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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简介

时间:2022-04-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简介孙玉胜,吉林省敦化市人。现任中央电视台分党组成员、副台长、高级编辑。1984年7月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2000年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2005年5月任现职。其中,体育电视节目在原体育节目中心主任马国力的领导下,在电视专业化领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简介

孙玉胜,吉林省敦化市人。现任中央电视台分党组成员、副台长、高级编辑。1980年—1984年就读于吉林大学。1984年7月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2000年任中央电视台副总编,2005年5月任现职。1993年获中国新闻界编辑最高奖——首届“韬奋新闻奖”,199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1997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93年、1994年和1996年分别参与策划并创办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等节目。1997年参与策划实施了72小时大型直播“香港回归特别报道”,期间为驻香港总部节目负责人。1999年参与策划实施了“国庆50年庆典”、“澳门回归”、“相逢2000”等特别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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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离2008年奥运会还有1000多天,除了要让远处的观众看到精彩而高清晰的奥运会节目之外,我们还期望借此进一步提升中国体育电视团队的专业水平和职业化水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期望北京奥运会能成为中国体育产业化运作进程的最大转折点,并最终希望体育电视事业由此健步走向成功的远方。

记 者:作为一个资深的电视人,您亲历了中国电视近20年来的发展。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专业电视的异军突起,中国的体育电视也成为电视业内、业外人士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且给予了这个领域更多的期待。如今我们回顾中国体育电视走过的道路,在您的心中会勾勒出一个怎样的脉络?

孙玉胜:近些年,中国电视业界流行着这样两个词汇,一个是“专业化”,另一个是“产业化”。我想,可以用这两个词汇来勾勒出体育频道发展的脉络。就“专业化”而言,中国中央电视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频道设置、节目中心职能方面进行了细分与整合,诞生了多个专业化频道。其中,体育电视节目在原体育节目中心主任马国力的领导下,在电视专业化领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今,体育频道成立已经有10年的历史了,我们只需要看一下这个频道目前的排名,就能体味出电视专业化的魅力。在中央电视台开路的16套节目的日常排序中,体育频道始终稳居在前五位左右,特别是遇到大赛,这个排位肯定还要靠前,这个排位也折射出观众对体育频道节目的肯定与厚爱。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专业化”催生了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这第一步的迈出是艰难的。但更迫切的是,要迈出第二步、第三步,再上层楼。我们知道,经过了几届奥运会的洗礼,我们目前已经有了一支国际化、专业化的职业体育电视节目团队。眼下面临着恰恰是另外一个流行词汇“产业化”的挑战与考验。

记 者:在电视“产业化”方面,有的学者经常会举到新闻集团麾下的MTV频道的例子。这个专业化的音乐频道每年通过节目产业链赚取近20亿美元的收入,而反观我们的一些频道,过分倚重于广告收入,似乎成了发展道路上难以突破的瓶颈。

孙玉胜:我并不认为要突破这个“瓶颈”异常艰难。但以目前我们的体育电视为例,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在体育经营或者是体育电视的“产业化”运作方面,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中视体育推广有限公司,而且还开办了两个付费的电视频道。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与创新。当然,就总体上来说,我们的体育电视产业化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体育电视的产业化之路,还有许多环节有待更好的开发。最适合产业化运作的体育电视和其他电视一样,目前还是主要依赖于广告这种赢利方式,体育电视在市场上获得的利润是微乎其微的。在我个人看来,它不仅是一个赢利大小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体育电视未来的繁荣和专业化的程度。

记 者:那么,中国的体育电视该如何走出一条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呢?

孙玉胜: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命题。我们现在都知道电视(Television)是指“电视、电视广播事业”的意思,但是它真正的英文原意是什么呢?我从事电视工作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它的英文原意,我在两年前写一本书的时候才真正地明白。它的原意是“从远处看”的意思。现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举办了。2008年,我们让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从远处看到精彩的奥运会,我想,这一点不成问题。因为,不论是北京奥组委、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还是中央电视台都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从业者,我们显然不能只从远处看,而是要“从近处看电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切地认识到电视的传播规律和它特有的运作规律。

宋代文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曾经说喜爱莲花,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而对于我们今天关注的体育电视产业化发展之路来说,“远观”固然美丽,但是更需要我们认真地把玩与体会。只有从近处去观察它、去触摸它,才能真正地弄清目前中国体育电视产业化进程缓慢的真正原因。体育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必要性,我想不用多说了,它就像一座城堡,里面有什么样的好东西,我们心里早已有数。但是,我们就是徘徊在城堡的墙外而止步不前。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寻门而入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是体制问题,还是经验问题?是智慧问题,还是勇气问题?是理念问题,还是实践问题?或者是干脆就不想进入?

