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呈现作为信息的新闻

一　信息模式及其特点：客观呈现作为信息的新闻

1896年，正当普利策与赫斯特的“黄色新闻”竞争如火如荼之际，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买下了发行量已跌至9000份，每日亏损1000美元的《纽约时报》。迥异于黄色新闻“所有新闻都适合刊登”（Mott，1962：550）的信条，《纽约时报》以“本报不会污染早餐桌布”（Mott，1962：550）的口号做广告，后来又将“刊载一切适合刊载的新闻”放在报眼的位置作为报纸的座右铭。这些口号显示了《纽约时报》独特的定位，尽管便士报发现了新闻，但在《时报》看来，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适合刊载。1902年，《时报》在《新闻人》（Journalist）上刊登了一则广告，上写：“纽约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下面还有一行小字“除了《世界报》和《新闻报》”，俨然表明自身与这两者属于不同领域（Shudson，1978：112）。

然而，直至1898年，《纽约时报》的发行量仍然只有25000份，奥克斯决定作最后一搏，将《时报》的售价由3美分降至1美分，当时《世界报》和《新闻报》的售价为2美分。对此，奥克斯作出承诺：“在追求更大的读者群的时候，《时报》决不会降低品味或是放弃已经获得的读者的信任”（Bleyer，1927：407）。一年之内《时报》销量即达到75000份，广告额也增加了一半。这就难怪莫特将黄色新闻的最终退潮归因于《纽约时报》加入一分钱的晨报市场（Mott，1962：549）。

《纽约时报》的成功证明了一种报纸模式的成功，奥克斯宣称其殷切目标即是：“《纽约时报》要用一种简明动人的方式，提供所有的新闻，用文明社会中慎重有礼的语言，来提供所有的新闻；即使不能比其他可靠媒介更快提供新闻，也要一样快”（迈克尔·埃默里等，2004：298）。与全国其他的报纸不同，它没有非新闻的特写，插图亦很少，报纸的主要目的是及时提供新闻而非娱乐。在卡尔·V.范安达（Carl V.Van Anda）任编辑主任的25年中（1904-1929），《纽约时报》逐渐确立了一套成熟的报道模式：

1.迅速、翔实地报道重大事件，传递信息

《纽约时报》为4页，每页6栏，新闻不论是外国还是本地的，都被置于首页，并有“欧洲新闻”、“纽约新闻”、“布鲁克林新闻”等标题，每天有3/4栏到2栏的“最新消息，来自《纽约时报》的电报”，其他的新闻“导语”有“来自欧洲的最新信息”和“邮件新闻”。1901年，《纽约时报》成为美国独家获得《泰晤士报》世界新闻报道的报纸。作为回报，《泰晤士报》是英国唯一一家发表《纽约时报》新闻的报纸。《时报》还是美国最早意识到无线电报重要性的报纸，从1907到1912年，《时报》的星期日版都有数量很多的无线电报传送的外国新闻。《时报》不仅“以简明的形式提供所有的新闻”（Bleyer，1927：405），它还尤其注重刊载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大事，力求使报纸成为一份时代的记录，而该报亦因此获得了国家“档案纪录报”（埃默里等，2001：635）的美誉。欧文在1911年撰文亦称《纽约时报》是“所有报纸中最接近于展现纽约和世界真实图景的报纸”（转引自Schduson，1978：107）。《纽约时报》十分重视经济报道，它迅速地使自己成了“商业圣经”。奥克斯有诸多创举：一开始即出版一份商业指南，每日刊登出差采购货物的商人名单；报道每天的房地产交易情况；扩大市场报道，除了每天的常规报道之外，还增加了每周金融回顾。于是，工商界和金融界开始发现，《纽约时报》的这些特稿越来越有价值，“全纽约至少有500人愿意一年花上1000元，以获取《时报》的商业信息，假使他们无法从其他渠道得到这些信息的话”（Schudson，1978：108）。而律师们也被报道法庭案件和记录的专栏所吸引。

