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广播、电视评论的立论
如果说在选题方面,广播、电视评论与其他媒介的新闻评论“大同小异”,那么在立论方面恐怕就是“微异”了。邹韬奋先生说:“以时事为评论的材料,原有枝枝节节的毛病,但评论所根据之观察点则不得不有其中心思想以为权衡,故于分歧杂错的个别问题中,未尝没有一贯的中心思想为背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殆亦此意。”(25)这里的“中心思想”,指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也就是说,一篇评论如何立论,主要取决于新闻单位和评论作者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媒介传播方式对立论虽然有影响,但不像对选题那么显著。何况立论以选题为基础,选题确定之后,留待立论解决的就是如何按广播、电视的传播方式体现立论的共同目标和要求了。所以,探讨广播、电视评论的立论,重点在明确新闻评论立论的基本目标和要求。
立论的基本目标:求真求新
前人论诗文的立意,曾经指出:“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不是之异,则妄而已”(26)。“是”可以理解为真理性,“异”则是新异、独到的意思;而作为对立面的“妄”、“庸”,则可以分别理解为虚妄、平庸。这一说法,颇具辩证的色彩,对于理解新闻评论立论的目标不无启发意义。事实上,在长期的新闻评论实践中,人们在立论方面所追求的,也可以归结为“是”和“异”,或“真”和“新”的统一。
近些年来,人们较多地强调立论要“新”,有人甚至主张要“刻意求新”。这对于肃清“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那种“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27)的恶劣文风的流毒,对于反对人云亦云,提倡实事求是和活跃论坛,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决不可以因此而轻视或无视“真”这个因素。真是新的基础,离开“真”,“新”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际上是达不到的,甚至还可能走向反面、沦于虚妄;如果这样,立论还有什么思想价值、理论意义可言呢?所以,立论必须把求真和求新统一起来,首先在求真上下工夫。
(一)立论要求真戒妄
这里的“真”,指真理性。但是,新闻评论的任务主要不是发现真理,而是以真理为武器,正确分析、论述、说明、解释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事件和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所以,新闻评论立论的真,包含两层意思,即副实和正确。
所谓副实,就是力求中心思想和基调切合实际,恰如其分。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副客观事物之实。评论都有特定的评论对象;不论作为评论对象的是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经验还是思想作风、工作方法、社会思潮、社会现象、行为倾向,它们都是客观的、具体的,都有不因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的特定蕴含。立论要揭示事物的本质,就要坚持从评论对象的实际出发,在洞察其内里的基础上作恰如其分的概括和抽象,这样才能形成符合事物本身蕴含的中心思想,也才有说服力,才能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发挥预期的舆论作用。例如人们称赞孔繁森是“新时期的雷锋”、“90年代的焦裕禄”。这里就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新时期”、“90年代”,一个是类似雷锋和焦裕禄一样的精神,二者熔铸了孔繁森高尚的精神品格和行为风范。换句话说,孔繁森终究是孔繁森,而不是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精神有不同于雷锋、焦裕禄的质的规定性。所以,《人民日报》在号召共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向孔繁森学习的社论中(28),始终把孔繁森的思想、行为置于90年代这个历史背景和西藏的特殊环境下进行具体分析,突出地强调孔繁森是发扬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四有精神(29)的模范,是发扬江泽民同志号召的64字创业精神(30)的模范。在这里,孔繁森的一系列感人至深的事迹,无疑是立论的基础;假如离开这一基础,而用概念化了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去套,立论就未必能够这么中肯,更不要说有血有肉地体现在评论中了。以典型人物、典型事件为评论对象的评论如此,就是以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为评论对象,在立论过程中也不能脱离评论对象的实际。如会风不正,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是官僚主义的表现,借开会之名游山玩水、出国旅游、肆意挥霍,以及像《是“振兴会”,还是“催眠会”》揭露的那种现象,那就不是官僚主义概括得了的。可见,如果不从评论对象的实际出发,不具体分析事物,那就可能或者为表面现象所迷惑,或者因一概而论而导致片面性、绝对化,或者任意拔高、上纲:总之,都难以准确把握事物的实质,不可能形成中肯的立论。比较地说,任意拔高、上纲更为常见,也更加值得警惕。王充说:“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31)常说“过犹不及”;无论倡导还是批评,立论一旦超越评论对象的实际蕴含,那就必然削弱甚至失去说服力。
