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民众文化消费的关联影响因素──“十五”以来国颁数据透析

论中国民众文化消费的关联影响因素──“十五”以来国颁数据透析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　王亚南

内容提要:根据2001—2007年国颁统计数据分析，“十五”以来影响中国民众文化消费的诸因素中，人均产值3 000美元的“国际经验”，民众收入大幅提升的“常识推论”，人们消费结构变化的“经验判断”，或多或少都显得失效。最显著的相关因素是民众积蓄增长高低，“积蓄增长负相关效应”逆向标度出全国民众文化消费的增长态势。中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尤其是均等度很低，民众对于未来年景更多需要“自我保障”。面对前几年物价上涨的压力，人们纷纷加大积蓄，无法紧缩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必需”开支，于是只好压缩“非必需”精神文化消费。

关键词: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积蓄增长；负相关效应

在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研究中，2000年具有特殊的标志性意义。这一年，中共中央“十五”规划建议首次使用了“文化产业”和“文化相关产业”概念，意味着“文化产业”正式进入国家发展规划的视域。同年，全国人均产值达到1 000美元上下，中国宣告进入“基本小康”社会，标志着广大民众在维持温饱所需之外，可以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此后，进入21世纪的头年——2001年，亦即“十五”开年，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出现了逐渐上升的态势。整个“十五”期间，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和人均数值皆增长了8成多，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和总消费比重分别增高0.5个百分点上下，标志着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开始进入了加速增长期。本项研究对此已经发表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成果。⁽¹⁾

然而，到了“十一五”头两年，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年均增幅下降，低于“十五”期间年均增幅近3个百分点，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和总消费的比重也明显降低。这就是说，在“十一五”前两个年度，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遭遇到一个突如其来的紧缩期，西部的重庆、四川、云南甚至呈现为城乡整体年均负增长，而广泛分布于东中西部和东北的福建、辽宁、天津、上海、贵州、江西、湖南、甘肃、广西、广东则出现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年均负增长。本项研究对此也已经发表了初步的分析研究成果。⁽²⁾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令人难解的问题:一方面，“十五”至今，中国人均产值一直持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一直持续增高，城乡居民总消费也一直在持续增量，另一方面，“十一五”头两年全国文化消费紧缩，乃至出现了大面积局部负增长。那么，从“十五”期间至“十一五”头两年，与中国民众文化消费相关的影响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本文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度卷的国颁统计数据，就此展开深入分析，力图揭示出影响广大民众文化消费的“中国现实”关键因素。

一

首先考察近来颇为流行的一种基于产值增长的假说。

据称有一种所谓“国际经验”:人均产值达到1 000美元，文化消费开始出现上升趋势；人均产值达到3 000美元，文化消费转入高速增长时期。“十五”至“十一五”头两年，中国人均产值正好经历了如此数量级的增长过程。于是，这样的“国际经验”得到了国内众多研究者的青睐，时时处处不假思索地援引套用，却明显缺乏“中国事实”的验证。人均产值3 000美元假说究竟是否适用于中国?图1所示2001—2007年全国人均产值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或许能揭示分晓。

如图1数据所示，进入“十五”，无论是按早些年长期维持不变的汇率计算，还是按近几年不断微调后的汇率计算，中国人均产值都已经超过了1 000美元，全国居民人均文化消费的增长势头明显。不过让人不解的却在于，到2004年，全国人均产值大致接近于2 000美元，再到2007年，全国人均产值显然逼近了3 000美元，皆未能出现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迅速高涨之势，人均文化消费年度增长指数反而明显低于其他一些年份。从2001年到2007年总体观之，在全国人均产值绝对值数据链与城乡居民综合人均文化消费年度增长指数链之间，增长同步性相关系数为负值0.117 2，无疑属于很低范围，表明二者之间相关性很低。

