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的政论性

第三节　新闻评论的政论性

上面从新闻体裁的角度分析了新闻评论的基本特征——新闻性,换个角度,即把它当作论说文、政论文中的一种体裁看,又可以发现它还具有另外一些重要特点。这些特点是其他新闻体裁,如消息、通讯所没有的,却为一切政论文所共有,所以统称之为政论性。这是新闻评论的又一基本体裁特征,是与新闻性并存而且并重的特征。

政论性的基础

从文体的角度说,新闻评论属于论说文、政论文的范畴,它的政论性特征分别概括了二者的基本特点,其中主要有:(1)明确阐述对于事物——论说对象的看法;(2)以说理为主要手段;(3)着重从思想、政治或伦理的角度分析论述有关问题。前两项是包括政论文在内的所有论说文共有的特点,后一项则是一切政论文包括新闻评论的基本属性之一。综合起来,新闻评论的政论性,就是着重从思想、政治或伦理的角度阐明对于所论述的事物的看法。

现代论说文,融合了古代的“论”和“说”,是一个很宽泛的文体概念。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指出: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²³⁾穷于有数,追(一作“究”)于无形;⁽²⁴⁾迹(一作“钻”)坚求通,钩深取极。⁽²⁵⁾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²⁶⁾

这里所说的“辨正然否”,包括阐明事物的本质或问题的实质,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以及明辨其中的是非、正误、真伪、善恶、美丑等等。那么怎样阐明、揭示、明辨呢?刘勰在讲到“论”时,指出两种基本方法:“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前一种可以理解为通过对具体事物(有数)的透彻分析,引出规律性认识或抽象(无形)的结论;后者则要求紧紧围绕重点或难点(迹坚)进行分析,力求深入、中肯地揭示事物的本质(钩深)。在讲到“说”时,他又说:“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²⁷⁾;所强调的其实也是如何说服他人的方法。论、说的方法虽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说理为主要手段这一原则的体现。可见,以说理为主要手段,明确阐述对于事物的看法,这是论说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特点。

论说文的这两个特点,如影随形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新闻评论政论性的基础。任何新闻评论作品,不论论述什么问题,都要求旗帜鲜明、观点明确,即使讲究含蓄、委婉,也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不论对事物持什么看法,都要求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仅“辨正然否”,而且说明所以然、所以否,而不能武断、不能强加于人;不论怎样表达,即使夹叙夹议、大量引用事实或设喻,也要求一切服从于说理的需要,而不能以叙代论、以喻代论。如果忽视这些要求、背离论说的基本特点,那就必然动摇政论性的基础,新闻评论也就不成其为“评论”,而是其他别的什么文章了。近年来在广播、电视中出现了一些访谈式评论节目或栏目,其中有些作品政论性色彩淡薄、形同新闻报道,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大多同不善于体现以说理为主要手段,明确阐述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不无关系。

政论性的核心

政论性的另一项内涵——着重从思想、政治或伦理的角度分析论述问题,是政论文区别于其他论说文(如学术论文、专业性文章等等)的特点,也是新闻评论政论性特征的核心。

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介中,除新闻评论以外,还经常发表其他论说性文章和专业性评论,如体育评论、文艺评论、图书评论等等。有时这类文章的题材和主题,同新闻评论几乎如出一辙,也同样以说理为主要手段阐述鲜明的看法;它们之所以不被认为是新闻评论,主要由于它们侧重从专业的角度分析问题。1994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带衔的署名文章——《评台湾当局主权与“治权”分开论》⁽²⁸⁾,就是相当典型的一例。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

1992年8月1日,台湾当局的“国统会”在确定“一个中国”的涵义时,提出主权与“治权”分开的主张。大家知道,近几年来,曾有一些台湾学者提出“共享主权,分拥治权”的主张,即“一国两‘治’对抗一国两‘制’”。现在,这种主张似已为台湾当局所采纳。这一主张的用意何在,将会导致什么结果,颇值得注意。然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弄清主权与“治权”的概念。

文章的末尾又强调: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我们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玩弄主权与“治权”分开的游戏,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行径,真正在发展两岸关系方面采取实际措施和行动,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自己的努力。从开头和结束语看,这篇文章与新闻评论十分相似,其实却是一篇主要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问题的专业性文章,所以带衔署名发表。又如体育评论分析某一体育比赛的胜负,遵循的是该体育项目自身的规律,着眼点主要放在诸如战略、战术、运动员竞技状态、教练员的指挥调度上头;文艺评论、图书评论在内容分析方面虽然也强调政治标准,但毕竟是与文艺、图书自身的表现特点、内在规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类评论如果着重从思想、政治或伦理的角度分析论述,那就是新闻评论而非专业评论了。例如《体育报》论述运动员精神风貌的社论《我们的时代需要“最佳”精神》⁽²⁹⁾,《中国青年报》就许海峰为我国夺得奥运会第一枚金牌的社论《别了,0!》⁽³⁰⁾。正因为新闻评论属于政论,所以运用这种体裁、尤其是不署名评论论述某些专业问题,需要特别慎重。邓小平同志在讲到对《苦恋》的批评时说:

