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优稿件的修改与锤炼

第一章：创优稿件的修改与锤炼

美国诗人、评论家埃兹拉·庞德曾说过：“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大家知道新闻的真实性远胜于文艺作品，所以“陈述的基本准确性”也应成为记者写作的唯一道德和职业操守。以笔者多年的采访和写作经历来看，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难的。在20年的采访生涯中，笔者一直在力求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一些新闻创优稿件在陈述的准确性方面，更得到了诸多领导和前辈的指教，也因此取得了一些收获。故我们把关于创优稿件的内容搁置在了第一章，以便第一时间把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提供给年轻的同行。本书后边的内容将依照大家习惯的体裁和体例，安排相关的稿件，并对相关的内容进行阐释和分析。

笔者经常采写过一篇广播人物专稿，名称叫《工科博士和她的独唱音乐会》。最初笔者将这篇专稿的题目定名为《科学和艺术的对话》。但节目报奖时，当时总台负责节目创优的孙福弟老师指出，这样的名字也许适合于一台工科博士主唱的音乐会，但用在一篇广播新闻专稿上却很不合适，因为它外延太大，因此也会把内涵搞得既大且空，不如直接就将副标题“工科博士和她的独唱音乐会”作为主标题。这样的题目，虽略显直白，但却准确点明了文章的主题，也有利于文章的写作走向。他还说，有时候，直白的稿件名称反而更具个性，也值得人们去仔细回味。笔者依照孙老师的意见改成了现在这个题目，稿件的内容自然也就根据稿件题目的变化，进行较大幅度地修改，修改后果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下面来看这篇人物专稿的具体内容：

播听众朋友：胥悦红是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工程专业的博士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进取精神，使她取得了骄人的学习成绩。1999年她获得天津大学—“西门子专项奖学金”，同时还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科研工程，并获得了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精神文明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称号。

然而，更让人们吃惊的是，这个学有所成的女博士，不久前在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和王莘歌曲创作基金会支持下，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科学与艺术的对话”美声唱法个人音乐会。来听记者刘明泉采写的新闻专稿《工科博士和她的独唱音乐会》。

（以下为音频）

（出音乐会：胥悦红演唱《我爱你中国》录音）

歌声婉转，歌喉圆润，您一定很难相信这样的歌声，会出自一个工科博士之口。在人们的心中，理工科院校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博士生、硕士生总是文文弱弱，带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成天埋在厚厚的书堆里，凝视在电子计算机前。但胥悦红却非常注重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尤其在声乐方面更显示出了较深的艺术功力。在山东青岛上大学期间，她演唱的《小河流水》等几首歌曲，就先后获得全省大学生最佳歌手奖，青少年时的创作歌曲比赛创作和演唱二等奖。她作词的《学子情》、《祖国，我爱你》还曾获得全国优秀创作奖。她演唱的《三十三只青春鸟》曾在青岛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中连续播出。

（出《三十三只青春鸟》歌曲，混响淡出）

举办个人演唱会，让掌声响起来，陶醉在成功的喜悦里，毕竟是诱人的。那么胥悦红举办个人演唱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录音：我举办这个个人演唱会，得到了许多音乐界前辈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有一位老前辈曾跟我说，举办这样的音乐会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而是希望在你的带动下，让理工科学生都能丰富点人文精神，所以我愿意成为师弟师妹们提高综合素质的试验田。）

愿意成为师弟师妹们提高综合素质的试验田，胥悦红的这种奉献精神，表现了其综合素质的另一个侧面。我们的学校多年所从事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中死读书、读死书，高分低能的不乏其人。尽管在这种教育方法的指导下，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但是大部分可造之材的潜质却无法得到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很多被埋没了，成了只懂专业，没有其它技能的单一人才。然而当今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人才的综合素质，对人才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要求也在提升，并力求改变以往的教育模式和学习方法。在胥悦红独唱音乐会上，我们的记者采访了一位刚入学的新生，他告诉记者：

（录音：我以我的学姐感到自豪，她不仅专业突出，歌唱的也这么好，而且还是美声的。我想将来的社会更需要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我们这些学弟学妹都该向她学，不但完成好自己的专业课程，还要提升自己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这对我们今后的成长肯定会大有好处的。）

