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时代”到“股份公司时代”的转型

第一节　从“个人时代”到“股份公司时代”的转型

进入民国以后，民营报业真正启动了现代企业化经营的步伐。所谓报纸企业化，秦绍德认为:“就是按照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规律来经营报纸，并使其达到一定的规模，成为有相当资本的现代化的企业。”⁽¹⁾笔者认为，报纸企业化至少包含以下几方面要义:第一，在理论上肯定报纸的营利属性，在实践中以追逐更大利润为报业运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二，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经营报纸，这是报业经营的基本原则；第三，在具体运作中，对外尽可能扩大读者市场，吸引更多的广告客户，对内则实行科学的管理制度；第四，实行以报纸为主、多元化经营的报业经营方式。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努力，大约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申报》《新闻报》终于成为企业化大报。与此同时，民营报业开始了从独资制、合伙制到公司制的转型。

一、转型背景:股份制的确立、公司观念的盛行

19世纪末是西方报业的黄金时期，报业领域已形成了新的、更加现代的结构特征，来自广告的利润开始日益增加。总之，像其他制造产业一样，报纸产业也在步步走向成熟。大众化报纸“成为美国新兴的全国市场营销体系的组成部分，已经开始演变成一种由市场驱动的20世纪大众传媒”⁽²⁾。西方现代报业经济由此形成。19世纪晚期，受西风东渐的影响，中国报业才真正形成。中国报业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改革，无论在技术上还是体制管理上均源于对西方报业的学习。在中国人开始创办自己的报纸的时候，外国人在中国办报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这些在华外报将西方报业经营的丰富经验经由本土化改造，植入中国报业市场，无疑给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带来直接的、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中国报业是从效法“西法”中产生的，正如陈炽所说“一切均仿泰西报馆章程办理”⁽³⁾。晚清时期中国报业便是在外报示范下诞生并不断发展的，超前采用了股份制以筹集资金，同时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力争能够自我维持、独立运营。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尚处弱势，报业市场远未形成，大多数报馆依然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资金困窘，设备落后，人才短缺，报业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进入民国以后，经济的发展、相关法律的出台和报业经营理念的萌芽，为民营报业实行现代企业化经营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工业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资产阶级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由此形成新一轮办报高潮。辛亥革命扫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障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环境。自甲午战争以后至民国建立初期，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及其带来的大规模国货运动，国内出现了创办民族资本工业企业的热潮。“从全国范围看，每年新设的工厂数量，由甲午以后的数十家、上百家，至民国以后更多至一百数十家，呈现出持续大幅增长的趋势。其中，每个时期中几乎都以上海所设的新厂为最多”。⁽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中国，放慢了经济侵略的步伐，而国内由于政权更迭、军阀割据，客观上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相对自由、松弛的发展环境，民族工业利用这个时机得到了飞速发展，由此出现了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据统计，1911年以前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万元以上的企业约为953家，创办资本额总计约为20 381万元；而从1912年到1927年的16年间，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万元以上的企业约为1984家，创办资本总额约为45 896万元。⁽⁵⁾这种现象或许可解释为，权力割据造成的资源分布不均正是资本逐利的天堂，战争带来的大规模消耗反而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甚至农业人口的动荡流离也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权力割据和权力牵制削弱了中央集权对工商业的种种限制，资本主义得以以自发的力量蓬勃发展。⁽⁶⁾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产阶级报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因而出现了新一轮的办报高潮。虽然经历了“癸丑报灾”及北洋军阀的专制摧残，但到1927年，据中外报章类纂社调查，全国华文报纸每日发行共有628种，其中北平125种，汉口36种，广州29种，天津28种，济南25种，上海23种。其中，民营报纸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其次，公司法的相继颁布催生了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制度的确立，同时为报业实行公司制提供了示范。股份制产生于西方，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渐为中国企业广为了解。股份制企业以其投资主体的社会化、投资者责任的有限性等特征而优于传统的独资、合伙企业，成为现代企业组织的核心制度。进入20世纪后，社会风气及环境的变化使公司设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鼓励民间集资创办公司。1904年1月21日，清朝政府公布了《公司律》，计131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公司法。尽管这部公司律还很不完备，也未得到真正执行，但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公司由特许阶段进入准则阶段，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制度正式诞生，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公司律颁布后，很快掀起了一个设立公司的高潮。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对清末的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在此基础上又颁发了近代中国的第二部公司法——《中华民国公司条例》，于1914年9月1日施行，自此中国的公司制度逐渐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且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公司的观念尤其是其优胜处渐渐被企业界乃至社会所认识。因此，20世纪初，稍具规模的新式工矿和商业企业通常采用公司制作为首选的组织形式。当时产生的一批家族企业，成为近代企业史上颇负盛名的“老字号”，比如荣氏家族的福新、茂新、申新公司，郭氏家族的永安公司，简氏兄弟的南洋烟草公司等。