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要留给更多的经验丰富的专家、理念前卫的学者和勇往直前的实践者了。我想体育电视在中国的产业化运作成功之日并不是遥不可及。

记 者:您一下子例举了这么多的问题,但同时也能体会到您对于走出一条体育电视产业化的道路颇具信心,那么这样的信心来自何处呢?

孙玉胜:我的信心来自于,在中国电视方面,最难开拓的电视舆论监督节目都已经成功开播了10年,难道我们还找不到一种方法,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我们的体育电视现状的体育电视经营及产业化运作规律吗?

任何事情我相信都有它自身的运作规律,现在对于体育电视经营或者是产业化运作方面,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个规律并且去适应它,否则,别说是不努力,就是用力过猛也会伤害我们正常的肌体。现在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1000多天的时间,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所以,我们现在除了要让远处的观众看到精彩而高清晰的奥运会节目之外,我们还期望借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提升中国体育电视团队的专业水平和职业化水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期望北京奥运会能成为中国体育产业化运作进程的最大转折点,并最终希望体育电视事业由此健步走向成功的远方。

附录:受访者相关文章

改造我们的语态和表达方式

——兼论主流媒体竞争力问题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孙玉胜

以伊拉克战争直播、新闻频道开办,以及会议时政新闻压缩为标志,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已于2003年春天正式启动。

第一轮电视改革以1983年为元年,其标志是这年年初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就是这次会议确定了我国“四级办电视”的电视宏观发展体制,从此,中国的电视发展风起云涌。尽管今天看来,这种体制也带来了惊人的重复建设问题,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没有这样一种体制,也就不会有现在如此普及的电视发展局面。

从1993年开始,电视进入第二轮改革,其公认的标志就是当年5月1日《东方时空》的开播。这一轮改革的特点是电视由宏观的发展体制改革深化为微观的节目内容(特别是新闻节目)及节目运作机制改革。于是,不仅央视继《东方时空》之后又先后开办了《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以及《面对面》等名牌电视新闻栏目,而且地方台的一些电视节目也得到长足发展。当回头认真检索近十年的电视新闻改革历程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这一轮改革成果表现在电视节目上,是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和表达方式开始的。比如表达的态度变得真诚与平和,表达的内容是观众关心并且是真实的,表达的效果开始具有真实感和吸引力等等。

报业的改革要早于电视,而且竞争的激烈程度也远远强于电视。

然而,与纸媒体不同,电视的改革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主战场,也就以主流的电视新闻节目的竞争为主。而纸媒体却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小报(都市报)火很正常,大报(机关报)不火也很正常,甚至对“小报养大报”的现象,大家也见怪不怪,认为也很正常。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究竟依据什么来划分?是依据其身份,还是依据其影响力和竞争力。如果依据身份划分的主流媒体完全在自说自话,而不拥有强大的受众,对这些受众不拥有强大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媒体还能称得上是主流媒体吗?

在诸多的主流媒体或者大报中,除全党订阅的《人民日报》外,还有一份大报值得关注,这就是《广州日报》。

《广州日报》目前发行量为160多万份,而且85%是自费订阅,这个数字别说对全国省会城市的市委机关报,就是对全国的省委机关报来说也是望尘莫及的。作为一张市委机关报的《广州日报》之所以有这样的发行量,其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广州日报》将传统的机关报表达方式变为了都市报,也就是大众化的表达语态和方式。