(2)副今天之实。也就是立足于今天,用今天的眼光观察事物、研究问题,使立论适应今天的客观现实的需要,为认识和解决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服务。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客观事物总是在事物的联系中显示其意义的;而事物本身和事物存在于其中的宏观实际,又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新闻评论是对于事物现状的评论,如果离开今天,用昨天的要求衡量今天的事物,那等于用旧观念去“套”已经变化了的事物,立论就难免落后于实际;反之,不问条件地一般用明天的要求看待今天的事物,也可能因超越客观实际、把理想当实现,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以此为基础的立论也就可能导致始料不及的负效果。特别是论述方针政策的评论,尤其需要认真把握这个原则。比如,批评有些人仍然把知识分子当作“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批评的是他们用老眼光看待今天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否定这个方针在50年代那个条件下的积极作用。今天强调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是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把它与历史上曾经提出的类似口号相等同,那就可能导致排斥先进、保护落后,甚至走闭关锁国的回头路。《人民日报》论述这两个问题的评论(32),都把立论的基点放在今天,通过具体分析引导人们划清今天与昨天的界限,正确对待和处理今天面临的问题。当然,强调副今天之实,并不排斥必要的瞻前顾后,但无论回顾历史(昨天)还是放眼未来(明天),都要立足于当前(今天)的宏观实际,即把具体事物的现状和它的过去、未来放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观察和分析;也不是说可以在理论上搞实用主义、一天一个主张,因为如果说今天的现实是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那么要求今天的观点、主张成为真理发展链条上的不可分割的一环,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立论要副今天之实,就既要善于把具体的事物放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观察和分析,也要坚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今天的事物或事物的现状。
(3)副受众之实。也就是立论的基调——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要尽可能适应多数受众的接受能力。邹韬奋先生说:“促进思想较差的人,引到较前进的程度,负着促进任务者不可唱调过高,必须顾到被促进者的容受可能性,虽则他自己的思想尽管是怎样前进。这是努力推广大众文化的工作者所最需注意的一点。”(33)撇开具体的针对性,邹韬奋所说的照顾接受者的容受可能性,即他们的包括思想水平、价值观念在内的接受能力,是立论不能不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则。由于种种原因,受众的接受能力差别很大;新闻评论要真正拥有多数受众,就不能不适当控制立论的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广播、电视评论尤其如此。这不是迎合,不是迁就,而是为了通过适应,更好地达到引导、提高受众的接受能力的目的;也不是放弃思想、理论原则,因为思想、理论原则一旦与实际(包括受众的实际)结合起来,必然形成各种各样的格局、层次。比如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是不同的思想层次,能说讲马克思主义只能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讲爱国主义就是放弃或背离马克思主义吗?又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然可以与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联系起来,但强调以“五爱”为基本要求不是更适合当前的社会现实,更能够为广大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更有利于保持经常、持久、波澜壮阔的发展势头吗?《“五爱”是当前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的播出效果,就是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事实上,有的评论社会效果不怎么好,甚至令人厌烦,多数与邹韬奋先生所说的“唱调过高”不无关系。
立论副实,正确也就在其中了。力求立论副实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客观实际——包括受众思想实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提炼出来的立论思想,自然就能体现党的基本路线、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的精神,就能与时代精神、社会脉搏和人民群众注意重心相吻合。所以,立论正确与副实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离开副实这个基本前提,孤立地强调正确,不仅不可能提高立论的思想性,甚至还可能走到讲空话、套话、大话的斜路上去。
(二)立论要求新弃庸
新闻评论的立论要有新意,没有新意无论对于媒介还是对于受众都是浪费。所以,评论界有人主张“刻意求新”,邓拓更进而强调:一个人每写一篇文章,总要有自己的见解,要有新的思想,要有新的发现;在你的文章里有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34)邓拓在自己的一系列评论作品中,执著地实践了这一原则。