图1　2001—2007年全国人均产值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

数据来源和演算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8年卷。其中，历年全国人均产值数据直接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通见2008年卷《2-1国内生产总值》；全国城乡综合人均文化消费年度增长指数依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卷《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未列表号系因各年度卷编号不一，较早年份甚至表题也有微小出入，后同）之“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统计项中的“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化娱乐服务”两个小项、《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之“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统计项（未细分小项，因而教育消费与文化消费难以分开），经过多重演算而来。年度增长指数演算过程:首先，根据历年城镇和农村分别统计的人均文化消费（农村则包含“教育消费”）数据，结合历年城乡人口分布数据，得出各年度城镇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总量；其次，根据各年度城镇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总量演算数据，结合历年城乡总人口数据，得出各年度城乡综合人均文化消费数据；最后，根据各年度城乡综合人均文化消费演算数据，以上一个年度数值为100，得出各年度人均文化消费增长指数。

这就意味着，至少在这几年里，全国人均产值增长从超过1 000美元提高至接近3 000美元，不但没有带来“国际经验”所预言的文化消费高速增长，反而在“中国事实”中出现了2003—2004年、2006—2007年文化消费相对低降的紧缩期。人均产值3 000美元带来文化消费高增长的“国际经验”假说似乎对“中国事实”并不灵验，看来产值并不是一根万能的魔术棒。需要特别注意的反而在于，全国城乡居民综合人均文化消费在2002年出现了一次极为显著的急剧增长高峰，在2005年又出现了一次较为明显的增长高峰。这背后最为关键的相关因素到底是什么，留待下面进行详细解析。

就在此期间，东部人均产值于2004年超过了3 000美元，东北人均产值于2006年接近于3 000美元，而中部和西部人均产值到2007年才刚刚超过2 000美元。因此，不妨再专门来看图2所示2001—2007年东部和东北人均产值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

图2　2001—2007年东部和东北人均产值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

数据演算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8年卷。其中，东部和东北人均产值数值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度卷《地区生产总值》中东部10省市、东北3省人均地区产值数据，结合相应区域年度人口数据演算得出；东部和东北城乡综合人均文化消费年度增长指数演算同于图1全国城乡综合人均文化消费年度增长指数演算，因2001—2004年无分地区城乡人口分布数据，故根据2000年和2005年各地城乡人口分布数据计算各自年均增长率，按年均增长率推算2001—2004年各地城乡人口分布数据参考值，再以此演算东部和东北人均文化消费年度增长指数。

由图2可见，东部在人均产值超过3 000美元的2004年，东北在人均产值接近3 000美元的2006年，均未出现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明显高增长的迹象，反而大体处于文化消费年度增长幅度上下波动过程中的下滑低谷。从2001年到2007年总体观之，在人均产值绝对值数据链与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年度增长指数链之间，东部增长同步性相关系数为负值0.093 6，东北增长同步性相关系数为负值0.035 6，相比全国此项系数更跌入了极低范围，表明二者之间相关性极低。

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这几年里，东部和东北人均产值接近和超过3 000美元，同样没有带来“国际经验”所预言的文化消费高速增长，相反却同样在2003—2004年、2006—2007年遭遇了文化消费的相对紧缩。同样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02年、2005年东部和东北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皆出现了两次很明显的增长高峰，其中东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增长曲线与全国增长曲线极其接近，东北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增长曲线则显示出两次增长高峰相差无几。这里最为关键的相关因素依然还在背后，而显然与人均产值3 000美元的“国际经验”无关。

以“十五”至“十一五”头两年的“东部事实”和“东北事实”来看，人均产值3 000美元带来文化消费高增长的假说也并没有应验。今后，对于中部和西部人均产值增至3 000美元时，可能带来什么结果的类似预言，还请学界诸公谨慎从事。至少必须注意到，或许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国际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需完善，相关社会建设、民生发展配套制度更急需健全的“中国实际”，决非简单“移栽”套用就能够充分予以说明。

