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闻文化紊乱出现

第十一章　全球新闻文化紊乱出现

布赖恩·麦克奈尔

●新信息和传播技术对全球新闻文化有什么影响?

●在21世纪新条件下，唯物主义社会学还适用吗?

●现代新闻媒体是精英控制的代言人，还是代表着正在蔓延的文化混乱?

●在反恐战争时代，冷战时期发展的理论和概念还对新闻研究有效吗?

我们生活的21世纪，媒体频道越来越多，各种信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导致文化紊乱⁽¹⁾现象出现，而这种文化紊乱现象又夹杂在这些信息当中，两者相互作用。由于流通信息在量上的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趋势(见下文)，个体与社会和信息联系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我曾概括的“新”新闻社会学(McNair，1998，2003)。它与英国媒体研究传统，特别是新闻研究传统的形成条件不同。在这篇文章中，用“新”字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旧的理论。它是一种研究视角。长期以来，唯物主义学者认为媒体是统治精英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而我的观点是将媒体看作拥有自治权并且越来越难以掌控，由于经济、技术、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力量等因素的作用，精英，甚至包括大媒体资本的所有者，对媒体的干涉也是有限的。

从相对自治到相对控制

自治的概念在唯物主义学者分析媒体的意识形态角色时占有中心位置。遵循这一传统的理论家们使用相对自治的概念来解释媒体这种意识形态机器如何与系统预设好的走向背离。作为文化领域一部分的媒介组织与机构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机器，就精英群体而言享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最终由经济资本决定。更广义地说，它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的商品复制。在一个本质上剥削的体系内，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条件总是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在媒体方面具有深刻的结构性保守主义性质。像伍德沃德(Woodward)和伯恩斯坦(Bernstein)对水门丑闻的报道是统治者控制媒体失败的一个案例，这种控制的失败与唯物主义学者对发达资本主义中权力运作的假设相符。英国学者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认为“媒体所谓的公平和客观都是很虚伪的”，媒体是“按照预设的政治框架运作的，这些框架预设了基础的、隐蔽的舆论”(Miliband，1972: 200)。美国学者将媒体描述为“合法争议”的“场域”或“领域”，在这里，不同意见被管理和抑制(Hallin，1986; Schuds On，1995)。为了努力揭示和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控制机制的运作，媒介和新闻学研究理论不断发展，它们常常被冠以“激进的”或“批判的”理论。我将之称为“控制范式”。它是这些学者看待此类问题的世界观。

控制范式的力量是不难解释的。媒介社会学基础文本所具有的学术氛围可以被概括为严格的意识形态二分法(表达为左与右、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东方与西方之分)。只有很少的媒体频道传播新闻、分析和评论给被动的公众(虽然他们消费新闻，但是不能生产新闻或者像今天的网民那样通过互联网与媒体交流)。这是全球化到来之前的世界(或者可以说是文化帝国主义之前的世界);这是环境保护议题提上政治议程之前的世界;是女权主义(粉碎了传统的左右二分法)和同性恋权利运动主流化之前的世界;是柏林墙倒塌之前的世界;是1991年8月莫斯科政变之前的世界;是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世界。

有人会说，这是个更简单的世界，被激进的或批判的理论家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剖析，将之称为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是20世纪西方媒体研究的中心。大规模的工会领导的斗争，如1984年至1985年的矿工罢工，仍然经常性地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争和国内冲突依然根植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并由其决定，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大规模斗争的插曲和小冲突。虽然前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揭开了从过去到现在的苏联实力，但西方资本主义仍然面临着一种系统的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宣称有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代替剥削的和不公平的自由市场体系。在《华沙条约》国家所在的东欧和中欧、亚洲和非洲的一部分、南美和古巴等地践行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有一些不足，但它在本质上是出于善意的并且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尝试，为人类提供了除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唯物主义理论家认为，这是一个好像永久拥有政治结构和区分的世界，被各种控制机器控制着。在名义上的社会主义世界，完美的统治工具是暴力镇压机构——监狱、精神病医院、对所有异见者的极权监视、粗劣的宣传和对所有媒体的严格审查(Lenin，1977)。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物质更加丰富且以消费者为导向，但仍然充斥着不平等和非正义，人们认为在这里控制机制主要表现为文化方面——媒体、教育、家庭和教会。这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对于他所描述的“正确地再生产作为剥削者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能力”至关重要(Althusser，1978: 132)。媒体负责每天向每一个公民传播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自由主义、伦理道德等内容，传播图像以隐瞒真实的(剥削的和压迫的)社会关系。受葛兰西的影响，斯图亚特·霍尔的研究探讨了媒介在让人们通过对统治精英的“优势阅读”而对统治予以认同时扮演的角色。通过“优势阅读”，人们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解码”(Hall，1980: 344)。

