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电视网的必争之地

第八章　晚间新闻:三大电视网的必争之地

做电视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各通讯社传来的画面和我们自己的摄影师拍摄的画面,并不总是《泰晤士报》(The Times)的读者们所认为的当天最重要的新闻。用画面表现动态过程很逼真,但是让它们表达思想或政策就勉为其难了。

——BBC总监查尔斯·柯伦(Charles Curran)

我认为电视新闻是一种有图像的标题新闻,当观众认为它是报纸的一种重要而快捷的补充时,这种功能最为明显。统计表明,60%的美国人所获得的新闻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来自电视。当我看到这个数字时惊诧不已,我知道我们不得不省掉什么了。

——《ABC晚间新闻》(ABC Evening News)执行制片人

艾夫·韦斯廷(Av Westin)

在非洲……我们的国际新闻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新闻来源。……过去三年,在尼日利亚我们可没少遭罪,电视中那些危险的场景让我们每个人都大开眼界。过去你接收有关越南战争、中东问题的电视报道,认为它们是真实的,它们都来自权威的大媒体。可是突然有一天,你收到一个有关尼日利亚的电视报道,来自同样一家媒体公司,你开始自问,这家公司是否真具有绝对的、毋庸置疑的可靠性。我们开始怀疑,我们是否一直在向我们的观众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一种扭曲的形象。

——尼日利亚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

克里斯托弗·科雷德(Christopher Kolade)

记得当年我在田纳西州的一家报社供职时,弗兰克·克莱门茨竞选州长,而我们的报纸反对他。为了报道他的竞选活动,我总是尾随他一起到那些球场上去,听众大约有二三百人。每当演讲快结束时,他都会将身体前倾着说:“这儿有一位小伙子,一位棒极了的小伙子”,他仔细地环视一下四周后,接着说道,“他就是华莱士·韦斯特费尔特,他被派到这儿来撰写关于我的谎言”。然后,他会一边目送着我离去一边道别:“希望你别介意,沃利^[1]”,我回答说,“没事儿,州长。”你会习惯这种事情的。

——《NBC晚间新闻》(NBC Nightly News)执行制片人

华莱士·O.韦斯特费尔特(Wallace O.Westfeldt)

一

事实上,沃尔特·克朗凯特的日常工作并不像2000多万美国人所看到的那样,一周在桌子旁边忙活5个晚上。他在东部标准时间下午5∶45走到这张桌子前,把夹克衫挂在椅子背后,松开领带,解开领口,把烟斗塞到嘴里,接着把一个秒表放进桌面上隐形话筒旁的一个小格架内,拿出一叠中间夹着复写纸的稿纸,上面写着工作内容,然后,手拿着铅笔低头开始阅读。克朗凯特自己并不写稿,这档节目有3位撰稿人,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克朗凯特撰写新闻稿。不过,他常常修改稿件,他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天才,能把稿件上的一些短语甚至单词,修改得听起来就好像是他自己说出来的话。当他结束修改工作,把当天晚上要在《CBS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中播出的内容编辑完之后,就右手拿着秒表,按下,默默地把稿子通读一遍,然后放下表,拿起铅笔在另一张纸上记下所用的时间。接着,从那一叠纸中抽出复写纸,将编辑好的稿件撕开来,分发给各个部门,其中一份专门留给摄像机上方专门为克朗凯特准备的台词提示器。克朗凯特手里有一份播出稿,但是,基本上只在节目间隙浏览一下,他主要还是使用台词提示器。演播厅的下面是总控制室,导播们需要确切地把握克朗凯特将要说的话,这样他们便可以用按键准确地翻动胶片或录像带,包括广告,“10……9……8……”翻屏提示信号与为主持人准备的台词提示信号不一样,主持人可以立刻开始说台词,而把录像带搬上屏幕至少需要7秒钟的时间,胶片内容在播出前一般也要转到录像带上。

到晚上6∶15左右,播出稿一般已经写完,并且编辑停当,但是工作并没有结束。在克朗凯特的左手边,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下方,是接通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和路透社的电传机,随时会蹦出世界各地的重大新闻标题;每隔几分钟就有专人从电传机上撕下最新消息,把它们送到围在克朗凯特桌旁的三四个人那里,他们可能正在把一些新闻列入播出计划。随着播出时间的临近,克朗凯特完全成了节目的主宰:他不只是明星或新闻主播,而且是“编辑主任”(Managing Editor)^[2],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头衔。最后时刻,他常常会在口头上改动一下他的新闻稿,这时摄像机上是找不到“翻屏提示”的,害得底层控制室里的导播们紧张不已。

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克朗凯特几乎被普遍认为是另一种文化中的Mensch^[3]。随着埃德·沙利文的离去,他成为美国电视荧屏上首屈一指的人物。1964年,因为由亨特利和布林克利联袂主持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报道赢得了收视率桂冠,因此在这一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CBS将克朗凯特从电视报道的中心位置上调离了,但他并没有颓唐畏缩或者鸣冤叫屈。现在,克朗凯特又回到了顶尖位置,因为他是这一行里最棒的,他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站在摄像机前面的人。

克朗凯特曾经担任得克萨斯大学校报的夜班新闻编辑,在那里,他还是大幕俱乐部的演员,直到这两个角色的任务发生了冲突才作罢。克朗凯特与广播电视网的第一次接触是在“二战”期间,当时他作为合众社的记者被派驻伦敦,埃德·默罗(Ed Murrow)聘请他为特约记者,1950年,他成了CBS的全职工作人员。前合众社社长休·贝利^[4]常常说,克朗凯特是少数几个他后悔因为拒绝支付竞争性高薪而从合众社流失的人才,其实,合众社并不是没有这个财力。虽然,克朗凯特并不认为干报纸的经验对于电视记者来说是必需的:“埃德·默罗这位人中豪杰也没有为哪家报纸工作过嘛!”但是,他还是非常珍视他的合众社记者背景:“干这一行应该了解通讯社,因为你必须跟它打交道,如果不知道通讯社如何工作,那会很碍事的。”

但是,即便克朗凯特有如此聪明的才智、背景和不知疲倦的毅力(他受公众欢迎的重要原因,恰恰在于他可以整个晚间与公众一起分享政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太空探索的信息),但是,对于CBS新闻而言,他的基本作用就是一个表演者。只有在美国,播报员才是电视新闻运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即使是在美国,克朗凯特也要说:“电视台的管理层认为新闻主持人只是电视台的前台人员,而不是新闻记者。”在英国的BBC、法国广播电视公司(I’ORTF)、意大利广播电视台(RAI)或者德国的地方性电视台,读新闻稿的人(通常为女性),都是些能说会道的典范。他们也许会在晚间电视上露面,向观众报告当晚的娱乐节目安排,英国人称之为“linkman”(串联者),法国人称之为“présentateur”(表演者)。在电视发展的早期阶段,BBC的“linkman”是要穿无尾礼服的。因为只是作为播报者而已,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带有固定的表情,如果是女孩,一般都露齿微笑。在美国,当一则清香可人的牙膏广告播出之后,紧接着播出一条新闻,比如一幅有关秘鲁地震的画面,情形就未免有些尴尬了。不过这种尴尬情形并不比典型的英国式新闻节目编排得更糟糕。例如,在英国,在播过饥饿的孟加拉难民之后,荧屏上会紧跟着出现一个长相非常甜美的姑娘,她用动听的嗓音抑扬顿挫地说:“现在让我们去参加今天下午在白金汉宫举行的游园会吧……”

对几乎所有的美国评论家而言,重视新闻主持人的作用似乎是错误的(将他人所看到的事实播讲出来,这样的人所具有的魅力似乎不能成为评判一家新闻机构品质高下的有效标准),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播报员所焕发出来的魅力,将美国电视新闻从完全依赖对突发事件的图像获取中解救出来了。当荧屏上那个躲避不了的家伙成为一个虚幻的人物时,电视新闻的全部重点便集中到记者们能够用镜头表现的新闻事件上了。尽管没有人进行过权威性的数字统计,但是随机观察表明,除了美国化的英国独立电视台新闻外,同美国相比,欧洲电视新闻中的静态图片(指投射在屏幕上、位于新闻主持人脑袋旁边的图片)的数量要少得多,播报员口播的新闻条数也少得多。重要新闻在欧洲人追求影像的压力下变了样子,结果,尤其是在德国,电视新闻成为一帮发福的中年男子围着一张会议桌轮流坐庄。