一战期间，《纽约时报》在美国赢得了超群地位。它派出20名记者采访战地以及后方的新闻，该报迅速成为关于战争的重要信息来源，报纸对各国的官方文件、政治家演讲及其他各种政府公告进行了准确和翔实的报道。在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月，《纽约时报》整理出版了英德白皮书的样本，书中包括两国政府对导致战争爆发的事件所做的评价。随后，《纽约时报》又将这些文件印成小册子出售。很快，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和俄国都出版了类似的文件，《纽约时报》采用社论和小册子的形式将其全文复印。于是，在几个月之内，美国读者就知晓了参战各国的所有官方信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还专门为该报撰写了“关于战争，美国应该了解什么”的系列文章。因为“详细刊登了如此之多的与战争进程有关的官方报告、文件、欧洲政治家的演讲”（Bleyer，1927：409），《纽约时报》在1918年被授予首届普利策新闻奖。在战争结束之时，《纽约时报》发行量达到37万。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份刊登和平草案全文的报纸，报道占据了报纸的62栏，报纸使用了24条电报、电话线从华盛顿传递该文件。

2.如实报道，不事夸张，不作渲染

奥克斯坚决反对黄色新闻的通俗化特色，拒绝刊登玩弄噱头的消息、连环漫画及照片。1915年佐治亚州监狱发生一起犯人被劫事件。《纽约时报》作了这样的报道（转引自刘明华，1993：45）：

因迫害亚特兰大女工梅阿丽·费·简被判终身监禁、正在服刑的雷奥·弗兰克，上月在犯人内讧中被刺伤喉咙陷于濒死状态。昨夜11时半，有人闯入州立监狱将其劫走。20多名武装蒙面男子打倒警卫，将弗兰克架上汽车，飞快离去。今晨发现弗兰克的尸体被吊在树上。他是被施以绞刑勒死的。杀死弗兰克的犯人尚未抓到。看来这是一起经过周密策划的行动。

和贝内特对于鲁滨逊-朱厄特的报道不同，《纽约时报》的报道并不刻意渲染细节，只是客观地叙述事实经过。奥克斯曾说：“黄色新闻把犯罪事件作为最好的煽情题材，本报在报道犯罪消息时，将把报纸变成社会学的记录书”（转引自刘明华，1993：45）。1911年，纽约曼哈顿的一家制衣场发生大火，造成141名青年工人死亡。这场惨祸吓坏了美国人而最终导致消防法的制订。《纽约时报》如实报道了这场惨剧的伤亡人数、大体经过以及处理措施（参见附录1）。而故事模式对此类题材的处理手法却是大相径庭。1896年西班牙在古巴建立集中营，将古巴人集中到靠近西班牙基地的一个很狭小的地方，结果发生了造成约11万人死亡的瘟疫，黄色新闻报纸在对其进行报道时将11万人夸大至40万人（转引自刘明华，1993：46）。《时报》抛弃了《太阳报》和《先驱报》的煽情主义和《论坛报》的离奇想法，正如发表在该报创刊号上的办报方针中所说的：“我们不打算假装感情冲动地写作，除非某些事情确实使我们冲动起来；而我们将努力做到尽可能不使自己感情冲动。世上很少有事值得表示愤怒；而且愤怒也不会对事情有所改变。我们只有在重要的公共利益可以由此得到提升的时候，才会与其他记者、个人和政党进行论争，我们将依赖公正的论据而不是歪曲或谩骂”（Bleyer，1927：240）。

3.将事实与意见分开，在新闻中不直接发表意见

奥克斯的宗旨就是《纽约时报》要不偏不倚、无私无畏地提供新闻，无论涉及什么政党、派别或利益（迈克尔·埃默里等，2004：298）。为了实现这一宗旨，《纽约时报》强调在具体的新闻报道工作中不夹杂个人意见，不对新闻事实做价值判断。1913年11月1日，《所得税法》生效，美国财政部发布规定说明该税如何扣留和支付，《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提供了《所得税法》的实施时间、规定以及社会反映等信息，但未掺杂任何报纸的意见（参见附录二）：

华盛顿10月31日讯——所得税明日开始征收，财政部就该法所涉及的对个人收入征收1％标准税的要求于今晚公布了新的规定。

规定要求，该税款额将由企业人员从其支付的工资及其他收入中扣除。该新规定的一个有意思的特色是：一个支付3000多美元租金的佃农就有责任从其地主的这份收入里扣除标准税，并将税款上交给他所在地区的国家税收官。

……

威廉姆斯先生今晚说财政部的规定不难理解，但其他有些官员不同意他的看法。几千封要求解决新法中问题的信及电报如雪片般飞向财政部。它们来自各种渠道，并大大增加了制定规定的工作量。

