双方相互作用中，参与者对“生发出来的问题的观点，赢得创优的认同，这种认同接着就可能会约束后者对有利于前者的方式所进行的选择”。在该事件中，人们充分看到了阐述这一互动控制的功能在公众“检查”与个人表白阵营中的体现。

在公众将莎朗客观化为一个个视频、数字“实例”时，一系列国内外各大媒体、UME影城、迪奥中国公关部、中国外交部、海明律师、香港有线娱乐有限公司空前广阔的社会机构，顺服着民众的意图“探究自身、谈论自身的不可遏止的冲动”，显示着自身权力的强大优势，虽然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带有解放意义的抵制力量”。

三、事件“力量”方面分析:亲近关系变化与话语权的两极分化

1.情态

情态是从语法上来界定的向度，即人们对于世界明确地肯定或否定(是或不是，例如: is或is not)。但有时候也有可能出现各种不太直截了当或不太坚定的赞同或反对，(例如:必须/可以/可能/应该，must/may/can/ should)，这就是情态(modality)领域，它与句子的语法特性与语言的“人际”功能有关。霍奇和克雷斯(1988)认为这是陈述一定程度上的“亲近性”(affinity)，或者说是被“情态化”^[9]。

情态动词表达语言的“人际功能”的三种方式有:①说者与写者对于陈述的介入。②与相互作用对象的亲近性。③社会重要性的衡量。④事实、真实和知识的偏爱。在样本1中，莎朗与香港有线电视台记者的一段讲话，也是最为引起争议的两句话: Well you know itwa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at first(你知道(我的思想的转变)这是件有趣的事情，因为首先……)。英文是莎朗的原话，中文是香港版的翻译。句中“was”(显然，一般过去式表达的明确度不及一般现在式“is”)这种时态的运用表明了莎朗对于议题(汶川地震)的承接不处在共时状态。那这个“it”指代的又是什么呢?后者的中文翻译显然更全面地考虑到读者语境下可能出现的误读，给予了详细的阐述，虽然这种阐述在6月3日才得以澄清。

作为言语生产者的莎朗与自身陈述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亲近性’”。情态表达的方式可以是“主观的”，即选择某个陈述的何种程度的亲近性，可以通过明确主观基础来得以“明晰确切”。在此句中，“you know”(你知道)这种陈述的介入，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将它翻译成“你知道”，但其实它的语法意义有时是口头禅，有时是为了引起你注意，有时是为了解释说明，有时是为了引起你的共鸣。采访中，莎朗无疑是起着一种解释说明的作用，她在向记者解释“有趣”之因的同时，又想以一种“朋友”的身份来引起记者的共鸣，以体现她所说的这种“it”的客观性。无疑，莎朗是想用一种参与者的介入来客观地呈现“主观”情态。而单从外在的形式看，此句又是一种客观情态，莎朗有意将自己的观点突出为一种普遍的观点。可见，莎朗知道记者“权力”的重要性。双方对对方的身份认同是明确的。而莎朗何以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这样道德上“无人性”、经济利益上“白痴”的话，笔者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it”这一陈述主题由于莎朗在互动控制中想“抵制”记者话语控制权的——“拒绝议题”开始新的议题——来实现。最终，才导致了“失言”(mispoke)。情态在该句中，通过多重特征得到了实现。主观情态标记(you know)，较有明确性的动词(was)还有中文翻译中的“我的思想的转变”，共同表达了莎朗与陈述对象低层次的“亲近性”。

2.言语生产者与相互作用对象的一致性

值得注意的是，6月5日，CEN为反驳莎朗的“媒体断章取义”之说，播放了3分钟访问完整视频。不过，这片段跟早前播映的2分钟片段的中文字幕明显是修改过的:“这该是报应吧”变为“是因果循环吗”。出自莎朗口讲的“Is that Karma?”有被误译为“That is Karma”之嫌。^[10]这种体现语言“人际功能”的语法情态不再是在语言主体中找与陈述之间的关系，而是在相互作用对象的一致性上去看待与相互作用对象的亲近性。“Is that Karma?”和“That is Karma”，前者是一个一般疑问句，后者是一个不含陈述介入的肯定句;前者有疑而问，不确知回答如何，而后者是客观情态的绝对表达;前者隐含着这样的假定，即“与该陈述的高层次亲近是由说者和听者共同分享的，并且此类问题的提出是为了表达这种亲近关系与一致性，而不是为了获得信息”^[11]。因此，高层次亲近性的表达可能与一个人对于某陈述的介入没有什么关系，但与表现一致性愿望极有关系(转霍克和克雷斯，1988)。该访谈中，“Well you know itwas very interesting”这种低层次亲近性表达的可能是话语权力的缺乏，而不是记者获知信息的缺乏，而高层次亲近性表达(“Is that Karma?”)则恰恰是话语权力渐增的一种表现。