如果克朗凯特觉得某一事件值得做成整整一分钟的新闻节目(这在电视网新闻节目中算是很长的了)的话,他就会把它做成一分钟的长度,哪怕制片人对节目没有任何视觉上的兴趣。《CBS晚间新闻》的节目表上可能有五六个胶片或录像带,其中占播出时间大约1/3的是“克朗凯特”这个名字。观众们只要看到新闻主持人,就不大会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因此,美国的新闻导播比他们的欧洲同行有更大的行动自由。

在ABC,该电视网晚间新闻的执行制片人阿夫·韦斯廷和他的图表主任本·布兰克建立了一个幻灯片资料库(在当地的行话里又称作“灯箱”),在节目开头为比较重要的新闻作提要,在霍华德·史密斯或哈里·里森纳^[5]播报新闻的时代,也被用来弥补荧屏上图像的欠缺。由5位画家组成的小组对这个资料库逐步进行扩充,组长叫杰里·安德烈亚,是一位“可以用任何风格为任何新闻配画”的年轻人。他们每天下午制作4～6幅醒目的木炭素描,以便叠加到当晚播出用的彩色背景上。这些艺术品,把霍华德·史密斯的剪影放在左边,或者把里森纳的剪影放在右边,以揣摩实际播出时的效果,在下午5∶45之前是不会送到演播室的,“有一点儿忐忑不安”,本·布兰克说,“天天如此”。

在美国,一位新闻节目的执行制片人还必须为他的半小时节目准备足够的影像资料。每天上午10∶00左右,工作人员会把已经送到控制室的胶片,连同该电视网记者和摄像师当天采访到的新闻列出一个清单。人们时常持有这样一种偏见,即反对当晚新闻说头天的事。可事实上,在新闻部门最有风险的采访中,有许多都是费时费力的。例如,现任NBC新闻总裁的鲁文·弗兰克在制作亨特利—布林克利节目时,为也门内战的一条图像报道足足忙了两个星期,士兵骑在骆驼上的情景极具异国情调,对于那些热衷于洞悉世界风云的人来说,这样的报道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琐事。派遣采访组远赴也门,将录像传回纽约,以及向某些关键人物施惠, NBC新闻部花费了大约3万美元。可是,要报道这条新闻至少需要6分钟,因为你首先要告诉观众也门这个国家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不是有一天节目单上缺少“硬”新闻,留出了较大的时间空档的话,弗兰克还播不了它。此外,还有一些新闻片,比如关于西部大旱的新闻、关于试图让州立法机关通过不追究过失责任的汽车保险议案的报道、关于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发生财务危机的报道,等等,每一条新闻都有相当的重要性,但都是“软新闻”,都不是发生在当天。如果没有一则吸引人的硬新闻为它们铺路,或者没有一个乏味的下午能够留出空档,要播出这样的软新闻,也许要等上好多天。大多数这一类“微型纪录片”根本不会出现在电视网的晚间节目中,不过,最后总会出现在CBS收视率较低的、长达一小时的《早新闻》节目中,这档节目在东部时间早晨7∶00～8∶00、中部标准时间早晨6∶00～7∶00播出。其他电视网的做法是,如果有人要看,就把这类片子交给地方电视台在黄昏时分播出。显然,如果一家电视网没有建立新闻节目资料库的话,它是不会做这类事情的。

日常工作表,这在ABC新闻部被称作“活动安排表”,会受到更加仔细的检查。每一家电视网在世界各地都有15～20个分社,通常,分社社长有权决定每天的报道内容。纽约方面可能希望报道一些出访的显要宾客(比如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6]在巴黎航展上的活动);或者是在美国的报道中未能捕捉到的东西,比如涉及法国的海洛因走私活动。每个电视网的执行制片人下面都有两三个不带头衔的制片人,他们轮流忙着为每晚的新闻节目做CBS所谓的“概览”。所有分社每天早晨都通过电传发回报道,其中有许多是用电话做的广播报道:广播电视网建立独立的新闻附设机构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建立一个既为广播又为电视服务的整合性机构。

当报道海外发生的重大突发性新闻事件时,为了当晚能播出相关图像,可能需要使用通讯卫星。通讯卫星公司(COMSAT)卖给电视网的时间,以10分钟为最小的单位。1971年,从伦敦发回新闻需要2490美元,从东京发回需要2520美元,从香港发回需要2280美元。通常,传送新闻极少有超过3分钟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各电视网新闻部门就会互相协商,将10分钟分割开来分担费用。这种合作得到了司法部的批准,因为他们分担的通常是卫星费用,而不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国内线路。1971年,各电视网用电话线传送一条西海岸新闻所支付的费用,和用卫星报道一条欧洲新闻的花费是一样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彩色电视线路只以小时为单位对外出租,价格是每小时每英里130美元。这意味着一条2分钟的新闻,比如里根总统的一次新闻发布会,每个电视网就要支付一小时的费用——超过2500美元。

三大电视网现在都把华盛顿作为新闻源,从那里传回几条晚间新闻,这样,连接纽约和华盛顿的线路下午一般都很忙。中午时分,其他国内分社同纽约总部也要开一个电话会议,讨论每一分社负责报道的所在地区的新闻是否能在电视网播出。由于地域优势,一则当地突发性新闻可能会由附属台采制报道,供电视网播出,可是如今,地方台管理层却不再热衷于做这一类工作。NBC的弗兰克说:“过去,他们常常做15分钟的节目,但是现在,他们一天要做3个节目,其中一个有一小时长,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会报送给你一条新闻,比如,关于某一突发事件、一次自然灾害,或者刑警侦探方面的报道,但是到第二天,你就别无指望,只能派出自己的人马了。”

当然,弗兰克也谈到做地方台主管的感觉:地方台记者不仅乐于上全国性的电视网展示自己在家乡练就的才华,而且还会因为出镜而获得额外的收入。电视新闻的形式和某些内容,一直受到与美国电视与广播艺术家联合会(AFTRA)签订的合同的影响,该合同要求在如下情况会员应该得到额外的报酬:在电视上出镜,或者在一档得到资助的电视网节目中让观众听到声音,报酬一般为50～150美元。在欧洲,电视新闻通常是录播的,观众对记者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而在美国,习惯的做法是,记者站在某一场景前,比如站在一座冒着浓烟的越南医院的废墟前,说:“这是萨姆纳·比奇为‘阿尔法贝特(AlPhaBet)新闻’所作的报道。”近年来,各电视网新闻部越来越多地与其采编人员签订年薪合同,以消除AFTRA的影响,缓解促使记者千方百计地获得最刺激的新闻并且让自己出镜的压力。这个压力虽然不大,却并非微不足道。

日常工作表显示,事实上,大多数“新闻”都是可以预知的。参议院计划就一项保留小型炮弹的议案进行表决;劳工部部长的夫人将主持一艘新型核能潜艇下水仪式,此为这类人物首次发挥这样的作用;日本学生宣布他们将以如下方式抗议一名得克萨斯州机器公司的经理谒见天皇:在交通高峰期躺在东京银座街上,并像号角一样地呼喊。要报道上述每一起事件,电视台都会派出一名记者和一个摄制组。在一些因罢工而陷于瘫痪的铁路线上,铁路公司正忙着恢复通车,几家分社则在调车场和车站上架好了摄像机。到下午1∶00,晚间新闻的执行制片人就能知道他晚上能得到什么新闻;到3∶00时,他就可以拟出一份比较确定的播出计划。ABC的韦斯廷会用左手把它写在一沓黄色的便笺上;NBC的韦斯特费尔特则口授给一名制作助理,由那位年轻女性速记下来。

英国人约翰·惠尔写道:“对于那些无法预知的事件,电视几乎没有什么作为。虽然设备的笨重程度在逐年递减,但电视也许仍然是所有新闻采集手段中最慢的一种,你必须配齐全套的人马和设备:电源、照明、焦距、音响,等等,都必须调整好。”或者,用弗雷德·弗兰德利的话说,“用电视报道新闻就像用一吨重的铅笔写字”。不过,鲁文·弗兰克也指出,这些都是报人的观点,报人们忘记了一点:一条新闻并不是一离开报纸主编的写字台就立即送达读者面前的,而电视向观众传送画面比报纸向读者提供文章要快得多。

