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权威媒介

第一节　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权威媒介——《中央日报》

一

作为国民政府的喉舌，《中央日报》在重庆期间有效地发挥了整合国家意志、进行精神动员、鼓舞军民士气、对外进行宣传的积极作用。纵观其八年抗战的报道，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央日报》在对外宣传报道中的几个特点：

（1）以权威媒介的身份发表国民政府及最高军事当局颁布的政令、军令、法规、法律议案等，并配合以报道、言论及时进行解读和评论。战争爆发初期，《中央日报》就连续刊发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命令》、《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决定上海及沿海各地重要工矿企业内迁》、《四川省政府拟定四川后方国防基本建设大纲》、《国民政府明令征兵》、《四川省政府制订抗战时期中心工作提要》、《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并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国民政府完成战时行政区域机构改组》、《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政府发表“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的声明”》、《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等几十上百件有关战略和政略的重要政令、军令和法规、议案等，同时配发了社评言论予以解析和动员。^[1]

（2）对战争进程进行全景式报道和评论。军事活动是陪都八年期间国民政府最为重要的活动，对军事活动，特别是对各大战区、各大战役战争进程的报道和评论，成为《中央日报》鼓舞军民斗志和士气的主要手段。为了鼓舞全国抗战士气，《中央日报》每一期报头下面都围栏登出《总理遗嘱》。在九一八事变七周年之际发表社评，指出抗战使命重大，胜利仰赖全国之努力。《中央日报》还以较大篇幅先后报道平津之战、淞沪之战、忻口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及敌后游击战和全国战略大反攻等关键战役和著名战事。《中央日报》对整个战争进程，特别是正面战场中国将士的英勇顽强、悲壮惨烈情况进行了真实、客观的对外报道，既有全景式的客观展现，又有特写式的局部刻画，对外展现了民族抗战的壮伟图画和中国军民团结一心、一致对外的抗战精神。^[2]

（3）配合国家外交战略，积极进行国际宣传，以博得同盟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促进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和稳固。《中央日报》国际报道大量采用中央通讯社通稿，以及路透社、合众社、哈瓦斯社等国际大通讯社的电讯稿，同时又大量配发评论，配合外交活动展开言论宣传。如1939年2月，日军展开南进战略，攻占海南岛，逼近南沙群岛，而此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正当盛行，致使美国对日军南进完全持观望态度，英法两国也比较麻木。为了配合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促使美、英、法等国及早改变其中立立场，与中国建立远东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央日报》从2月11日起连续发表社论，在深刻揭露日本南进野心的同时，呼吁太平洋上有关各国应该及早有所行动，去打击日本的迷梦。又如1939年6月，中国政府向英国官方建议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同年8月，蒋介石亦致书罗斯福，提议尽快召开这个会议。但国际舆论却对日本的威胁相当乐观，英国《观察家报》这样写道：“这几天议会走廊里公开讨论远东慕尼黑的可能，大家都认为无问题。这一次日本将担任轴心国的主角，英国打算把美、法都拉入谈判。”针对这个复杂的局势，《中央日报》发表言论：“远东慕尼黑是一个大大的阴谋，其最终意图是想把中国当成捷克来牺牲。”同年9月，英法为把法西斯祸水引向东方，终于通过策划慕尼黑协定牺牲了捷克。为此，《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并配发新闻资料《少数民族在捷克》、《捷克的阵痛》，对这一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提醒中国政府不要重蹈覆辙。^[3]

二

除了对外宣传报道以外，《中央日报》在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在南京时期，《中央日报》就对外国文化持积极翻译、介绍的态度和立场，其当时的文艺专栏“贡献”就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如于深写的《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余上沅的《我们为什么会演莎氏剧》、达波的《关于莎士比亚剧作的上演》、其良的《夏洛克》、张西谛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歌》等文学评论和作品。

《中央日报》移驻重庆后，沿袭了南京时期的风格和传统，仍然不遗余力地开辟文艺专栏介绍外国文化及其作品，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梁实秋主编的文艺专栏“平明”。“平明”专栏在《中央日报》的第四版。当时的《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在发刊词中谈及创办专栏的背景时说：“抗战已满一年了！一年的抗战，时代向前进展，正是一天光明一天。沙场上多少壮烈的战线，在社会中多少英勇的行为，在抗战以前为梦境，现在是确凿的事实。时代不断地向我们透露消息，时代陆续向大众流露出光明，长夜将过，平明将临，在此大时代的小阶段中，我们发刊这一小小的副刊，真可说‘造端也微，将毕也钜’。”^[4]在谈到该刊的宗旨时，他说：“生长在这个‘平明’时期中的我们，定须追踪光明，共同奋斗，我们一点愿望：想把平明时期中，各方面透露的光明，给他一个有组织有形体的放送。注视‘平明’期待的各方面，领导‘平明’期待的各方面，我们尤认为文化的大责任。‘平明’编者充满‘平坦之气’，由我们一点至诚的感召，想积集各个人‘平坦之气’，造成平等的社会，安乐的国家，和平的世界。”^[5]自此以后，“平明”专栏上便经常性地刊载翻译、介绍外国文化和文学的作品及理论文章，笔者认为，“平明”专栏大致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外国文化。

