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性发展传播的视野

三、中国区域性发展传播的视野

党中央提出的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对应的科学发展观已成为国内发展传播的主题,并通过有效传播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社会发展为中心;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转到以社会体制改革为中心;从以物为本转到“以人为本”;从以发展为中心转到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发展传播=经济增长传播+社会变革传播+环境保护传播+人本传播”的科学发展传播观已成为国内大众媒介传播与组织传播的头等重要任务。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指出,21世纪前50年,中国经济现代化将面临三个机遇：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绿色经济和生物经济带来的新机遇;体验经济和文化经济带来的新机遇。这些机遇将面临的挑战是：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和快速增长;从三元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农业现代化;资源和能源的持续供应;保持金融稳定;生态现代化,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地区与城乡的协调发展;全面提供劳动力素质;大幅度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参与经济全球化与维护国家利益。^[12]

这个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发展传播提供了全球性的新视野。

(一)“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视野中的发展传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出现了历史性变革,经济全球化呈加速发展之势。“生产要素的跨国配置,加强了相互依存的全球分工体系。信息技术促进全球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使经济周期律出现新的变化。今天,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强劲的时代潮流。”^[13]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全球化的基本动力;资本运动的自由化,是促进和强化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因素,经济最强大的国家总是要求最迅速、最广泛、最强烈地推进贸易、资本、人员、服务流动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全球化的另一个推动力。政府放弃了对经济的管制,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由市场对资源进行更有效的配置。9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都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道路,世界各国在经济体制上互相接近,消除了商品、生产要素、资本以及技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流动的体制障碍,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

经济信息是经济领域的神经,随着全球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复杂化,经济信息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今天,因信息技术在全球的飞速发展与日新月异,全球经济领域已经步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经济信息为主的社会。经济信息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对跨国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以及它所具有的开发、增值、预测、选择、控制等重要功能,使经济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到来成为历史的必然。

全球化是一个自发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国际竞争力较弱的国家的财富必然会被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再分配。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严峻的挑战。在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的视野下,中国的发展传播该如何思考定位?

1.重视媒介传播的社会再生产功能,在发挥媒介传播对社会调适作用过程中建立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公共领域发展传播的新秩序

人类在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产生的信息总是在媒介传播中被分解、被组合从而生成新的意义的。传播是一个通过信息的社会互动来产生交流共享效应的过程,传播同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形式和产品。信息的生产和分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机和要素,而市场经济又是由信息和传播牵动的通过调解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一个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是一个在信息传播技术和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开辟多种调解渠道的社会,所以说,大众媒介传播弥补了社会的再生产功能。当代著名学者卡斯特对信息传播与社会生产的关系作出这样的总结：“在工业发展方式里,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在于引进新能源,以及将能源的使用扩散于整个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能力。在新的信息发展方式(information mode of development)中,生产的来源在于产生知识、信息处理与象征沟通的技术。知识与信息无疑是一切发展方式的关键因素,因为生产过程总是奠基于某个水准的知识,以及信息处理过程。然而,信息发展方式的特殊之处在于：针对知识本身的知识行动,就是生产力的主要来源。”^[14]

传播领域转化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冲突,重新建构了作为表象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社会组织,社会行动主体正是在表现现存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社会象征秩序的框架中展开行动的,社会生活自然也被整合在象征表象之中。社会象征秩序是社会的象征框架,也是社会传播的基础。传播首先就是创造一个象征的秩序,一个制度的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主体都具有不同的利益,这就形成了当今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竞争格局。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多元化的信息需求与交换是相对应的,怎样使信息的需求与交换进入社会秩序化的过程,使每个信息接受者同时又成为信息再生产的主体。从控制论的角度来看,社会的组织首先是对信息资源的组织,正是信息资源成为社会向现代性转型期不可缺少的社会再生产手段。大众媒介传播的调解功能就是在社会向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中,把既定的社会公共领域加以结构,在传播活动参与者之间培育一种相互理解、协调的信息交换秩序,也就是说,在社会公共领域建立一个有序的传播秩序。各个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之间,只有通过一种共享的意识型态才能取得和解。而这种意识型态只有存在于文化生活之中,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才会出现。