而《纽约时报》在1913年11月9日题为《毕竟，有光明的一面》（参见附录三）的社论中对《所得税法》的实施进行了专门评论，以表达报纸的观点和判断：

周六《纽约时报》上刊载的一则声明使我们高兴地确信，将来我们会较少地听到有关演员们的巨额薪金。这则声明说演员（每周收入超过500美元的）也必须在其收入来源中扣除所得税。

……

所得税的制定将使所有对财富的吹嘘偃旗息鼓。因而这将被看作是与此有关的一件幸事。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有其他好处。

奥克斯领导下的《纽约时报》开创的这种报道模式被称之为“信息模式”（Schduson，1978：89）。1986年开展的对1865至1934年间本地和电报电话报道的一项研究表明，“客观”式报道的数量在所有报道中所占比例从1865至1874年间的约1/3，增加到1885至1894年的约1/2，1905至1914年间则上升到2/3，1925至1934年间达到了80％（埃默里等，2004：232）。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众多在日常新闻报道中采用“信息模式”的报纸，包括《洛杉矶时报》（Los An-gles Time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迈阿密先驱报》（Miami Herald）、《费城问讯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和《圣何塞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等等，这些报纸在美国均被公认为具有一流水准。

信息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会选择那些作为信息的事实，包涵丰富信息的事实是信息模式的主体。信息模式大多为纯新闻报道，所以那些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往往成为最受信息模式青睐的事实。

《纽约时报》对1912年4月14日午夜发生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报道是信息模式的优秀案例。1912年4月15日（星期一）上午，在《纽约时报》以多栏大字报道宣称“泰坦尼克号”已经沉没之时，其他报纸的报道既不完整也没有结论（埃默里等，2004：300）。1912年4月15日凌晨1时20分，《纽约时报》编辑部接到第一份美联社新闻简报，称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在从英国到美国的首航途中撞到了冰山，纽芬兰的马可尼无线电台收到了一个求救信号。“泰坦尼克号”被认为是不沉之船，但是范安达立即与《纽约时报》在哈利法克斯和蒙特利尔的记者以及拥有“泰坦尼克号”的白星航运公司的办事处取得了联系。了解到自收到第一个求救信号起半小时后，就没再收到“泰坦尼克号”的无线电报，范安达确信“泰坦尼克号”已经沉没。凌晨3时30分之前，范安达和他的部下已经组织好了这次报道。4月16日（星期二），随着“卡帕西亚号”班轮载着第一批沉船幸存者驶向纽约，这则报道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4月16日，范安达在与“卡帕西亚号”即将停靠的码头相隔一个街区的一家旅馆包了一层楼，并架设了4条直通《纽约时报》本市新闻编辑部的电话线，所有人员都被动员起来。在营救船只到达后3小时内，《纽约时报》的第一批报纸就印好了。报纸一共24版，其中15版报道了此次沉船事件中1500人丧生的情况。该期报纸的头版通栏标题为“‘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4小时后沉没，‘卡帕西亚号’救起866人，可能有1250人罹难，埃斯梅获救，艾斯特先生可能获救，其他名流则告失踪”，标题之下有一张“泰坦尼克号”驶出贝尔法斯特海港的照片以及该船船长的照片。在这次报道中，《纽约时报》显示了一份卓越报纸对重大信息的捕捉和判断能力。并且，该版显要位置还刊有部分沉船获救者的名单。在这一报道重大事件的杰作中，《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及时准确地提供了大量信息，满足了读者即刻获知重大事件的强烈愿望（见图3-1）。

而与《纽约时报》信息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赫斯特的《纽约新闻报》对“缅因号”事件的报道。《新闻报》1898年2月17日的头版通栏标题为“战舰‘缅因号’遭敌人破坏沉没”，内容为“助理国务卿罗斯福确信‘缅因号’的爆炸不是事故”，再下面就是《新闻报》悬赏5万美元给能提供消息将造成战舰沉没的元凶捉拿归案的人。而这则悬赏启事成为头版的重头戏，它还出现在报名的上方、头条新闻的两侧，所以，将报纸整个头版看作一则悬赏启事似乎也并不为过（见图3-2）。

图3-1　《纽约时报》1914年4月16日（星期二）头版（图片来源：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295页。）