我曾经参与创办并在不同层面参与管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和《面对面》等电视新闻栏目,而且从2002年初开始我还对自《东方时空》以来的10年电视新闻改革进行了学理层面的研究、总结与检讨。2003年暑期,当我对广州报业,特别是《广州日报》进行了短期考察并将其与《东方时空》等电视栏目进行对比分析之后,得出了这样三个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的命题:第一,语态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主流媒体增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第一要素。第二,“内容为王”是媒体成长的公理和铁律,但内容需要通过恰当的语态和适位的表达方式才能有效地传播给受众。《东方时空》和《广州日报》的成功证明,在同样的宣传政策下,同样的内容,只是由于语态和表达方式不一样,不同的媒体就有不同的宣传效果。第三,在信息资讯高度发达、表达渠道日益多元以及表达内容日益丰富的今天,掌握媒体,却不一定能完全把握舆论和控制传播,更不能把握和控制舆论的传播效果。过去如果主流媒体不报道,信息就被成功阻隔,而现在,主流媒体不报道,人们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互联网、手机短信等)获得信息,而且,即使此时主流媒体不缺位,也要看谁的影响力更强、吸引力更大。

一、“贴近”,需要从语态开始

2003年初,中央领导提出宣传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强调“要说群众想说的话,讲群众能懂的话”。这既是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很有专业见地的提醒——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是用自己习惯的语言来表达情感和思想的,新闻媒体要反映群众的真情实感和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需,就应该使用群众自己的语言。如果媒体按照另一套语言习惯说话,说的又是些脱离实际和生活的空话、套话,那么在传播的起点上我们就与受众产生了距离。

“十六”大报告指出,先进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电视和报纸都是大众媒体,所以我们的传播语言应该使用大众听得懂、易接受的语言。我们不能用文件和报告的语言去宣传文件和报告的精神,这样做,传播的到达率就低,宣传效果就差,而我们是不能不讲宣传效果的。比如,“三个代表”,“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都是我党的重要思想和主张,但媒体不能只把这些思想和主张概念化地简单重复,也不能只是像做报告和发文件式的提要求、讲原则、发号令,而要通过生动鲜活的“故事”让受众切身感受到这些“亲民”或“民本”实践的真实存在。

就宣传工作而言,“三贴近”既是一种传播理念,也是一种操作方法,既是报道内容选择的价值取向,也是报道内容的表达方式,而表达方式的第一要素就是语言及其语态。

语态往往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10年前,以《东方时空》为标志的电视改革其实就是从尝试一种变“新华体”为“中新体”的新的说话态度和表达方式开始的。

珠三角地区发达的报业早已全国闻名,仅在这个7000多万人口的地区就集中了《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深圳特区报》四大报业集团,而且每家的年销售额都超过10亿人民币。过去很多人都从发行、营销、印刷等层面研究他们之间的竞争与发展。这些原因固然重要,但就机关报——《广州日报》而言,另一个问题不可忽视,这就是前面说的表达方式问题。据初步调查了解,《广州日报》虽然是机关报,但它的叙述和表达方式已与传统的机关报面孔和模式完全不一样。比如“美加大停电”,《广州日报》就将其处理在了醒目的头版,再配有中国电网安全的背景。这种表达方式在晚报和都市报中并不新鲜,而在全国的机关报中还是很少见的。

晚报和都市报为什么会有发行量,为什么作为大报的机关报往往要靠这些小报养活,深层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些都市报和晚报的内容更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尽管由于对商业利益的追逐,这些媒体也时有猎奇、低俗等越轨行为,但这是可以克服的),它们的叙述和表达方式更符合读者的习惯和心理,更直接地说,它们的传播方式是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的大众化传播方式。那么,这种方式为什么就不能被传统的机关报接受呢?当这种方式一但被使用时,《广州日报》立刻就变成了“平民化机关报”,发行量迅速扩大。在现实生活中,主流媒体的语言表达和老百姓的言语表达有时好像是两个系统,两者之间似乎需要翻译和解释才能沟通和交流。现在的问题是,传统而呆板的“机关报模式”为什么就不能借鉴都市报的叙述和表达方式或称大众化的表达方式呢?难道大报就应该是板着面孔而拒读者于千里之外吗?少了亲近性和亲和力,我们何以接近大众并进而影响和引导他们呢?我不是主张要把机关报办成都市报,而是主张机关报应该借鉴都市报的大众化表达方式,因为这种表达方式最能贴近受众。