典型的电视摄制组由4人组成:记者、摄像师、音响师和电工。采访中,通常由记者告诉摄像师哪些场面需要用“远景”拍,哪些场面需要用“近景”拍;不过,这并不表明摄像师是完全被动的,事实上,他也会告诉记者,一则报道中需要什么。对于制片人来说,需掌握的最重要的技巧之一,就是清楚什么样的记者应该同什么样的摄像师搭档。剩下的工作就交给编辑了,他总是很勤奋地工作。

ABC在下午6∶00、中部时间下午5∶00,第一次向它的附属台传送晚间新闻。另外两大电视网则在晚上6∶30首次播送新闻节目。如果第一次节目播得“很彻底”,即使每个人也许都在继续等待“最新消息”,随后的信息也就只是重播录像带了。一则来自白宫的报道可以在任何时间插入播出,因为白宫配备有很好的技术设备,并有专人负责将新闻发出去。事实上,华盛顿发生的一切都会十分迅速地传遍各地,那里的摄录机和信号传送系统由在纽约的控制中心指挥,在华盛顿制作的录像带和在纽约制作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在大多数地方,下午3∶00以后的突发新闻就不可能对全国播出图像了,只能由新闻主播口播,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派出摄制组拍摄、发回录像、冲洗、剪辑,编成有适当长度和连贯性的片子,并与声音同步制作成一个声道,再用特别预定的电缆或者微波线路传回纽约。游行之所以能被搬上荧屏,原因之一是,组织者常常就电视制播的方便来安排自己的游行时间,这样便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此相仿,乔·麦卡锡^[7]举行新闻发布会和发表重要声明,也往往赶在东部晚报截稿时间之前。

一条新闻,无论是胶片拍摄还是磁带拍摄,要为它预留多长的时间,这一类决策通常必须在新闻素材进入新闻部之前作出,而且是不可更改的。莱斯·米奇利在负责克朗凯特的节目时说:“对于我们,时间就代表空间。如果我们定4分钟,谁都明白那是一条重大新闻;如果只是1.5分钟,每一位为它工作的人(撰稿人、主编、剪辑师)就会知道,那是一则小报道。”在任何情况下,每一条迟来的新闻的长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它所取代的其他新闻的时长决定的。对一个新闻摄制组来说,胶片剪辑是一项技巧很高的工作,即便记者在演播室里重新配音,如果不是再次从头操作来自现场的400英尺的素材带,一个140秒(84英尺)长的节目是很难被剪到110秒(66英尺)长的,而且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干这事。

下午4∶00～5∶00,有时迟至5∶30,执行制片人就会忙个不停,忽而跑向他办公室里的那台电视机,忽而走进审片室,查看所有准备在当晚播出的新闻片。如果他觉得什么东西漏掉了或者什么东西过了头,那条新闻就会被重新编辑;如果是一条“软”新闻,而他又不喜欢,就会用资料库里的片子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如果节目后要配评论,那么新闻主播们会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写出评论来,到5点左右,他会来报告播出评论所需要的时长,这虽然基本上由他自己决定,但是也要受到编辑方针的制约。以1971～1972年的NBC模式为例,布林克利可能有6分钟,而里森纳和塞瓦赖德^[8]多数情况下可能只有不超过2分钟的时间。任何一家电视网都不会有谁试图指导这些“评论家”或“分析家”该说些什么;事实上,在ABC,当里森纳和史密斯将他们的评论向公众传播的时候,阿夫·韦斯廷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新闻播报不需要排练。摄像机的位置和灯光每天都是固定的,新闻主播的播报水准也是人所供知的。技术人员从预先录制好的节目中顺次提取胶片或磁带,台词就在摄像机上方的台词提示器上打出来,这样,坐在桌子后面的主播可以在看着你的同时看见台词。NBC不设台词提示器,观众们可以看到约翰·钱塞勒^[9]在念自己写的稿子。黑色的纸板上写着白色字母,黑底白字,提供给在屏幕下端的“提示”,显示说话者的身份。由于节目不仅会被商业广告打断,也会被一些临时插入的胶片和磁带打断,这样,新闻主播和导播之间便有多次机会进行交流,可以当场解决问题。此外,由于控制室里的人们与外界隔绝,他们只能通过镜头看到演播室,而新闻主播只能在插播广告的时候用电话或耳机得知节目的进展情况,因此,所有这样的交流都是电子化的。

在NBC,制片小组搭乘洛克菲勒中心电梯下一层楼,在专门拨给新闻部的一间演播室里做节目。而在ABC,在演播室里或者演播室附近有事要干的人们,在一间用作办公室的地下室拥挤的走廊上,急匆匆地来来去去。这间走廊从前是马厩,地下室正对着德斯·阿蒂斯特斯大酒店以前的餐厅,现在铺设了电缆,屋里吊着灯,《ABC晚间新闻》将从这里传向四面八方。在CBS,新闻部位于曼哈顿的远西区,演播大楼里堆满了过去的日用品,设有两间新闻编辑室,小一点的用于做克朗凯特的节目。两台电视摄像机被咕噜噜地推进门去,放在它们平常的角落,那个地方即使从最好的角度看,也要受限于一堆乱糟糟的门和桌子。克朗凯特的办公室与新闻编辑室之间用玻璃隔开,他本人从堆满书籍的办公室走出来,坐进椅子,开始核对文稿,如果有一页顺序错了,那将是一场灾难。当他核对完文稿的最后一行时,时针已经指向播出前的最后一分钟。一名女化妆师一面迅速地往他脸上打上定妆粉,一面举着他梳头用的小镜子给他看。当时间还剩下15秒时,他扣上领扣,系紧领带,到椅子边上穿外套。到播出前最后一秒时,他转动转椅,以墙上的一幅地图作为背景,面对着摄像机,这时画外音响起:“这里是纽约的新闻直播室,沃尔特·克朗凯特为您报道《CBS晚间新闻》……”

二

在20世纪60年代,电视新闻获得了普遍认同。在电视发展的早期阶段,新闻是没人待见的继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广播界人士认为电台在传播新闻方面更具有优势,另一方面是由于电视新闻要想做得完美,耗费实在太多。1945年, NBC曾经雇佣一名新闻影片拍摄者,他手头的摄影机是从战时新闻局^[10]偷出来的; 1948年,该电视网把摄制新闻影片的工作转交给福克斯—有声影片公司的新闻片制作部门。CBS则采用赫斯特—米高梅(Hearst-MGM)和电信新闻(TeleNews)的节目。一直到1954年,默罗的《现在请看》(See It Now)节目组还在借用赫斯特的工作人员,其时,麦卡锡已经向默罗倾泻了他对赫斯特集团不可遏制的愤怒,包括对CBS记者唐·霍伦贝克的个人攻击,后者曾经在晚间11点的纽约地方新闻中热情称赞了默罗的节目,这档节目是紧跟着《现在请看》播出的。遭到指控的霍伦贝克几个月后自杀,弗雷德·弗兰德利要求,无论代价有多大,CBS都要同赫斯特集团断绝关系,结果它真的这么做了。

然而,在20世纪50～60年代初,各大电视网播出的时长15分钟的晚间新闻,基本上是一种电台式的口播新闻,只有少量的图像。由于当时还没有录像(磁)带,其他地方的胶片要传到纽约不得不靠空运(电视网新闻部的摩托车在纽约各机场疾驰出入是当时常见的景象);或者以极其昂贵的代价,通过电信线路分两次传回纽约(由于要分两次传送到各电视台,因此节目不得不做两遍)。当时,由于还没有通讯卫星和大容量的海底电缆,来自国外的胶片至少要晚到一天;可以进行远距离的现场报道,但是要求事先作周密的计划,也需要非常热、非常亮的照明。当宣传家们为电视媒介传播现实的能力而欢呼雀跃时,他们所说的实际上是演播室式的新闻发布会或访谈节目(在肯尼迪之前,总统新闻发布会是不作现场直播的)、电视转播的参议院听证会、纪录片,以及以好莱坞式的10∶1的大片比拍摄的非虚构性纪实片,加上默罗的解说。最初,15分钟的电视新闻制作得相当粗糙和草率,安排在晚上7∶30播出,由于CBS将新闻推后,在这一时间改播娱乐节目,使NBC傍晚的新闻节目收视率受挫,后来,NBC便改在7∶15播出新闻了。

演播室时代的新闻节目制作技术,非常简单,也不太专业。纪录片制片人佩里·沃尔夫回忆说:“1951年,当我刚刚涉足电视新闻时,手下人员不足的电视新闻部主任西格·米克尔森问我:‘你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做这样的人,能说“来一个,来两个”,’他回答说:‘那你就是主任了,你为什么不明天就接手《早间新闻》呢?’”