民国报界对于股份制的认识，既源于企业界的公司实践，又来自对新闻业自身变迁规律的了解，即“新闻纸的变迁，由个人时代到政治机关时代，最后到了股份公司时代”⁽⁷⁾。随着新闻事业规模的扩大，资本积累的增加，报业的独资经营转向政治资助的言论机关，直到发展为股份组织，乃是新闻纸经营的必然趋势。因而20世纪初期，中国报业纷纷启动了股份制改革。《新闻报》1906年由无限公司改组为有限公司；《时事新报》1927年由政治机关报改组为商业报纸，同时改组为公司。1889年《申报》由个人经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至1907年公司将申报股权售给华人后，又改为华股公司。1909年5月31日史量才与席子佩签订了收购《申报》的合同，成立了新的申报公司。⁽⁸⁾这一时期报业的股份制经营大多单纯以资金作为入股资源，技术和劳力排斥于股本之外。但股本资源单一，不利于人才和技术的引进。1926年天津新记《大公报》成立，采用了更具现代因素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即承认人才和劳力对报馆的贡献，并折合成相应股本，进行发送和馈赠。新记《大公报》的5万元启动经费完全由吴鼎昌筹集，因而吴以资金入股；胡政之、张季鸾则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给相当股额的股票。相比以往股本单一的股份制，这种私人投资与智力入股相结合的新型投资结构，客观上能有效调动创办者的积极性。⁽⁹⁾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报业虽然采取公司制形式，实际上大多并非真正的公司。随着国内采取招股集资形式的准公司企业的增加，在报界，招股集资的报纸也日益增多了起来。但是这并不代表报业的公司制实践正在不断前进。这一时期报界也涌现了一些企业家，他们把报纸当作自己长久的事业，加强投资和管理，倾力经营，涌现了数家大的报业企业（公司）。其代表是《申报》《新闻报》和《世界日报》等等。许多学者都指出，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为代表，民国之后报业出现了企业化经营的重要趋势。⁽¹⁰⁾

再者，受西方报业影响，同时与民营报业的实践相呼应，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产生了新闻学研究热潮，报纸经营的问题尤其受到重视，大量研究性著述均对此进行了专门介绍、阐述。据笔者统计，自民国初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界关于新闻学方面的理论性专著不下30余种，几乎每本专著中均单列章节，介绍、探讨新闻社（主要指报馆）的组织系统、管理制度和广告、发行等经营问题。其中吴定九所著的《新闻事业经营法》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关于报业经营理论的专著之一。从这些著作和当时的报业实践来看，报纸的营利属性基本得到普遍认同。报人和学界逐渐认识到报纸的营利性质和功能，因此对报业实现经济独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着较深入的体认。如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介绍上海的“报社经济”和“报社行政”，其实就是报社的经营和管理体制，并将报社分为非营业的报社与营业的报社。⁽¹¹⁾徐宝璜在其《新闻学纲要》中认为，“新闻社者，一制造厂也……其原料固多，而必要者，为墨、纸与新闻。其产品及每日所发刊之新闻纸”⁽¹²⁾，并讨论了新闻社的组织、设备、销路等经营管理问题。随着民营报纸的发展和新闻学研究的兴起，民国初期对于报业性质、如何提升业务、改革经营方略等诸多方面，都有着理性的思考和实践的探索。包天笑在考察日本新闻界归来后，深有所悟:“日本之新闻纸最初发行时亦视为一种消闲好奇之品，及至后来大抵为一政党之机关，往往耻言营利。其实新闻事业亦营利之一种，故今之以新闻为营业者思想为之一变，一面以正当营利为目的，一面应热心于其事务。而此二者之新倾向，实日本新闻界可喜之新现象也。……而其进化之阶级，则与吾国相同。”⁽¹³⁾这些报业经营理念的撰述和探讨，既是对当时民营报纸企业化经营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又在理论上进一步指导、提升了民营报业企业化经营的实践。