语态是一种力量,我们应该用大众化的表达方式表达主流媒体的内容,以其达到主流宣传的有效目的。

二、媒体的表达应该是有效表达

语态可以理解为说话的心态、状态和态度。因此,语态不仅仅是一个文风问题,它更重要的是一种表达方式。有学者认为,“表达方式是一个文本的结构方式,即表达者与被表达者的关系”。就媒体而言,媒体存在的价值及其影响力和竞争力会是怎样就在于这种关系的有效性如何。如果一家媒体没有真正的“有用性”和吸引力,那么这家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就是不存在或者是无效的,因为受众对其没有需求,更谈不上依赖。由此,表达者与被表达者的这种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有效性表达”。

确保“有效性表达”的因素很多,比如表达什么以及如何表达等等,但第一重要的是表达的“对象性”或称“对象化表达”,这也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个人表达还是媒体表达,表达方式的选择应该取决于表达对象,其表达效果如何就取决于对表达对象的了解怎样,他们需求什么,习惯的话语方式又是什么。有效性表达应该是表达方式与表达对象的适位而不是错位的表达。我们现在也许还很难给“媒体表达方式”下一个明确而科学的定义,但从实践的角度看,我认为它至少应包括这样一些内涵:1.表达的态度,也就是说话的语态和语气是否是真诚的、平和的。2.表达的形态,如版面形态和栏目形态等等。3.内容选择的价值取向,如是否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4.文风与文采以及媒体所追求的品质与品格。

我们可以把文化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些文化的表达都有各自的习惯和语态。比如主流文化中的文件、会议和讲话,精英文化的文章、著作和讲座,大众文化的娱乐和大众媒体传播等,都拥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不同文化的内部语境下,其表达都可能是有效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它们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有氧运动”是一个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理念,洪昭光也因此成为中国人的“健康教父”,但作为一种运动和锻炼的科学方式,“有氧运动”并不是洪昭光的发明,作为科学知识引进到中国也已多年,但为什么人们相信洪昭光呢?其关键就是,当面对作为大众的表达对象时,洪昭光把“有氧运动”这种精英文化用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将其普及化了。洪昭光的表达不在于其“有氧运动”概念的科学性和逻辑推理,而在于其实用性和故事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书五经和《三字经》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们的表达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精英的,而后者却是大众的。宗教是普世的,因此其教义(无论是圣经还是古兰经)都是故事化的大众化语言。

主流媒体承担着党和政府喉舌的宣传功能,其宣传的内容是主流意识形态或主流文化,但其对象却是大众。虽然这几年我们的新闻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果,但目前主流媒体的宣传有时仍然不使用大众化的语态和表达方式,有时甚至是自说自话。我们的语态和表达方式仍然需要改造。

三、表达方式涉及主流媒体的引导力和竞争力

掌握媒体,却不一定能完全把握舆论和控制传播,更不能把握和控制舆论传播的效果。

这一问题在“非典”时期已有显现。当事件突发时,在信息资讯不发达的时候,只要主流媒体不报道,信息传播就会得到有效控制。但如今,当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发生时,即使主流媒体不传播,人们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信息。此时,主流媒体的缺位,就是对传播效果和舆论导向的放弃。对这个命题的更深一层理解是,即使主流媒体不缺位,在各种媒体激烈竞争的时候,信息传播中的舆论导向如何,就看谁的实力强,谁的影响大了。实力和影响就是媒体的竞争力。

从这个层面说,“小报养大报”的现象并不正常,而且也不仅仅是谁养活谁的问题,它关系到主流媒体的竞争力和引导力,更进一步说,它关系到我们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力,甚至舆论的安全。因此,主流媒体不能甘愿“被养”,而要通过改造表达语态和表达方式的办法“强身健体”,提高阅读率和竞争力。检验媒体引导水平的标准不在于自己的声调有多高,而在于有多少受众认同你、接受你、相信你。自说自话和命令性的引导都不会产生好的效果。指令性的发行可以提高发行量,但不一定能够提高阅读率。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只有自己花钱买的东西才是最有“使用需求”的东西。《东方时空》等电视新闻栏目的经验就是“用事实说话”,“把新闻当故事讲”,总之就是“真诚面对观众”。真实面对观众其实很简单,就是像说话一样说话,就是要传播者与观众首先建立一种“谈话双方”的平等,平等才能贴近,贴近才能有感召力、吸引力和竞争力。