这是我和同时代的其他媒介社会学家成长的知识环境。我们可以在20世纪70年代格拉斯哥媒介小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出版的著作或者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 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关于新闻、种族、性别和青少年研究上看到它的影响。这些研究里没有赤裸裸的媒介偏见。相反，这些研究认为，意识形态偏见产生于结构或者文化主义因素，包括组织规则、职业道德以及媒介从业人员对精英主导或事件主流化处理的偏好。

从控制到紊乱

在21世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控制范式还适用吗?控制范式的拥护者会给以肯定回答。他们认为，虽然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但现在的媒体仍然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这与几十年前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批判的媒介社会学认为在自由民主的社会环境下，新闻仍然是由统治者任意支配的工具，向人们灌输虚假的意识或洗脑信息(由于它所指向的专制寓意，这样的词被避免使用)。此类信息在复杂的，被批评家认为是负面的社会现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处于统治地位的成熟的意识形态理论中，还是在乔姆斯基(Chomsky)和赫尔曼(Herman)认为的更具阴谋性的“宣传”理论中，有组织的精英像在冷战时一样把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运用于后冷战时代的媒体上。例如，有位作家认为“跨国电视新闻组织制造的文化产品是为维持那些敌视发展中国家的西方霸权服务的”(Paters On，1998: 95)。其他学者批评目前流行于全球的商业传播模式是“资本主义的传教士”(Herman and McChesney，1997)。有关英国国内新闻的一份最新研究认为，“对有关王室的新闻报道采取保守主义取向是英国报业的特点”(Blain and O'Donnell，2003: 3)，隶属于王室的媒体“显而易见”是“分散公众注意力和强化意识形态的工具”(Blain and O'Donnell，2003: 59)。这份报告发表不久，查尔斯王子(HRH Prince Charles)所谓的性丑闻被曝光，成为全球媒体连续数天报道的对象。同年，《镜报》(Mirror)的一位记者成功地潜入了居住在白金汉宫的英国王室家庭，这位记者的报道随之成为了很长一段时期内对王室不那么尊敬的报道的基础。认为此类报道“分散公众的注意力”有一定的道理，但说它是为了“强化意识形态”就说不通了，除非人们愿意相信，英国资本主义的生存需要靠把现任国家首脑描绘成一个取笑的对象，或者把未来的国王描绘成一个性变态者来实现。自从1981年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结婚以来，英国大多数的纸媒和广播媒体，特别是右翼的小报(尤其是大资本家默多克的报纸)对王室的报道，一直在破坏英国王室在几乎整个20世纪里所享有的尊重和服从。

在外交事务方面，媒体对9·11事件之后的反恐战争、巴以冲突、2003年联军入侵伊拉克的报道，就像这本书所讨论的那样，都因其亲西方、亲美、亲英，甚至亲以色列⁽²⁾的取向而受到指责。

在20世纪晚期冷战达到高潮时，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任时期，以上的分析是引人注意的。在《人权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一文中，乔姆斯基和赫尔曼揭示了美国在报道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中美洲行刑队时采取的双重标准，借此例说明在与共产主义的全球性冲突中，媒介组织是否充当了国家安全体制的宣传机器。但是在后冷战、后9·11的社会环境下，媒体的内容更加复杂。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 On)(1995: 4)认为宣传模式(propagandamodel)“是误导的和有害的”。阿伯坎比等人(Abercombie et al.，1990: 250)质疑了主流意识形态理论，认为“后现代文化(学者们定义为在消费主义和全球市场影响下，现代文化的碎片化和多元化)的存在意味着不可能存在一种单一的、占统治地位的或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些著作的要义在于:虽然精英仍然存在，但他们很难作为一个统一的集团行动，或者对媒体施加有效的影响。即使他们施加了这样的影响，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已没有那么直接有效了。