由此可见，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信息模式要提供新闻事实中包含的重要信息，其目的在于告知读者，诉诸的是读者的理智。而故事模式的重点却不在于告知，它是通过讲一个好故事来引起读者的共鸣，煽动读者的情绪，诉诸的是读者的情感。舒德森即认为信息模式通过提供“未被构想（unframed）”的事实来传递纯粹的“信息”，而故事模式的目的即在于通过“选择和构想事实”（Schduson，1978：89）来讲一个好故事。“未被构想”的事实正是“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分野之所在，因此且不论信息模式的对与错，它总是与公正、客观和不带感情联系在一起的（Schduson，1978：90）。因为在人们的习惯认识中，“未被构想”的事实最接近于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原貌。

图3-2　《纽约新闻报》1898年2月17日头版（图片来源：同图片2，251页。）

为了更好地传递“未被构想”的事实中包含的纯粹信息，信息模式还有一套与信息特点紧密联系的呈现方式。信息论创始人香农认为信息是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他是从信息的功用角度出发做出的界定。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传递信息的关键是要保真，真实准确的信息才能消除人们的不确定性。因此，信息模式的报道手法就要遵循准确、完整、公正、清晰、客观等原则。体现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就是：

1.新闻要素应当完备

（1）报道要素完整，通常要涵盖5W和1H（what，when，who，why，where and how）。报道应能解答读者的所有疑问，它应包括对报道中关键事实的阐述与证明；

（2）在叙事结构上使用“倒金字塔”结构，即对事实的呈现以事实的重要性为依据，在导语中陈述主要事实；

2.记者的态度与立场应是公正和中立的，应客观地呈现事实，以保障事实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准确的呈现

（1）在报道中不掺杂个人感情与观点，以第三人称语气进行报道；

（2）至少表达新闻报道的两面，力求将矛盾中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来；

（3）强调可以查证的事实。标明新闻来源，强调采用直接引语。

3.报道用语要清晰、简洁但不失精确

（1）新闻报道要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且始终围绕主题；

（2）语言表达要清晰，摒弃华而不实的描绘，要对事实进行精确描述。

信息模式的这一整套表现手法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客观地呈现新闻事实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实际上，真实呈现新闻的问题决不是此时才出现的。对新闻真实的追求几乎和新闻的历史一样悠久。1702年，英国《每日新闻》（Daily Courant）的创办者伊丽莎白·穆勒特（Elizabeth Mullet）在创刊号上宣称：首先，“在每一篇报道之前，本报将标明该篇报道所摘自的外国报纸，以便于使公众通过该消息是由哪些国家政府批准发布的来更好地判断其可信度及公正性”；其次，“本报作者也不会在报道中混杂个人评论或猜测，而仅提供与事件相关的事实。因本报相信每人皆有足够的理性，可以依据事实做出反应”（Bleyer，1927：16）。伊丽莎白的继任者塞缪尔·巴克里（Samuel Buckley）重申并扩展了这一宗旨：“通过这种方式（标明每篇报导所摘自的外国报纸），本报只希望能够充当一个恰当的新闻书写者的角色：首先，通过出版日报将尽可能地提供所有地方最新的消息；其次，将通过呈现多方对于事件的描述来不偏不倚地报道相关事实，所引用的报纸将成为凭据。因此，要公正报道相关事实：什么事、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由何方报道、又经由何方之口；本报决不因个人的立场在事实之外另行添加任何个人的评论和反应，而是让每位读者自己做出评价”（Bleyer，1927：18）。深受英国报纸影响的美国早期报纸也应该受到了这种强调新闻真实性的报道理念的影响，美国第一份报纸《国内外公共事件》的第4页纸即为空白，印刷商解释其目的一是请读者将其知道的新闻写在上面，二是报纸坚决抵制虚假新闻，读者如果知道报纸登载的假新闻的出处，可以写下来（Bleyer，1927：46）。