此外,当时电视界还有一个传统:即使发生了最重大的新闻事件,也不会中断节目进行插播。当时,电视网节目时间都是以一小时或半小时为单位出售的,广告主自己制作节目,如果预留时间,不仅会使电视网遭受损失,而且还要向原本为该时段制作节目的公司付费。有一次,当艾森豪威尔总统走到镜头前,谈论第七舰队在中国东南沿海附近的金门、马祖地区会干些什么时,NBC和CBS把他的讲话一直拖延到晚上黄金时间娱乐节目之后才播出。1961年,肯尼迪总统打算向密西西比州乃至全美国人民解释,为保障詹姆斯·梅雷迪斯进入该州大学的权利,他将做些什么,为此,他希望电视网留出星期天晚上8∶00的半小时时间给他,但电视网却为是否应该放弃这个收视率最高的时段而争论不休,最后,肯尼迪不得不做出让步,节目改在晚上10∶00播出。肯尼迪原本要求的播出时间是密西西比州日落之前,最后得到的时间却是夜幕降临之后,其时骚乱已经开始了。直到与弗兰克·斯坦顿私交甚笃的林登·约翰逊当政时,这位美国总统才得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目的选择电视时间。

截至1955年,CBS留给默罗《现在请看》的时间一直是晚上10∶30,每周播出一次。这个每周一播的夜间节目,最后几周有两次半个小时的节目,主题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吸烟导致肺癌”。回想起来,这些讨论颇具讽刺意味:首先,默罗本人是一个烟瘾很大的老烟民,最终死于肺癌;其次,一位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尼古拉斯·约翰逊在1969年的《电视指南》上攻击“寂静的荧屏”,并提出如下不乏挖苦意味的问题来吸引众人:“当发现广播电视并不热衷于告诫人们吸烟有害健康时,你感到奇怪吗?”(为了对约翰逊的问题作出回答,CBS新闻总裁理查德·萨伦特曾经列举了从1962～1969年播出的有关吸烟题材的4部纪录片,但是他忘了默罗的节目)。1955～1956年间,默罗一周有7小时不固定的晚间播出时间;到1956～1957年时,他已被挤到星期天下午的一个时段。由于CBS的附属台不愿为默罗的节目腾出时间,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人们根本就收看不到这个节目。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挫折,也许是1957年CBS对尼基塔·赫鲁晓夫进行的一次电视专访。这是CBS的一次独家专访,可是收看节目的观众却非常有限:那个星期天下午,只有105家电视台播出了这次专访,而同一天晚上,却有220家电视台播出了CBS的《埃德·沙利文秀》。

1958～1959年间,在电视网晚间节目排期表中,新闻和与新闻有关的节目只占很小的比例,整个荧屏充斥着猜谜节目。迫于公众和国会的压力,也出于某种自我保护的目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要求三大电视网作出一项特殊承诺,为此,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约翰·多尔弗在华盛顿召集了一次未记录在案的会面,他会见了罗伯特·金特纳、斯坦顿和戈登森等人,告诉他们说,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他们每周至少制作一小时的公共事务类节目,而且在播出安排上不得与同一时间的类似节目相冲突。当有反对意见指出这种串通行为违反《反托拉斯法》时,多尔弗从他的办公桌里抽出一份司法部的书面意见,该意见指出,为这样一项高尚的事业而合作,电视网的行为是完全合法的。

随后,大量低成本的、准备不周的公共事务类节目开始涌现,这对扩充电视队伍而言十分重要。由于ABC不可能独立承担这项工作量很大的任务,这样,一家名为德鲁集团的电视制片机构(该集团与时代公司有不少联系)便获得了一个机会,进军电视业。在NBC,戴维·布林克利开始崭露头角;在CBS,霍华德·史密斯和戴维·舍恩布伦则获得了更多的出镜机会。然而关键问题还在于人员的数量而不是质量。为了承担制作公共事务类节目这一重任,各大电视网新闻部不得不大量吸纳人才,但节目本身却未能自负盈亏。通常的情况是,这些节目只能以稍高于播出时间成本的价格出售。公司主管们注意到,晚间新闻的收视率和时段销售情况比较好,如果能够将15分钟的节目时间延长一倍,即使多雇佣一些人也会有利可图。1963年,在两周的时间内,CBS和NBC分别开办了半小时的新闻节目。

此时,技术进步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电星”近地卫星已经进入太空,这只大鸟在飞翔时,可适时进行远距离的信号传送。1962年,布林克利在巴黎向美国观众作现场报道,他在镜头前详细描绘了这一新上帝^[11]的所作所为,这种事情在欧洲实在不多见。第一台磁带录像机——安佩克斯录像机开始出现;电影和电视摄像技术都有了巨大改进,减少了对人工照明的需要,而人工照明正是影响电视新闻报道的一大因素。

然而,电视摄像机技术的改进却并没有给电视网新闻带来人们所希望的益处。问题出在工会那里。1971年时,为电视摄像师配备一台轻型摄像机和背包式传输机是有可能的,这样新闻的传输和播出速度都要快得多(因为省去了冲洗过程,过去,如果是彩色胶片,几乎需要一小时的冲洗时间);而且信号干扰可以进一步降低。可是,电视摄像师要么是全国广播电视业雇员与技师协会(NABET)的会员,要么是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IBEW)的会员,而电影摄影师都是国际戏剧舞台雇员联盟(IA TSE)的成员。根据N ABET的现行章程,在一般的新闻报道中用磁带取代胶片是绝不可能的,除非发生影响整个电视制作业的长达几个月的罢工,否则便不可能改变现状。

另一个问题也与工会有关,或许会减少新闻节目“杂志化”的机会。美国导演公会(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坚持认为,如果摄制组要拍摄的是比长篇大论的发言者头像更复杂的东西,只要不是即时性硬新闻,就必须派导演去。作为NBC的劳工关系顾问,理查德·戈尔茨坦曾经致函各电视网新闻部,他写道:“一部新闻纪录片要署名由×××导演或是由×××编排,这种观念是有悖常理的。”有一次,甚至美国作家公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也来添乱:CBS曾经对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采访,并制作了一档节目,当弗雷德·弗兰德利认为写作者不过是为节目而写说明文字,坚持要删除“由×××撰稿”的字幕时,他立刻遭到了罢工的威胁。尽管弗兰德利争辩说,打上这样的字幕会引起误会,人们会以为艾森豪威尔的言论是捉刀之作,可是最终他还是认输了。

1970年底,经济陷入低迷。为了打赢晚间新闻的收视率大战,CBS和NBC的新闻部变得更加庞大了。最初,ABC一直持观望态度,随着竞争的加剧,ABC也加入了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大战。到1971年,ABC的观众群规模大约是CBS平均观众人数的60%。现在,三大电视网的新闻部门都成为非常庞大的机构。而在报界,只有《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会雇佣如此之多的人员从事新闻工作。

1971年,CBS新闻部有800多名雇员,每年预算达4700万美元。CBS新闻总裁萨伦特估计,大约80%的钱都“喂给”了克朗凯特的节目。相比之下,NBC的新闻部规模要庞大得多,因为它要负责制作《今日》节目和NBC所属电视台的地方新闻节目,以及全国性新闻节目。不过,NBC新闻总裁鲁文·弗兰克说:“没有预算这回事。把报纸那一套会计程序照搬到电视新闻部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做了许多我们电视网本来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把这些看成是一种损失,那是愚蠢的。”ABC新闻部的规模要小得多,但是3500万美元的预算也不是区区小数。