天津大学作为全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在追求培养高精尖专业人才，注重以“实事求是”学风塑造学生的同时，也一直致力于挖掘、培养学生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与追求。学校除了举办胥悦红独唱音乐会外，还支持学生会举办绘画、摄影、演讲大赛以及其他文学社团的活动，并结合学生的计算机课程开展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用这所大学一位副校长的话说，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学生们走出象牙塔，营造创新精神的氛围。他说，创新精神是需要培养的，所以在学校的近期规划和长远规划里，都把有利于激发学生创新精神的活动列入其中，在物质上给予支持，并在课时上予以保证。正是在这样一个良好氛围里，以胥悦红为代表的一批有专长的学生脱颖而出。不久前，天津大学联合一些文艺社团共同举办的“科学与艺术的对话——胥悦红独唱音乐会”，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里应运而生的。当谈起举办这个音乐会的初衷时，天津大学研究生院综合管理副处长李秀民说：

（录音：我们为胥悦红举办的这个音乐会，主题是“科学与艺术的对话”，目的就是引导理工科学生把科学与艺术融合在一起，提升他们的人文精神和综合素质。这样也可以促进理工科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可以拓宽他们毕业后的就业渠道。）

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胥悦红独唱音乐会才会得到了王莘、唐诃、付庚辰等老一辈音乐家和天津大学诸多老教授、老科学家的热情关注，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亲自到会祝贺。一个普通的工科博士举办独唱音乐会，受到音乐界、科技界和教育界诸多前辈的热情关注，这还是第一次。科学与艺术的对话所撞击出的旋律，远比某些忸怩作态的歌星演唱会厚实的多，也有韵味得多。金钟与瓦釜的撞击声是永远不可同日而语的。

科学赋予我们理性与智慧，艺术赋予我们想象力和美的享受，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将给我们的创造力插上美丽而坚强的翅膀。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胥悦红唱响创新精神的主旋律，更多的充满创新精神的高层次人才会迎着新世纪走来。

（出胥悦红演唱的歌曲《三十三只青春鸟》，报道结束。）

（该报道曾获2000年度天津广播电视学会新闻一等奖。）

传播学的实践表明，大众媒介的“直线式”传递方式，容易对受众形成冲击力和持久力，因此一篇稿件的名称是否定位准确、简单直白；还是文字抽象、概念过大，缺乏贴近性，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这篇稿件的内容安排和主题阐述。诚如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所言，凡事：“必先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依据这样的认识论，作为形式的标题名称，有时会具有决定稿件成败的作用，在这方面《工科博士和她的独唱音乐会》的修改过程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笔者更多的创优稿件的修改与锤炼却是得到了老局长宋银章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就拿笔者十年前采写的新闻述评《“蓝领”、“白领”同样亮丽——天津应用类高职毕业生抢手的启示》来说吧，起初我们的写法有点像新闻专稿，稿件的名称和立论也不准确。后来在宋老等诸多专家的具体指导下，这篇新闻述评对上述问题逐一进行了修改，并充实了一些新内容。特别是文章的标题确立后，使立论更准确了，主题更清晰了，内容展示的也更充分了，播出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并对一些学生的就业选择产生了积极的导向作用。（此高的具体修改过程详见《序2》的相关内容。）

下面是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2002年5月20日播出的这篇新闻述评的具体内容：

听众朋友，今年是天津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走向市场的第一年，应用类高职毕业生——这个以“蓝领”身份参与竞争的就业群体一经出现，就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来听本台记者刘明泉、胡月和周滨采写的新闻述评：《“蓝领”、“白领”同样亮丽——天津应用类高职毕业生抢手的启示》

播（以下为音频）

在本月18号举行的天津市首届高职院校毕业生技能展示及洽谈会上，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机床专业的70名学生还没有毕业就提前被多家企业相中；天津机电工艺学院连二年级的学生，也被提前“预定”出了200人，坐落在天津的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培训部部长谢婉茹告诉记者：