与《每日新闻》的报道手法相对照，信息模式在观念上几乎没有什么创新。然而，虽然这种报道方式很早就被提出来，但是，它成为新闻界的职业规范却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政党报纸时期，新闻真实成为党派意见的牺牲品。自便士报开始，事实得到了报纸的重视。鲍勒斯希望《春田共和报》能追随这个时代最好的新闻业，使报纸成为“世界事实和观念的反映”（Bleyer，1927：259）。可见，在报人眼中，报道事实是最好的新闻业的标准之一。不但是报人，当时的公众亦认为搜集和报道事实是报纸最重要的职责。之前曾提到的布赖恩·瑟恩唐对1835年8月-12月期间纽约四家报纸《晚邮报》、《信使问讯报》、《太阳报》、《先驱报》的读者来信所做的内容分析显示：在218封读者来信中有73封涉及新闻事业，其中超过一半以上（66％）的读者来信认为真实是新闻业的重要标准（Thornton，2000：94、98）。虽则如此，但是如何讲一个好故事仍是此时记者的主要职责。舒德森即称，当时的记者对于个性化和受欢迎的写作风格比对事实更感兴趣（Schudson，1978：71）。艾德文·休曼（Edwin Shuman）在其新闻写作指南《新闻报道入门》中也鼓励记者在写作未曾亲眼目睹和没有目击者材料的新闻报道时，可以发挥想象以补不足，他指出这是当时所有报纸的惯用手法（Shuman，1894，转引自Schudson，1978：79）。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公众需求，便士报以读者喜闻乐见的讲故事的方式，试图告诉读者所有事都是新鲜、有趣和不寻常的。这真实反映了许多都市人的生活经验，这些人是进入城市的刚学会阅读的劳工阶层，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奇（Schudson，1978：117）。

但是，故事模式主要提供的是富于趣味性的软性事实，报道方式夸张乃至失实，这无法满足那些生活稳定的理智型读者对于信息及其真实性的要求。20世纪的美国，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复杂化，经济发展促使社会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社会联系日益紧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在频率和强度上都大大加强。这使得人们实践活动中的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多。为了使自己的决策准确而迅速，人们需要捕捉大量信息以及时消除各种不确定性，以实现实践活动的最优化。20世纪中期，出现了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人类在理论上对信息认识的深化，正是信息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表现，对信息的有效利用已成为美国现代社会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

美国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变动很多，反映在社会阶层上的变动即是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统计显示，在组成现代社会三个主要阶层（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和劳工）中，新中产阶级的发展最为迅猛。新中产阶级在1870年有75万人，仅占劳动市场的6％，而到1940年，则上升至1250万人，占25％。在此期间，老中产阶级增长135％，工薪阶级增长255％，而新中产阶级则增长1600％。20世纪40年代，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已占美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从1870年的15％上升至1940年的56％，而老中产阶级则从85％跌至44％（米尔斯，1987：83-84）。

新中产阶级之所以构成一个社会阶层，乃是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和观念。他们不是以对资产的占有，而是以技能、知识、收入和威信得到人们的认可。中产阶级最基本的素质是受过一定的教育，都是脑力劳动者，有比较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介于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他们一般具有强烈的职业情感和社会责任心，追求“自由、公正和平等”及相关理念。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功是由于自身的努力及社会的变迁所造成的，他们对自身技术的认同使他们自我感觉与众不同（肖华锋，2001：121）。他们相对保守，在不威胁现行美国制度的前提下追求社会公正，“维护美国社会的基本制度是他们共同的不言自明的价值预设”（李剑鸣，1992：279）。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在美国，政治家、传播工具、广告商和学校都尊重并赞同中产阶级的社会规范、生活态度和趣味（罗伯逊，1994：78）。中产阶级的专长是处理文字工作、金钱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商业和技术关系的专家。他们不是依靠“物”，而是依靠“智能”，依靠组织与协调制造“物”的人们的社会机器而生存（朱世达，1994：43-44）。这使得中产阶级对新闻的需求异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城市新市民的需求，他们亟需真实准确、富含信息的新闻，尤其是经济信息。

奥克斯正是发现了此类读者的这种需求，并通过自己的报纸强化和巩固了此类需求。《纽约时报》诉诸理性，它为读者提供的是有用的知识而不是感情的释放或宣泄。奥克斯设法吸引的这些读者群喜欢《纽约时报》把报道重点放在政府新闻上，他们喜欢《时报》的星期日版，它的特点是刊登具有时事新闻意义而不是娱乐性的文章。《新闻记者》在1897年赞扬《纽约时报》“遵循了其座右铭‘适合刊载一切可以刊载的新闻’，这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钱阶层的要求。作为高价商品的广告媒体，《时报》的价值在不断上升，和它的那些不那么保守的竞争者比较，它的读者可能没那么多，但它的读者更有钱，毕竟，这是广告商所需要的”（Schudson，1978：107）。而盖伊·托尔斯在其《权力与荣耀》一书中也指出：“奥克斯要出售的东西正是新闻，他希望公正不偏地出售它，并且保证货真价实，不遭曲解和授意”（转引自阿特休尔，1989：62）。这也就是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虽然由来已久，但在这个时代才在新闻业的实践中得到落实的原因：报纸可以通过满足读者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而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