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理论源于西方学者对于20世纪初美国新闻自由现状的批判性反思。1944年，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带领一个12人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对美国新闻自由现状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最后发表了一份《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总报告。委员会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新闻自由正陷于危机之中，主要原因就是缺少责任的约束。为此，委员会提出，新闻界必须对社会负有如下责任：满足公众需求，维护公民权利以及那些没有任何报刊代言、几乎被遗忘的言说者的权利。委员会同时提出了自由社会对于新闻界的五项理想化的要求：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互相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一种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方法；一个将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26]。这份报告宣告了大众媒介社会责任思想的问世，奠定了社会责任学说的理论基础。随后，经过赛伯特、彼德森及施拉姆等人的整理、阐述，社会责任理论在50年代问世。社会责任论者认为，新闻自由应该承担道德责任，同时，需要建立一个与社会“分享共同价值”的大众传播体制。“我们所拥有的应该是一个社会责任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新闻业享有某些权利，同时也承担责任和义务。”[27]社会责任论诞生于西方新闻媒介商业化、市场化盛行的年代，正是由于新闻媒介过分商业化，导致新闻自由的滥用，而引起学术界的反思，提出新闻媒介拥有自由的同时，还要承担社会责任与义务，并且这种责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虽然社会责任理论生存的环境与我国电视新闻媒介的生态环境有着制度层面的差别，但是对于目前中国的电视新闻媒介而言，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不论在哪种制度环境下，都应当对社会公众担负起公正、客观、真实地传播信息的责任，这就是媒介的环境监测功能。同时，还应当担负起传承文明、沟通社会等方面的责任。其次，中国新闻媒介正处于新闻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融合的新时期，媒介产业化发展同样存在着西方媒介所面临的过于商业化、市场化的问题，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点可以从电视媒介的娱乐化、媚俗化中找到相当多的例证，这说明我国新闻媒介迫切需要强调社会责任意识。再次，社会主义的新闻业担负着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任务，尤其是社会效益的实现，更是新时期中国新闻媒介服务社会公众、推动社会进步、建设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因此，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对于我国新闻媒介特别是电视新闻媒介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