二、转型概貌:从“不求津贴”到“灵便之机器”

按照报纸生产的一般规律，报纸发行量有一个盈利临界点。报纸开始盈利以后，发行量会急剧上升，但发行量达到一定界限时，由于成本所限，发行越多，收益反而下降。据此来考察《申报》《新闻报》的情况可以发现，两报大致发行到2万份左右开始进入盈利阶段。《新闻报》约在1913年达到这一发行量，《申报》约在1916年。此后，由于利润的刺激，两报的发行量猛增，在短短的10年间增长了6倍，1926年达到14万份，以后几年又增长到15万份，远远把其他报纸甩到后面。⁽¹⁴⁾1926年以后，两报将发行量维持在可能盈利的最高水平上。因此，参照申、新二报规模经营形成的情况可以大致推断，20世纪20年代中期两报已经发展成为企业化大报了。这时期民营报业的现代企业化经营除了广告、发行业务等方面的成就外，还表现在报业资本积累、报业经营人才的出现以及物质条件的改善等方面。

（一）报业资本的初步积累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报纸的商业化程度较低，广告和发行尚不能成为报馆的“衣食父母”，报纸的启动资金和运作资金常常面临窘境。民营报纸在资金筹措上的艰难，更为显著。汪汉溪在《新闻报》30周年纪念时，颇为痛心地记录道:“经济自立，言之非艰，行之维艰，中国报纸各埠姑不论，即上海一埠自通商互市以来，旋起旋仆，不下三四百家，惟其至败之由，……半由创办之始，股本不足，招集股本一二万，勉强开办，其招足十万八万为基金者，殊未多见。股未齐而先后从事于赁屋、购机、置备器具，延聘编辑、访员，雇佣工役，以沪市物用昂贵，开支浩大，恐在筹备期内，基金业已耗尽。……股本即难添加，收入亦无把握，进退维谷之时，不得不仰给于外界。”⁽¹⁵⁾有学者研究发现，民国时期的中国，报业津贴现象相当普遍，有90%以上的报纸接受津贴，且津贴的来源渠道丰富。其中，政治津贴在报纸的创办或发展过程中占重要位置，来源包括政党、政府部门、甚至政客个人。即便一般以商业报纸为名的民营报纸，也普遍接受津贴，津贴一时泛滥成风。⁽¹⁶⁾一般认为，上海是中国商业报纸发达地区，津贴现象较少，但调查显示上海报纸只是接受津贴更为秘密一些。当时比较有实力的11种报纸⁽¹⁷⁾除《申报》《新闻报》《时报》外，全部是政党机关报或接受补助。⁽¹⁸⁾事实上，《申报》到了史量才时期也先后接受过齐燮元每月捐款2000元，以及一块地皮和一栋住房。⁽¹⁹⁾显然，津贴现象给报业带来的恶果是“受人豢养，立言必多袒庇，甚至颠倒黑白，淆乱听闻，闻者必致相率鄙弃，销数必自日少”，⁽²⁰⁾报业所最珍视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更无从实现。

民国报业的资金来源除政治津贴外，还有一些民间资本投入报业，即所谓“集资”或“募资”的方式。这是一种集零星的民众资金办报的方法，由几个在文化界中有声誉的人出面刊登广告，希望社会人士予以投资办报，很少的数目（如未贬值前的国币五元或十元）即算一股，并且限制至多每人不得认股至10股或50股以上，更不得化名认股，以避免大股东操纵社务。戈公振等曾在上海试行过这种方式筹资办报。然而结果并不理想。萨空了对此认为:“在中国民众知识落后，和有识民众尚未具有热心社会事业风习的环境中，这计划在过去未能收效，在将来，穷文化人要办报，这还是一种可以采用的方式，不过政府许否采用是一问题，还有能集的资金也怕有限，难与大资本的新闻事业竞争。”⁽²¹⁾可见，民间投入报业的资金大都很薄弱，至多一两万元。这对于需要大笔资金运营的报业来说，这种传统而古老的民间融资方式显然无法适应报业现代化的要求。