二

其次考察有关民众收入大幅提升的一种常识推论。

在常识的意义上，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民众文化消费的基础要素当然是收入水平。民众人均收入大幅提升，超出了维持温饱的需要，必定会产生出更多的消费需求，包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基于这样的通识推论，很有必要考察一下2001—2007年全国城乡人均收入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见图3。

图3　2001—2007年全国城乡人均收入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

数据演算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8年卷。其中，全国城乡综合人均收入数值依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卷《各地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来源》之“可支配收入”项、《各地区按来源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纯收入”项，结合相应年度城乡人口分布数据演算得出，过程同于图1城乡综合人均文化消费年度增长指数演算前两个步骤；全国城乡综合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即文化消费数值与收入数值之比演算数据。

由图3数据可以看出，全国城乡综合人均收入持续、稳步、加速提升，在2001—2007年间增长了108.82%，年均增长幅度为13.06%，但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除了在2002年明显上升、在2005年略有回升以外，基本上呈小步下行走势。尤其是在“十一五”头两年，此项比重值持续微量加速下降，实在属于“逆势而行”。从2001年到2007年总体观之，在全国城乡综合人均收入绝对值数据链与城乡居民综合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值数据链之间，增长同步性相关系数为负值0.120 0，无疑也属于很低范围，表明二者之间相关性很低。这足以说明，在此期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大幅增长并没有带来文化消费的高涨，反而伴随着几乎完全相反的情况发生。

于是，这当中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1）文化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增长同步性“逆势而行”，显然背离通识常理的原因究竟是什么?（2）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在2002年和2005年两度上升，在2003—2004年和2006—2007年两度连年下降，刚好与图1中文化消费年度增长指数的两次高峰和两次低谷吻合，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

诚然，中国社会至今依然保持着古之“国野之分”的传统结构体制，如今人们习惯称之为“城乡二元”，城镇与农村之间在经济、社会、民生发展上差异巨大，城乡综合数据也许还无法透视问题的全部。那么，就必须分别来考察2001—2007年全国城镇、农村人均收入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见图4。

图4　2001—2007年全国城镇、农村人均收入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

数据来源和演算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8年卷。其中，全国城镇和农村历年人均收入数据直接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见各年度卷《各地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来源》之“可支配收入”项、《各地区按来源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纯收入”项；全国城镇和农村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即各自范围文化消费数值与收入数值之比演算数据。

由图4可以注意到，2001—2007年间，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皆实现了稳步增长，只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农村居民。具体说来，这六年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100.97%，年均增长幅度为12.34%；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74.96%，年均增长幅度为9.77%。结果，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约1 000美元增高至约2 000美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占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34.50%，降低至占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30.03%，这也就意味着，居民人均收入的城乡差距正在迅速扩大。

在这里，出现了形成对照的有趣现象: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走势先升后降，几乎完全印证着图3全国城乡居民综合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走势，只是在幅度上略有减轻；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走势总体上也是先升后降，并且出现了较为强烈的幅度波动，更有力地印证着图3全国城乡居民综合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的走势。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十一五”头两年，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近乎不升甚至微降；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连续急剧下降，直至降低到2001年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的水平之下。

这样一来，在城镇与农村之间，似乎由恰好相反的两个方面，验证着居民文化消费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从2001年到2007年总体观之，在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值数据链与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值数据链之间，增长同步性相关系数为正值0.432 8，显然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即此项增长带来彼项增长，符合收入提升带动文化消费上升的“常识推论”；在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值数据链与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值数据链之间，增长同步性相关系数为负值0.476 5，显然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即此项增长带来彼项负增长，有悖收入提升带动文化消费上升的“常识推论”。

分别透视城镇与农村的居民收入增长与其文化消费增长的相关联系，能够看到其间明显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然而，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居民收入与其文化消费增长关系的相反对应情况，城乡之间分别呈现为彼此矛盾的“正负相关性”，城乡两个方面正负相冲相抵，综合起来大大减低了其间的增长同步性相关系数，于是在图3的城乡综合数据链上呈现为增长相关性很低，致使民众收入大幅增加自然带动文化消费高涨的“常识推论”失准。