2.重视媒介传播的社会组织功能,从传播的角度开掘出新的社会发展资源

在人类社会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世界某一局部性的变化都不可能不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尤其在经济和文化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发生的深刻变化更不可能不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中国像其他后发展国家一样经受着先发展国家新变化的影响,同时,中国自身的发展环境、发展模式和发展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经济模式的转变,而且也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形式、信息传播方式等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的深刻转型,社会群体从依附性和保守性的生活方式转向了竞争性和创造性的生活方式。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市场经济是交往经济;人们在交往经济中,是带着无限丰富而复杂的情感、意志和评价来参与各种活动的。人们的知识结构、文化修养、价值选择等大量信息都通过大众媒介公共空间的传播、交流扩散并直接影响着各种层面的经济行为和市场效应。市场经济既是商品交易的物质交往,也是通过公共空间进行的大众媒介信息传播的交往。人们在对传播工具的使用中,在产生、传递、接受和共享信息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行为模式与精神状态,传播的发展刺激了社会文化表象和象征符号的重新组合,繁衍出了越来越多的传播情境。人们对每一种新媒介的使用、选择、开发与利用都使所传播交流的信息有一种不同于其他的新的表现方式,他们必须有一个产生社会关系的界面接触。表面上看来这种接触是通过媒介的特性表现出来的,而实际上信息传播已作为一个组织化的要素对社会不同区域的人群进行了“时空定位”(bracket time-space)的社会系统分群。

借助通讯卫星和海底电缆,信息传播技术在不停地沟通和扩散着各类信息,连接着无数独立的信息终端,整个社会的生产、控制和管理系统在被信息技术分解,而社会的发展本身正是通过信息传播手段来进行和解,来认同每一个活动的社会主体,来达成社会共识基础的价值观,来组织价值共识基础的社会阶层。“从唯物主义的传播史观出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传播技术的普及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中介作用,传播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网络铭文。”^[15]传播手段不仅仅是生产力内部的范畴,同时,也编织和构筑了生产关系,维持和加强了生产领域当中的一般状态,传播工具重新建构了社会空间。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就是一个传播网络的扩大化和多样化的过程,也是传播对社会公共空间范围拓展的过程,信息传播产业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指示性行业,任何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必然意味着具有社会综合公信力的大众媒体存在的必要性。传播是社会存在的要素;社会空间的建构是根据信息的流布和传播交换的情境来决定的,没有一个信息本身能够脱离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共处的具体环境所产生的社会结构。信息的存在方式不仅仅是信息本身,被接受到的信息总是处在传播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互动关系之中,这种互动机制不断产生新的信息资源。大众媒介就是这样通过传播的动力机制不断把信息进行社会分配,进而不断地从传播的角度开掘出新的社会发展资源和区域信息资源。

所以说,大众媒介社会传播的逻辑总是和社会组织的逻辑相关。

(二)“绿色经济和生物经济”视野中的发展传播

当今学界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社会发展不能简单地等于社会进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的发展,不仅受到人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且也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某种情况下,环境因素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而今世界生态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自然资源是自然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环境的改善和保护是密切相关的。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土地、河流、海洋、草原、森林、空气等都是资源,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绿色经济和生物经济”发展模式被《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课题组定位于中国21世纪前50年面临的机遇之一,这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绿色经济产生于自然生态环境,即由大气、水、土壤、生物等构成的人类生存空间;生物经济产生于生物资源。生物资源属于可再生资源,它们能够不断地生长、繁殖和更新。绿色经济和生物经济就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也是发展代价付出最小的经济。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已经涉及到了一个“代价”付出的观念问题。

1.发展传播观念中树立“代价暠意识

人类的进步总是与代价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人类发展的社会实践早已证明的道理。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这是历史进步,但这种进步却是以原始平等的丧失、纯朴道德的失落和私有制的产生作为代价的。同样,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也是历史的进步,这种进步也是通过产生殖民地和殖民主义为代价来产生资本主义市场;牺牲工人利益和产生异化劳动为代价来形成资本家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是以产生商品拜物、货币拜物和人对物的依赖作为代价。恩格斯曾告诫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6]今天,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恶化。人类在取得进步的同时,却面临着资源枯竭、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一系列灾难性的危机,而且,这些危机已渗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危及人类目前和未来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同样,中国的自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不断流失已成为今天社会经济发展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可以说,“代价”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与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价值体现之一,是人们在追求、创造某些价值的同时所产生的与这个价值取向相悖的负面价值。应该说,社会发展的每一步都会产生正价值和与之相反的即称“代价”的负价值。所以,对“代价”内涵的认识与理解是当今大众媒介在发展传播过程中应该树立的一个发展传播价值的哲学理念。

应该说,“代价”所包含的内涵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众多的价值目标中,人们为了选择优先发展的主导性价值目标,从而造成了其他的对社会有益的价值目标的压抑、损害或者是牺牲。

第二,人类在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进行索取、改造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虽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与此同时,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却产生了破坏性的作用。

第三,各种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失误,并因失误而产生背离价值取向的种种负面效果。

