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断时续的漫漫历程

一、出现：时断时续的漫漫历程

(一)最初形态

1912年,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首倡在国务院设“新闻记者招待所”,标志政府记者招待会在中国出现。据《国务员与新闻记者一席谈》(见《申报》1912年5月24日)一文,“国务院前陆军贵宵学堂内特设新闻记者招待所。18日下午2时特邀在京新闻记者在国务院开第一次谈话会,唐总理及各国务员均出席,新闻记者共到20余人。首由唐总理宣言,每日下午2时派秘书2人于招待所接待,遇有可以发表之文件,即交新闻记者带回,诸君遇有质问之事,亦随时可以质问等云。”《大公报》记者黄远生也报道,“国务院近设各新闻记者招待所,许京师内外各记者于每日2时至4时往问要务,以秘书长魏寰组君出席招待时最多。”

图片说明：1912年3月12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25日唐抵南京组织新内阁,接替南京临时政府内阁。图为孙中山及总统府职员与唐绍仪合影。

根据当时有关报道,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发展初期的一些特征：

第一,从时间和程序分析,“许京师内外各记者于每日2时至4时往问要务”,“谈话仅2小时”,说明当时的政府记者招待会历时2小时。“中间问答词甚多”,“答词均极冗长”,可以看出,记者提问数量多,回答时间长,说明当时的中国记者招待会已经具备了问答机制。再就问答的表现和技巧分析,“盖有一二吾同业者所问乃似参议员之质问政府口气”,“而如魏君之雄辩滔滔表述个人意见以为遁词,亦大非开诚布公之道,然如魏君态度之开明,论辩之有条理,以之对待新闻家,恰当其职矣”,“魏君滔滔论辩,善于躲闪要点”,说明当时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有问与答的交锋,也表现出政府新闻官员应对媒体记者采用的一些常用技巧。

第二,从议题分析,“其最紧要之事,为从前借款之报销清册及报销清册何时可以交出”,“言国事如何紧急,中央应急宜统一,国会应急须开设,……魏君又复滔滔雄辩,入于国家统一之得意问题。”由此可见,当时记者招待会的议题涉及到内政外交,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同时,可以看出,当时的记者招待会已经有其主要议题,作为政府的议程设置。如,“最紧要”的借款报销问题,国家统一的“得意问题”,即使记者问及其他议题,回答者也会很快绕开,或避而不答,或简单点答,然后迅速回到会议设置的主要议题,以达到记者招待会举办的目的。

图片说明：1912年,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首倡在国务院设“新闻记者招待所”,标志政府记者招待会在中国出现。

在外交问题上,尽管记者多次提问甚至追问,政府官员均采取回避的态度。“记者于20日前往招待所,……记者既敬听之毕,乃问近日外交孤立,各国共同一致,而进行异常危险,唐总理对于外交有何作用否？魏君谓陆总长未来,外交部事,多系胡馨吾办,至外交作用,各国以不信用之故,共同一致,虽美国有肯最先承认之心,而不能实行,故非国家统一,临时政府取消,如何如何(此时魏君又翻入其前篇议论矣)乃有办法。记者曰,适所请问,并非外交行政,乃是外交作用,当吾民军起义之初,亲交如美国,不信任吾国之共和如日本,皆欲争先承认,并非自初共同一致,所以连衡合从(纵)而待我者,以吾政府及社会之败现象有以致之耳。若临时政府未取消之先,而外交上遂以孤立自安,恐危机日深,将奈之何？魏君又复滔滔雄辩,入于国家统一之得意问题。记者无法,乃直截简当问唐总理近日颇晤外国公使否？晤时除借款外颇及他事否？魏君莞然曰：见过,见过!昨日(19)英国公使尚来谈至两三点钟,但以经济与政治关系之深,故所谈仍系关系借款事居多,此外则为中国前途深抱危险之感而已。记者以此乃知外交上并无作用之可言矣!”仅从此处记载便可看出,关于外交问题,在同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同一位记者就一连追问了3次：一为“乃问近日外交孤立,各国共同一致,而进行异常危险,唐总理对于外交有何作用否”；二为“记者曰,适所请问,并非外交行政,乃是外交作用,……若临时政府未取消之先,而外交上遂以孤立自安,恐危机日深,将奈之何”；三为“记者无法,乃直截简当问唐总理近日颇晤外国公使否？晤时除借款外颇及他事否”。而该记者追问3次的原因是政府官员每次都想绕开外交问题,而集中于国内的议题：一是“魏君谓陆总长未来,外交部事,多系胡馨吾办,……故非国家统一,临时政府取消,如何如何(此时魏君又翻入其前篇议论矣)乃有办法”；二是“魏君又复滔滔雄辩,入于国家统一之得意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是政府官员对外交问题不太熟悉,所以特别谨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外交的特殊性和政府言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政府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涉及外交的提问特别敏感。

