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产业化”十年考

“媒介产业化”十年考

■黄升民

1996年《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媒介产业化研究正式登场亮相。行至2006年,产业化研究也已经步入了第十个年头。这十年,中国广电媒介迅猛突变,媒介产业化研究也曲折发展。我们在努力探寻媒介产业的空间与逻辑之时,也留下了一种研究思路的探索轨迹。

一、产业化研究历程

从1996年到2006年,我们从最初的广告研究,逐渐进入了媒介研究的腹地。可以说,这十年的研究历程,都是在依循中国的媒介发展现实而逶迤前行。回顾十年来媒介产业化的研究,可以发现,现实成为它最强大的推动力,实证研究也就成为它最坚实的支撑点。依循着行业的步伐,我们的研究也不断深入。

1.1997:媒介经营与产业化问题

1996年之前,我们一直关注中国广告市场和媒介市场,原因在于,与国外广告行业比较而言,中国难以形成大型的广告公司,根源是媒介过于强势,使得广告公司发展的空间和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应该说,首先是广告公司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媒介的关注。

1995年的《中国体育报》发展研究和1996年广州电台的经营研究,才标志我们正式进入媒介研究领域。比较而言,当时广州电台已经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媒介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经营范式,两个媒介个体所遭遇的问题也完全不同。当时广州的媒介市场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电台内部的管理和市场化已经非常成熟。通过研究,我们把它的问题归结为市场空间问题。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媒介产业化”,强调解决市场空间、市场资源以及经营规模的问题。

之所以选择“产业化”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较市场化、商品化更有张力,更有涵盖能力。就这样,在这两项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整理出了《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媒介产业化理论。

2.1999:媒介与资本/国际化问题

广州电台对于空间的探寻,引发了我们对于媒介发展规模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接触到了国外公司,一类是媒介购买公司,一类是海外媒介集团,像迪斯尼、新闻集团等等。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系列的第二本书——《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媒介产业化透视》。

在1996年,我们把产业化的问题界定成中国媒介内部的问题去理解和阐释,但是到了1997、1998年,我们已经明显意识到我国媒介的发展必然面临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接轨的一个重要通路就是媒介购买公司。这种判断来自一个朴素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媒介经营的主要来源就是广告经营,广告就是媒介的命脉。所以广告经营中的广告交易方式、管理制度发生变化,自然会对媒介产生大的影响。因此,对于媒介发展和媒介研究而言,必然将视野拓展到比较大的范畴当中去。国际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和必然关照的角度。

3.2001年:媒介集团化问题

2000到2001年,我们集中研究了一些海外媒介集团以及国内媒介集团化改革的案例,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在对国内广电集团的研究中发现,虽然规模经营一直是广电组织的诉求,但是集团化如果只是简单地合并行政机构,扩大规模、人数,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它内在的效率,因为难以构建一种有效的内在经营机制,这样也就会导致集团缺乏核心资源和核心竞争力。在中国广电集团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内部问题,如生态受到破坏,经营资源利用低效,行政力量上升等。

一般而言,机制创新和制度创新被认为是解决途径,但是我个人认为,所谓媒介的内在机制和制度,其实关联着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背景,仅从体制和制度层面进行改革,其实难以有实质性的效果。那么,对于媒介而言,在现有情况下,利用什么样的资源,借助什么样的动力,才能够改变内在效率,实现经营发展的突破呢?

集团化的研究带给我们更多对于媒介产业经营进程的思考,这个思考以及研究中与案例的对撞使得我们关注到了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对于广电发展的重要性。

4.2002年:数字技术研究

当数字化浪潮逐渐在中国显露头角之时,我们迅速进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当时的初步判断是数字技术必然对广电行业产生巨大影响。在集团化的相关研究中,已经发现,数字化在当时,已经成为广播电视发展的一种压力,尽管还不是非常直接和明显,但是已经可以预见到未来的大致情况。这一时期,所谓数字技术已经从单纯的互联网,向数字电视和数字广播过渡了,当时国外数字电视的发展,已经对行业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已经开始探讨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商业化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在电影领域、企业方面也开始有所突破,内容产业、媒体技术革命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数字电视产业经营与商业模式》、《中国电影产业报告》、《电视市场报告》、《中国广播产业报告》等一系列著作随之出版。