报道新闻天生就是一项费钱的事业:想要用兵一时,当情况发生时能把记者派到现场去,就得养兵千日,而且要万事俱备。新闻机构中的关键性决策是财务决策,后者决定了新闻报道的目标高低;决定了发生情况时,记者赶赴现场采访并发回报道的机率和能力。1971年春天一个美好的夜晚,菲德尔·卡斯特罗将要访问智利的谣言一夜之间传遍了纽约;第二天一早,三大电视网都派人带上设备飞往圣地亚哥,但是消息是假的——卡斯特罗一直待在哈瓦那。这种在莫须有的访问上花费大量冤枉钱的意外事件引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

本·巴格迪基安^[12]和兰德公司估计,在“大型都市报(超过30万份发行量)”中,那些决定刊登什么内容、将哪些稿件扔进废纸篓的“把关人”(gatekeeper),他们实际审阅的稿件量是报纸刊登量的10倍。反观电视,每一家电视网的新闻节目带子每周大约有10万英尺长,而每周的播出时间不超过50个小时,最后能播出的只是其中的2%。显然,干这一行的人谁也不可能把它们从头到尾看一遍,否则你就甭想干别的事情了。此外,通讯社会将遍布世界各地的50～100个驻外记者和特约记者发回的报道统统向报纸倾泻,而新闻制片人还得不辞辛苦地阅读报纸。

电视播出的半小时内容,只是报纸所刊载信息的一个零头。有一次,CBS新闻总裁理查德·萨伦特将克朗凯特半小时节目的全部口头文本,按照《纽约时报》的格式书面化,并且将它贴到该报的一份样报上,结果只占到头版8栏中不到4栏的面积。“我们有48位常设的外派记者,”萨伦特说,“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亚特兰大、洛杉矶、伦敦、巴黎、波恩、罗马、莫斯科、贝鲁特、特拉维夫、开罗、西贡、香港和东京都有我们的分社。但是,如果看看这个庞大的世界性新闻机构的业绩,就会觉得有些蒙骗人”。另一位与萨伦特观点相左的新闻主管则说,萨伦特的例子才是蒙骗人的,《纽约时报》只有一家,电视网新闻节目比起诸如《丹佛邮报》(Denver Post)或《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之类报纸的新闻来,看上去要好得多。

说来也怪,大幅压缩篇幅的要求,使得“把关人”的工作(安排每晚的节目)变得更加容易而不是更加困难,因为能够播出的新闻只有寥寥几条。就像阿夫·韦斯廷所说的那样:“播电视新闻,玩的是毙片子而不是往里塞。”过去,发挥一点儿个性是有可能的——还是NBC制片人的时候,鲁文·弗兰克曾经把“《本着被爱》(By Love Possessed)未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当一条新闻播出。现在,人们更多地感觉到,对新闻的判断必须严格受制于事件本身。

在国外新闻方面,只有自然灾害、革命、政府更迭,以及国与国之间发生争端这样的新闻才会入选;而国内新闻方面,总统大选或声明、立法或国会听证会、政治纷争、罢工、飞机或火车失事、重大犯罪、大案要案审判、重大破产倒闭事件、公众骚乱等等,如果节目令人感兴趣,便有机会与观众见面。1971年8月,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黑人分离主义者中强硬的一派)在一场枪战中失利,NBC的华莱士·韦斯特费尔特看着事后拍的片子说:“没什么。不过是一场日常枪击案罢了。”当时,他已经被有关尼克松的事情纠缠3天了。一般来说,三大电视网的晚间新闻有4/5的内容都是相同的,虽然每一条新闻的播出时间和先后顺序可能有所不同,比如ABC的晚间新闻通常短一些,NBC的晚间新闻要长一点。这种互补互利的做法是很明智的,每一家电视网都在纽约播出之前把节目传给市外的附属台,这样,人们便可以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看看竞争对手在做什么。在CBS,这种观看通常是集体进行的,包括克朗凯特在内,大家都挤到执行制片人的小屋里,对着屏幕上的NBC新闻,叽叽喳喳,指指点点。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西欧,全国性的新闻机构每天都要完成一些例行程序。在欧洲,电视新闻部门每天10∶15要召开电话会议,不是与分社,而是与西欧各电视系统的新闻部主任通话,看看有哪些新闻可用,如果想要的话,从欧洲电视网^[13]上可以获得,电话会议用的全是英语。不过,有些习惯可能不同。欧洲的新闻节目可能包括在演播室进行的现场访谈(这在美国电视网节目中几乎从未出现过);单条新闻可能比较长,比如在尼日利亚内战期间,英国商业性的独立电视公司(ITN)播出对尼日利亚总统亚库布·戈翁^[14]少将的专访,在整个26.5分钟的节目中占了12分钟,在《10点新闻》(News at Ten)节目中,长达8分钟的人物专题并非罕见。巴伐利亚电视台为进行一次远程现场新闻直播,要做三天的准备。该机构的全部图像资料都供新闻部门使用,一旦需要,还可以从娱乐节目部门抽调摄像师。

每天下午4∶30,法国电视一台要为晚上7∶45播出的新闻节目作最后的编排。换言之,下午4∶30之后发生的事情,要想在当晚播出就非常困难了。相比之下,法国电视二台每天上午10∶30召开正式会议,讨论晚间《24小时》(24 Heures)节目该上什么内容,这个节目由半小时杂志性内容和半小时新闻组成,分别在晚上7∶30和8∶00播出。但是,直到播出前一刻,节目内容还一直在变动。实际上,新闻主播在上镜头前,一般要确定好播报或进行现场访谈的时间安排,他既要看台词也要注意看时钟,两者对他来说同样重要。执行制片人本人则在播出前15分钟对节目内容最后定稿。

1971年夏天,一位美国来访者参观了《24小时》节目上午10∶30的会议。代理执行制片人是雅克—奥利维埃·查塔尔德,一位很潇洒的年轻人,带有早期迈克·华莱士的法国式风格,通常担任该节目的外国新闻主编。一群人拥挤在他狭小的办公室里,包括13名男士和两名妇女在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报道领域和分工。会议开头是总结昨晚播出的节目,不断有人为片子编得如何粗糙发生激烈的争论,随后,查塔尔德通报当晚杂志节目的安排:关于普罗旺斯地区即将来临的一个节日的特别报道;一场关于可可·夏奈尔^[15]新书的讨论,包括在布瓦一处豪华场景中拍摄的可爱的女作者;有关第二天将在隆尚举行的一场赛马的专题报道,包括直播的演播室访谈、录播的在赛道边的采访,以及近期赛事的图像。

对于新闻部分,政治分析家们建议,为前一天刚刚发布的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再另写一条导语,但是查塔尔德不同意。他认为,作为一条硬新闻,尼克松访华一事头天晚上已经进行了完整的报道。查塔尔德说,据称基辛格先生在巴黎有一个“petite amie”^[16],6个月前曾经去过华盛顿,她已经提供了尼克松先生的这位顾问在华盛顿家中的录像,以及最近巴黎之行的录像。有人已经看到过这个录像,其感受是:“你看到他什么时候离开大使馆,什么时候过桥,什么时候和一位金发女郎共进晚餐,什么时候说着英语走上飞机,呼啸而去;在华盛顿,你还可以看到他什么时候吃牛排,什么时候吃火腿……可这算不上一部片子。”于是,又有人建议,可以请这位女士在镜头前谈谈她的朋友。查塔尔德给大家放了这段录像,事实上,他的确从中挑选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片段,显示这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是如何费力地鼓捣密码锁,以打开他居室里的保险柜(那可是他放绝密文件的地方),但是最终却失败了。

一条来自英国的消息说,英国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将在工党的一次会议上就欧洲共同市场问题发表演说,演说内容在《24小时》节目播出前20分钟左右才能传过来。查塔尔德作了安排,让他的伦敦分社赶紧拍摄会议前期情况,接下来,一边播出杂志节目,一边接收来自欧洲电视网的现场画面。这样,后面播放新闻时,正好用上这些内容。这一天,最重要的新闻来自摩洛哥哈桑国王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他刚刚经历了一次未遂政变。查塔尔德看着这一切,点点头,然后问:“我们有没有从贝尔法斯特^[17]传来的天主教徒抗议的画面?那可是很有意思的镜头。”

