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艺术家的影响

对艺术家的影响

尽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遭到不少辱骂,然而根据协议拟定者的意见,可以公平地说,不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协议总体上不可能给自由艺术家的创造性和自由带来负面的影响。就像在更早时期指出的那样,即使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谈判遭到指责的气氛下,人们也存在广泛的共识,至少在版权及其相关权利领域内。提交的协议代表了作者(艺术家)与广泛社会利益的平衡。在任何一个坚信奖励创造性和事业精神的社会里,如果人们承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的话(事实上大多数理性的人都承认),那么人们就很难去指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得以建立的基本前提。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在以下方面取得了值得赞赏的目标:

1.减少了对国际贸易的歪曲和阻碍。

2.对知识产权给予合理程度的保护而没有剥夺社会的创新利益和个人的创造性。

3.有效协调各种国际努力以建立给予作者(艺术家)利益分配的平等机制。

4.确立了公平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任何人都很清楚,由于意识形态的作怪,发展中国家的艺术家想从强有力的版权保护中尽可能获利,就像发达国家的艺术家一样。的确如此,如果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书籍和音乐出版贸易日益成熟,那么在这些国家里,任何参与争取降低版权保护水平的创造性过程的人都将难有成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的艺术家施加过重的负担,相反,通过强调成员国之间的互惠对待,它确立了付费领域的水平层次。

现在,即使是那些传统上反对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人也正在认识到,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外国投资有直接的相互关系。不足为奇,那些愿意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发现它们自己在全球经济增长和繁荣排名榜中的地位迅速上升。相反,那些拒绝承认知识产权在企业经济中重要性的国家,或者在执行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有腐败行为的国家,则在这个排名榜的底端痛苦挣扎。这不是巧合,大多数列在UNDP(联合国联合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这个指数被广泛接受为能更好地评估一国的国民幸福度,比如说比GNP指数——“高度发展”名单中的国家都拥有合理的、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32]

显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体制有些方面可以成为批评的对象。例如,许多观察家注意到,在新贸易体制各个不同方面遵守的时间框架内存在的差距是不平等的^[33](允许发达国家在10年的过渡期末分阶段改变纺织品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则被要求10年过渡期初分阶段为制药业产品提供专利权)。类似的有,发达国家一方(尤其是美国)不愿意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版权的部分包含精神权利的显示,这样做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公正,而且与它们要求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总的倾向不一致。

虽然有这些不足,协议还是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平台。正如一位印度的谈判者的总结(这或许是针对西方企图限制知识产权体制最为严厉的反抗之一):

在最后的分析中,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已经大大加强了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它也允许给予这些保护某些关键限制,给发展中国家必要的灵活性以平衡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使用。发展中国家现在应积极履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义务,学会利用新的游戏规则,在未来WTO争端解决的框架内维护艰难谈判赢来的胜利。^[34]

如果争端发生,发展中国家确实可以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取得进展。据报道,在1995年到2001年3月,就有1/4的立案投诉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相当于过去15个月内的一半。^[35]

不幸的是,有关贸易知识产权和有关贸易自由化的讨论经常是用一些情绪化的语言,以致理性地分析它们的优点和缺点都已成为不可能的事。事实上,在某些场合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与其说是激烈不如说是刻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印度,一个左右翼的非神圣同盟几乎成功地阻止了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自由坦白的意见交流。下面有关印度各邦就全球化争论的描述将会震动其他发展中国家改革者的心弦。

在印度,贬损全球化、私有化和外向型竞争力的经济新概念的运动已经自相矛盾地成了宗教极端分子和左派共同的事业。1991年开始的经济改革被这两股势力贬损为:开放、透明、全球化的印度经济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基础和支持能力。在这场运动中,他们抓住了一半的真理,也得到这一事实的支持,即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没有组织起来因而没能看到直接利益,而那些因分散管理而失去利益的人已经很固执,他们的损失是明显而直接的。^[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