3.在处理事实、真实或知识方面

6月5日，为反驳莎朗的“媒体断章取义”之说，CEN的执行董事徐小明强调CEN是作贴题与重点的报道，这做法没有错，原因有二:一是有线的报道是贴题的，可能有瑕疵，但有线的原意与动机并没有错。二是“莎朗已对自己失言事件道歉，事情已告一段落。(外界对这段的中文翻译有质疑?)大家对文字有不同理解，但方向没有‘走样’，莎朗的说话伤害了中国，亦伤害了中国人的心”。对于“事实”真相的争论，到最后在话语互动中才得以浮出水面，媒体当时是这样报道事件进展的——《香港有线否认抹黑莎朗称有瑕疵但动机没错》、《香港有线台拍案与莎朗对质》、《香港有线台抗议莎朗将播访问完整版视频》。否定的断言(“否认”)与明确的情态(“拍案”“抗议”)的转换，使得事实与真相被隐没了，而这种“拍案”主体的合法性、“抗议”主体的正义性继续在被媒体、公众、还有文化的解释系统转换着。

在莎朗事件中，从以上情态话语的三个表现形式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出，莎朗低层次亲近性表达运用的表白;高层次亲近性表达的不当运用——高层次亲近性体现的权力掌控加剧了民众反控制权力的增长。在这样的情境下，媒体对事实和知识的处理的回避，将民众各阶层的检查推向深入，而个体进一步阐述和表白变得式微。强大的参与者P终会失去N-P，N-P被再次规训，它逐渐在“侵蚀那些重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法律机构也不能避免这种几乎毫不掩饰的侵蚀”^[12]。在此情况下，事实可以被直接、明确地表述出来，观点可以普遍化。这一虚构观念巩固了媒介的意识形态作用:提供了现实的形象和为现实提供范畴，确定和构成社会主体，在相当程度上致力于社会控制和社会再生产。笔者认为这样的语境是有悖于多元意见的交锋的，也是媒介权力垄断的重要征兆。

四、社会情境下莎朗事件媒介话语变异深层原因

“报应”一词几乎出现在每篇新闻报道标题中，而“报应”一词像一颗榴弹一样，摆在哪里，哪里就能充斥着漫天的“火药味”，并且以其讳莫如深的“仇恨”感抢占着中国网民、市民、社会精英及娱乐消费人士的视觉空间。

铺天盖地的“报应”报道更是将中国人内心的因果报应观血淋淋地牵扯出来，仇恨、谴责、诅咒、愤怒在“5·12”特大地震灾难的社会背景中被迅速放大、强化。作为话语分析，深刻剖析中西媒介话语实践中高频词的社会文化“心理构图”对个体的“投影”，并以此为基点去观照中西方及中美两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下的“集体记忆”是必不可少的，也是研究进一步深化的落脚点。毕竟，社会的话语分析离不开对构成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来源，及对种族凝聚策略内在动因的梳理。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的‘过去’，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13]

1.文化意识差异——中西媒介话语生成的逻辑起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传播技术整合汇流趋势的出现，西方许多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按照一定的模式把不同的文化区别开来。西方社会传播学者霍夫斯泰德在研究中国文化模式时认为:“……中国人在利用大众传媒时，所怀有的强烈民族危机意识。在持续的危机焦虑中，他们希望通过大众传媒的社会放大作用，引导民族——国家向迅速强大推进。”^[14]而中国的西方形象也被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所重塑再造并被接受。

而且，全球化传播新技术下产生了新人际关系——非人格的计算机交易，使莎朗不是首先作为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而遭到中国民众甚至美国人士的谴责，而是作为身处民众身边的异乡人。

