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书局

大时代书局

大时代书局的一枚无文字的标记，笔者是在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端木蕻良著的《江南风景》的封底见到的，图案是一个站立持枪的战士，更像是个农民式的游击战士，背景是翻滚的风云，预示着战斗即将开始……无文字的标记，印在封底正中，原本是印出版标记的位置，那么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图案式的出版标记，虽然这种标记有着泛喻的意思，但针对某一出版机构言，再说此图案也在其他版本中见到过，故具有了特定的版权隶属的含义。

在《江南风景》的版权页上，记有三处与大时代书局有关的信息：大时代书局的地址在重庆临江门川盐三里10号；发行人许立德；发行所四处：重庆、桂林、香港、上海。

大时代书局的出版标记

《江南风景》封面和版权页

说到“大时代书局”，必然要说到孙寒冰。孙寒冰生于1903年，江苏南汇县（今属上海）人，原名孙锡琪、孙锡麟，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后转复旦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入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研究政治和经济学。1927年回国到复旦任教。1938年底出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和法学院院长。翌年组织成立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恢复《文摘》战时旬刊的出版。《文摘》在群众中有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引起了国民党中一些人的注意，也很想插手。1939年夏，香港的许性初听说《文摘》缺乏资金，便找到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答应拨出10万港币成立“大时代书局”，出版发行《文摘》，并表示书局可由孙寒冰全权办理，孔令侃决不干预。孙寒冰由渝赴港协助创办“大时代书局”。1940年1月，孙邀请端木蕻良为香港大时代书局主编一套“大时代文艺丛书”。经商议，端木蕻良和萧红夫妇决定去香港，飞抵香港后住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纳士佛台3号，此处距大时代书局不远。后经孙的安排，住到九龙乐道8号二楼大时代书局内（即现今九龙凯悦酒店）。随即，端木蕻良开始编辑“大时代文艺丛书”（实际是“文艺丛书”，有的资料还称“文学丛刊”，名目繁多）。当时，端木蕻良曾广发约稿信。据端木回忆，曾出版过戴望舒、楼适夷、冯亦代、叶灵凤等人的创作作品或译著，以及萧红和他自己的作品。香港的这套“文艺丛书”（“大时代文艺丛书”），与“孤岛”上海当时出版的“大时代文艺丛书”同名，内容也有所呼应。上海的丛书由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1939年7月出了第一辑10册，内收小说、杂文、戏剧、小品、译著等。郑振铎在为丛书写的总序说：“文艺工作者在这个大时代里，必须更勇敢、更强毅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如椽的笔，作为刀，作为矛，作为炮弹，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香港的同名丛书也有着同样的宗旨。

之后，孙寒冰看到孔令侃对许性初很不礼貌，再说《文摘》的青年同事也反对孙参与大时代书局的工作，孙经再三考虑，决定不参加，并于1940年春由香港返回重庆北碚。5月27日，日机突袭北碚，投弹炸死炸伤200余人，孙的住所和《文摘》编辑部也被炸，孙罹难，年仅37岁。当时大时代书局的另一位负责人贾开基也负重伤。端木蕻良在香港得知此消息后，悲痛地写下《悼寒冰》，寄托了他和萧红的哀思。

从上述信息看，香港大时代书局创办于1939年夏，许性初出资，孔令侃主事，孙寒冰全权负责，并由孙推荐端木蕻良来港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之后（或之前）出现的重庆大时代书局、上海大时代书局和桂林大时代书局，这三者与香港的大时代书局是否有着内在的关联，是香港为先，还是或重庆，或上海，或桂林为先，这一切均已无法拨开迷雾见青天了。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曾见到过三地的大时代书局在不同时间均出版过著作版本：《廿八年上海教育一览》（上海教育年鉴社著，上海大时代书局1939年1月初版）、《江南风景》（端木蕻良著，重庆大时代书局1940年5月初版）、《萧红散文》（重庆大时代书局，1940年6月版）、《二次世界大战史料》（俞颂华著，桂林大时代书局1942年版）。从出版时间看，正好在香港大时代书局的“存活期”内。