质疑控制范式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认为媒体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是用以支持等级结构和精英统治，无视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和剥削现象，或者说至少是无视公众要求替代或清除统治精英的意见。如果说这种不平等的存在是19世纪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关键性推动力量，并且仍然是许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安定的因素，那么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就不那么明显了。因为自“二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得到稳步提高。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不需要控制的，人们一致自由地赋予统治阶级权力(如果没有抱怨存在的话)。因此，媒介更自由地实践着它的社会角色而不是被意识形态控制。

不考虑理论上的反驳，现代媒介生产的内容对控制范式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挑战。9·11之后，掀起了一波媒介爱国主义浪潮，此后，布什、布莱尔及各自政府的主流化新闻报道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对2002年突袭杰宁(这是一次导致500人死亡的大屠杀，被BBC和其他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媒体所报道)的报道，和对2004年4月美军宣布从加沙地带撤军计划的报道，与报道以色列对巴基斯坦的政策采用的方法没有什么区别。批评政府成了惯例，使控制国内和全球对联军的言论变得越来越困难。负面报道(以联军的角度)包括:谴责谋杀、严刑逼供和虐待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犯人，这些都有照片为证;报道战争起因和控制;揭示布什家族与沙特阿拉伯统治者的关系;暗示“卷毛狗”托尼·布莱尔欺骗国会、践踏国际法和粗暴地对待民众的反对呼声。

批评性报道往往是媒体的头条。从2001年9月11日开始，尤其当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联军计划并实施对伊拉克的战争时，两国的主流政治新闻就开始揭露联军政府的欺骗行径、谎言、背叛、言而无信和无耻。作为21世纪的中心问题，大西洋两岸的统治者在控制媒体对伊拉克战争起因的报道上面的努力，在围绕此类问题设定关注点从而破坏大众的言论指向方面，在制定政权更替的原则方面，或者在把萨达姆·侯赛因驱逐出官府之后联军的表现方面，所有这些努力，都异乎寻常地没有效果;而他们自己却经常成为报道的焦点，比如2003年的赫顿调查。

控制范式认为，媒体不断批评政府，甚至在战争期间和全球危机的状况下仍然不中断对政府的批评，这些并不像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对政府的利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不能显示媒体在国家安全体制方面是如何起作用的。本章所指的紊乱范式(chaos paradigm)从整体上关照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认为它们越来越趋向于颠覆与权力的关系，不管是否故意，媒体都作为新闻、分析和现场解说的传播者在起作用，并且包含、连接着国内外和全球的公共话语领域，伴随着大量的、不可预知的和不可控制的结果。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相比，媒体的独立和自治仍然是缺失的。统治者对媒体成功的控制越来越呈现出对传统控制手段的背离，也就是通过运用公共关系技巧(杜撰)、直接审查和批评的方式实行相对控制。控制仍然存在，BBC的老板很清楚必须处理好与新闻官阿利斯泰尔·坎贝尔(Alistair Campbell)和唐宁街的关系，否则永远不会有成功的保证。

紊乱的根源

有一种观点认为，统治精英能够对媒介和文化实施直接有效的控制，如上文所述，从阿尔都塞到乔姆斯基等学者(即便与唯物主义不能完全协调统一)均认同这种观点。但是，长期的4个维度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本质上不同于以前的文化环境，一种更为紊乱的文化背景。

1.政治:民主与接近性文化

近几十年，自由民主在全球持续蔓延，广泛的选举权成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因此世界各地的统治者对公众的意见和情绪变得十分灵敏。很久以前人们就认识到这个现象，甚至连对资本主义批评最严厉的批评家也承认此种现象。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布什和布莱尔政府非常明白，反恐战争和占领伊拉克都必须考虑大选的结果，而西班牙政府在2004年3月就为此付出了代价。