接着,他转向采访国内非政治问题的记者,询问有关“那位保险公司女推销员和那位里昂宪兵的事情”有什么可用的东西(该女子枪击了那名宪兵,《24小时》节目记者曾经到医院进行过采访)。节目中有4分50秒的时间留给一位经济专家讨论种植和出售桃子的问题——片中有记者在商店和果园的采访,有批发商们在过磅站为获得卡车停车位而竞标的镜头,还有各种权威人士的意见,认为单单是分销的费用就比巴黎各水果店的价格还高。查塔尔德很高兴有这样的内容,把其列入节目单中。他又询问了有关巴黎一起官商勾结丑闻的最新进展情况,这起丑闻与一家名叫“保障前沿”的房地产投机公司有关,此事刚刚被揭露出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可能触犯了法律。

法国的全国性新闻也有体育报道,现在轮到一位消瘦的年轻人说话了。他身穿一件粗花呢子夹克衫,留着长发,从会议开始到现在,他一直在读《队报》的早晨版。这位年轻人提到,在波尔多发生了一起令人惋惜的事件,一位参加环法自行车锦标赛的优秀运动员在比赛时不幸受伤,该项赛事第二天将在巴黎结束;接着,他建议现场报道法国高尔夫球公开赛的几个画面,或者报道美国-非洲田径比赛的内容。查塔尔德说:“可是我们没有画面。”他的政治分析家缓缓说道:“也就是两个晚上。”不过,实际情况是,这天晚上只有两条重要的体育报道,一条是录播的当天下午在英国银石赛道举行的汽车赛;另一条是每年一度有关“红灯”的专题报道。所谓“红灯”,是指环法自行车赛60多名参赛者中最后一名仍在比赛的选手。对一位外国访问者来说,“红灯”是一个极度令人迷惑的艺术用语,人们的解释是:就像一列长长的货运列车,红灯挂在最后那节车厢外……

现在,查塔尔德有了足够多的内容可供安排。每个人都分头去工作,一天中,他会再次与手下这些编辑们及欧洲各分社的人员商谈,电视一台在纽约有分社,法国电视二台则在华盛顿有分社。查塔尔德的桌子上有两个文件框,一个标着“简讯”,另一个标着“电讯”,小伙子们一路小跑着,不断地从自动接收机上撕下稿件。当晚6∶45,他的美国访客应邀再次前来,问他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用英语回答说:“小事情”。然后,他按键接通内部电话,询问新闻编辑室:“你们今天盯着圣日尔曼—德普莱的行动了吗?什么行动?毒品。这儿有消息说,抓了180人。”两分钟后,一位年轻人快速走进房间,从查塔尔德手中拿过稿件看起来。查塔尔德说:“可能不确切,证实一下。”接着,他按下内部电话的另一个按键,最后找到一位知情者,问道:“什么时侯发生的?”

“今天早上。”

“有多少人被捕?”

“6个。”

“这儿说是180人。”

“那是受盘查的人数。只有6人被抓。”

“谢谢”,查塔尔德说。他走出大厅,走进一间审片室,去找第一次看到的有关普罗旺斯节目的剪辑片。他对结尾不满意:“也许是我智商不够高,我不明白它想说什么……”随后,另一个新闻片段在开播前20分钟被剪掉了。他在离开审片室时对他的美国访客说:“这是我们今晚唯一的胶片,其他内容都在安佩克斯录像机上。”

所有这一切程序与美国的都不尽相同。从他们的会议上和节目中所反映出的新闻价值判断,比我们在美国电视网新闻部看到的多少要逊色一些。由于警方和记者完全对立,查塔尔德所抓的那个毒品报道之混乱,在美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尽管查塔尔德本人是一位专业人士,但仍有某种在美国完全不可能存在的草率作风,荧屏上不那么专业的东西随处可见。最重要的是,查塔尔德并不完全是自己节目的老板,在他决定播出有关基辛格的节目片段之前,还要得到该电视网新闻部主任雅克琳·鲍德里埃夫人的批准,而她可能需要得到更高层的批准。在法国电视一台新闻部主任皮埃尔·德格鲁普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沉默。由老板决定。”不过,德格鲁普仍然感到非常自豪,法国电视在摆脱过去充当政府喉舌的角色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尽管法国电视仍然不能说政府禁止它说的话,但也许不必再说新闻部长要它说的话了。当然,按照美国人的标准,德格鲁普并不是真正的“老板”。

反观美国,在各电视网中,执行制片人的上司们没有哪一位知道每天晚上会播出些什么。ABC的埃尔默·洛厄说:“新闻判断应该是现场记者的事。”理查德·萨伦特说:“我行使自己职责的唯一方式是事后追查。在美国,我不知道哪个行业像我们在广播电视新闻业中那样有那么大的授权。负责人是我,人员由我来挑选,但是我对节目没有什么可说的。”在美国电视网晚间新闻中,既不存在公司操纵,也不存在所谓“新左派”阴谋控制播出内容这回事。节目所反映的不过是制播人员的专业判断而已,对于干这一行的人来说,事情其实很简单:新闻是一个不假思索的行业。

遗憾的是,这样说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用于理性分析和作出决策的时间,要比新闻人用于判断新闻的时间长得多。麻省理工学院的伊锡尔·普尔曾经担忧地说:“当良好的新闻判断日复一日累积时,也许会导致某种程度的营养不平衡。”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同时代^[18],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它定义为“一个人人都大错特错的时代”。

三

三大电视网授予其新闻部主任的权力之一,是可以预先腾出报道突发性新闻的时间。ABC的埃尔默·洛厄将两只大手用力按在桌面上,说:“最高管理层对此做不了什么,线路经过我们这儿,我们自己掌握开关。”不过,这种权力通常只在出现突发事件时才使用。有些节目的时间安排必须报请电视网总裁或集团总裁批准,比如,做一个为某条新闻提供背景资料的“即时特别节目”,或者一条有关总统新闻发布会或声明的新闻。1969年11月13日,虽然每一家电视网的新闻总裁都声称自己是独立行动的,既没有听谁游说,也没有应老板的要求,更没有报请上层的什么人批准,然而在那一天,三大电视网新闻部都不约而同地预先腾出了自己晚间7∶00的新闻节目时间。下午5∶00之后,一份电传消息发到了所有的附属台,告诉说如果想播电视网《晚间新闻》的话,必须在东部时间6∶30播出,7∶00时,电视网会将美国副总统计划在艾奥瓦州得梅因进行的演讲传给他们。

萨伦特回忆说:“比尔·斯莫尔事先已经看过了阿格纽^[19]的演讲文稿,当他从华盛顿打来电话时,我正和我的老板们在市里吃午饭。他们让我作决定,而我,我决定按照《泰晤士报》的传统去报道——当你受到攻击时,你就有了一种义务。”在NBC,文稿的传递稍慢一些,鲁文·弗兰克在下午4∶00才看到文稿,但他看了几分钟之后就作出了决定。他说:“有一些技术性问题,也许没有时间处理胶片了。得梅因当地没有一家商业台打算播出它;我们不得不从当地教育频道收取信号。我们并不知道,当我们播出时,其他电视网也都在播。”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阿格纽本人也感到吃惊,因为,他在演讲结束之前说过这样的话:“我今晚对你们说的话,是否整个国家都听得到或看得到,这既不由我决定,也不由你们决定,而是由他们决定。”

播完尼克松总统关于越南问题的一次电视讲话后,电视网记者——在另一家电视网是嘉宾埃夫里尔·哈里曼^[20]——立即进行了简短评论。紧接着,便播出了阿格纽的演讲。很快,他的演讲便转到晚间新闻这个更大的焦点上了:

这家电视网的新闻是如何决定的?一小群人,数起来不过十几个主播、评论员和执行制片人罢了,他们决定播给公众的这二十几分钟的图像和评论内容……他们决定大约4000万到5000万美国人所了解的当天发生的国内外事件。我们无法用传统的民主标准来衡量这种权力和影响力,这些人能在一夜之间制造出全国性议题,也能在一周之内将一位无名小卒变为举国皆知的名人……对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持续报道一个议题(例如反弹道导弹或民权问题)的电视网记者,实际上成了一次全国性审判中陪审团里的主审法官……