在此还应当补充提到两点:（1）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中包括了教育消费，因而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显得较高，与城镇居民的此项比重相比失去平衡，这一问题只有等待改进农村消费调查统计项目分类才能很好加以解决，目前国家统计局对此也是合并计算。（2）近几年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比重显著下降，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国家对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全面铺开，使全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中所包含的教育开支大为减少。

三

再次考察有关人们消费结构变化的一种经验判断。

当然，此处探讨全国城乡居民的总消费增长与其中文化消费增长的相关性，想必无法避开“恩格尔系数”概念，“恩格尔系数”对于消费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的概括表达，也是可以借以展开思考的一个经验支点。2001—2007年全国城乡人均总消费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如图5所示。

图5　2001—2007年全国城乡人均总消费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

数据演算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8年卷。其中，全国城乡综合人均总消费数值依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卷《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结合相应年度城乡人口分布数据演算得出，过程同于图1城乡综合人均文化消费年度增长指数演算前两个步骤；全国城乡综合人均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即文化消费数值与总消费数值之比演算数据。

由图5数据可以看出，全国城乡综合人均总消费同样是持续、稳步、加速提升，在2001—2007年间增长了103.19%，年均增长幅度为12.54%，但在总消费大幅增长的同时，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比重除了在2002年明显上升、在2005年略有回升以外，基本上呈小步下行走势。尤其是在“十一五”头两年，此项比重值也持续微量加速下降，仍然属于“逆势而行”。从2001年到2007年总体观之，在全国城乡综合人均总消费绝对值数据链与城乡居民综合人均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值数据链之间，增长同步性相关系数为正值0.078 7，无疑属于极低范围，表明二者之间相关性极低。这也足以说明，在此期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总消费大幅增长并没有带来文化消费的高涨，反而伴随着几乎完全相反的情况发生。

同样，这当中也存在着两个需要深究的问题:（1）文化消费与总消费之间的增长同步性“逆势而行”，显然背离通识常理的原因究竟是什么?（2）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在2002年和2005年两度上升，在2003—2004年和2006—2007年两度连年下降，刚好与图1中文化消费年度增长指数的两次高峰和两次低谷吻合，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

不难发现，图5中城乡居民综合人均总消费与文化消费之间所体现出来的增长相关关系，近于丝毫不走样地重复着图3中城乡居民综合人均收入与文化消费之间所体现出来的增长相关关系。那么，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各自的状况如何，还需要看图6所示2001—2007年全国城镇、农村恩格尔系数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

图6　2001—2007年全国城镇、农村恩格尔系数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

数据来源和演算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8年卷。其中，全国城镇和农村历年恩格尔系数直接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通见2008年卷《9-2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及恩格尔系数》；全国城镇和农村人均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即各自范围文化消费数值与总消费数值之比演算数据。

由图6不难注意到，2001—2007年间，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均在时有回升波动中呈逐渐降低趋势，只是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明显地高于城镇居民数个百分点。从2001年到2007年总体观之，在全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链与人均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比重数据链之间，同步性相关系数为负值0.658 0，明显显示出较大的负相关性，即恩格尔系数降低，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比重提高，这当然是在消费结构“经验判断”的情理之中；在全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链与人均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比重数据链之间，同步性相关系数为正值0.582 3，明显显示出较大的正相关性，即恩格尔系数降低，文化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却“逆势”降低，这当然超乎消费结构“经验判断”的情理之外，而让人不免感到费解。

分别透视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与其文化消费增长的相关联系，能够看到其间明显存在着较大的相关性。然而，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与其文化消费增长关系的相反对应情况，城乡之间分别呈现为彼此矛盾的“正负相关性”，城乡两个方面正负相冲相抵，综合起来大大减低了其间的同步性相关系数，于是在图5的城乡综合数据链上呈现为相关性很低，同样致使民众总消费大幅增长、消费结构变化自然带来文化消费高涨的“经验判断”失准。