第三,从类型和功能分析,当时的记者招待会已经有了专门的外国记者招待会。1914年1月6日,第四届内阁总理熊希龄,宴请驻京外国记者20多人。熊希龄宣布在国务院设一新闻处,将外国之紧要新闻译成中文,中国之紧要新闻译成西文,以期彼此可得确实消息,杜绝谣传。新闻处聘有懂英文的专人负责。“政府与新闻记者之正式交通,以今日为权舆”,说明了当时的中国记者招待会已经具备沟通政府与媒体的功能。

(二)宣传抗战

抗日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政府记者招待会的较快发展。国民党政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次数很多,主要议题是抗战,也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交通、粮食、文教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国民党政府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部门有行政院政务处、外交部和中央宣传部。国民党政府设有外国记者招待所,并经常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同时在国外举行大型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被视作当时国际宣传的一部分。

1945年5月1日,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记者招待会,团长为宋子文,团员中有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和无党派人士胡霖。有外国记者及中国记者300多人参加。《大公报》驻伦敦特派员萧乾在报道中写道：“中国代表团记者招待会举行完毕后,记者即分访由伦敦、纽约及巴黎来此的名记者,他们都一致承认,这是任何代表团记者招待会中最满意的一个。记者再问理由,其中一位说,招待会之所以显赫一时,因为它既机警而又敢说话。另一位认为这是很民主的,因为宋子文答复每一个问题前,必征询其他代表的意见,甚至有一次说,他不过是各代表团的发言人。又有一位称赞招待会的机断与迅速,虽然遇着些极端微妙的问题,都能很快地致答。……有一个记者问：‘董先生是否一个危险人物？’于是宋氏请董氏起立,以示其无损于人。另一个问题是直接问董必武的：‘这个会对于中国内部团结是否将有直接的影响？’董氏答：‘然,但不是直接的。’董氏的答复由翻译员译成英文后,宋氏再高声复述一次,博得不少的掌声。”

由于记者到抗日根据地采访受到严重限制,共产党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的主要机构是驻重庆办事处,举办规模相对较小,举办数量也相对较少。但是,共产党政府对记者招待会的宣传作用相当重视,一直密切关注国民党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对其破坏团结、不利抗战的言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3年7月1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电讯,揭露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无理扣留中共中央“七七”宣言：“当日国民党中宣部招待外国记者席上,纽约时报记者询问周恩来回延安之任务。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发出挑拨性的回答,诬称：‘共产党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与政府合作,一派反对’。关于此事,日本法西斯通讯机关同盟社立即于八日将张道藩之挑拨的诬蔑的声明给予传播,帮助张道藩鼓吹。在七日的外国记者席上,合众社记者又问：听说最近陕北形势很紧张,中央派遣大军包围八路军,是否确实？张道藩态度甚窘,只得用中国话小声地说了一句：‘没有的事’。另一美国记者问：每年‘七七’共产党都有宣言,何以今年七月七日的《新华日报》没有看见宣言？张答：‘这是新闻检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1945年3月8日,毛泽东还为新华社写评论《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揭露了国民党中宣部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言论。

(三)反对内战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周恩来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平、假民主的面目和蓄意发动内战的阴谋,争取舆论支持。周恩来的记者招待会,议题都是当时时局最紧迫的问题。1945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声明说,“中共代表这次来渝,一方面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另一方面是要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我们抱着很大的愿望,要同政府和各方协商解决关系中国民族前途的诸多重要问题,首先待解决的是停止内战问题。”1946年7月,西南联大著名爱国教授李公朴和闻一多相继在4天内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身亡。周恩来立即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声明,指出中国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内战,二是暗杀。

图片说明：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关闭和谈之门,并宣布中共代表团即将撤回延安。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完全撕毁政协决议和一切协定,不顾共产党、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17号举行了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当局一手关闭了”,并宣告：“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在记者招待会上,许多记者纷纷问道：“你们还回来不回来？”周恩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以下是周恩来在梅园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书面声明(刊载于1946年11月17日重庆《新华日报》)：

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已于昨天开幕了,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不但这一“国大”的开会日期未经政协协议,更重要的它是一党召开的、分裂的“国大”,而不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政协协议的国大,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与精神,必须政协决议次第付诸实施之后,在改组后的政府领导之下,始能召开。