不过,这里需要说明,新闻评论的立论,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论文、理论著作。它的立论所追求的新,是“真”的升华或研究客观事物的结晶,而不是单纯在理论上标新立异,这是一;是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新见解,而不是为了独树一帜,这是二;主要是为受众求新,而不是单纯为阐明自己的“独到见解”。明确这些前提,求新就有了正确的出发点,也才能达到提高立论思想性的目的。否则一味趋新猎奇,那就可能流于“妄”,走到“求新”的反面去。
立论的新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求新的途径也各不相同。其主要表现和途径,也许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1)思想新——建立在理论与实践结合基础上的真知灼见,或者规律性认识。立论思想新,着眼于提供切中事物实质的见解和认识;这些见解和认识未必是“师心独见”(35)、前无古人,却是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剀切、中肯的看法。比如,“大锅饭”为什么吃不得?可以列举它的许多弊端,也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可是《“大锅饭”养懒汉》(36)却把它归纳为一句话,并以它作为贯穿全文的主线:“养赖——养了一批赖人、赖厂、赖店”。真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这就是新,就是真知,就是规律性认识。又如邓拓在1957年的一篇杂文中,先讲了一件事——某县下令全县的棉花在同一天打尖,又讲了一种现象——搞了一个官僚主义机构、调来一批又一批干部、然后又调来许多做人事工作的人……;它们乍看像是风马牛不相及,作者只用一个“庸人政治”,却不仅点出了它们的联系,而且使人不由不作种种联想:
我想,假若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成是“政治”的话,那末,这只能说是庸人政治。大概地说,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37)
在50年后的今天读来,恐怕也仍然不无新意吧?诸如这类的立
论,它的思想内涵并不深奥,也未必独出心裁,却能给人以启发,令人恍然而悟;它的道理讲出来人人都能明白,却又让人越嚼越有味,越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这种浅显的真理说出来平易无奇,得来并不容易。假如没有对事物的深知深解,不善于把具体事物和现象提到理论的高度来思考,怎么可能于平淡中见真知呢?
(2)境界新——从特定的背景出发开拓认识的新深度。新闻评论经常得面对一些老论题,怎样才能避免“炒冷饭”?前人说:“譬如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38)这句话启发我们想到,敏锐的诗人为什么能就人们习见的日月写出那么多饶有新意的诗篇,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善于捕捉特定环境下的特殊感受。评论论述老论题,并不是嗜“旧”成癖,而是居于当前的需要。所以,只要准确把握论题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善于把评论对象置于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作具体分析,也就完全可以发掘出新意来。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是近些年来常见的话题。如果仅仅作为传统美德来提倡,恐怕很难避免泛泛而论,自然也谈不上发掘出新意。可是,《学习安珂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精神》却不仅富于新意,而且使人悚然动容,这不就是把事件放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之中,在“恐惧症”的强烈烘托下凸显出来的吗?《人民日报》三年中发表了两篇关于保护耕地的评论,中心思想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却可以吸引人读下去,除了问题本身重大之外,也在于评论作者着力调动背景材料,启发人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唤起人们的紧迫感。其中一篇,有一段令人读了不能不扪心自问的资料和议论:
外国学者曾经在研究中国土地历史后著书,认为中国的农田经过五千年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还能保持多久,就值得研究了。按照目前这种速度递减下去,50年以后我国人均耕地将降到0.6亩,100年后还能有多少耕地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严酷的现实。每一个对子孙后代有责任感的人,都不能无视这个现实。(39)
另一篇则干脆指出中国“地并不大、物并不博”来突出耕地的严峻形势,前面已有引文;这里只补充一句,它不仅提醒人们正视现实,而且等于拆除了滥用耕地者的最后一个“防空洞”,拆除了那些熟视无睹甚至还聊以自慰的当权者的最后凭借。可见,老论题并不注定只能“炒冷饭”,而善于调动背景则是出新意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特定背景出发,既可以化陈熟为新生,也可以拓深新论题的立论。昔阳县停建“西水东调”工程,如果离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充其量把立论定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或好大喜功、“瞎指挥”上头,怎么可能提高到发展农业的根本方针上来,开掘出那么深刻的思想内容呢?说某人爱国就说洋人如何用重金聘请他,他不为所动,或在国外的父兄要他出国定居,他竟然谢绝了:这种情节时常出现在新闻报道或文艺作品之中,人们似乎并不以为非。可是,《一语便俗》却认为:
这种想法好像是赞扬了这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以知识商品化的眼光来测度爱国者的心情,免不了有点俗气吧!