5.2005年:数字新媒体研究

从2005年开始,随着我国媒介的数字化改革日益深化,我们的数字新媒体研究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这个时候我们研究的范畴一方面已经涵盖发展中的优先数字电视、地面数字电视固定接收和移动接收、广播媒体的DAB和DMB实践、IP电视、直播星电视、数字移动多媒体广播等多种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也更为关注数字新媒体形式的变革引发的产业政策、布局以及运行机制和商业模式的变革,诸如产业政策的形成研究、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研究、家庭信息平台的研究、媒体决策系统的研究等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年度的《中国数字电视市场报告》以及《中国有线数字电视试点现状报告》、《中国电视媒体产业经营新动向》、《中国区域性广电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广电媒介产业经营新论》、《中国数字新媒体研究报告》、《中国卫星电视20年研究》等著作也随之完成和出版。

二、媒介变革的三种力量

十年的媒介产业化研究历程中,作为研究者我们始终在探究我国媒介产业变革的原因和动力所在,因为只有明晰地掌握变革发生的动因,才能有助于我们判断我国媒介产业未来变革的方向。

探究中我们发现,我国媒介变革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1.经营动力

所谓经营动力也就是利益驱动。对于任何一种产业经营而言,利益驱动都是一种最根本的东西。经营的介入,使得媒介不再具有以往单一的宣传功能,开始与受众、广告构成了一个三角关联关系,媒介开始了二次售卖。这种变化开始于1979年大众媒介广告经营的恢复,这主要是由于经过文革的动荡,到了这一时期,经济接近崩溃,中央财政压力很大,因此开始允许大众媒介通过自己创收的方式弥补国家拨款的不足。到了20世纪80年代,媒介的经营收入逐渐超过了国家财政拨款,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营已经成为媒介发展的重要拉力。

2.规模动力

对于媒介经营而言,最初为辅助性的创收,但是当它逐渐形成规模,并且超过财政拨款之后,规模化开始成为它发展中一种强有力的动力。

对于媒介而言,一直以广告经营为主,因此发展到一定阶段,对于广告经营空间的关注开始集中。一方面,广告经营空间决定着未来的发展空间,即经营额的上升空间到底多大,另一方面,广告经营的效能,即广告经营在支撑媒介组织日常运转之外,是否能够支撑媒介组织长远发展的动力。事实上,广告经营空间是有限的,也不足以支撑媒介组织长远发展。但是,媒介市场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市场,网络资源、内容资源、受众资源等都具有巨大的潜能,有待开发。媒介市场空间的持续开发,也就产生了规模化的问题。但是,在进行规模扩张的过程中,资源体系也就出现问题,仅仅依靠广告经营收入显然不能支撑,大型社会资本的注入,才能支持它的发展,只有这样一个大型媒介才有可能出现,去占领这巨大的媒介市场空间。是为大媒介、大市场、大资本。

因此,所谓的产业化,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解决经营的规模化问题,解决经营空间和经营资源的问题,这也就成为媒介发展和变革的第二个推动力。

3.技术动力

媒介变革的第三个推动力是技术。技术的进步,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也就会提升效率,对于效率的追寻是经营的永恒主题,另一方面,技术的变革,也会带来经营空间的扩大,以及吸纳更多的行业外资源,数字技术将使媒介的经济效能大幅提升。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媒介和我国媒介都面临一个数字化问题。然而,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影响是极其广泛的,对于媒介组织而言,数字化后,人员、资源、经营模式、组织结构都要随之调整,对于媒介产业而言,技术升级会带来经营升级,也会带来产业升级。因此,对于媒介发展而言,数字化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话题。

三、产业化中的两种力量游戏

经营动力、规模动力和技术动力是我国媒介产业化的动因所在,那么这样的力量又是经过怎样的博弈促成了媒介产业化的进程与进展呢?