（录音：像汽车装调、汽车维修、特别是数控加工岗、数控加工中心、数控车工，就这一系列的班，他要想找岗的话，将有4个企业、4个岗在等着这个人呢。）

在企业当中，人们习惯于把学历较高、从事脑力劳动、研究、设计或者管理的人员称为“白领”，而把学历较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叫做“蓝领”。因此，一提到“蓝领”，人们的第一反应就会联想到嘈杂的工作环境、满身的油渍；但现实中的“蓝领”已远非昔日的“工人”所比：在天津市中环模具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线工人正在用先进的电脑软件进行模具设计，完成之后再利用数控机床和电脉冲线切割设备，这样为手机配套的精致模具很快就制造出来了。在这个企业，一线“蓝领”的工资比很多从事管理工作的“白领”更高，大家觉得很平常。

这种变化源自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逐渐以“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看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把一些带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加工制造业转向中国，其中以电子和汽车产业最为突出。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企业对劳动力的要求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润东对这个问题作了较深层次的阐述：

（录音：现在的技术工人不像以前那样，他是在生产一线担负着技术革新、创新，包括团队合作，这么一个完全不同的劳动要素相当于一个马达、引擎，而不是简单的机器部件。在这种背景下对劳动者的技术结构、知识结构、他的层次就跟以前有根本的不同。现在技术升级速度大大加快，更多的岗位体现了一个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混合的这么一种状态，区分劳动者素质高还是低，可以用创新劳动和普通劳动来区分。）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人事部部长林岩，这样评价公司的“蓝领”员工：

（录音：从开始工艺设计到把这个零件在数控机床上干出来，整个动手能力相当强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一大特点，而且作为企业也特别需要这方面人才。）

市场对“蓝领”不仅需要，而且是大量急需。还以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白领”与“蓝领”的比例是3：7，这一数字带有很大的普遍性。道理很明显：再好的设计也要有人来实施，在一个合理的劳动力结构中，应用型人才与研究型人才的结构应该呈“金字塔”型，也就是说“蓝领”应该是“塔基”。

但是，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蓝领”却十分短缺。有关部门预测：今年天津至少需要技术工人3万到5万人，而每年应用类高职毕业生不过1万5千人，缺口高达200%以上。这种缺口使得很多企业空有优秀的设计却制造不出产品来，进而也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科技进步。目前天津市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5%，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和技术工人的匮乏也不无关系。为什么就业前景如此看好的职业，缺口却会如此之大呢？这和培养“蓝领”的高等职业教育刚刚起步，还不为社会所广泛认知有关，但更与人们固有的传统观念有很大关系。在本市水上公园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高考咨询会上，记者就采访了几位成绩明显不能上本科线的高中毕业生和家长，他们的话透露出急于挤上大学这座“独木桥”的迫切心情：

（录音：1、高中毕业生甲：因为我觉得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如果不上大学就等于没有什么出路了；2、高中毕业生乙：还是奔着大学，以后好有发展前途；3、家长：咱孩子的目标就是奔着大学本科。）

如何升学就业？读大学本科当“白领”固然好，但无论大学如何扩招，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上大本的。接受职业教育，当“蓝领”，同样是一条成材之路。在高职教育比较超前的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记者采访到了数控技术专业老毕业生王少铁，王少铁当年说服当教师的父母，没有上大学，而是选择报考高职；1997年他从学校毕业后，又放弃了去学校当老师的机会，应聘去当了“蓝领”。5年间王少铁先后在3家外资企业工作，月薪从最初的900元增加到了6000元。他的体会是：

（录音：经过几年真才实学的较量，出来的强者不一定就是高学历的，主要还是看你这个人的素质和技术。只要你在这儿能挑大梁，薪水就会双倍地给你。）

“蓝领”和“白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就是市场给予的有力评判！

当然，转变观念绝非一朝一夕，在这个过程中，宏观调控和政府的推动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多方引资、包括吸引民间资本，增加高职学校数量，提高办学质量；

第二、定法规。在德国，任何人参加工作前，无论有多高学历，都要经过职业教育才能上岗，这种法律保障，使得德国的技术创新始终走在世界前列；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