紧接着又说:
我怀疑,人们虽然批评过某一个剧本,可是这个剧本主人翁所表现的爱国吃亏论仍然有人同情。不过,现在是倒过来说,叫做吃亏爱国论。(40)
这一比较岂止妙语解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把对这种现象的认识推向新的境界,也提醒人们注意用商品价值观看待道德领域问题可能导致的糊涂认识。比较,其实就是把事物放在特定的“参照系”下考察,这里的参照物起类似背景的作用。
(3)角度新——为受众寻求观察事物、认识问题的新途径。事物是多侧面的,不同的侧面都可能以各自的表象表现事物的本质;评论也有各自的接受对象,他们由于所处的地位、具体环境、经验阅历等的不同,关心的侧面也往往不同。这就要求立论时,注意选择既能揭示事物本质,又能引起受众广泛关心、激发他们共鸣的侧面。同样论述向张海迪学习,《中国青年报》从如何正确理解人生意义、创造人生价值立论,因为这是当代青年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张海迪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光明日报》的主要读者是知识分子,它根据知识分子的情况,选择树立和发扬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作为立论角度,从另一个侧面阐明张海迪精神,显然也是恰当的。立论角度上的这种差别,其实包含着为自己的受众寻求认识和学习张海迪精神的恰当途径的努力。这是立论角度新的一面;另一方面就是通过角度的选择,开辟认识客观事物的新途径。在这方面,《回答一个问题》是很难得的一例。如前面所述,这篇社论着重从历史条件的不同分析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是最有说服力的角度,而且为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事物提供了示范。一个善于学习的读者,从这篇社论中除获得关于问题本身的认识外,也许还可以进而掌握如何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分析的思想原则。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事物是多侧面的,但并不是任何侧面都是通向事物本质的“入口”,所以选择立论角度不能一厢情愿、尤其不能一味走“偏锋”,那样就可能导致片面性或走进主观主义的死胡同。
以上从三个方面,大致讲了立论“新”的主要表现和“求新”的途径。“新”的对立面是“庸”;“庸”也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如陈陈相因、人云亦云、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等,但都可以归因于昧于实际、缺乏真知。所以,无论求新还是弃庸,都需要在调查研究,尤其在研究宏观实际、研究具体事物、研究受众需求上下工夫,舍此恐怕别无其他途径。
广播、电视评论立论的特殊性
广播、电视评论立论的特殊性,不是追求特殊的立论目标,而是如何按照广播、电视的传播方式和受众的接收状态,精心体现新闻评论立论的共同目标和基本要求,这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焦点尽可能集中些
立论要集中,这是一个普遍原则。对于广播、电视评论来说,立论集中,不只是一般的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所谓“一题一论”,而且要集中在“靶心”上,即着力抓问题的关键和矛盾的症结。因为只有集中再集中,才能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运用声音、图像透彻明白、有血有肉地阐明论题,深入而又具体地揭示事物的本质或问题的实质。