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³¹⁾

不适当地运用“本报评论员”的形式,也许就是“方法不够周到”的表现之一。

新闻评论为什么非从思想、政治或伦理的角度分析论述问题不可呢?

首先,新闻评论是新闻传播中的政论体裁,只有坚持政论体裁观察、分析事物的共同视角,才能形成完善的体裁特征,也才能与其他论说体裁相区别。

其次,新闻评论是新闻媒介的政治旗帜,体裁的这一性质决定它必须善于从政治上辨别事物,在论述中体现鲜明的倾向性。

再次,新闻评论面向广大受众,它所分析的事物、所论述的问题,都是受众关心或需要引起受众关心的事物或问题。至于能否真正吸引多数受众,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善于寻求适合多数受众的视角,寻求互相之间的共同语言,建立沟通思想与情感的桥梁。与专业角度相比较,从思想、政治或伦理角度分析事物、阐述问题,无疑更有利于唤起多数受众的接受兴趣,更容易为多数人所理解。这么说,当然没有贬低专业性文章的意思,只是为了说明新闻评论要赢得更多受众,就非着重从思想、政治或伦理这个“公共视角”出发分析论述问题不可。当然,也不排除新闻评论在具体阐述时调动某些专业知识、专业概念,但务必慎重选择、处理,力求让社会公众易于理解。如《媒体为什么要扒粪》这篇面向公众、批评有些媒体“并没有遵循扒粪者推动社会进步的宗旨”的评论,在调动新闻传播领域的知识和概念时,就在“易知”上下了一番工夫。且看这一段:

“扒粪运动”始于1902年前后的美国。愤怒于美国社会政治道德的堕落,一批由记者和作家组成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充当了“扒粪者”的角色,英文叫Muckrakers,直译过来就是“黑幕揭发者”。他们利用传媒,无情而犀利地批判了美国政界商界以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腐败现象:政府和黑道的勾结、金融业的欺诈、药品和食物的掺假、街道上的卖淫。美国总统罗斯福怒斥“黑幕揭发者”,就像17世纪英国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人,手拿粪耙目不转睛,专注于腐败堕落卑劣丑陋的人和事,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随着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的不断推进,扒粪者一语很快成了高贵的尊称,一枚光荣的勋章,为扒粪者欣然接受。⁽³²⁾

总之,无论从体裁的性质还是社会效果的意义上说,从思想、政治或伦理的角度分析论述问题,都是新闻评论政论性的核心内涵。对于这一内涵的任何忽视,不是抹煞新闻评论与其他论说文的界限,便是冲淡它作为新闻媒介的政治旗帜的性质、削弱其引导舆论和指导实践的作用。

政论性特征的作用

上面把政论性诸内涵区分为“基础”和“核心”,既反映了政论文与论说文的固有关系,也反映了诸内涵之间关系的实质。无论“基础”也好,“核心”也好,它们都是新闻评论的政论性特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存在什么轻重、主从之别,更不可以把它们割裂开来,片面强调某一方面。明确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任何厚此薄彼,都势必削弱这一特征,甚至使新闻评论沦于名不副实的境地。

政论性这一体裁特征,对于新闻评论实践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这里,仅就它与新闻性相对应的方面,作些必要的说明。

首先,如果说新闻性是新闻评论选择、处理内容的主要依据,那么,政论性则影响甚至决定着它的内容表达,包括一篇评论的整体布局以至于表达方式和方法。比如,为了从思想、政治或伦理方面阐述对于事物的看法,就需要有传播主体——媒介和评论作者鲜明的论断,即使有些论断表达得比较含蓄、委婉,也绝不模棱两可。又如,为了雄辩地说理,即使是主要运用事实性论据的评论,也离不开概念、判断、推理一类的逻辑手段。邹韬奋先生的“小言论”《潘老太太和中医》,以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叙述潘公弼祖母的就医过程,但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准确、贴切的逻辑推理:

我国往往有人看了几本不求甚解的医书,就胆敢开方医病,在他们腕下冤死的人真是不可胜数,这便是所谓“庸医杀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痛恨“庸医”而遽断中医绝对没有好的,更不能因此遽断中国医术绝对无存在价值。中医确应有积极改良的地方,却不应不分皂白的“禁止”。即如“旧医学校”,加以考查,绳以标准,然后分别决定存废则可,一概抹煞的“禁止”,则于理似有未当。⁽³³⁾

评论正是依靠严密的逻辑手段,给予了国民党当局关于禁止“旧医学校”和取缔中医宣传品的决议案以有力的批驳。假如也像现在有的评论那样只是在大段叙事之后,掉上一句“这是值得思考的”,能够令人昭昭地明白其所以然吗?可见,政论性特征对于新闻评论内容的表达,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其次,如果说新闻性是新闻评论区别于一般政论文的分水岭,那么,政论性就是它不同于其他新闻体裁的基本界限了。为了说明问题,兹将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的主要区别,列表于下: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到,新闻评论不同于新闻报道的所有表现,事实上都根源于政论性这一基本特征。

当然,新闻评论也引用事实,包括情节和细节;也运用叙述、描写手段,有时甚至绘声绘色地再现事物。但是,这一切都服务于说理的需要,如何选择、剪裁事实,如何叙述、描写,完全以是否有利于证明和说明论点为转移。评论叙事一般力求概括、简约,有时几乎语焉不详,如《评朱毓芬之死》的这几句:

她是工程师,四年前就当了分管技术的副厂长,得到过信任和重用,她还有个美满的家庭。

这一比简历还简单的叙述,在评论中恰到好处地支持了说理。它既承前,说明朱毓芬生前的境况比许多同龄知识分子幸运;又启后,引出深沉的慨叹,为朱毓芬被迫走上绝路而愤慨;同时还为下面的一个重要论点——给被推上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以充分支持,提供了间接的论据。但只要有必要,评论叙事也不辞铺张,如《潘老太太和中医》在叙述中医如何为这位老太太治病时,甚至插入了这么一个细节:

他拿出几把像扦脚用的小刀来,潘君看上去却似乎不大干净,自告奋勇去做他的助手,用火酒大擦一番。

乍看似是多余,其实却是“中医需要改良”这一论断的必要佐证。可见,新闻评论虽以说理为主,但不仅不排斥事实,有经验的评论作者还常常想方设法尽可能引用一些事实,藉以淡化说理的抽象程度,增强评论的可读、可听或可视性。

当然,新闻报道也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有鲜明的立场和观点。只是它不像评论那样直接表述出来,而是寓于事实之中,即通过事实的取舍、材料的选择和剪裁、背景的衬托、叙述的语气和口吻等表现出来。即使偶尔有直接的议论或抒情,也是画龙点睛式的,在作品中并不起主导作用。正因为这样,人们常把新闻报道比作“史笔”,而把新闻评论比作诸如“太史公曰”一类的“史评”。

综上所述,新闻评论既以新闻性与新闻报道相联系,又以政论性与新闻报道相区别。二者之间的关系大致如下图:

图中的大圆圈代表一切新闻体裁,包括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两大类。“新闻性”是它们与非新闻体裁之间的分界线,而“政论性”则是它们相互间的基本界限。正因为存在着这种联系和区别,所以这两类体裁往往配合使用,共同为实现某一传播目标服务。例如1980年,山西昔阳县决定缓建“西水东调”工程,这是一个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重大事件。新华社播发了报道这一事件的消息,《人民日报》在刊登这则消息时配发了题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³⁴⁾的社论。试想,如果光发消息而没有社论,能够深刻地阐明这项工程的教训和停建的重大意义吗?反之,如果没有关于这一典型事件的报道,孤零零地发一篇论述发展农业靠什么的社论,结果又将如何呢?虽然不能说不可以,却未必能够收到扣人心弦的效果,甚至还可能使人感到突然,一时摸不着头脑。所以,正确理解政论性特征,对于恰当处理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的关系,发挥它们相互配合的综合效应,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在结束本章的时候,有必要着强调新闻评论的新闻性和政论性是不可分离的。虽然在具体作品中,有的新闻性强一些,有的政论色彩浓一些,但这种强弱浓淡只是量的差别,而不是质的不同。如果失去其中的某一特征,那么新闻评论就将名不副实;即使它是好文章,也决非新闻评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融新闻性与政论性于一体,才是新闻评论的本质特征,才是新闻评论之所以成为各种新闻媒介不可缺少的一种体裁的根据。

思考题:

1.为什么说政论性概括了论说文和政论文的基本特征?

2.为什么说从思想、政治或伦理的角度分析论述问题是政论性的核心?