从上述可知,代价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性(价值的损失性;价值的转换性;价值的补偿性),代价在性质上是“失”,但同时具有“量”的规定性和“量”的对比性。代价在总体上表现为负价值,但在一定的阶段或层次上却表现为一定的正价值。代价是以正价值与负价值相比较而言,不包含正价值在内的负价值不能看作是代价。

社会是由各有机系统要素构成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片面地追求其中某一要素的发展,就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发展。因而,产生代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代价的付出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狭窄性。人类的社会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这种历史局限性往往缺乏整体性目标,往往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和强烈的自我中心色彩,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就如资本主义在发展中把对大自然的掠夺性破坏灾难,不断转嫁给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造成至今全球化的自然生态危机。

第二,代价的付出源于对客观规律把握的局限性。认识与实践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因此,违背客观规律的现象常有,同时,受到客观规律惩罚的代价往往也是巨大的。

第三,决策者政策选择失误造成代价的付出。决策者往往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满足于局部、暂时的利益获得,往往看不到这种片面的决策所蕴涵的代价危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自然生态与资源危机大部分是由这一原因造成的。这充分显示了社会发展所付代价迟发性和影响久远性的特征。

第四,社会发展代价的付出还产生于领导层行为选择失误。因领导层主体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们的行为选择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所以每当领导层主体选择行为与客观发展需要相违背时,这种行为的选择将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造成无法避免的损失与危害。

总而言之,代价形成于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并表现于社会发展的结果之中,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决定了代价的产生,同时,代价又是社会发展结果的一种特殊状态。社会发展必然要付出代价,代价也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环节。

2.可持续发展传播思维的新视野

今天,发展“绿色经济与生物经济”观点的提出,是我国社会经济在付出自然环境资源代价的巨大损失之后扬弃代价以寻求进步的一大发展目标,这对今后的发展实践起着规范和引导作用。大众媒介的发展传播观念中树立“代价”意识,发展传播思路框架就有了新的视野：

第一,对发展目标的传播思维加入了对“代价”的考察,使发展目标信息的传播更加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大众传播尽可能地扬弃违背规律的不良信息,对社会发展实践活动的舆论引导有序。

第二,对社会发展各项实践活动的传播思考加入几个参数：活动的结局是否与人的价值需求相悖;活动结果是否对活动主体带来灾难;活动过程中某种价值目标的实现是否抑制和阻碍其他价值目标的实现。

第三,认识代价与成本、代价与风险、代价与否定的区别,使发展传播具有正确的信息导向。成本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而代价是价值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成本主要讲合算不合算的问题,而代价主要讲合理不合理的问题。二者虽有联系,但不能混同。风险的内容宽泛,并非所有的风险都属于代价。风险分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自然风险是因纯粹而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造成的;而代价是由人的活动引发的,比如土地沙化、酸雨侵蚀、气温升高等,属于人为灾害,应属于“代价”之列。所以,在主体有目的的活动中新作出的同主体的价值、目的直接相关联的付出与牺牲,才是代价。相对发展进步来说,代价无疑是一种否定因素,但这不是哲学意义的否定之否定,而是一种价值意义上的否定。哲学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对于原有的肯定来说,是一种新战胜旧的关系,而代价则很难说是一种发展中的新因素,应该说,它是同历史进步的价值取向直接相违背的付出与牺牲;代价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自我否定,而是事物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是事物整体在发展中所产生的向价值目标的偏离。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是肯定,而代价的结果极可能是新的丧失。只有那些同价值取向直接相关的否定因素才是代价。^[17]

在发展传播中树立代价意识对于大众媒介确立科学发展传播观念相当重要。科学发展传播的观念要求在传播的思考中自觉地用发展目标来衡量代价,主动传播用发展过程中的所失来换取社会的发展,即可持续发展传播。可持续发展传播的根本要义就是要求人们摆脱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不计自然环境代价和社会代价的发展模式,以最小的代价,谋求后人的最佳发展,这也是科学发展传播的一种思维模式。

(三)“体验经济和文化经济”带来的传播新视野

尺度和代价是社会发展理论中最具操作性的内容,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战略定位。发展的目标应当怎样确定?为这个目标付出的代价是否合理?用什么尺度去衡量发展目标的正确性?这些问题,已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国家权力机构拟定相关政策法规时所无法回避的实践问题。从历史上看,当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心的时候,发展的尺度和代价的研究就成为世界发展理论的热点。“人们对社会发展尺度的认识,走过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三大阶段。”^[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19]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都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的社会发展观,这充分说明,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共同尺度。

要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最要紧的是“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这为我国大众传媒的发展传播带来了新的传播视野：