随着民主制度的健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采用作者称之为“协调的接近(mediated access)”，改进了与精英公开辩论的政治文化。电台热线节目、脱口秀和辩论节目采取非精英参与的形式，比如BBC的电视节目《问题时间》(“Question Time”)，或者托尼·布莱尔在现场直播的电视节目中露面，回答愤怒的公众提出的尖锐问题。在这些方式中，制度民主和新形式的协调解释相结合，这既不是要求民众自己解决民主合法性问题和困扰英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低选举率问题，也不是要他们对近期的政策制定施加可估计的影响。他们只是创造了较之以前的政府所面临的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多样性的政治环境。人们对精英可接近性的期望发生了改变(如克林顿总统下流的和不道德行为的败露)，不同国家的政治机构以不同的方式对此作出了反应，而不会忽视这种现象。

2.技术

唯物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运行方式作出假设，社会发展本身就证明了对这些假设进行修正是必要的。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CNN的创建到今天博客空间的增多，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出现扩大了这些社会发展的影响。到2003年末，英国接入互联网的家庭的比例首次超过50%，使它真正成为了一个大众媒体。同年，中国的互联网使用人数达到了3亿，预计到2008年将有超过5亿的常规用户。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呈指数倍增长的新闻通过有线电视网、电脑和卫星传播。

信息传播的速度、内容的即时性和不可预知性及其对人们认知方式的影响(有赖于个人对新闻真实性和可靠性的理解)是文化紊乱产生的根本原因，可以在以下事件中看出端倪: 9·11恐怖袭击、克林顿—莱温斯基性丑闻、2002年12月发生在英国的“切丽门”事件、占领伊拉克。就像从自来水管流出的水流不同于雨水汇入的汹涌的河流一样，这样一个拥挤的、充满压力的媒介环境与几十年前相比，更加具有不可预知性、更难以把握。从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电视台(Al Arabiya)到BBC、Sky和CNN，通过卫星实时转播新闻在全球范围内的可运用性，加上散乱广泛分布的在线媒体，意味着民主社会的政治精英必须对事件作出快速反应，否则就与民众心目中称职的政府形象不相符。在9·11袭击发生之前，格雷格·麦克劳克林(Greg McLaughlin)在谈到诸如半岛电视台这样的新闻频道时，问道:“如果电视台不报道有关政策制定的烦琐细节，直接报道公众支持干涉的舆论，而政策制定者又无法控制这些言论，或者说不愿意考虑这些言论时，会发生什么?”(McLaughlin，2002: 192)而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呢?⁽³⁾

最近有一个文化“紊乱”的例子。数天前有人披露了美军滥用严刑和虐待犯人的照片，这激起了人们对美军的批评。为此，布什总统在2004年5月初出现在阿拉伯卫星新闻频道，试图平息此事。如果没有数码相机，如果没有新媒体技术使照片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如果没有卫星频道报道美国政府的反宣传活动，事情也不会以那样的方式演进。梅莱村(My Lai)大屠杀的真相经过数年才浮出水面，然后才激起公愤。美军在伊拉克虐待犯人的丑闻曾是全球关注的焦点，由总统出面平息此事，不能不令人吃惊。

3.经济

早年媒体数量不多，信息传递范围有限，全球化程度不高，统治者对这样的事件报道进行控制是很容易的事情(也不用担心失败)。但是，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有如此多的新闻媒介，竞争激烈的现实决定了负面新闻的产生。在21世纪的全球新闻市场，有品质的新闻(quality JournalisM)并不是媒介所有者一时兴起而施与的奢侈品，而是市场的需要。品质新闻意味着它要提供可视的可靠、客观、权威、独立和多样的新闻。许多媒体达不到这样的标准，但是多数严肃的新闻从业者不会考虑媒介所有者的个人偏好，别无选择，只有这样做。半岛电视台之所以能够把自己采编的新闻传递给数百万的阿拉伯观众，是因为来自西方媒体的新闻并不能满足极端爱国主义宣传的需要，就算媒体的所有者希望它们能满足这种需要。对于渴求利润、聚集商业、追求全球目标的新闻媒介来说，时效性和独家新闻是非常重要的。品质报道有其独特的魅力，即使是美国的报纸和卫星频道，也要向全世界报道美军虐待伊拉克犯人的事件。