论述“宽题”或大论题要力求立论集中再集中,否则不是冗长不堪便是流于肤浅,这容易理解;“窄题”或小论题是不是也要如此讲究呢?这类论题的评论对象具体,便于集中立论,但这不是可以自动实现的;如果不是自觉发掘、提炼和升华,那就可能适得其反。在广播、电视评论中,时常可以看到窄题窄论和窄题散论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窄题窄论,从张三的事讲起到张三(或对张三)该如何如何为止,乍看似乎集中,其实是就事论事;这样的立论,不仅不能举一反三,弄得不好,还可能给人如同“针尖对麦芒”似的意气用事,或越俎代庖、取代职能部门的感觉。例如,有些揭露坏人坏事的评论,动辄“应予严厉制裁”或“绳之以法”,不就有点取代纪检或司法部门的职能、甚至干预执法之嫌吗?窄题散论,从一人、一事或一个具体问题引申出多个互不统属的意思,几个意思几条线,拧不成一股绳,如同细水漫流,结果只能是“水过地皮湿”,当然谈不上集中,更无所谓透彻。如不少评论以“启示”命题,其中当然不乏有集中、中肯的立论,但更多的是紧接着“启示”之后就是一、二、三、四“开中药铺”,或者有“启示”而无实质性内容。从这类情况看,小论题尤其需要自觉讲求立论集中再集中,着力发掘其中深层的、具有普遍启发意义的内在含义,才能收到因小见大的预期效果。否则,就可能沦于因小见“小”、因小见“散”或因小见“空”的境地。
怎样集中?前人的经验是“宽题走窄路,窄题走宽路”。这条经验把选题和立论结合起来,强调根据论题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立论方法。“宽题走窄路”,要求在立论过程中,把精力主要用于寻求恰当的突破口或切入点;突破口小,切入点准,立论就能直截了当地触及事物的本质或问题的要害。不妨听听下面这一段:
这些“特殊公民”,有的利用职权为自己的衣食住行获取制度之外的特殊待遇;有的不择手段地为家属亲友的升学、就业、晋级、出国等谋求特殊照顾;有的自己目无法纪,还包庇甚至纵容子女违法乱纪,蛮横无理地干涉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企图依仗权势徇私枉法。有的地区,有的单位,还有那么几个官不大、权不小、惹不起、管不了的“小霸王”,他们把一再敲响的警钟当成耳边风,继续为非作歹,闹得很不像样子。“特殊公民”搞特权,损害党的威信,危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影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广大干部、群众对特权现象议论纷纷,提出批评是完全应该的。(41)
这是《绝不允许有“特殊公民”》中最精彩的一段,也是它的立论的事实基础。从这一片段中,可以看到作者是怎样由一般而典型地列举现象、由具体而抽象地接触问题的实质的。这可以说是宽题走窄路的典型思路。窄题的评论对象单纯、具体,论题的接触面本来就比较小,立论要因小见大,就要走宽路,从事物的联系中引出规律性认识来;这实际上是一个窄——宽——窄的过程,即先引申而后集中,这样立论的基础就由窄而宽、由小而大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立论思想也就可以具有举一反三的素质。《大瓷盘为什么走俏》、《早稻种了不收引出的思考》,可以说是按窄题走宽路的方式立论的适当例子。
(二)角度更加讲究些
客观事物多为“多面体”,因此一个论题往往有多种立论角度,可以导致不同的立论效果。有的角度切中要害,如《绝不允许有特殊公民》突出特权思想与党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颇有高屋建瓴的气势;有的新巧,抓准了就可以避免一般化,《微笑的美》能够“化陈熟为新生”,老论题写出新意,就得益于角度不落俗套;有的精微、分寸感强,像《理应嘉勉》从一事入手,有褒有贬,有理、有利、有节,准确地体现了政策和策略;有的敏锐、及时指出值得注意的新倾向,如《和农民朋友谈免费》,从人们不以为非甚至乐此不疲的现象中提出重要问题,对于农村干部和农民都不失是副清醒剂;有的侧重于揭露矛盾,旨在促使人们研究、解决问题,如《“三国四方”何时拆除篱笆墙》;有的着眼于唤起社会的关注,引导人们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如《火警声声向文化》;有的开门见山、一语中的,如《莫把“衙门”抬下乡》(42),三言两语讲清了问题,的确称得上是“经济角度”。如此等等,说明当面对多种立论可能性时,慎重选择角度是一个关系具体评论作品成败得失的重要问题。广播、电视评论所以需要特别讲究角度,还由于它是发挥立论的能动作用、从而得心应手地驾驭论题的基本保证。