四

最后考察本项研究发现的“积蓄增长负相关效应”。

由于社会传统的惰性惯力，中国社会广大民众向来保持着典型的传统农村社会特征，“靠天吃饭”造成来年年景预期不明，“皇天做主”更导致未来生计命运难以把握，致使中国民众向来注重积攒余钱，于是就带来了中国社会的高储蓄率，这在东亚汉字圈里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包括中国城乡居民历年收入与总消费之差的整个消费剩余，而不仅仅是存入银行的储蓄，则全国城乡居民的积蓄数额则会更高得多。偏偏就是这种积蓄的增长变化，与“十五”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增长发生了最为显著的密切关系。这一点可见于图7所示2001—2007年全国城乡人均产值、收入、总消费、积蓄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

图7　2001—2007年全国城乡人均产值、收入、总消费、积蓄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

数据演算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8年卷。其中，全国人均产值、城乡综合人均收入、总消费演算所依据的基础数据同以上相应各图；积蓄即为收入与总消费之差，也就是经济学所称“消费剩余”；各项年度增长指数演算过程同于图1城乡综合人均文化消费年度增长指数演算。后同，不再赘言。

图7同时展示出全国人均产值、城乡综合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与文化消费的各年度增长指数，以同一类型数据更好地体现出了各类数值之间关系的可对比性，能够直接看出其间同步增长相关性的高低。到这里，已经有可能对“十五”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各种关联影响因素加以综合概括，当然，分析的路向将结合此处的重点，追寻产值─收入─总消费─积蓄之间的事实逻辑关系推进，最终落实在影响文化消费的最直接关联因素之上。

（1）基础因素:产值。经济的增长是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的基础，因而产值的增长必然也就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消费增长的基础，文化消费的增长自然也在其间。不过，如果产值的增长未能有效地转化为民众收入、消费等民生效应的同步增长，那么，这种“单纯GDP追逐”的增长成就应当是要打折扣的。何况，民众的文化消费作为一种“非必需”的精神消费，将会同时受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民生进步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社会民生建设有待发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绝非一个“人均产值3 000美元”假说就能够应付得了。

“十五”以来历年产值增长与文化消费增长的关系具体反映到图7中，两条年度增长指数链之间的同步性相关系数为负值0.306 3，即形成了一种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不妨理解为产值增长反而在30.63%的程度上导致文化消费负增长。这无疑已经说明，至少在这一时期内，文化消费增长不仅与产值增长之间缺乏应有的同步正相关性，而且由于受到其他关联因素的影响，发生了颠覆“人均产值3 000美元”假说的情况。

（2）内在因素之一:收入。民众收入水平理应是决定其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乃至文化消费比重的内在因素。然而，中国经济发展多年来长时期面临内需不足的困扰，内需不足主要就是民生消费不足，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当今中国城乡居民的积蓄高居不下，甚至持续不断地加速增长。这并不完全是农业社会“靠天吃饭”注重积蓄的传统影响，还有现代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的原因，致使广大城乡居民在收入已有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或不敢放手消费。如果说，“十五”以来产值增长转化为民众收入增长未能同步，已经打了折扣，那么，民众收入增长转化为消费增长也不同步，又进一步打了折扣。

这样一种“惜购”的状况在“非必需”的精神文化消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旦民众觉得有必要压缩开支，把收入转变为积蓄，首当其冲自然是减少“非必需”的精神文化消费。如此一来，“十五”以来全国城乡居民历年收入增长与文化消费增长的关系具体反映到图7中，两条年度增长指数链之间的同步性相关系数为正值0.077 6，仅仅表现为一种极低的相关性，而使有关常识推论失效。