1.发展传播视觉对“人暠的定位

以往,中国媒介发展传播思维主要以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传播的唯一或主导的信息尺度。在大众传播信息中总是让人们相信只要经济增长了、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后来,因经济发展观所造成的问题和国内外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环境信息的变化,国家又以社会综合指标作为社会发展的尺度,大众传媒开始转变传播思维,树立社会发展观,在发展传播信息中,社会发展的指标在经济发展信息外,还增加了人口、就业、保健、教育、分配、道德观念、结构、政治体制等多方面的信息内容。在大众媒介信息中强调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强调发展传播的信息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的因素,社会发展还应该解决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各种问题信息。

当今,国家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也就是说,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尺度。这种发展观的基本特征,“是转换视觉,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对社会发展观加以综合和提升”。^[20]这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这一低层次需要,向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这一高层次需要转换,这是社会发展观的“质”的飞跃。可以这样说,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到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社会的发展重心都停留在“客体”上,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却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重心已经由客体转移到了“主体”——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求大众媒介传播的观念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发展传播思维要有一个“质”的飞跃。传播视野定位在“人”的全面发展,传播者就需要关注适于人生存发展的生态资源环境;满足人物质文化的经济环境;适于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化环境;促使人个性优势得到充分发展的制度环境的各种信息。

2.发展传播视觉要关注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的转变必然带来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描绘：“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运作战略是：采用综合经济现代化基本路径,协调推进经典经济现代化和第二次经济现代化,协调推进新工业化、知识化、绿色化和全球化,协调推进从新工业化向知识化的转型,推进从经典经济现代化向第二次经济现代化的转型,最终完成第二次经济现代化和实现综合经济现代化,达到世界经济现代化的先进水平。”^[21]综合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必然是满足人的个性发展的,满足人的精神层次即内心文化需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描绘中国现代化路径图》的报告中,就把这种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体验经济与绿色经济”。

进入21世纪,互联网迅速地走进了个人的生活空间。网络传播在传播者与用户之间形成的双向交互性,是网络带给传播媒介最重要的变革。尼葛洛庞帝认为,由网络交互性引发的信息革命把人类带进了“沙皇退位,个人抬头”的“后信息时代”。原有的大众媒介传播技术只允许用户被动地接受信息,媒介信息是由媒介守门人决定的,对于用户是既定的存在,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就是信息”。相反,在互联网络中,因为用户可以凭借交互手段影响信息的存在和效果,也就参与了信息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媒介传播的信息不再是稳定的,而是流动可变的,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媒介不再是信息”。网络的确为信息活动的个人化提供了前提条件,人们通过交互性的E-mail、BBC、ICQ(IM)、BLOGH和HTTP便利地进行自己的个人化信息活动。网络功能的开发,将人们引入了以注意力经济学和体验经济学为导向目标的消费主义时代。因为网络对于个体来说,总是会呈现不可预见的自然蛮荒的新奇面貌,正如《戏剧般的计算机》一书的作者在书中所说,对计算机体验的设计“仅仅考虑到界面,那么设计的领域就太狭窄了。人们的计算机体验设计并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更好的桌面,而是创造一个与现实相联系、充满想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将我们思考的能力、行为的能力、感知的能力进行延伸、放大和丰富”^[22]。互联网极大限度地开发了用户对网络不可遇见性的体验的魅惑,也就成为商家扩展网络体验经济的营销战略,用体验经济学的术语来说,网络不仅满足用户对新鲜信息的需要,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不可预见性”(“蛮荒感”)的“体验消费”。

体验经济与绿色经济不仅是当今社会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技术方式,而且背后蕴涵着一种全新的以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为主体的文化信念、价值观和消费观。社会的进步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程,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一般说来,文明的内在价值总要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体现出来,而文化的外在形式之中又总会包含着文明的内在价值。当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时,社会经济所包含的文明价值就会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体现出来,这种文化所表现的新经济形式就是社会能满足人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和对健康生活理念的追求。

文化研究学派的传播学者默克多认为,社会现代性的建构包括三个内容：“其中包括经济和政治构建、知识文化构建以及日常生活构建。从第一种构建中产生了规范和组织基本日常经验的主要体制和资源;第二种构建则赋予日常经验以象征意义,并为其提供话语和表述的资源”^[23],他认为,这两种普遍性的构建都与传播体系的发展存在着互动关系。

体验经济与绿色经济给媒介发展传播带来的新视野是物质与精神文明交融发展的新视野,是文化经济的视野,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视野。大众传播应该做好这方面的舆论导向,有效地推进社会发展的既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