至于哪种角度恰当,则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主要是下列三个因素:(1)评论的性质(着眼于倡导还是批评)和论题的类型;(2)广播、电视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特点,以及所处地位和覆盖范围;(3)受众的关注重点、思维习惯和接受心理。《致富路上说养猪》的角度好在平易,既能较好地体现选题意图,又便于农民理解和接受,如果刻意求新,那就可能弄巧成拙。《微笑的美》由于论述改善服务态度的文章多不胜数,要是毫无新意,那就连隔靴搔痒都不如,因此不能不力求新巧。所以,对于立论角度的选择,切勿草率从事,而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全面权衡得失,力求既能准确揭示事物本质,又便于媒介表现、易于为受众所理解和接受。
(三)调子适当节制些
立论的调子到底高些还是低些好,是评论工作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其实,立论的调子贵在适当,偏高偏低都不是好现象。所谓适当,就是一要与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原则保持一致,二要切合评论对象的实际,三要照顾多数受众的接受能力。背离这些标准,调子偏低,不免削弱立论的思想性,流于浅薄庸俗,当然收不到预期的舆论效果;调子偏高,把理想当政策,超越客观实际,则容易陷于曲高和寡、欲速则不达的境地。比较地说,唱调偏高的倾向更加值得警惕。对好事一味拔高,对坏事无限上纲,不仅无助于倡导或反对,甚至可能走向反面,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方面的教训难道还少吗?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适当节制。在这方面,《让我们伸出双手》(43)是颇值得赞赏的一例。这则电视述评吁请人们关心贫困地区百万因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既晓人以理、也动人以情,其间的分寸、界限都堪称恰到好处,例如下面这几个片段:
——贫困地区老百姓确实穷啊,一年几十块钱的书杂费,这在一些城里人的手中也许只是一天的支出,譬如说买几包好烟,或是做一次美容,或者是带着孩子逛一次公园什么的。但在我国这些地区,每年却有一百多万名学龄儿童因为付不起这几十块钱的书杂费而徘徊在校园外,成为文盲大军的候补队员。
——几百块钱,就能使一个孩子走出文盲队伍。是的,几百块钱,在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但它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一方面,它密切了党员同普通群众的关系,使我们党的干部能够比较真切直观地看到贫困地区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另一方面呢,也起到了一个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据我们所知,在省级主要负责同志的带动下,甘肃省的各个地区、县、乡的主要负责同志都从自己并不多的收入当中拿出钱来,每人负责救助一名因为贫困失学的孩子。我想,这对孩子们也有一种激励作用,孩子们一定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复读的机会,更加发愤地学习。
——看到他们的目光,我的心确实难以平静。“希望工程”毕竟是刚刚开始,到现在为止,接受“希望工程”直接救助的孩子只有三万多名。相对于那一百多万名还没有获得救助的因贫困失学的少年儿童来说,他们是百分之一的幸运儿。此时此刻,我仿佛看到了那一百多万双渴望学习的眼睛。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呢?帮助这些孩子获得读书的机会,帮助贫困地区发展基础教育,是我们全社会都应该来关心的事情。那么观众朋友,让我、让您、让我们大家一起,用自己的双手去帮助他们,去托起明天的太阳!