（3）内在因素之二:总消费。民众消费水平的增长、消费结构的变化无疑是决定其文化消费增长最为直接的因素。30余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成效卓著，国家经济增长，民众收入增多，消费水平提高，各地城乡居民并非缺少满足必需之外的余钱用来扩大消费，也并非没有余钱用于“非必需”的精神文化消费。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通货膨胀，90年代以来算不上成功的“房改”、“教改”、“医改”等，一再给广大民众以未来“年景预期不明”的感觉。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后顾之忧，一有风吹草动有谁设法算计民间的银子，广大民众只会更加捂紧钱袋，减少“非必需”消费，加大积蓄储备，以便有能力应付今后也许更为紧要的不测之需。

在近几年的食品、副食品物价上涨当中，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充分证实。这期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增长幅度下滑，而积蓄增长幅度却急剧上升。可以说，“十一五”头两年城乡居民积蓄剧增，就是从文化消费降低当中扣出来的。“十五”以来全国城乡居民历年总消费增长与文化消费增长的关系具体反映到图7中，两条年度增长指数链之间的同步性相关系数为正值0.473 3，也仅仅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而远远没有达到同步增长的经验判断预期。

（4）表征因素:积蓄。本项研究尽量不用经济学惯用的“消费剩余”概念，而是使用“积蓄”概念，这是因为，“消费剩余”强调的是消费之后的剩余，消费体现为行为的主动性，而剩余则是被动的结果；“积蓄”强调的是有意识地抑制消费的主动行为，刚性消费反而成了不得已被动而为之。这样就可以解释，“十五”以来，特别是“十一五”头两年间，一方面是国家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多、民众积蓄增高，另一方面却是“非必需”的精神文化消费增幅下降，实在是因为广大城乡居民对于未来预期不乐观。面对近几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遍布全国城乡的广大民众不愿意在刚性必需消费之外更多地花钱，甚至干脆压缩“非必需”的精神文化消费，缺乏满足基本民生需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正是其中最为直接的因素，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就是这样与公共服务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

于是，“十五”以来全国城乡居民历年积蓄增长与文化消费增长的关系具体反映到图7中，两条年度增长指数链之间的同步性相关系数为负值0.617 4，体现为具有较大的负相关性。这也就是说，历年积蓄增长指数与文化消费增长指数两条曲线近乎形成一种“镜面对应”或“水中倒影”，此曲线上升则彼曲线下降，彼曲线升上高峰则此曲线跌入低谷。本文开始便留下的疑问──2002年和2005年文化消费增长两次高峰缘何而来，2003—2004年和2006—2007年文化消费两度连年低降又是为何，也在这里得出了答案:正是在2002年和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积蓄增长跌入了低谷；而在2003—2004年和2006—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积蓄增长攀上了高峰。这样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积蓄升降曲线的负相关系数就成了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年度增长态势的明显表征。

至此，不妨分别通过对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与文化消费各项年度增长指数的对比，再来检验本项研究发现的“积蓄增长负相关效应”单独对于城镇和农村是否成立，而其他关联因素的影响在城镇与农村居民之间又有什么异同。

2001—2007年全国城镇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见图8。

图8　2001—2007年全国城镇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

数据演算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8年卷。

图8显示，“十五”以来，在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与文化消费各条指数链之间，收入与文化消费年度增长同步性相关系数为正值0.326 5，具有较低的正相关性；总消费与文化消费年度增长同步性相关系数为正值0.694 1，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积蓄与文化消费年度增长同步性相关系数为负值0.693 3，具有较高的负相关性。与图7中城乡综合情况相比，城镇居民收入和总消费与文化消费的同步增长相关性明显增高，这大概能够说明，在城镇居民当中，收入和总消费在较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文化消费，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变化带动文化消费高涨的经验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立。

同时很容易看出，城镇居民积蓄增长曲线与文化消费增长曲线之间的反向对应依然明显存在，尤其是城镇居民2002年文化消费增长高峰与积蓄缩减低谷最为显著地上下对应，为图7中全国城乡综合相应两条曲线的2002年峰谷互应提供了根据。