综观民国时期民营报业的发展，泛滥成风的津贴现象和现代融资手段的匮乏，成为民营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障碍。可以说，民国初期真正实现经济独立的民营报业可谓凤毛麟角。上海《新闻报》因其较早地实现了经济独立而为社会认可，并受到张季鸾的高度赞扬:“不求津贴，不卖言论，不与任何特殊势力缔结关系，惟凭营业能力，步步经营，以成今日海内第一之大报。”⁽²²⁾《新闻报》之所以较早地实现经济独立，与其善于运用银行借贷进行资本积累是分不开的。《新闻报》本为福开森独资承办，但他在美国特拉华州（State of Delaware）注册为股份公司。福开森此举具有双重用意:一是预防事业失败时独资破产的风险；二是通过吸收中国银行家投资合伙，利用他们向银行借款，以扩大报馆的生产资料。公司成立时组织了董事会，福开森占65%的股权，划出35%由上海银行家何丹书、朱葆三、顾泳荃、姚慕莲、王小展、苏宝森等摊认，并推为董事；由于汪汉溪主持报务，也被吸收为董事之一。⁽²³⁾《新闻报》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来，营业收入年年上升，其资金积累几乎完全用于扩大再生产，至1920年才开始发给股息。若单靠资金积累，该报事业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其成功运营的诀窍其实是与银行借款分不开的。汪汉溪主持《新闻报》时期，资金紧张时通常会向银行借债，依托资本运营，借款越来越多，事业发展越来越大，报纸由此逐渐摆脱了困顿局面。“汪从不延期偿还债务，如果无力偿还，他就移东补西，因此信用昭著。他的每一笔借款都用在生产资料上，主要用在购买新型印报机和收购白报纸方面。若干年来，汪氏运用银行借款，可以总结出一条规律来，这就是:借款，还款，再借，再还；款子越借越多，直至全部还清而止。《新闻报》的经济从困难到不困难，基础从不巩固到巩固，就是按照这条规律运行的。”⁽²⁴⁾当然，当时民营报业借助金融资本的力量扩大事业规模的，并不多见。这和当时中国银行的借贷制度以及中国传统的借贷观念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民营报纸的股东都是银行界要人，比如1916年后《大公报》的董事长王郅隆是1917年成立的金城银行的第一董事，其投资最多；《申报》老板史量才也投资中南银行，成为常务董事。“银行界个人对报馆的投资比较普遍，这从另一角度加强了报刊和银行界的联系”⁽²⁵⁾。联系《新闻报》有意识地吸纳银行家投资入股的案例，似可管窥民初民营报业意欲拓展现代融资手段的种种努力。

此外，《新闻报》还通过其他途径来快速积累资金。白报纸是报业经营必不可少的物资条件，汪汉溪非常重视白报纸的储备，因而经常性密切关注白报纸行情的起落，每逢纸价低落或者报馆结余较多的时候，就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收购白报纸。“该报至少要保持一年以上的用量，以免发生断档或进价过高的风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由于海运阻滞，纸价不断飞涨，上海各报成本因而大大提高，《新闻报》独以存底甚丰而大占便宜”⁽²⁶⁾。从其他几家民营大报的实践来看，重视白报纸的行情起落并及时储备为报馆运作节省了大笔开支。《申报》购买日本新闻纸，就节省了不少经费。新记《大公报》创办之初，也依靠吴鼎昌运作白报纸，节约了不少资金。总之，经过几十年的资本积累，《申报》《新闻报》等民营大报已经奠定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为它们向现代报业的转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报业经营人才的出现

民国新闻界对于报业性质已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比如认为报业既是一种职业，又是制造业，同时还是商业。作为职业的报业要求从业者必须富有普通的和特别的知识，作为制造业的报业要求从业者具备熟练的手工技术，作为商业的报业则对具有“广泛的采购与复杂的出售技术的人员”有着一定需求。⁽²⁷⁾简言之，报业所需求的人才是多层次、全方位的，从编辑、记者到印刷工、排字工，以及从事广告、发行等工作的经营管理人才。晚清时期尤其是废除科举制后，绅士阶层中有不少人转向编辑记者职业，从而提高了新闻从业者的知识水准和综合素质。到了民国时期，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或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进入报馆从事编辑记者工作，由此涌现出一批高素质的职业编辑和记者，比如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胡政之、陈景韩、赵敏恒等。其间，一个颇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是报业经营人才乃至报业企业家的出现，如史量才、胡政之、汪汉溪、张竹平、成舍我、汪英宾等。