据了解,《广州日报》目前的发行结构是,45%在广州市,45%在广东省其他城市,另外10%在省外。这三个数字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广州日报》作为广州市委机关报,其竞争力和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主流媒体的地域属性,成为广东全省,甚至全国的主流媒体。

从表达的层面看,媒体的引导力和竞争力在内容上取决于表达什么,在形式上取决于如何表达。这也是10年电视新闻改革的基本经验之一。

(一)表达什么

我们可以把“三贴近”分解为表达内容的贴近和表达方式的贴近。表达什么就是指表达的内容。表达内容的贴近就是指要贴近群众(受众)关心,特别是与老百姓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如党和政府的一些重要决策,涉及社会和民生层面的一些实际的焦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其中包括对这些问题的舆论监督;及时报道他们所关心的重大新闻事件,比如对“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神五上天”、“萨达姆被捕”的报道,报与不报、报多报少就直接影响到媒体的公信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我们常说“事件能够成就媒体”,但是如果遇到重大事件不报道,事件也能伤害媒体。

对媒体来说“内容”是王,但内容是需要“把关”的。我认为主流媒体的把关原则应该是:“跟得上、放得开、把得住。”

“跟得上”就是要跟得上中央的宣传要求,跟得上群众关心的问题,跟得上新闻事件。“放得开”就是要拓宽报道领域,解放思想。以“9.11事件”、“伊拉克战争”、“抗击非典”等突发事件为例,过去认为不能报的内容其实报了效果更好,不要自己束缚自己。“把得住”就是头脑要清醒,什么问题不能报,不能报的内容一定要把住,否则就会添乱,出问题,影响大局,甚至带来不稳定。这些年来,电视新闻改革在不断深化和推进,但由于把关得当,还没有因为报道不当而引发其他问题。

(二)如何表达

如何表达就是表达方式问题。

现在总是有人抱怨甚至指责新闻禁区太多、限制太多,这已成为许多人“不作为”的借口和理由。如果对这种观点稍加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这种观点是站不脚的。第一,新闻改革不能超越社会发展的进程,这是近十年电视新闻改革的一个基本道理,新闻改革既要推动社会进步,又不能引发社会动荡。第二,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有新闻禁区和限制,“新闻自由”只是“新闻相对自由”的简称,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第三,这种观点回答不了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同样的政策下,有的主流媒体、频道和栏目办得好,而有的却很差。

这种观点不仅站不住脚,而且有时还是有害的。它使一些从业者试图触摸宣传的底线,甚至铤而走险,或者总是被动地等待政策指令而不对自身缺少创新性的行为加以检讨。其实,在现实环境下,即使是正面的、主流的报道内容,只要改变一种语态或表达方式就能提高其传播效果和宣传质量。新闻媒体的阅读率和收视率并不仅仅来自追星、犯罪、灾难,甚至曝光和批评。即使以舆论监督见长的《焦点访谈》栏目,其批评曝光的节目比例一般也不超过30%。世界著名的美国杂志《读者文摘》发行1000多万份,而其几十年不变的信条就是文章主题以“闲聊、乐观为主,将负面减到最低,而强调正面”。正面主题是“《读者文摘》最为认同的”,“杂志中传达的讯息充满了希望,同时交织着简练的、世俗的智慧和幽默之启发”。《东方时空》中的“东方之子”也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优秀人物的宣传报道。

“主流新闻也有卖点”,这是《广州日报》的一个体会。1997年7月1日,他们为庆祝香港回归而策划的“97特刊”全天分三次滚动出版,并且由于其成为广州市民新的“收藏品”而不断加印量,甚至每套报纸被炒到了百元一份。2003年11月在报道党的十六大期间,由于准备充分,策划精心,其“报纸每天也总是被早早地抢购一空”。