政协各项决议,是各党派协议的临时大宪章,是一个整体而不可分割的。十个月来,政协决议不但未曾丝毫付诸实施,而且已被国民党当局破坏无遗。停战协定是经过政协决议批准的,但内战从关外大打到关内,政府当局已彻底破坏了一月间停战令的位置,政府当局在政协开幕时所宣布的四项诺言,从较场口大打直到李、闻暗杀案,已被国民党特务统治破坏得一干二净。政府改组迄未协议成功,和平建国纲领遂亦无从实行；而对许多解放区的地方政府,国民党当局不仅不许其依照纲领规定维持现状,且欲实行“接收”,不允则实行武力占领。军事决议的基本精神是军民分治,但现在国民党政府的各省主席,几无不以现役军人充当。宪草审议在重庆既未完工,中共代表当即有全部保留之声明。到南京后,国民党当局更将其一搁至今,从未再议。国大问题的协议,是政协开会期中最后一个妥协,国民党当局保证不开一党包办的、分裂的国大,并保证通过政协审议完成的宪草,其他党派方允许十年前一党包办的代表得保留在区域与职业的名额之中,但必须包括各党派并代表与解放区代表在内,应完全将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人民自由权利得以保障及政府改组之后才能够召开这样的国大,方能算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现在开幕的所谓“国大”,不只违背上述决议及其精神,便连开会日期或延期,也均由一党政府决定。代表名额,据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已公布者竟达一千五百八十人,在原协议二千零五十人中,已侵占其他党派名额四百一十人,尤其是已侵占解放区二百人代表名额至一百四十人之多。可见这一“国大”是彻头彻尾一党包办的分裂的“国大”。所谓空出名额,等待中共参加,既系破坏政协,又系完全骗局,实际上只是想骗取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参加,以粉饰国民党当局个人独裁的面目而已。

一月来,南京商谈经第三方面人士的辛勤努力,中共方面曾不断提议商谈形式可以不拘,但必须依照决议及其程序办事,均被政府当局拒绝。一党“国大”的会期愈近,我们愈主张停开一党“国大”,方有利于使军事三人会议、政协综合小组及宪草审议委员会得以同时开会,根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与政协决议,解决当前的军事、政治问题,并立付实施,然后方能在和平的环境中,从容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但急于粉饰独裁的政府当局,对此根本不予考虑。

图片说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梅园新村三十号院内

现在开幕的一党“国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谈中的主张成为(三字不明),并且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同时也很快的彻底揭穿了政府当局十一月八日“停战令”的欺骗性。

这一党“国大”还要通过一个所谓“宪法”,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合法”化。这样下去,中国人民一定陷入苦痛的深渊,因此,中国共产党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平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一党“国大”中将要玩的把戏,乃至“改组政府”,我们决无一顾之必要。参加了这一“国大”,承认了这些把戏,必然推翻了政协决议和破坏了政协以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轨道。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进攻解放区之血战方殷,美国政府援蒋内战的政策依然未变,假和平、假民主,绝对欺骗不了人,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四)稳定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从50年代到80年代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记者招待会作为新闻与宣传结合的有机样式,仍然受到政府的重视。1950年,政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新闻秘书工作初步经验的通报》规定,“举行记者招待会,或座谈会,是团结记者,提高记者集中使用记者力量之比较好的组织形式。根据内务部经验,其方法系由新闻秘书负责召集由该部负责人主持,每周末举行一次。会前由部长根据本部之需要决定内容,指定与该项内容有关之负责同志于会上发言,并事先审阅发言人之发言提纲。由于方法之正确,与会记者逐次增多,因而有关该部之报道亦显著增多。中央各部门,如能根据其本身之实际情况,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记者招待会或座谈会,作关于发布重要新闻的说明,当有助于该部门之新闻报道工作。”但在当时,政府记者招待会的发展进程还不甚明显。

中国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次数虽然不多,但已经具有了一定范围的影响力。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讨论朝鲜问题与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等国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世界普遍关注。在近两个月的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举行了6次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以及2次晚会招待各国记者。熊向晖担任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联络官,负责组织记者招待会,接待外国记者。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对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作了五条指示：来者不拒,区别对待；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目；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已经公布、经过授权的事情,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就记录下来,研究后再回答；对于挑衅,要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接待记者时,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地结交朋友。

就在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熊向晖拒绝了王家松的要求,并于事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熊向晖还向周恩来建议说,应该向“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要“警惕”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周恩来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你应该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周恩来指示,在我方记者里找一位合适的与王家松接触,告诉他如果愿意参加我们的记者招待会,我们随时欢迎。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但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民主化的加强,特别是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记者招待会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1980年9月29日,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就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成立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问题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决定内容并回答记者提问。同年,发生“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中国政府召开了又一次影响较大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向国内外公众公布事故调查的情况和处理的结果。1980年,中国记协举行了中外记者吹风会,为记者招待会制度的正式建立揭开了序幕。天津市政府是最早建立记者招待会制度的地方政府,从1981年5月起,他们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仅1982年一年间就举行记者招待会25次,平均一月两次。1983年,中国记协开始组织记者到新闻现场开记者招待会,把记者招待会和参观访问结合起来。

1987年,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等部门联合发文,规定：“国务院会议作出的可以公开报道的重要决定,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定期(每月1次或2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或新闻发布会加以介绍,还可就一个时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发布新闻并答记者问。并建议中央在转折关头举行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做出的一些重要决定,可由领导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主要问题作介绍。也可以考虑就一个时期国内外读者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选择适当时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由中央领导同志或有关部门负责人作权威性解答,电台、电视台播发实况或录音、录像剪辑。”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新闻改革座谈会纪要》,对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会议消息发布工作的制度化,健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等提出积极建议。1989年,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