1.力量游戏一:政治与资本

产业化的开端,被界定为始于1979年,大众媒介的广告经营恢复,从此,“意识形态的媒介”向“产业经营的媒介”过渡,产业化的根本动因是生存环境中的控制力量对媒介的传统形态“控制”的弱化和存在于媒介内部的“利益属性”的显现;产业化的过程又由媒介的“利益属性”和“控制对象”属性所衍生的媒介整体的“控制——利益”产业平衡模式决定,产业化的共同特征一是利益指向,二是淡化行政级别和事业性质,追求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地位。

随着研究的推进,一方面我们意识到了中国媒介生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媒介变革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即所谓“控制——利益”模型,其实更应该被表述为一种动态的“政治——资本”双重力量博弈的过程,两股力量互动、博弈,媒介在两股力量的博弈中实现它自己最佳的资源配置,并且不同的力量对比状态下使得媒介呈现出不同的生存形态。

1979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营一直在充当一种补充角色,作为创收手段,弥补财政拨款的不足,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强政治”,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政治对媒介的控制逐渐缩小,评论、新闻、娱乐已经较为放开,但是资本还是不能进入媒介的主体,我们称之为“弱政治弱资本”。其实还有可能出现强政治、强资本的双赢局面,以及弱政治、强资本的单赢局面。然而媒介已经难以回到80年代的局面,即强政治、弱资本的局面,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着它的经营体制,决定着媒介的属性。媒介必然还是要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和平衡。

2.力量游戏二:国际化、数字化和制度创新

1997年对于国际传媒市场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媒介同样经受国际化和数字化的影响。而且中国的媒介市场中面临更为特殊的压力和挑战,这些压力和挑战之间也在相互博弈着,首先,压力和挑战来自于市场的国际化。在经营环境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媒介的暴利和垄断一直是舆论关注的问题。广电媒介虽然以意识形态宣传为由保留以往的特殊性,但是,随着加入WTO后外部力量的进入和渗透,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与遵循,必然牵连到一个所谓的内外市场开放的问题,广电媒介的官商两面越来越难以维持。另外一个压力和挑战来自于技术发展的数字化。广电系统必然从模拟技术走向数字技术,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所有传统媒体都被重新定义。原来的设备基础、管理架构以及媒介理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国际化和数字化的双重压力作用之下,产生了源于内部的压力和挑战,这就是所谓制度创新的压力和挑战。二十来年形成的经营体制出现了严重的老化疲劳,对外缺少经营规模和经营合力,对内缺少弹性和激励机制,无论是经营观念还是经营体制都远远落后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一旦市场开放,允许竞争对手进入,前途是十分令人担忧的。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制度创新需求。

在上述三种压力之中,冠以“国际化”名分的市场开放、市场准入压力源于产业变动和产业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在“社会信息化”的带动之下会越来越强烈,引发媒介的“数字化”变革同时,也催动了媒介内部涉及组织管理、资源配置等一系列的制度变革。

四、产业化的矛盾和四次剥离的制度安排

媒介产业化行进到现在,它所遭遇的问题,和发展创新的要求,都使得它的特殊性日益彰显,而媒介产业本身的特殊性问题使得其产业进程必然面临一些矛盾和冲突,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又唤醒了产业化进程中的制度安排问题。

1.媒介的特殊性以及产业进程中的三种突出矛盾

广电行业在20年间行业规模增长52.5倍,年增长2.6倍,速度非常快,1982年,产业化规模为9.8亿元,100%为国家拨款。到了2002年产业规模为514亿元,国家拨款下降到15%(75.64亿元),自己创收占85%(439亿),其中广告创收收入为260亿元。

这种收入结构,表明广电行业已经依靠自己创收为主,当然,这种自我创收主要依靠行业垄断经营地位,这是“政治”赋予它的特权,这种垄断地位实际上作为一种资源提供给广电行业,这意味着它的自我创收背景非常独特,并非一个意义单纯的市场行为,而是带有先天的“不纯粹性”。

媒介的特殊性,可以表述为“一元体制、双重结构、三种功能、多元角色”。目前媒介还隶属于事业单位体制,但是经营的介入使得媒介形成了“官商两面”的结构,“政治”和“资本”两股力量共同作用,承担党政喉舌、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三种功能,在社会中扮演多元角色。

这种结构状况使得产业化进程中的媒介天然具有三重矛盾,而且使得改革进行困难:

矛盾一:事业和产业的矛盾——父子恩仇。所谓事业与产业的矛盾,主要是指媒介步入产业化进程之后,事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兼具,二者的合谋虽然构成了媒介的垄断经营特权,但是二者也相互牵制,使得各自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都出现了“不彻底”和难以深入推进等问题。

矛盾二:生存空间的矛盾——兄弟之争。媒介经历了初步的发展之后,开始对规模和空间有了进一步的要求,然而双重属性使得媒介难以按照市场原则进行规模扩张。而现有的各级媒介组织的同构化使得行业非常集中,行业快速增长背后存在隐忧。

矛盾三:开放与封闭的矛盾——行业壁垒。媒介依托垄断,形成巨大利润,但是,内在矛盾使得它实现规模化发展,必然借助外在的资本,但是引入外来动力必然开放行业,垄断地位可能出现变化,高收益状况可能要有所改变。这对于媒介而言,是一个两难选择。

媒介生存的三重矛盾,表明媒介的“特殊性”,必须予以重新界定或调整。在媒介经营的实践层面,已经有了一些探索和尝试进行,比如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已经在期刊市场中存在,对于广电媒体而言,则需要事业与产业的剥离,在节目市场中,则一直呼唤风险投资的进入。

2.四次剥离的制度安排解决矛盾问题

媒介生存中突出的矛盾需要新的制度安排思路来解决,以广电媒体而言,笔者在2001年就提出了用剥离的思路来解决所谓的“特殊性”问题,而广电媒体的产业进程也需要在四次剥离中继续进行。

第一次剥离:网台分营。依循产业经营的思路,把事业体系中的有线网络和内容生产的“台”剥离开来。使得具有极大潜能的有线网络能够按照产业经营原则实现规模化,形成集团运营。网台分营在1999年82号文件之后已经实行,各地的有线网络都已经组建公司,但是规模化并没有真正实现,在一些地方以省有线网络、市有线网络牵头,对下辖的市/县网络进行了“行政命令+市场手段”的“双轨”整合。

第二次剥离:制播分离。在内容生产的“台”的组织体系中,依循第一次剥离的思路,控制频道,开放生产领域。使内容生产能够实行专业化分工,社会化生产,将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引入内容生产领域,最终实现内容生产的优胜劣汰。

第三次剥离:频道分营。将新闻频道、综合频道与体育、影视等娱乐频道分营管理。在发展频道专业化的同时,实现新闻集中台内运作,娱乐则分散运作,吸引台外资源和资本进入娱乐类频道运作,激活台内的频道运营局面。

第四次剥离:宣传与报道分离。这是最为艰巨而复杂的改革,因为是进行宣传领域的改革。将舆论、公告政府政令、政党宣传与一般的新闻报道分离,将机关报与一般报纸分离。在新闻立法的基础上,在广电组织政企分开、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将喉舌宣传功能保留在事业体系内,依靠财政扶持和政府拨款,将新闻报道分离到企业化运作的媒介组织内,依靠市场化运营来支持。

应该说,在目前的广电行业内,网台分营已经完成,制播分离和频道分营,也进行了一部分,但是没有深入而彻底地进行,而第四次剥离,则更为遥远。应该说,这四次剥离,一次比一次困难,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政治顾虑”,寻求“经营偏安”,另一方面在媒介内部已经形成了改革的阻力,安于生存现状,不愿意面对变化所带来的机会成本。

五、产业化的徘徊

媒介产业的内在矛盾日渐胶着,围绕“特殊性”的调整难以深入进行,媒介产业化开始出现徘徊。集团化的失败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困惑,以及媒介机构日益严重的“国企病”都成为重要的表征。

1.徘徊一:集团化进程中的恐龙危机

媒体在经历了初期发展之后,开始了对于规模化的追寻,使得打造传媒集团成为梦想,依托系列化发展和跨地区发展,先做大后做强,实现效率提升和市场强势地位的打造,然而良好的愿望确实面临来自于媒体外部政策环境和内部制度属性的阻力制约,传媒集团到底是事业的集团,还是产业的集团,难以界定清楚,在模糊不清之中,媒介集团无一能够实现最终目标,反而陷入了“恐龙危机”。