（一）对苏联文化的介绍

苏联作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盟友之一，也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的主要对象国之一。“平明”专栏刊载了大量介绍苏联及其文学文化的文章。如以专栏形式连载的陈祖东的长篇报告文学《苏联纪实》，作品有4万多字，是作者在苏联实地考察的文章，对苏联的各种新的建设、组织、风土、人情等情况都有非常细致的介绍和描述，对于读者认识苏联、了解苏联有极大的帮助。金满城写书评介绍苏联工程师伊林著的科幻小说《人和山》，书中介绍了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奇怪现象，如“美洲那块大的陆地在一定的时候会浮到非洲来，和非洲合在一起成为一块新的陆地”，“科学家养苍蝇，沙漠生长出森林来，冬天不许天气冷，夏天不许天气热”等科学幻想。文章特别强调书中的科学精神，“读了《人和山》之后，一个相信命运的人，今后一定会反抗起命运而来尊重科学了。知道一切有害于人类的自然现象，假如我们用科学办法去驾驭他，不但不会有害于人，而且我们还可以利用来帮助我们”。文章最后指出科学精神对抗战的重要意义：“《人和山》说过一句话：‘一切灾难都是人们自己造成的，只有不上进、不尊重科学的人们才会为灾难所苦。’这是一本多么叫人起劲的书啊！他虽然没有说到抗战，但我们在抗战时期正应该读他，因为他鼓起我们反抗压迫的勇气；他虽然没有说到建国，但是建国的时候尤其应该谈他，因为他告诉我们许多的科学方法。”^[6]这些文章都涉及抗战的大政方针“抗战建国”，并指出外国的先进文化和科学精神可以为抗战建国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对外国戏剧和戏剧理论的介绍

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刊载于星期五的戏剧周刊。该刊创于1936年1月，系南京的《中央日报》文艺版，由国立戏剧学校主编。《中央日报》迁渝后，该刊于1938年9月23日复刊。该刊发表了大量介绍外国戏剧作品和戏剧创作状况方面的文章。丹娘的《柴霍夫的三姐妹》介绍了苏联剧作家柴霍夫的代表作品，反映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三姐妹俄尔加、玛霞、依丽娜的贫庸无聊的悲剧性人生。作品的主题是：凡同三姐妹一样的，在实际的凡庸生活里面找不出一条生活道路的，被凡庸主义压迫着的心灵，不能够再有奋斗的力量的阶级必将走向末路，走向灭亡。骆文宏的《大战时的德国演剧》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演剧情况。“一战”时期，德国的演剧运动被统治者掌握，和平自由的戏剧遭到严禁，歌德被视为“左倾”，莱辛被视为太自由。黄作霖的《欧战时期的英国戏剧》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戏剧的堕落和产生的不良后果。欧战的第一年（1914），英国上演爱国剧。第二年（1915），人民厌恶战争，剧院遂变作国内主要的宣传场所，剧院老板一方面利用剧场以赈济阵亡将士的名义从中牟利；另一方面撰写奚落敌人的剧本，鼓励国人从军。第三年（1916），因军队换防，伦敦成为花天酒地的中心，剧院老板规定戏剧标准以提供庸俗娱乐为原则。第四年（1917），战争沉闷，英国人道德沉沦，全国一致扩大宣传以解决这一罪恶。剧场老板以古典戏剧为提升国人道德标准的手段，于是莎士比亚戏剧复兴起来。作者在抗战的背景下撰写这篇文章的用意十分明了，即戏剧作为社会教育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既会将国民引向积极健康的轨道，也可能将其引向堕落腐化的歧途，只顾眼前的局部经济利益而不顾关系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全面而长远的利益对于戏剧自身的发展终究是不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戏剧变迁的经历是中国战时戏剧创作和演出的极为有益的借鉴。^[7]

（三）对外国哲学的翻译介绍

“平明”曾经刊载了王充翻译的《法郎士语录》，介绍了法国作家法郎士的哲理性箴言。法郎士认为无论自己，无论别人，我们总是不会认识的，了解一个世界比创造一个世界的未知度还要大些。用我们的智慧和聪明去寻找真理，那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法郎士认为，当我们说，“人生是好的”或者“人生是坏的”时候，简直等于说了一句废话。而应当说：“生命是好的，同时也是坏的，因为我们的好和坏的观点，都是由人生得来的。真理是：人生是微妙的，可怕的，诱惑人的，愁惨的，温和的，苦涩的……什么都是。我们都想强迫别人同我们一样感觉，一样思想：当我们愁苦的时候，不允许邻居愉快。”这种哲学是由于受严峻现实挤压而感到迷茫、无助的悲观哲学，与尼采的超人哲学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平明”专栏同时介绍尼采的超人哲学之幸福观，尼采说：“什么叫幸福？是那种感动威力的增大，及感到抵抗的胜利。”将这两种哲学思想介绍给抗战初期的中国读者其用意是明显的，就是批判当时社会上的抗战必败论的悲观论调，同时用尼采的超人哲学激励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英勇悲壮的抗日战争。通过抗战，让他们感受到威力，从而激励他们通过抗战赢得胜利来体验那种真正的幸福。^[8]

（四）刊载一些翻译、介绍外国军事、政治、外交、社会等方面的文章

如庄湧的《希特勒和雷马克》、蓝马节译的《名人的小事》、徐咏平译的《欧战小故事》、范启新的《正义的社会》、贺家宽的《匈牙利》、捷成的《爱国历史学家》、殷嵘节译的《伪满在美国的眼中》、泽的《欧洲的盲肠》、今月的《犹太人》、万里浪的《东京街头的乞丐》、史蒂芬森的《露宿》、市沙晴子的《美国妇女的反日情绪》、凤兮的《谈谈普希金》等作品。徐咏平译的《欧战小故事》之二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即1914年6月20日奥匈帝国的太子斐迪南和其妻子苏斐被凶手普西灵刺杀于波斯尼亚之萨拉热窝，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9]

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央日报》在坚持抗战对外宣传的同时，始终保持了与外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以“平明”为代表的各文艺专栏虽然因人事或环境原因停刊、更名等，但仍然坚持保留了一块对外文化的交流、互动园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和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化和文学作品，为抗战建国大业和反法西斯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