因此，鉴于媒介整合中跨国传媒公司的出现，原有的意识形态压力也相对减弱，甚至经常模糊自己与他者的界线，传统民族——国家整体的认同性遭到侵蚀，一种新认同正悄然塑造。“韩寒为莎朗·斯通开脱”、“美电影公司总裁发公开信”、好莱坞报纸《综艺》的“不想惹恼十几亿人”等或谴责或批评或恶搞地都说明固定地域人们的日常体验已经被带入到“远方的、其他世界的个体生活之中”^[15]。

2.多方主导——传媒话语变异的内驱力

与20世纪初报纸传媒的全面“西化”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纯粹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以来，在社会主义体制、市场经济和文化传统及全球化经济/文化交流传播等势力影响下，传媒“机制性权力”越来越复杂。在各种场力的角逐中，大众传媒在经过新民族—国家的想象和新国家形象的建构之后，开始在“主导社会认知的权力”^[16]中，参与社会集群意识的聚合与解构。这既与“媒体机构内部进行资源配置有关”;也与“在市场内部的结构性约束和规制的语境(国家制度、社会传统)下运作”分不开。^[17]在这样内外部权力的合力之下，大众传媒的作品体现了其参与社会建构的具体形态。

从内部结构上来看，传播学奠基人勒温的把关人理论认为，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信息控制者决定了信息文本的内容。莎朗事件中，爱国主义、伦理人性、娱乐消费主义因素都有涉及，在这样一个既是娱乐又不是娱乐新闻的事件中，既要把握好报道的导向又要达到最佳传播效果，这对于主导把关人来说，的确很难平衡。而避开政治性议题，抓住爱国主义主轴，将事件娱乐化、情绪化报道成为国内传媒的不约而同的“默会”，更何况莎朗本身就是娱乐新闻的主角。在笔者所搜集的报道中，按照新闻事件内容进行异质性归类，总计不过16篇新闻报道。其中消息类报道有14篇，而深度报道仅2篇(环球时报的《莎朗·斯通道歉外媒:中国民众力量令人惊讶》和华商晨报的《莎朗·斯通“道歉”全过程她的狡辩漏洞百出》)。可见国内媒体有关莎朗事件的报道千篇一律，同质化新闻作品较多，相关主角及其话语产生的社会背景的挖掘性报道都显乏力。缺乏创意，脱离事实任意抄袭、翻造的新闻在这一激情澎湃的时期大量涌现。

从外部权力来看，中国大众传媒所赋予的权力与西方并无二致，都有对新闻进行选择性报道的权力，并赋予其社会力量。这种权力也不具有司法和法律效力，属于非现实的象征性权力。布尔迪厄认为，这种权力并没有超出国家权力的范围，是政府对权力的一种转接。莎朗事件中，先是香港电视媒体的“剪辑”性报道，然后是网络上的视频转载，再到网络电视评论如潮，直至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的“两个注意到”的表态后的“索赔”“挺莎”风波，媒体在中国语境下打完了“规定性”动作后，开始回归理性功能，即CEN的“完整版的公布”，昆明市民的司法索赔。

影像、言论、作品等话语借助大众媒体向公众全球化传播，形成社会舆论场。对于媒体象征性权力授权者来说，一方面通过解构现实政治权力，达到了民主化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检视”媒体及公众的个体式“表白”，驯化和培养民众的文化素质和媒介素养，并由此将民族—国家—全球导向有利于民族新认同建构及中国式传播。

3.娱乐至上——媒介话语变异的生存之道

“娱乐”不仅是让观众开心一笑，而是一种“娱”大众情绪的思想，一种“表现经历的形式”。不可否认，如今各式各样的情感类节目和访谈式节目无一不因煽“七”情、鼓“六”欲而大受欢迎，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莎朗事件中，电视、报纸、互联网齐上阵，没有严肃字幕的图像呈现、没有背景介绍话语表达，更没有事实判断的言语评说都使得“报道的事件和事实的关系充其量就像剧情和戏剧的关系一样”^[18]。