4.意识形态

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分界线变模糊了，这更进一步加剧了文化紊乱。美国和英国政府声称萨达姆·侯赛因对这个世界造成了威胁，尤其是说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在45分钟内摧毁他的敌人。很明显，这样的说法是别有用心的，这些臭名昭著的言论可以被解读为危机再度出现，后共产主义正在萌芽。就像20年前渲染苏联威胁论一样，它们使用了相同的修辞手法和描述手段(McNair，1988)。这种解读暗示着对后9·11事件运用了控制范式。和往常一样，它代表着美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媒体运用预设系统宣传方式维护着美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如果敌人仍坚持自己的立场的话，美英帝国主义就会不断升级对敌人的威胁，有选择性地起用名声不太好的知识分子为己所用，暗示对方即将发生大灾难，所有这些手段在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时代被运用，目的是为他们发展和使用新式武器比如巡航导弹和三叉戟潜水艇寻找正当理由。20世纪80年代苏联军队列队通过红场接受检阅，两年后，类似的场面又在巴格达上演，萨达姆的军队列队行进展示他的(虚假的)军事力量。

但是这两个时期是不相同的。在罗纳德·里根的时代，主流媒体对所谓的苏联威胁论很少质疑。如今，就像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从美英联军意欲入侵伊拉克开始，伊拉克威胁论就受到媒体的质疑。媒体一致认为，伊拉克“威胁论”缺乏可靠的事实根据，并不仅仅因为现在的新闻媒体对此事紧追不舍、穷根究底，也有现在的公共辩论不再有左右派别之分的原因。冷战，敌对双方在社会经济结构模式上的冲突，彼此都宣称己方模式在道德和经济上具有优越性，在西方国家，这些意识形态竞争反映为左与右、劳动党与保守党、共和党与民主党之分。从另一方面说，呈现在全球公众面前的反恐战争，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战争，这些属于进步与反动之间的矛盾，超越了20世纪的意识形态区分并模糊了左与右的界限。在布什(被批评行动没有效果)之前，克林顿轰炸了阿富汗。作为保守党的领袖，约翰·梅杰在1991年入侵伊拉克时，得到了苏联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支持。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缺少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但好像并没有消除冷战时期的左与右的划分形式。在这样的状况下，区分合法的言论和不合法的言论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和具有渗透性。在英国，左翼记者如大卫·阿罗诺维奇(David Aaronovitch)、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和安东尼·安德鲁斯(Anthony Andre Ws)发现他们自己的工作领域竟然和令人讨厌的布什政府的“新骗局”和“新帝国主义”大部分是重合的。⁽⁴⁾

结　语

意识形态重新组合，全球性的新闻市场和对媒介素养越来越高的要求以及受众民主意识的提高(这些都加剧了媒介竞争)，新技术隐含的传播潜力，这些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消解的时代——时间、空间、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这些构造资本主义几个世纪的因素的界限的消解，导致范式的改变，在缺乏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情况下，社会从控制走向紊乱。对媒介及其内容进行主导和控制仍然是现任政府和未来政府的工作核心，但有必要更加关注媒介的日常操作对已有权威和权力的影响，以及对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进程的影响。从互联网出现到发展为现在的饱和状态，在此之前，麦肯基·沃克(McKenzie Wark，1994)谈到文化全球化时，认为它是“不可预知的信息运动”，“信息的即时性会制造危机”。保罗·维里奥(Paul Virilio，1998)曾描述过这种“全世界的城市突然出现的令人费解的喧嚣，全球和地区的不适时的混乱”。皮尔斯·罗宾逊(Piers Robins On)和其他人曾致力于研究“CNN效应”(Robins On，2002; Gowing，1994; Bennett and Pletz，1994; Natsios，1996; Hamelink，1998; Nacos et.al.，2000; Robins On，2002; Volkmer，2002)。泽利泽(Zelizer)和艾伦(Allan)(2002)编著的论文集《9·11之后的新闻》(JournalisM After Septe Mber，11)中有几篇论文与批判传统相背离。西蒙·科特(Simon Cottle)提出一种“传播范式”，“传播重点转向更加代表政治利益的意见和通过传播手段不能很好解决或可预测的内容”。