重庆大时代书局还有一种丛书也较出名，那就是马耳主编的“世界文艺名著译丛”，笔者见到过七种：《莎士比亚时代抒情诗》、《幼年》、《良辰》、《结婚的幸福》、《维娜丝与亚当尼》和《微贱的裘德》。另外还有一种是由上海大时代书局出版的“大时代人物丛书”，笔者曾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中见到过三种：《大时代的人物》（张寒青编译，1938年初版）、《西战场的主将朱德》（张寒青编著，1938年4月初版）和《李宗仁将军传》（赵轶琳编著，1938年初版）。

《珠环集》封面和版权页

笔者查尽了端木蕻良为香港大时代书局所编“大时代文艺丛书”的信息，却未见丛书的丝毫踪影，只见到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的“文艺丛书”，笔者只见到过端木蕻良著的《江南风景》一种。其实还有三种：《马伯乐》（萧红著，1941年1月初版）、《萧红散文》（萧红著，1939年4月上海版）、《樱花和梅雨》（刘思慕著，1940年5月上海版）。名正言顺的“大时代书局”却未见有“大时代文艺丛书”的版本，而非正名的出版机构却出版了影响一时的“大时代文艺丛书”，最著名的有两种，第一种是上面提到的世界书局1939年版、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的丛书，共11册：《十人集》（郭源新、韦佩等著）、《横眉集》（孔另境、王任叔等著）、《扪蚤谈》（巴人著）、《实证美术的基础》（卢那察尔斯基著，齐明、虞人译）、《掠影集》（柯灵著）、《突围》（王行岩著）、《松涛集》（白曙、石灵著）、《繁辞集》（容庐著）、《孤独》（微尔塔著，冯夷译）、《和平》（格莱塞著，屈轶译）、《当他们梦醒的时候》（石灵著）。第二种是重庆商务印书馆从1940年至1945年出版的丛书，也有11种：《平凡的夜话》（方殷著）、《苦雾集》（李长之著）、《转型期演剧纪程》（刘念渠著）、《战争与春天》（尹雪曼著）、《送礼》（王平陵著）、《火花》（李辉英著）、《残雾》（老舍著）、《朗诵诗集》（高兰著）、《静默的雪山》（臧云远著）、《横渡》（罗烽著）、《大别山荒僻》（田涛著）。

另外，冠以“大时代”之名的丛书还不少，如上海杂志公司和棠棣社出版的“大时代丛书”、世界书局出版的“大时代青年智识丛书”、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大时代文库”、中华文学研究社出版的“大时代文学丛书”；大时代出版社出版的“大时代小丛书”等。而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的以“大时代”冠名的只见“大时代儿童丛书”，笔者只见到过一种：《森林的悲喜剧》（胡仲持著，1943年6月版）。书友告知另外还有一种是《小了然》（金海著，1944年初版）。其他没有冠以“大时代”的丛书有：“国际时事丛书”、“二次大战小丛书”、“世界文艺名著译丛”等。

上海还有一家大时代出版社，曾于1937年出版过“大时代小丛书”（碧泉主编），如《上海前线》、《日本的崩溃》、《对日绝交论》、《抗战先烈传》和《孤军八百》等，另一种是“大时代丛书”，如《文化人的岗位》和《故园》。反正，在大时代书局本身，大时代书局与大时代出版社，以及出版的众多以“大时代”冠名的丛书版本，混杂在一起，简直让人感到极为困惑——事实真相已经被搅得稀里糊涂，要想恢复其本来面目，现在看来已经难上加难。

不过，根据上述种种情况，笔者可以作大胆的推测：香港大时代书局，因孙寒冰的离港返渝，也便成了“徒有虚名”或“名存实亡”，出资者可能把资金重新投到重庆，成立了重庆大时代书局，并在上海、桂林设立分局？……端木蕻良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也便名正言顺地在重庆出版，所出著作版本可能并未按原计划冠以“大时代文艺丛书”名，比如叶灵凤译的《红翼东飞》（1940年3月版）、罗稷南译的《魔影》（1945年3月版）、许如祉著的《珠玑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