2001—2007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见图9。

图9　2001—2007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与文化消费变动态势

数据演算依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8年卷。

图9显示，“十五”以来，在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总消费、积蓄与文化消费各条指数链之间，收入与文化消费年度增长同步性相关系数为负值0.259 2，具有较低的负相关性；总消费与文化消费年度增长同步性相关系数为正值0.225 0，具有较低的正相关性；积蓄与文化消费年度增长同步性相关系数为负值0.888 7，具有很高的负相关性。与图7中全国城乡综合情况相比，农村居民收入和总消费与文化消费的同步增长相关性明显降低，其中收入与文化消费之间的相关系数甚至转变为负值，这大概能够说明，在农村居民当中，收入和总消费对文化消费的影响程度较低。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村居民积蓄与文化消费增长的逆向相关性显著提高，积蓄增长曲线与文化消费增长曲线之间的上下反向对应更加突出。不言而喻，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偏低，恩格尔系数相对较高，在前几年的物价上涨中所受影响理应更大，压缩开支加大积蓄必然导致精神文化消费骤减，这从两条曲线2006—2007年段的对比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积蓄增长负相关效应”作为文化消费增长的一种表征指示器，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似乎更为典型。同时也很容易看到，农村居民2005年文化消费增长高峰与积蓄缩减低谷最为显著地上下对应，为图7中全国城乡综合相应两条曲线的2005年峰谷互应提供了根据。

最终归结起来，倘若要说中国城乡居民的积蓄多寡决定着文化消费涨跌，依然还是会显得多少有些牵强而怪异，但是要说中国城乡居民的积蓄升降逆向标志着文化消费增减，恐怕应该承认这是确定无疑的。

破解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难题，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应该是把民众过多积蓄下来的余钱释放出来。而要让广大城乡居民改变积蓄习惯，放心大胆地花钱消费，解除民众的后顾之忧，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目前，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国“新医改”方案和“新农保”政策相继出台付诸实施，向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迈出新的一步，逐步实现“全民均等化”的国家承诺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策略。完善我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下面的步骤应该是逐渐完成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的全国覆盖和城乡一体化、全民均等化，最终消除在城乡、地区、行业和职业身份之间目前明显存在的“准联邦制”不平等差异，真正实现单一制人民共和国统一制度之下保证社会公平的同等国民待遇。

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民生建设的基本标志之一，宗旨在于保障民生的基本需要，关键在于实现全民范围的均等化。这不仅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家正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改善民生，拉动内需，促进消费，进而带动生产，实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目标。其中，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是一个具有突破瓶颈意义的紧要环节。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提高广大城乡民众文化消费水平和文化生活质量、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保证。

On the Correlative Factors Influencing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China’s Public

Wang Ya’nan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fficial statistic data in 2001—2007，the many factors Influencing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China’s public since 2001，such as the“international experience”—3 000 U.S.dollars per capital GDP，the“commonsense inference”—great increase of people’s income，and the“experience judgement”—big change in the pattern of con-sumption，all the above-mentioned is more or less invalid.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should be the level of public savings increase.“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effect of saving increase”conversely reflect the growth trend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by China’s public.The coverage rate and especially equal degree of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security in China is low，so the public need more“self-protection”for the future years.Due to the pressure of price rises in previous years，the public increase saving，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reduce the expenses on“necessities of life”，consequently they have to cut down the expenses on“unnecessaries”—cultural consumption.

Key words:cultural consumption；influencing factors；saving increase；negative correlation effect

【注释】

(1)详见王亚南等:《文化消费“十五”分析与“十一五”测算》，《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各地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增长态势研究》，《2008～2009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详见王亚南:《从文化民生效应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实效》，《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第1期；《全国各地文化消费民生效应指数研究》，《广义虚拟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