包括作者在内的一些学者对本章所描述的趋势以及该趋势对自由民主和全球范围内集权社会的消解的暗示意义都持乐观态度(Atkins，2002; Kalathil and Boas，2003; El-Nawawy and Iskandar，2002)。其他学者对文化紊乱持消极态度，比如，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抱怨由“不受限制的媒介”带来的对人类存在的荒谬的模仿，并以此作为他2002年研究的主题。⁽⁵⁾比如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世界“处于被围困状态”(Bauman，2002)。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谈到全球文化时，形象地把它比喻为“正在变为一个最小的分母”，“所有的差异都消失了”。⁽⁶⁾

批判地审视精英权力仍是媒介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现有资本主义权力的可替代选择只有国家社会主义式的极权主义和中古式的宗教，批评——更多地运用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必须超越充斥于20世纪的拒绝主义和文化悲观，要考虑到重大的社会进步也许是新世纪之初资本主义变革的结果。文化紊乱以及有助于认识文化紊乱的新闻社会学的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变革过程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Abercrombie，N．，Hill，S．and Turner，B．(eds)(1990) Dominant Ideologies．London:Unwin Hyman．

Althusser，L．(1978) Lenin and Philos Ophy and Other Essays．London: Vers O．

Atkins，W．(2002) The Politics of s Outheast Asia's NeW Media．London:RoutledgeCurzon．

Bauman，Z．(2002) s Ociety Under Siege．Cambridge: Polity．

Bennett，W．L．and Pletz，D．L．(eds)(1994)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GulfWa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lain，N．and O'Donnell，H．(2003) Media，Monarchy and Power．Bristol: Intellect．

Boyd-Barrett，O．and Rantanen，T．(eds)(1998) TheGlobalization of NeWs．London:Sage．

Chomsky，N．and Herman E．(197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man

Rights．Boston: s Outh End Press．

Cottle，S．(ed．)(2003) NeWs，Public Relations and Power．London: Sage．

Girardet，E．R．(1996) Reporting humanitarianisM: are the NeW electronic media making a difference? in R．I．Rotberg and T．G．Weiss(eds) From Massacres to Genocide: the Media，Public Policy and Humanitarian Crises．Washington，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Gitlin，T．(2002) Media Unlimited: How the Torrent of s Oundsand Images Overwhel Ms our Lives．NeW York: Henry Holt＆Company．

Gleick，J．(1996) Chaos: the Amazing Science of the Unpredictable．London: Minerva．

Gowing，N．(1994) Real-time Television Coverage of Armed Conflicts and Diplomatic Crises．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ll，S．(1980) Encoding/decoding，in S．Hall，D．Hobs On，A．Lowe and P．Willis(eds) Culture，Media，Language．London: Hutchins On．

Hallin，D．(1986) The“Uncens 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melink，C．J．(1998) World communication: conflicting aspira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K．Brant et al．(eds) The Media in Question．London:Sage．

Herman，E．and McChesney，R．(1997) The Global Media: the NeW Missionaries Of Global Capi-talis M．London: Cassell．

Kalathil，S．and Boas，T．C．(2003) Open NetWorks，Closed Regime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Authoritarian Rule．Washington，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Lenin，V．U．(1977) State and Revolution．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K．and Engels，F．(199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London: Vers O．

Moeller，S．(1999) Compassion Fatigue: How the Media Sell Disease，

Famine，War and Death．London: Routledge．

Miliband，R．(1972)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 Ociety．London: Quartet．