民国初期，西方报业成熟的经营理念和实践给中国报界带来了观念的革新。在报业内部，经营管理的重要性不断地被提出。“一个报纸若没有合格的管理，必定失败，正如没有良好的编辑要失败一样”⁽²⁸⁾。这已然成为报界共识。与此同时，西方报业企业家不同于传统的一般企业家的新型人格、精神及其影响力，对中国的民营报业经营者无疑也产生了较强的冲击力。此时美国的“报业大王”普利策、赫斯特，英国有“报业拿破仑”之称的北岩勋爵，早已成为享誉世界报坛的报业领袖。他们既具有企业家的冒险开拓精神，亦深具新闻业所特有的敏锐洞察力，既能充分把握时代和社会发展趋势，又通晓新闻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基于对客观经济规律和大众文化需求的了解，打造出深受大众欢迎的独特的精神文化产品，最终成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受人尊重的公众代言人。在当时频繁的中外报业交流和方兴未艾的新闻教育中，这些先行者的成就无疑激励着中国报人，并催生了民国第一批报业企业家。

史量才（1880—1934），堪称近代上海报业的领军人物。办过学校、报业、铁路和盐务，尤其对报纸投资、管理、经营和编辑、言论等问题均能全面谋划，勉力经营，尤其着力健全报纸管理制度。史量才曾创办中南银行，任常务董事和大股东，并以银行为后盾开办了民生纱厂。此后又陆续创设了上海酒精厂、瓷砖厂、泗泾碾米厂、泗泾织布厂、温溪造纸厂、温溪铅笔厂等，同时还在民生纱厂、五洲药房、中华书局等实业中有投资，成为在金融、实业、文化、教育各界都极具影响的人物。⁽²⁹⁾1912年史量才接手《申报》后，《申报》在发展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均进入了有史以来的“黄金时代”。在其执掌《申报》期间，报纸盈利增加，年盈余最多者达到30万元。⁽³⁰⁾1919年10月，在美国檀香山召开的世界报业大会上，史量才被缺席选举为世界报业大会副会长，确立了自己在报业界的地位，扩大了在国内外的影响，各类世界舆论也对《申报》好评如潮。⁽³¹⁾之后，报业资金成倍上升，1934年《申报》资本达到200万元，每年营业额达到200万元，广告收入约150万元，占75%；发行收入50万元，占25%，逐渐形成了具备相当规模的企业化大报。⁽³²⁾民国老报人林友兰曾有言曰:“申报之所以能成为一庞大之企业，在中国新闻史上，占重要之一页者，皆史氏之力，有以致之。”⁽³³⁾此论可谓公允。

汪汉溪（1874—1924），早年毕业于梅溪书院，曾在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任庶务。1899年，时任南洋公学监院的美国人福开森买下惨淡经营的《新闻报》不久，委任汪汉溪为总经理。汪汉溪审时度势，逐渐改革报纸内容，明确《新闻报》以工商业读者为主要对象、兼顾其他的办报方针，且吸收西方先进的报业经营理念，妥善处理报纸采编、广告和发行的三角关系，开拓出一条办报新路。《新闻报》1899年仅销1万多份，主要行销江、浙及长江流域一带。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分馆、分销处已达500多处。发行量猛增到1919年的4.6万多份，到汪汉溪1924年去世，《新闻报》已突破10万份，一举超过了竞争对手《申报》。《新闻报》创刊30周年时，时任《中华时报》总编辑的张季鸾撰文推崇《新闻报》为“东方之泰晤士”，并称“《新闻报》之发达，皆汪君汉溪之力，汪君不兼他业，唯专心一致经营报业，其谨慎精细，久而不懈，全国殆无第二人”⁽³⁴⁾。