3.结合具体作品,弄清新闻评论与其他政论文,以及新闻报道的区别。

【注释】

(1)邓拓:《关于报纸的社论》,《邓拓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308页。

(2)《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湖南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

(3)范荣康:《新闻评论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4)徐占崑:《新闻写作基础与创新》,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8章。

(5)丁法章:《新闻评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6)林大椿:《新闻评论学》第一章。

(7)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983年12月30日播出,全文见《新闻评论作品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13页。

(8)后经核实,美国飞机共发射4颗导弹,其中一颗没有爆炸。

(9)1995年2月8日《人民日报》,这是《论全面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6篇系列评论之一。

(10)199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

(11)这段引自《墨子间诂》,全文为:“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虾蟆蛙黾,日夜而鸣,舌干檘,然而不听。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

(12)《史记·孝景本纪》,引文中的“合从”读为“合纵”。

(13)宋·杨时:《龟山集》卷27,全文如下:“邻之人有鸡夜鸣,恶其不祥,烹之。越数日,一鸡旦而不鸣,又烹之。已而谓予曰:‘吾家之鸡,或夜鸣,或旦而不鸣,其不祥奈何?’予告之曰:‘夫鸡乌能为不祥于人欤!其自为不祥而已。或夜鸣,鸣之非其时也;旦而不鸣,不鸣非其时也,则自为不祥而取烹也,人何与焉!若夫时然后鸣,则人将赖汝以时夜也,孰从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言黙,何以异此?未可言而言,与可言而不言,实足取祸也!’故书之以为《言黙戒》。”

(14)全文见《新闻评论作品选》第89-90页。

(15)1987年8月8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反对官僚主义要坚决》;《瞭望》1986年第9期评论员文章《惩办官僚主义》。

(16)唐·白居易:《与元九书》:“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17)1983年4月13日《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全文见《新闻评论作品选》第58-59页。

(18)全文见本书末附录。

(19)2005年8月14日《新安晚报》发表了访问这位县公安局长的长篇报道,但隐匿县名和局长名字;“安徽公安厅网”在报道省政法委特批给予2万元困难补助的新闻中,明确指明他就是利辛县公安局局长于国庆。

(20)这四个“关注点”为:1.现实中为何罕有官员生活贫困?2.对公安局长贫困表示怀疑,与众多贪官高明“作秀”有关;3.为官清廉本身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4.“官员不得贫困”是一个可怕的逻辑。(“人民网”2005年8月15日“评论靶子”栏:《“有权有势”的局长贫困为何引起热议?》)

(21)全文见本书末附录。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2页。

(23)原,考察、探究;所以,所、乃是,以、用来;辨正,分析判断;然否,含义广泛的对应词组,如是与非、肯定与否定、正确与错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等等。

(24)穷,尽、尽可能;有数,具体、有形、处于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事物或见解、主张;追,追求、求得;无形,抽象的认识。这两句意为:通过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包括已发表的见解、主张)的透彻分析,形成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认识。这两句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概括了获得、传递真知灼见的规律性认识的思维方法和表达方法。

(25)迹、跟踪;坚、坚固,转意为难点、重点。“迹坚求通”即紧紧抓住难点、重点求得通达的理解。钩深,语出《周易·系辞》“钩深致远”,注疏说:“物在深处,能钩取之”,这里意为探求事物的内里或深层意义;极,终点,“取极”即获取最终的认识、理解或见解、结论。这两句概括另一种思维和表达方法,与前一种方法互为补充,当可以收到相得益彰的认识和传递效果。

(26)筌、捕鱼的竹篓,蹄、捕野兔的夹子,“筌蹄”指获取某物、达到某种目的工具、手段、方法、途径;权、秤锤,衡、秤杆,“权衡”本意为计量的工具,这里意为衡量标准。这两句讲“论”的功用,意为:“论”及其思维、表达方法,乃是正确认识事物、分清是非利弊的工具、准绳。

(27)抚、循或顺着,会、际会或机遇,“抚会”意为因时应势、把握机会;弛、放松,张、绷紧,“弛张相随”意即言词或和缓、或激烈相互为用;缓颊,委婉,“不专缓颊”即不仅是作委婉的口头陈说;刀笔,书写,“亦在刀笔”即也要形诸于文字,如上书谏诤等。

(28)作者吴大英,当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29)1981年1月21日《体育报》,《1981年好新闻》,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220页。

(30)1984年7月30日《中国青年报》社论。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32)全文见本书末的附录。

(33)全文见《新闻评论作品选》第308页。

(34)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全文见《新闻评论作品选》,第5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