今天,美国人对行使这种权力的人都了解些什么呢?实际上,对那些制作和编播电视网新闻的人,美国人仍然一无所知。对那些评论员们,大多数美国人除了熟悉他们温文尔雅的仪表,知道他们肯定要出场而且每次都表现出万事通的样子之外,其他就不甚了了了。但是,我们确实知道,这些制片人和评论员们工作和生活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或纽约市的地理和知识圈内……我们可以推断,这些人阅读同样的报纸,他们从同样的消息灵通人士那里汲取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更糟糕的是,他们不断地彼此交谈,因而人为地强化了他们的共同观点……

美国人理所当然地不会容忍政府权力的集中。那么,对于这样一小部分并非由任何人选举出来、却由政府发给执照并享有垄断权力的特权人士,提出质疑难道是不公正和无关痛痒的事情吗?像美国的其他公共机构一样,现在,也许是电视网对于国人的看法作出更多回应、对其所服务的人民更加负责的时候了。

阿格纽的演讲避开了有关新闻检查的说法,但是他几次强调,广播电视是由政府颁发执照的媒体。阿格纽已举起了一根橡木棍,联邦通讯委员会关于“提高文化层次的章程”戏剧性地取得了成功。起初,各电视网认为,对这位无论是在纽约或是华盛顿都不会当回事的人,会有大批公众反对他所发出的威吓,鼎力支持自己,可实际上大多数公众对这个演讲持赞同意见。杜邦-哥伦比亚《广播电视新闻业调查》(Survey of Broadcast Journalism)称:“在火奴鲁鲁,KHVH台播出了一篇论战性社论,开头是:‘你想让政府为你选择新闻吗?’结尾是:‘这种局面中暗含着恫吓,现政府似乎想利用它,这是美国人民不应该容忍的,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市政府都不应该插手新闻。我们想得到你们的支持,让我们了解你们的想法吧。’”

“5天以后,该台又播出了一篇社论,开头说:‘我们刚刚发现我们并不了解我们的受众……我们的受众也不了解我们——这对于任何一个媒体来说都是令人震惊的。’”ABC在阿格纽的演讲发表之后,曾经作过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发现:88%的公众知道这件事,51%的人同意阿格纽关于电视新闻有偏见的观点,只有33%的人不同意。

对阿格纽的许多支持,可能与这次演讲效果极佳有关,这是20世纪美国写得最成功的政治雄文之一。毫无疑问,有些文章的出现,只是为了报复新闻界,因为它向人们传播了他们无意知道的信息。按照某一教派的古训——巴比伦人会杀害带来坏消息的信使,新闻从业者完全是咎由自取,他们的经验似乎本应该告诉他们,当真正的坏事情(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遇刺、某次骚乱、一场地震、春节攻势^[21])发生时,人们整天守着收音机和电视机,并且心存感念。

新闻界被阿格纽弄得特别痛苦,他们从未遭受过来自左翼人士的类似批评,而阿格纽对他们个人偏见的描述又多多少少是准确的。一年前,一位持政治中立态度的英国研究者,从一篇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论文上看到过这样的字句:“对电视新闻决策者的同情,绝大部分来自民主党人或自由派共和党人。”

除了少数几个鲁莽的年轻人之外,在电视新闻从业者中,所有人都不惜投入大量的情感和智慧,来确保个人观点不要影响他们的专业判断。而且,电视新闻从业者从不拉帮结派,组成阴谋小集团,他们的竞争很激烈;在决策层,他们根本就不会“彼此经常交谈”:当阿格纽开始演讲时,NBC的韦斯特费尔特和CBS的米奇利还从未见过面。美国人可能不像英国独立电视公司的斯蒂芬·墨菲走得那么远,墨菲现在是伦敦所有戏剧直播节目的审查员。他说:“某人制作了一部对某个政党充满偏见的节目,而他却是该党忠实的追随者,这就是本国的典型情况。”不过,所有电视网的新闻制片人都肯定地说,他们一直尽其所能地避免自己的偏见影响新闻决策,播出阿格纽的演讲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电视新闻从业者中,只有霍华德·史密斯公开宣称对阿格纽的言论表示某种赞同。他认为,阿格纽的话很有趣,而他本人大概是20世纪50年代幸存下来的少数左翼人士中最“左”的一位。想当年,当公牛康纳^[22]放出狗来撕咬争取民权的游行者时,史密斯正是那位站在CBS摄像机旁的记者。正是史密斯引用伯克^[23]的话说:“让邪恶得逞所必需的唯一方法是,好人什么也不做。”1962年尼克松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后,还是史密斯,让阿尔杰·希斯^[24]在电视网的一个节目中同尼克松吻别。不过,已经辞去CBS新闻总裁职务、改任福特基金会新闻顾问的弗雷德·弗兰德利认为,电视网自身应该为公众丧失对它的信心承担责任。阿格纽发表演讲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弗兰德利又说:“在埃德同麦卡锡交锋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一万多封来信支持我们,因为人们信任默罗。今天,电视网恰恰得不到这种支持,电视上流露出太多的傲慢。”

支持阿格纽的人——当然,不包括弗兰德利——可能会赞同用“傲慢”这个词,尽管他们可能还有别的意思。人们感觉到了问题,但没有仔细分析它,也一直未能清楚地加以阐述。从总体上看,20世纪6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反映出狂妄自大的恶性膨胀,这是那10年中新闻从业者、尤其是电视新闻从业者的特点,他们对新闻和现实之间的差别失去了把握。一位不知名的加拿大人用信手拈来的例子解释了这种差别。他注意到,从温哥华飞来的航班7∶05在多伦多机场安全着陆,这不是新闻。在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飞机的确安全着陆,人们走下飞机,拥抱家人。毕竟,1970年全年,美国各航空公司正常航班中没有发生一起旅客死亡事件,可是新闻界只对飞机坠毁感兴趣。

当然,确实有飞机坠毁了,1971年就没有1970年那么幸运。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强辞声称,报纸、广播和电视不应该传播只是偶尔发生的飞机失事消息,这种报道毫无疑问会让旅行者们消沉,但这就是新闻。街头谋杀案是新闻,舞场地板的塌陷也是新闻。实际上,对那场发生在格勒诺布尔^[25]的悲剧的报道,曾经一连好几个晚上挤走了法国电视上所有其他的新闻。然而从统计上看,现实情况是,飞机着陆了,人们在大街上行走没有遇到任何谋杀,狂舞了一夜也没有摔进地板缝里。社会现实总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与个人经验迥然相异。社会对新闻人的要求是,时刻保持这样一种意识:他们所做的是一种叫做新闻的东西,并不总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生活。对新闻人来说,这就有些让人犯难了,因为处理现实的人显然比只是做新闻的人更重要。

戴维·尼古拉斯是英国商业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的主管,他告诉来访者们这样一个流行的说法:“如果没有上《10点新闻》播出,那么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这种论调在美国也很普遍,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电视新闻只是报道了实际发生的新闻事件中的很小一部分,它们已经在当地报刊上报道过,而吞噬人们日常生命的事件流根本就不是新闻,用奥登的话说,即使他们死了,他们遭遇的也是“《泰晤士报》没有提及的”死亡。也许,把将要发生却还未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是不明智的。

就电视而言,更深层的问题是,它看上去似乎反映了现实。1959年,弗兰克·斯坦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电视的‘独特性’在于,它能让观众和旷世伟人会面;能让观众产生亲眼目睹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亲历感。……各种重大事件不一定要通过记者和编辑的叙述和解释来过滤,可以让人们直接目击,他们能够自己作出判断。”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电视展示的充其量只是摄像师摄制的某个画面而已。因此,尽管有斯坦顿的一家之言,CBS的新闻“准则”仍然告诫制片人说:“重要的是要让观众明白,他正在收看的仅仅是某一事件的现象,而不是事件本身。”在埃德蒙·卡彭特《他们成了自己的眼中物》(They Became What They Beheld)一书中,这位人类学家披露了大量事实:“在电视演播室中,尽管现场直播节目刚结束,无所事事的雇员们仍然从监视器上看节目。”其实,荧屏上出现的,不是舞台上的表演,而是一个“真实的”娱乐节目,与之相比,新闻节目只是真实的程度不同而已。皮埃尔·谢弗任职于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研究中心,似乎比美国广播电视界或政府中的任何人都要左倾,他对此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电影作为一种产品,源自对现实的模仿。对那些头脑不清醒的人来说,广播电视似乎直接就是现实的一部分,只是经过无线电传播扩散了,而不是经过制作加入了创造。人们忘记了,这些图像是在空中传播和增衍的,它们不是实物或真人真事,而是影子,是现实的变形。其变形程度之大堪与电影相媲美。”