成舍我（1898—1991），1924年在北平创办《世界晚报》，翌年增出《世界日报》《世界画报》，由此形成日报、晚报、画报系列，“世界报系”遂成中国最早的具有托拉斯色彩的报业集团。1927年成舍我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5年在上海创办《立报》并获得成功，证明了成舍我大众化办报方针的正确性和先进性。成舍我大众化办报思想的逐步形成，是在1930年出国考察之后。归国之后除了引入欧美报业的科学管理方式和新闻教育模式外，他还进一步懂得欧美报业“大报小型化”的重要意义并付诸实施。成舍我的主要办报经历正值中国新闻事业起步未久之时，但其报业经营主张和新闻思想却相当先进，成为民国新闻界提出“报纸大众化”主张的第一人，其大众化、平民化的办报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竹平（1886—1944），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4年前后入职申报馆，以卓越的报业经营才能与业绩受到史量才器重，被提拔为经理兼营业部主任。他的广告理念和经营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五四前后我国广告社和广告公司的出现。在申报馆工作期间，逐步筹建自己的报业。1924年在《申报》内创办申时电讯社；1928年与人合伙购得《时事新报》股权，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张任董事长兼经理。1930年完全脱离《申报》，与友人合作接办上海英文日报《大陆报》。1932年又创办《大晚报》，并将其与《时事新报》《大陆报》和申时电讯社组成“四社”，实施集资经营、联合办公，成为颇具托拉斯雏形的报业联合体，张自任各社经理。1934年以申时电讯社名义出版《报学季刊》与《申时社十周年纪念》专刊。1935年“四社”产权全部被孔祥熙官僚资本收买，张改任联合广告公司董事长、协丰矿行经理等职。张竹平创建真正意义上的报业集团梦想由此夭折。

（三）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

报业的物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报业的长远发展状况。徐宝璜在《新闻学》一书中对现代报业应具备的物质条件曾这样描述道:“完备之图书馆，宽敞之编辑室，直达世界各处之电线，灵便之机器:排字机、自动制铜版机、轮转机、邮寄机。”⁽³⁵⁾简言之，现代报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至少包括现代化馆舍和图书资料中心、通信传播技术、印刷设备和技术，其中以“灵便之机器”为核心。随着民国初期民营报业资本积累的逐渐增加，和现代通讯和印刷技术的飞速发展，《申报》和《新闻报》等民营报纸的物质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为日后迈向现代化大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现代化的馆社

拥有良好的馆社条件，是报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亦是报业现代化重要的外在标志之一。1927年以前，中国民营报业基本处于资本积累时期，因而大多赁屋营业，且租用的普通房屋并不适用于报业发展。上海的民营报纸中较早拥有自己馆社的是《新闻报》。据汪仲韦回忆:“1908年，购进汉口路基地一方，新建四层楼房一幢，1909年从山东路单开间门面迁至新屋办公，全馆职工由数十人增至二百余人。”⁽³⁶⁾据此可推测从1908年起《新闻报》便拥有自有馆社了。此时《申报》还是赁屋营业，直到1918年才启用了自建的专业馆社。

1926年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记载了《申报》的新报馆大楼:“报馆之自建房屋者极少，有之亦与普通房屋无异，惟《申报》馆之房屋，比较合于报馆之用。”⁽³⁷⁾这幢雄伟的五层大楼，共有大小房间近70间，其中用于管理层的有4间，记者编辑工作的有4间，用于排字印刷的为15间且房间面积最大；与广告、发行有关的营业房间有8间，大部分集中在一层和夹层，便于外来接洽业务者；还有宿舍12间以及数间杂务室等。该大楼的设计与适用基本切合报纸的编辑、印刷和销售等行业特点，功能相当齐全，从报业的正常运营到从业人员的生活起居等各方面需要均能得到满足。这幢在当时的中国报馆中首屈一指的建筑，基本可代表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报业馆社的最先进水平。至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很多报纸纷纷开始了馆社扩建。1921年10月，狄楚青在福州路小花园兴建的七层《时报》新馆落成。随后《大陆报》《字林西报》等报馆也建成新的馆社。报社新馆落成或启用，在当时报界引为盛事并纷纷见诸报端，比如1924年一二月间，《申报》对《大陆报》《字林西报》新屋落成、启用、宴客等情况均进行了详细报道。从中可见时人已将馆社建设作为报纸实力的象征来看待，同时办公条件的改善对民营报纸的企业化经营奠定了稳定的物质基础。北方报馆中拥有自建馆社的鲜见记载，除了1925年10月邵飘萍在北京建立了2层灰砖楼作为《京报》馆社。

2.通信传播技术

20世纪以来，以有线电报、无线电报、电话为标志的通信传播技术飞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新闻传播速度，对报纸的报道方式、新闻观念都带来全新的影响。