2.徘徊二:文化体制改革的两难选择

如今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日益被各地所重视,尽管各地积极组建文化产业园和文化产业基地,但是都潜藏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暴露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困惑和两难选择,这些困惑主要在于两个问题,第一,到底什么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如果以传统的行业领域考量“文化产业”,平均用力,必然是一个大而全、空洞无物的怪胎;第二,用什么力量主导改革,产业导向还是行政导向?简单的一刀切,执著进行行政组织重构,决定了这场改革的结局。

3.徘徊三:战略发展中的国企病

早在1998年,笔者就曾经提出过,媒体已经成为一个“小脑发达,大脑萎缩”的机构,国有企业的今天就是媒介的明天。此言不幸言中。

目前媒介发展缺乏整体战略思维,只在战术层面上不断推进。随着发展,媒介的“国企病”日益明显,产业转型主要在于缺乏内在动力。我国报业的经营拐点可以理解为一个信号:传统媒体的经营资源和制度资源已经走到尽头。2004年,笔者提出“产业立场,市场志向,在1998年的思路的基础上有了调整”。今后的改革必然关照中国的现实,那就是产业与市场的协调,产业其实隐含着部门利益和产业利益,这会导致一切的政策都会有意无意维护行业的垄断地位,从产业利益出发,最终导致一种保守倾向的出现。

六、产业化的趋势和焦点

尽管关注到我国媒介产业进程中的徘徊问题,但是我们的研究仍然在进展中,因为我们乐观地看到徘徊中突破的力量所在,而且这些目前还弱小的力量也使得我们相信产业化的趋势会更为明确,那么,媒介产业化的未来趋向和焦点会是什么呢?

1.着力两个形态:竞争和供需平衡

任何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都是利益问题。从经营角度来看,供给关系与产业竞争形态关系密切。对于媒介产业进程而言,未来的着力点则更加强调构建良好的竞争环境和市场供需平衡的状态。

当供给与需求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即为完全竞争状态,当供不应求的时候,则出现垄断性竞争和垄断性利润,当生产与需求都很大的时候,就容易形成利益节点和利益平台,也就出现寡头垄断和寡头利润。应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媒介拥有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推动和受众消费形态的变化,未来的趋势是产业内产生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状态,也就是回复到完全竞争的状态,这种产业竞争形态的出现,将意味着媒介不再是一个暴利行业。

2.拓展三个无限:生产、传输和需求

随着媒介产业的发展,其间的供给关系与竞争形态的发展趋势将为“三个无限”。即无限的生产:专业门槛降低,进入全民创意时代,彩铃等产品的出现可见一斑;无限的传输:频道、频率编制,平台概念登场,进入泛媒体时代,博客、播客等草根文化已经对传统媒体进行颠覆;无限的需求:个性需求喷出,呈离散状态。而随着产业化进程的加速,媒介的生产、传输和需求都将得到拓展。

3.围绕四个环节:生产、集成、网络和服务

在此背景和趋势之下,广电行业将按照产业链形成新的分隔,在内容生产、集成平台、骨干网络、终端服务之中,集成平台和终端服务将成为两大核心资源。围绕四个环节,尤其是两个核心,将形成新的发展趋势探讨,制播分离、特许经营、网络整合、四级办台,将在新的背景下被重新审视与解读。

在广电行业未来的经营版图当中,四大环节的主要功能分配与状态主要为:内容生产将极大丰富,角色与来源将增多,大量的社会内容机构,广电自身组织大生产结构,海外节目输入等等;内容集中的过程中,版权将成为核心资源,平台控制与内容的包装销售成为关键所在;骨干网络中将出现规模化,卫星、电信纷纷介入;终端服务中,收费频道、广告、资讯服务成为主要内容。

4.构建三个保障系统:媒资管理系统、家庭信息平台、媒体决策支持系统

那么,在竞争的环境下,为追求供需平衡状态,媒介要拓展生产、传输和受众的需求,要使得生产、集成、网络和服务四个环节顺畅链接,该构建什么样的保障体系呢?作为学术的回应,我们以内容、技术与区域为平台,开始尝试进入三个领域:其一为媒体资源管理中心,其二为家庭信息平台,其三为媒体的决策支持系统。