琢磨一下这几个片段,不难感受到,这理是朴实平易的理,而不是高谈阔论;这情是为孩子们的未来着想的关心之情(当然也是为国家、民族未来着想的高尚之情),而不是出于可怜的同情。
总之,在求真和求新的基础上,尽可能集中焦点,慎重选择角度,适当节制调子,这是广播、电视评论按自身的传播方式体现立论目标的基本方面。至于如何具体体现于评论作品之中,则因评论对象、社会需要和受众的状况而异,那就只能依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了。
思考题:
1.为什么说“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不是之异,则妄而已”颇有辩证色彩,对立论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立论要副实有哪些具体内涵?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副受众之实?
3.立论求新有哪些含义?
4.试述广播、电视立论的特殊性?在这个问题上你还有些什么看法和建议?
【注释】
(1)清·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
(2)《韬奋文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3页。
(3)1982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
(4)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14页)这段话从思维过程和思维方法的角度,概括地说明了他在《读通鉴论》中所论述的各种论题是怎样形成的,对于研究新闻评论的选题不无借鉴的价值。
(5)1983年4月13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新闻评论作品选》,第58-59页。
(6)《回答一个问题》,1982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
(7)上海人民广播电台1984年播出,全文见本书附录。
(8)1985年1月22日《新民晚报》“未晚谈”专栏,《赵超构文集》第5卷,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619-620页。
(9)作者在本文开头,引用钱钟书解释《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话说,“‘不仁’之义有二,一是凉薄或凶残,二是麻木或痴顽”。钱说见《管锥篇(二·上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11)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12)见1982年7月2日上海解放日报《花钱买批评》和同天文汇报《批评岂能商品化》,7月30日光明日报《赞成出版社奖励批评者》。
(13)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致读者》,《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10页。
(14)转引自林放:《未晚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15)邓拓:《关于报纸的社论》,《邓拓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317—318页。
(16)范荣康:《新闻评论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209页。
(17)邓拓:《关于报纸的社论》,《邓拓文集》,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313页。
(18)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4年播出。
(19)浙江人民广播电台1988年8月8日播出,《优秀广播稿选与评析(1988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20)《火警声声向文化》,上海电视台1994年播出;《新闻评论作品选》第197-199页。
(21)浙江绍兴电视台1992年播出,《优秀电视新闻稿选(1992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114页。
(22)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1年8月27日播出。
(2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3年4月8日播出,全文见本书末附录。
(24)作者王海林,(山西)晋城市郊区广播电台1991年播出。
(25)邹韬奋:《小言论·序》,《韬奋文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扉页“韬奋墨迹”。
(26)清·刘熙载:《艺概·文概》。
(27)“梁效”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拼凑的写作班子的集体笔名;“梁效”即“两校”的谐音。
(28)《向孔繁森同志学习》,1995年4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
(29)“四有精神”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精神。
(30)“64字的创业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据1994年2月5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31)东汉·王充:《论衡·艺增》。他紧接着上引文字,还分析其原因说:“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这其实是说,增实、溢真有其社会的和心理的原因。
(32)指198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和10月21日社论《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
(33)《韬奋文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42-143页。
(34)转引自《忆邓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35)刘勰:《文心雕龙·论说》。
(36)1983年1月27《人民日报》社论。
(37)邓拓:《废弃“庸人政治”》,1957年5月《人民日报》,《邓拓文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525-527页。
(38)唐·李德裕:《文章论》,《文苑英华》卷742。
(39)《保护耕地——三论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1995年2月8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40)《一语便俗》,1982年4月30日《新民晚报》;林放:《未晚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84页。
(41)曹仁义:《绝不允许有“特殊公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0年10月17日播出,《新闻评论作品选》,第113-114页。
(42)湖南益阳县广播站1986年播出,《新闻评论作品选》114页。
(43)肖晓琳、杨东等:《让我们伸出双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观察与思考”专栏1991年播出,《新闻评论作品选》,第204-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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