CNNIC 2007年7月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互联网是一个以男性、年轻人、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均不高、城镇的群体为主导的大众媒介。而这一结构的背后又“决定了网络内容的呈现方式和思想倾向，即取悦于那个偏爱娱乐、缺乏深度、图像化和平面化的群体”^[19]。莎朗事件中，继凤凰卫视、新浪娱乐视频等一些电视、网络媒体的评论，网络文字版的评价充斥于眼。电视视频图像调动了民众对此事件的情绪，而网络又熏陶了民众的情感。网民几乎像读“图”一样去浏览新闻报道、媒体评论、名人博客，娱乐消费思维渗透其中。其间，尤以媒体反复报道并被最终推上“绞刑台”的韩寒即是证明。各种针对莎朗的谩骂转而进攻韩寒，而这一转向的背后虽也有韩寒自身的原因，但也有莎朗表白未果后，民众的情绪无所适从时“移情”的原因，而这也是“检查”的强大所在。

尼尔·波兹曼断言，美国正进行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验，其目的是让人们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电视和网络的产生改变了我们的大众会话模式，影响着人们对某一事件的意识形态和群体看法，而这些无疑首推媒介娱乐思维之功。莎朗事件即是个案。

结论

莎朗事件中，访谈者与被访者整体而言是一个互动合作控制的过程。互动控制往往是由参与者合作实施的，但是在控制的程度上有可能存在参与者之间的不对称的现象。这种不对称既有静态的被包含的关系，也有动态的相互争夺、侵占的关系。而且，这种不对称的关系时常打破对称的关系，居于支配地位，记者往往根据事先设定的议程来左右整个话语的开放和闭合阈值。

就整个事态来看，作为互文性话语形式的阐释既不露痕迹地维护了各自的立场，也推动了事态的发展。事件在话语层面上的协商情态似乎找到了一条合理之道。然而，中国国内媒体却鉴于内外部的“机制性权力”和文化意识的牵扯，撇开阐释直接让社会权力关系介入莎朗事件。语言的情感功能主导了语言的身份功能。在新民族—国家力图“主导认知权力”的意识面前，任何的高层次亲近性表达都被民众“对抗”解读。在这样的情境下，媒体对事实和知识的处理的回避，将民众各阶层的检查推向深入，而个体的进一步阐述和表白变得式微。

本研究发现，一方面媒介话语变异在现实传播中被大量呈现，但另一方面媒介内外结构性约束和规制的语境(国家制度、社会传统)又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多元声音的表达。虽然莎朗事件属于特殊语境下的个案，但从中也可观察到，语言的“情感”功能被过度放大，导致真正的事实背离了本来面目，继而走向“变异”“扭曲”。这种结果对于民众媒介素养和话语的自由表达几无好处。这与当前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以及国家形象的定位的要求也相悖。显然，传统的缺乏全球视野的传播思维是不利于媒介话语变异的良性生成的。

莎朗事件的研究显示，中西双方的媒介传播无法避免文化意识和语境规制之间的差异。媒介话语应该本着祛除娱乐消费狂潮和文化心理影响，给予支持或者反对的“表白”者以平等的表达空间。

【注释】

[1]叶晓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秦小辉，《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东莞记者站记者。

[2]转引自王冬梅:《话语变异与文学翻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陈力丹:《舆论——感觉周围的精神世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4]新闻话语的主题经常以标题的形式、删去不相关的细节信息而得到，重大新闻事件的相关信息可以归属到这一更大新闻事件的宏观命题等。

[5]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曹书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6]转引自［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7]New York Times Actress Stone and Dior Differ Over Apology by CATHYHORYNPublished: June 1，2008.http://www.nytimes.com/2008/06/01/fashion/01stone.html?_ r= 1＆oref=slogin.

[8]指在这个形式中，其他文本的组成部分被结合到一个文本之中，相互解释，相互促成。

[9]［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48页。

[10]腾讯网:《香港有线否认抹黑莎朗称有瑕疵但动机没错》，http://ent.qq. com/a/20080605/000127.htm。

[11]［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12]［法］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3页。

[1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页。

[14]海阔:《媒介人种论:媒介、现代性与民族复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页。

[15]海阔:《媒介人种论:媒介、现代性与民族复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

[16]［美］Lyn Goman and David Mclean:《新世纪大众媒介社会史》，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92页。

[17]［英］格雷姆·伯顿著:《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史安斌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18]［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

[19]海阔:《媒介人种论:媒介、现代性与民族复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