媒体资产管理系统的意义在内容与传输海量趋势之下非常重要。传输手段多元之后,广电只不过是拥有传输手段的一种。那么,内容的整合才是核心所在。通过各种渠道将内容素材引入,并形成打包、整理、检索,形成不同的资源系统,提高效率,进行资源的整合与管理。2000年以来全球的媒介在回应数字化变化时,核心的措施都是建立自己的媒介管理系统,小到香港的有线电视,大到BBC,也就是让大量的信息和内容在一个资源平台共享。有了媒资管理系统,一个记者的素材可以有1500个编辑终端,接触它进行重新整合。这是世界范围内认同的一个难点,多媒体分发系统,无论是技术、内容、经营,都是攻关的尖端。

家庭信息平台在媒体数字化发展进程中将日渐受到关注。微软与英特尔都在提倡数字家庭和家庭信息化,这是从产品的终端角度来说。对于信息而言,终端同样重要。媒介的数字化商业模式的构建强调的是对终端进行多种业务形式和服务项目的推广和给定,其目的就是希望进入家庭,通过资讯与双向互动控制家庭,从而构建一个分发系统和数据搜集系统,按照消费者的需求投放相关资讯服务信息,包括广告在内。基于此,全方位营销才能展开。

媒体的决策支持系统是一个难点。决策系统是一个企业流程,对于媒体而言,就变得分外复杂,关键在于如何在一个动态过程中有所实现,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核心指标的构建,已经进入了测试阶段。

七、产业化的演进和渐进性

我们因为看到了我国媒介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焦点,所以乐观地相信我国媒介的产业化进程还将继续,尽管这个继续的过程将遵循一个普遍演进的客观规律以及中国媒介特殊的现实处境。

1.媒介产业演进的客观规律

纵观整个大众媒介发展的历程与趋势,技术与资本一直是两大推动力,力量不断扩大,媒体也就随之不断扩张,在数字化浪潮之下,以互联网兴起之后,媒体扩张速度更快,形成了信息娱乐产业,在另外一端,其他产业,如钢铁、环保、家电也都进入这一领域,报刊杂志、手机、卫星、有线电视、移动媒体、游戏、出版、电影,都参与其中,我们称之为文化产业、媒体产业或者娱乐产业。

2.我国产业化渐进性的现实处境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希望,但是,在现实的中国国情下,由于政治力量的介入,所谓中国媒介产业化的进程,能否在新的技术框架与经营版图中被解构,依然是一个问题。

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可以看出,在我国媒介产业进程中,技术力量一直在积极推进,但是一般媒介产业演进“资本拉力”则依然被“政治与资本的长期博弈”所取代,这使得力量作用关系更为复杂,而产业形态也就较为特殊。虽然,各种产业,如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手机、卫星、有线电视、移动媒体、游戏、出版、电影等等都一一成型,但是发展程度受限,更为关键的是,难以促成信息娱乐产业成型,异种产业的进入也是较为困难。

由于所谓中国媒介产业的推动是在技术、政治与资本的三重作用下发生,也就自然会出现技术媒体快速发展,非技术媒体发展缓慢,毫无疑问,在中国媒介产业化进程中,技术在以往的“政治与资本的长期博弈”中起到了一个起爆的作用,开始带动行业在新的层面跃进,而政治和资本二者的博弈还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左右我国媒介产业化的方向和力度。一段时间内,媒体变得很强大,其逐利性特征鲜明,强调收视率和广告收入,强势的资本塑造着强势的媒体;而也有那么一段时间,政治力量更为凸显,政府对媒体提出更多的需求和安排,如今各地卫星电视频道差异化定位被各级政府纷纷调整就是一个例证。

鉴于此,我们判断中国媒介产业的路径也会在技术、政治和资本三种力量的作用之下呈现出较以往更为曲折迂回的渐进形态。

结束语

产业化的十年,是风风雨雨的十年。中国媒介在一波三折的发展中,即将走向何方,应该是一个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当中,原有行业的规划与架构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此时,行业的命运,较最初的“产业化困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更为复杂的情形,更为艰难的选择,都意味着这不仅仅是一场产业演进,更是一场新时代潮流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