四、如何通过改进表达方式提高媒体的竞争力和宣传效果

(一)遵循媒体自身的传播的规律

不同媒体有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决定了它的传播优势。比如,快速、同步直播就是电视新闻表达方式的特性和优势。除此之外,电视对真实感的表达也是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现在不仅电视新闻和专题节目在追求真实感,而且电视娱乐节目也开始追求真实,国际上普遍流行的“真人秀”节目就是如此。但10年前,电视在表达真实和同步方面的规律却全然不被我们所认识和使用。

(二)表达的对象化

表达对象决定媒体的表达方式。如果主流媒体是面对大众的,就一定要使用“群众愿意听,听得懂的语言”。电视是“家用媒体”,其家用属性决定电视的表达对象主要是家庭成员。当我们知道是在对家里人说话时,我们的表达方式就不会是生硬的教训,而会是真诚的、平等的、具有亲和力的。我们的一些党委和政府有时往往不是缺少好的主张和作为,而是媒体在宣传上缺少好的表达方式和有效的表达能力。电视新闻改革的一个经验就是当我们“用事实说话”,“把新闻当故事讲”时,宣传效果就好。

(三)表达的目的性

纯客观的表达是不存在的,无论是个人的表达(人际传播),还是媒体表达(大众传播)都是有目的的。美军捕获萨达姆后,向外界公布的一个典型画面就是萨达姆张着嘴接受医生检查牙齿。这个镜头明显是在羞辱这位往日一言九鼎的强权总统,嘲弄其追随者的“民族尊严”,尽管新闻没有使用这样的语言,但目的就是如此,这是一目了然的。作为各个环节的把关人,对内容的选择与放弃,简化与放大都是有目的的。

有效的表达肯定是目的明确的表达。当我们把《焦点访谈》的表达目的定位为“善意”和“解决问题”时,舆论监督报道就得以生存并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

(四)表达的个性化和原创性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经痛批“党八股”,但直到今天,媒体报道中仍然存有“八股”式文章和模式化语言。模式是有用的也是有害的:有用之处在于模式便于操作,模式提供依据,模式划定边际和外延;有害之处在于模式限定思维,模式使得人们不由自主地走进习惯,模式成为一种无声的力量,让有的人懒得逾越,有的人不敢逾越。模式化的文体把新闻写作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变成了简单劳动。原创性表达就是要突破这些模式化语言和文体,使表达成为一种智慧。

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可以是规定的,宣传的目的可以是一致的,但不同媒体,不同节目,不同的人的表达应该是具有个性和原创性的。就近几年出现的电视新闻主持人而言,其中的成功者的表达方式都是个性化的。

有力量、有影响、有说服力的表达,一定是充满个性和原创性的表达,这是媒体提高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为作者于2004年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时的结业论文〕

附录:

中国中央电视台简介

中国中央电视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电视台,1958年5月1日试播,同年9月2日正式播出。初名为北京电视台,1978年5月1日更名为中央电视台,英文简称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是中国重要的新闻舆论机构,是党、政府和人民的重要喉舌,是中国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是当今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主流媒体之一,具有传播新闻、社会教育、文化娱乐、信息服务等多种功能,是全国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在国际上的影响正日益增强。

中央电视台目前已初步形成以电视传播为主业,电影、互联网、广告经营和产业拓展的多元化经营格局。中国中央电视台现开办有16套开路播出的电视节目,并开通一个高清晰度电视频道。16个开路频道为综合频道、经济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体育频道、电影频道、少儿.军事.农业频道、电视剧频道、英文国际频道、科教频道、戏曲频道、社会与法频道、新闻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西班牙语法语频道,内容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开办风云足球、第一剧场、风云剧场等11个付费电视频道和新闻、央视关注、纪录等28个网络电视频道。中央电视台拥有近40万小时的节目资源。2004年每天节目播出已达329小时(包括北美长城平台节目,如加上付费频道则共596小时)。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国内收视平均覆盖率达94.4%。在国内收视市场,中央电视台的收视份额基本保持在全国收视市场的30%左右。第四套节目中文国际频道、第九套节目英文国际频道、西班牙语法语频道信号通过卫星传送基本覆盖全球,并在北美、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和中南美洲的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落地入户,其中中文国际频道CCTV-4在境外入户超过1000万户,英文国际频道CCTV-9在境外入户达到4000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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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工程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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