电报是最早的快速传递信息的媒介，因跨越了时间障碍，大大提高了印刷出版业的效率。电报可瞬间传递信息的传播特性使之很快应用于新闻传播业。19世纪晚期，中国新闻界开始利用电报发送新闻专电。民国成立后中国报纸第一次拍发的新闻专电，始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张季鸾及时向《民立报》拍发新闻电报，报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大总统就职情况。到1927年，新闻专电成为全国报纸竞争最激烈的焦点。早期，电报传送新闻因成本高昂，使得报馆使用专电颇受限制。包天笑考察日本新闻界时曾有感而发:“盖新闻纸之于交通上最有密切之关系，故国家欲优待新闻纸必于交通上予以特殊之利益。如上所言之新闻电报、新闻运费是也。”⁽³⁸⁾民国成立不久，政府交通部门开始实行新闻专电的优惠政策，即各登记报馆可以领取新闻专电执照，以普通电报三分之一的价格拍发新闻专电。1912年5月4日《交通部饬各电局新电报收费办法电》中指出:“新闻电报，不论远近，每字收费三分，原为优待报馆，开通风气，故不惜特别减价，以为提倡。”⁽³⁹⁾之后的十多年里，电报资费又进行了一些调整。但随着新闻专电的大量使用，邮政部门制定的电报费率和相关政策还是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新闻事业的需要。1928年，经过新闻界争取，邮政总局终于进行了自有新闻专电以来的第一次价目调整:“查新闻电报价目现经本部核减，不论本外省华文明语，每字收费二分半。”⁽⁴⁰⁾至此，新闻专电得以被报馆大量采用，尤其是《申报》和《新闻报》这样的民营大报，将新闻专电作为新闻采写实力和占领报业市场的“重武器”加以利用。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利用无线电传送新闻。尽管无线电成本比有线电低廉，但对新闻业来说，无线电最大的缺憾是保密性差，不利于传送独家新闻，安全性不高。报界曾向政府申请制定新闻无线密电，每字收费5厘。但邮政总局对此答复是“案此为交通部与建设委员会竞争营业，但无线新闻电每字仅收2分”，⁽⁴¹⁾大大超过了报界的请求。因而，民国初期，一些报馆对无线电传送新闻只是限制性地使用。当然，《新闻报》曾在馆中私自安装无线电收报台接收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稍加改造就变成本报专电。1919年1月19日该报刊登前一天收到的关于巴黎和会的和约全文，这条轰动一时的独家新闻令《新闻报》一时销路大增，风头远超《申报》。

进入民国后，突飞猛进的通信传播技术给民营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业态转型、观念变革。其中相对成熟的电报技术，使之成为民营报纸颇为青睐的最重要的新闻传输手段，同时新闻专电的大量采用不仅改变了新闻报道的价值判断，而且促成了中国报纸从“政论本位”走向“新闻本位”，并直接催生了报纸之间的“新闻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广告竞争”。此外，这一时期国际电报因费用昂贵，使用率不高；电话亦不够发达，报馆较少采用。对比同期日本新闻界电话普及的现状，包天笑认为我国新闻事业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就是未开通长距离电话。并提出:“吾国虽京津间亦有电话，然但觉其迟钝，故欲求新闻纸之发达，须多开通长距离电话。第一，须上海与北京之电话开通。其次，长江一带以及沪宁、沪杭间之电话开通，夫而后消息乃可灵通也。”⁽⁴²⁾但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申报》《新闻报》等民营大报才渐渐普及使用电话。

3.印刷设备技术

大卫·斯隆在《美国传媒史》一书中对印刷术在美国发展成“独立之邦”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曾作如此论述:“随着第一台印刷机的引进，论战、宗教教诲、辟谣、娱乐等大众传播的功能——在新大陆展现出来。作为文明组成部分的印刷机给北美殖民地带来了强烈的自豪感，也引发了极大的恐慌。”⁽⁴³⁾可见，印刷术的出现和使用不仅革新了大众传媒的物质生产手段，而且在更深广的层面引发了一场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民国报界对于引入、研究印刷术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储玉坤在《现代新闻学概论》一书中就曾提出，“造纸术与印刷术虽为中国最早发明，但未能用于报业，故今日报纸的印刷仍为欧美人所发明及改造而成，中国印刷反而落后。我国若欲发展报业，不能不研究印刷术，俾能迎头赶上去，与英美报业并驾齐驱。”⁽⁴⁴⁾