McLaughlin，G．(2002) The War Correspondent．London: Pluto．

McNair，B．(1988) Images of the Ene My．London: Routledge．

McNair，B．(1998) The s Ociology of JournalisM．London: Arnold．

McNair，B．(2000) JournalisM and De Mocracy．London: Routledge．

McNair，B．(2003) From Control to Chaos: Towardsa NeWs Ociology of JournalisM，Media，Culture and s Ociety，25(4): 547-555．

McNair，B．，Hibberd，M．and Schlesinger，P．(2003) Mediated Access．Luton:University of Luton Press．

Nacos，B．L．，Shapiro，R．Y．and Ise Mia，P．(eds)(2000) Decisionmaking in a Glass House: Mass Media，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and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tWenty-flirst Century．Lanham: Rowman＆Littlefield．

El-Nawawy，M．and Iskandar，A．(2002) Al-Jazeera: how the free Arab NeWs netWork scooped the world and changed the Middle East．Washington:WestVieW Press．

Natsios，A．(1996) Illusions of Infiuence: the CNN Effect in Complex e Mergencies，in R．I．Rotberg and T．G．Weiss(eds) From Massacres to Genocide: the Media，Public Policy and Humanitarian Crises．Washington，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pp．149-168．

Paters On，C．(1998) Global battlefields，in O．Boyd-Barratt and T．Rantanen(eds)The Globalization of NeWs．London: Sage，pp．79-103．

Robins On，P．(2002) The CNN Effect: the Myth of NeWs，Foreign Policy and Interventio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Rotberg，R．I．and Weiss，T．G．(eds)(1996) From Massacres to Genocide: the Media，Public Policy and Humanitarian Crises．Washington，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Schuds On，M．(1995) The Power of NeWs．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irilio，P．(1998) Open Sky．London: Vers O．

Volkmer，I．(2002) JournalisM and Political Crises in the Global NetWork s Ociety，in B．Zelizer and S．Allan(eds) JournalisM After Septe Mber 11．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Wark，M．(1994) Virtual Geography．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Zelizer，B．and Allan，S．(eds)(2002) JournalisM After Septe Mber 11．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注释】

(1)在使用诸如“文化紊乱”这样的术语时，本文作者意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领域借用术语的危险性。社会“科学家”一直认为他们与物理学家或天文学家研究的对象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后者可以在真空实验室或离子加速器里再现和模拟现象。他们运用社会学家难以匹敌的精确的量化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离、观察和实验，并对有可能在不同时空都适用的假设进行验证，揭示规律并作出预测。由于不同时期人类情感表现的不同，知觉的相对性、主观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因素的作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现象表现出随机性和偶然性，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些随机和偶然出现的社会现象。从新兴的混乱科学——研究对象是包括自然或人类起源的所有非线性系统，对初始环境、不确定性和连通性的敏感是其主要特征——引进的模式和隐喻也许可以帮助社会科学家以新的视角研究以下问题:新闻机构的演进，恐慌和恐惧的蔓延和政策制定背后的推动力量。关于混沌科学(science of chaos)更详细的介绍，见格莱克(Gleick，1996)。

(2)见例子G.菲洛(G.Philo).来自伊拉克的负面新闻:媒体对伊拉克—巴勒斯坦冲突的报道(Bad NeWs from Israel: Media Coverage of the Israeli/ Palestinian Conflict(www.gla.ac.uk/departments/s Ociology/Israel.pdf).

(3)皮尔斯·罗宾逊(Piers Robins On)(2002)对“CNN效果”的研究以及苏姗·默勒(Susan Moeller)(1999)的《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实时新闻对公众意见和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

(4)见例子A.安钧斯(A.Andrens，2004).《撒切尔的遗产:没有我们和他们》(Thatcher's Legacy: No More Us and The M).《卫报》(Guardian)，5 May.

(5)参见一家美国电台关于他的著作对他进行的采访:《不受限制的媒体:图像和声音如何淹没我们的生活》(Media Unlimited: How the Torrent of Images and s Ounds Overwhel Ms Our Lives)(2002)。

(6)参见对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采访:《欧洲社会理论学报》(European Journal of s Ocial The Ory)，5(4): 521-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