从事新闻报道,经常要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非常迅速地拍摄出画面。在一份提交给英国国会的报告中,皮尔金顿委员会曾经指出:“琐碎无聊是广播电视的先天不足。”电视不可避免地将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忽略的一些东西反映在图像上,而观众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千差万别的。与报纸或杂志的图片编辑不同的是,电视图像编辑并不遮盖、涂抹或者剪去画面中与主题无关的部分。

1971年春,针对尼克松政府试图控制电视网新闻广播的努力(这种努力一直比公众、甚至比电视网新闻部所知道的还要多),克朗凯特发表了一份措辞激烈的演讲。他说:“为了让公众相信广播电视新闻不是娱乐业的一部分,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已经奋斗了35年时间。令人羞愧的是,现在有些人却在损害这一声誉。”但是,广播电视新闻当然是娱乐业的一部分,没有人比克朗凯特本人更清楚这一点了,实际上,他每周领取的是一名娱乐业者的薪俸。娱乐本身并不一定就不真实,毫无疑问,艺术家和新闻记者都在努力传播关于现实的某种东西。

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试图在电视的虚幻性与真实性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但是,这里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从《贝弗利山庄乡巴佬》刻意的愚蠢,到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用他点香烟的打火机点燃越南的一所茅屋,一直连在一起。在虚幻的一端,制片人、作家和演员们能够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版本的那种现实,他们需要的只是愿意相伴的观众;而在现实的一端,在新闻影像中,制片人、编辑、记者和摄像师必须寻求的,则是用他人的眼光看世界,并展现这个世界。克朗凯特关于“坏新闻”的定义是:“越轨行为和悖离既存规范的异见”。对此,他的反对者可能不会赞成,但这个定义表明,“坏新闻”已经处在超出这个联结体的某一点上了:足够真实,但含有不少戏剧成分。

“新闻”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的趋势,即寻求能够进入摄像机视野的最富于色彩和最有趣的东西。就这一点而言,阿格纽对电视使得乔治·林肯·罗克韦尔^[26]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27]表面上具有了合法性的讥讽完全合乎情理。但是再往前一步,事实是,美国人很快便厌倦了罗克韦尔和卡迈克尔,这样他们很快就不再是“新闻”了。的确,真正的抱怨不是来自那些勉强倾听别人不满的自鸣得意者,而是来自所谓的被关心者,后者常常被迫倾听那些絮絮叨叨的批评家们的重要意见。电视需要议题,就像它需要喜剧演员一样。可是,如果电视选择更冷静的女性发言人,让她们以无可辩驳的证据来展示20世纪末两性在承受社会变革负担中的不公平分工的话,妇女解放运动本来也许不会发展得这么快。

最后,事实上还有一种常见的、内在的欺骗性,即新闻无记忆:记者们尽其可能地把今天的新闻做得重要而生动,却很少操心今天的报道与过去的报道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11月,我们被告知伊利湖已经病入膏肓,死气沉沉,没有一种生物可以在湖中生存;3月,我们又得知,汞污染将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数以千计的俄亥俄州渔民将失去收入,因为有关当局不允许他们出售从伊利湖中捕捞的数以吨计的含汞鲈鱼。星期一,专家们忧心忡忡,到20世纪末,要解决亿万美国人的问题需要充实我们所有的公共机构;星期二,一条有关教育的报道顺便提到,美国的人口出生率在20世纪60年代稳步而急剧地下降,因此小学入学率也在下降。当然,观众的记忆力比新闻制片人要差一些,可是最终这会导致一种不适、一种感觉:电视新闻所呈现的世界无法融为一体,有人在欺骗我们。

新闻主管们在谈到他们无力报道“趋势”或“长期新闻”时就唉声叹气,可是,无人能够超越时间的地平线。根据定义,新闻是对今天所发生事件的建构,昨天的报纸是用来包鱼的,昨天的广播电视新闻根本就不存在。在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里,电视新闻工作者和我们中的其他人一样,都会更加生机勃勃,更善于分析,更有想象力,更有洞见,也更为精确。如果达不到这个更美好的境界——当然,哦,忒勒马克斯^[28],我们都应该努力寻求、奋斗、发现而决不气馁——避免观众不信任的最好办法就是公开承认新闻的局限性。重要的、有教益的、有帮助的、娱乐性的新闻,是广播电视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也不可能呈现“现实”。

理查德·萨伦特说:“我知道,我知道。如果我是一个专制的老板,我会禁止沃尔特在晚间新闻结束时说那句话‘事情就是如此’(“That’s the way it is.”)^[29],可是……”

【注释】

[1]华莱士的小名。

[2]这是克朗凯特借用的美国报社新闻报道主管的头衔。

[3]德语:受尊敬的人,高洁的人,公正的人。

[4]休·贝利(Hugh Baillie,1890～1966),合众社第五任社长(1935～1955)。

[5]哈里·里森纳(Harry Reasoner,1923～1991),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播。1956～1970年,任CBS播音员、记者、新闻主播;1970～1978年,主持《ABC晚间新闻》。

[6]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美国前任参议员,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属于共和党保守派。

[7]乔·麦卡锡(Joe McCarthy,1908～1957),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极端保守反共。

[8]即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1912～1992),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记者和评论员。

[9]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1927～1996),美国电视新闻主播,1970～1981年主持《NBC晚间新闻》。

[10]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美国官方战时宣传机构,存在于1942～1945年。

[11]就像电报发明人塞缪尔·莫尔斯在1844年发出的第一份电文中问到的:“上帝究竟干了些什么?”

[12]本·巴格迪基安(Ben Bagdikian,生于1920年),美国报人、媒介批评家。曾任《华盛顿邮报》助理编辑主任,著有《传播媒介的垄断》等书,该书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

[13]大多数西欧国家参加的电视节目交换系统。

[14]亚库布·戈翁(Yakubu Gowon,生于1934年),1966～1975年任尼日利亚军政府首脑,后流亡英国。

[15]法国著名时尚用品公司创始人。

[16]法语:情人。

[17]贝尔法斯特(Belfast),北爱尔兰首府。

[18]大同时代(Age of Aquarius),又译“水瓶座时代”,指占星术士所谓的新纪元,以人类征服宇宙空间、享受高度自由和博爱为特征,这种根据星象划分时代的做法始于文艺复兴时代。

[19]即斯皮罗·阿格纽(Spiro Theodore Agnew,1918～1996),美国副总统(1969～1973),共和党人,1973年因丑闻辞职。

[20]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1891～1986),美国外交家、金融家,历任驻前苏联大使(1943～1946)、商务部长(1947～1948)、助理国务卿(1961～1963),曾参加美越巴黎和谈(1968～1969)。

[21]指1968年春节期间越南北方军队在南方发动的大规模进攻。

[22]即尤金·康纳,20世纪60年代的亚拉巴马州警察局长,“公牛”是他的绰号。他于1963年4月下令警方动用警犬和高压水龙对付争取民权的示威者。

[23]即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英国政治家、政治学家。

[24]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1904～1998),前美国国务院官员。1948年被指控为共产党间谍,后因伪证罪被判刑5年。

[25]伊泽尔省省会。

[26]乔治·林肯·罗克韦尔(George Lincoln Rockwell,1918～1967),美国政治极端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原为天才的插图画家,后受反犹主义影响,于1958年创办美国纳粹党。他指责犹太人造成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发展,鼓吹灭绝犹太人并驱逐所有黑人,策划了许多挑衅性示威活动。1965年竞选弗吉尼亚州州长,后被暗杀。

[27]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1941～1998),生于牙买加的美国黑人民权领袖。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南方参加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活动时曾多次被捕。1966～1967年任该委员会主席期间将其方针由非暴力主义转为支持“黑人力量”运动,并鼓吹泛非主义,其著名口号是“黑就是美”。1968年任激进组织黑豹党的首席部长。1971年去非洲的几内亚,1973年成为乌干达公民。后返回美国,不再参加政治活动。

[28]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奥德修斯和帕涅罗帕之子,助其父杀死其母的求婚者。

[29]美国新闻界讲究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因此克朗凯特这句具有主观色彩的结束语受到了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