民国初期，上海报馆中除了西报外，只有《申报》《新闻报》两家拥有较完备的新闻工场。⁽⁴⁵⁾北京报馆自备印刷设备的只有极少数，且以人力手摇机为多，更谈不上用轮转机了。这与北京报纸销量有限有关，至多不过五六千至万余张，对印刷术没有太高要求，否则反而不经济。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报业发展规模的壮大，因市场发展之需，一些民营报馆不断更新印刷设备技术，新闻纸的印刷质量逐步得到改良，印刷设备技术的现代化使报业逐步实现了高速、大规模生产。《申报》初创时采用的是每小时仅印几百张的手摇机，且只能单面印刷。后来改用大英架单滚筒机，速度虽有所提高，但用活字版每小时仅能印1000份。席子佩经营时期，《申报》始终徘徊在7000份左右，因此该设备还能勉强应付。史量才接办后，发行量迅速上升，每份报纸的版面增加到三大张，原有的印刷机无法适应印量的增加，遂购入每小时印2000张的美国双滚筒印刷机。1914年一战爆发，《申报》发行量又直线上升，且面向全国发行，对新闻的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为了等待本市和外地发来的最后消息，报馆尽量延迟截稿时间，但又要求务必赶上早班的火车、长途汽车或轮船将报纸发往外地，印刷时间紧张且印量加大，因此美国双滚筒式机器显然不能适应了，必须采用高速度印报机提高印刷效率。1918年史量才又向美国购置了最新式的何氏32页卷筒轮转机，该印报机分上中下三层，并附有切纸机、折叠机，每小时可印4.8万份报纸。后来报纸发行增加到5万份甚至更高时，《申报》也能游刃有余，完全可以应付自如了。

汪汉溪总理《新闻报》时期，非常注意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首先是印刷机的革新。上海四大报⁽⁴⁶⁾都集中在四马路棋盘街一带，每天黎明，百十成群的报贩子飞奔前来，争先恐后，闹闹嚷嚷，谁家的报纸出得最早，其批发数也就因之提高，所以，出报的快慢与销数的增减具有不可忽视的关系。1914年《新闻报》日销2万份时，汪汉溪购进了二层轮转印报机一架，每小时可出报7000份。这是上海报由平版机改用轮转机的第一家。1916年该报销数增至3万份，于是汪继续购进了波特氏三层轮转机一架，四层轮转机二架。1921年销数达到5万份，该报就成了上海销路最大的“柜台报”了。⁽⁴⁷⁾1926年该报日销超过了10万份。1927年购进了Walter Scott新型高速轮转机2架，每架每小时可印四大张的报纸3.6万份。该报平均日出四张半，最少三张半，假日则可多达七八张之多。1929年日销达15万份，这就达到了该报销数的饱和点，不再追求推销。⁽⁴⁸⁾据胡道静考证，我国率先使用轮转机印刷的报纸当推上海《新闻报》。“我曾检阅该报，发现自民国三年七月十五日起，纸的两边才开始有齿痕，因此知道它在这天才正式起首用轮转机印刷，而为我国报纸之高速度印刷开一新纪元。”⁽⁴⁹⁾

这一时期，若从新闻工场设备来看，上海报馆尤其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民营大报装备稍为完备。但若论办报形式，“则反以北京为首倡，彼申新两报至今尚墨守其老态，盖广告收入每月已有数万元，在若辈视之，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故无论广告新闻之印刷，皆极简单而粗陋，近年偶用一二写真铜版，亦北京所先倡也”⁽⁵⁰⁾。可见，这一时期中国报馆印刷设备技术虽实行了更新换代，印刷质量亦有所改善，但相比同期日本、欧美报纸，广告、新闻的印刷依然显得粗陋，尚有待大力改进。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中国报业在组织制度方面建树不大，倒是在管理制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一些现代组织管理制度也引入报业，如《大公报》于20年代采用新式簿记的财会核算制度。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其他产业中涌现大批公司不同，这些大报大都还停留于业主制或合伙制的传统企业制度形式，尚未建立公司制度。企业内部管理也尚未完全规范化，而是有比较强烈的业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