第三、用分配杠杆，为高级技术工人增加更多的收入，刺激劳动者向这一领域流动。有专家预测：未来企业对物质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效益会越来越小，而对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效益会越来越大，这就是说：劳动者因素会在未来的企业竞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社会必将为技术工人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而就业市场也必将会不断以生动的事实向我们展示——“蓝领”、“白领”同样亮丽！

这篇广播新闻述评，曾获2002年度天津市好新闻一等奖、中国广播影视新闻大奖提名奖和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当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奖作品选》是这样介绍这篇作品的：

2002年5月，刘明泉等几位记者在天津市首届高职院校毕业生技能展示及洽谈会现场，亲眼目睹了高职生抢手的火爆场面，敏锐地发现了这样一个求职就业的社会热点问题：当蓝领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记者没有停留在简单的会议报道上，而是兵分几路，对用人单位、高职院校、理论研究单位、人才市场等权威部门及大中专就业指导中心等机构，进行了广泛细致的采访，获取了大量生动的音响素材和翔实的资料，并将在“高考咨询会”上采集的典型音响加以对比，论证出高职生抢手和“千军万马挤大学独木桥”的巨大反差，深入挖掘了目前高技能工人严重短缺的深刻原因，并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这篇新闻述评，录音素材与文字说理环环相扣，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和说服力。

记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采集了丰富的资料和生动的音响，以权威的数据和论证，提出了求职升学的新观念，不仅带给公众深刻的启示，也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评论发表后，又通过市委宣传部和市教委等部门转发了内参，对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促进高职院校的发展和社会人才向应用型、高技能领域流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后，专家还对这篇作品的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篇新闻述评是建立在五个片断录音的基础之上的，声音不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现场感，而且本身就组成了评论的一部分。从新闻评论的角度考察，该广播评论的特点有三：一是使用了“倒金字塔”的方法——“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机床专业的70名学生还没有毕业就提前被多家企业相中；天津机电工艺学院连二年级的学生也被提前‘预定’出200人”，以吸引听众的注意。由于有了第一步的现场感，所以新闻导语也就更加具有说服力。

二是从“蓝领技术工人抢手”上升倒“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有不小的偏差”的高度来考虑。因为可以现场采访，记者对高中毕业生的访问可谓非常及时，从而发现大家并不愿意到“被抢的地方”就读。

三是及时提出转变观念的建议。正因为观念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所以记者突出了“宏观调控和政府的推动作用”，替培养蓝领的学校发出了呼吁，以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当然，这篇评论里“论”的成分仍然是比较明显的——作者是依靠评论来穿针引线，完成评述的，而不少广播评论则是利用现场声音做“立此存照”的“事实”评论，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两个更具体的创优稿件的修改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曾获得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提名奖和天津市好新闻一等奖的新闻述评——《从雷锋到志愿者，同一种精神在传承和升华》。

我们最初决定在毛泽东为雷锋题词46周年之际，采写一篇有关学雷锋的稿件，是因为当时有人大代表发出感慨：有些地方“学雷锋总是一阵风，三月刮过一场空”。也有老百姓幽默地说“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四月走”。这也就是说，每年一进入三月，全社会都会掀起学雷锋热潮，但同时大家又都担心如何使学雷锋活动经常化并不断地与时俱进，当然这也成了我们几位记者关注的话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自然就想到先前曾采访过的雷锋生前所在团的摄影员、现任中国学雷锋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季增，如果请他来谈如何让雷锋精神与时俱进，并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作用也许最合适。但初稿写成，大家都不大满意，一是、仅有季增的谈话和专家的点评，音频资料比较单调；二是、由于内容简单，观点自然也就了无新意。于是，我们就决定再增加新闻素材，以便深化主题。这时，实习记者朴燕宁跑来告诉笔者，今年3月18日，是本市和平区新兴街社区服务者协会成立20周年纪念日，民政部相关部门的领导，将来到天津送达确认新兴街为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发祥地的涵件，并举行相应的命名仪式。

那么这个志愿者组织与雷锋又是怎样的传承关系呢？这无疑引起了我们的采访兴趣。我们如果将学雷锋活动同这件事串联起来，会不会碰撞出一些思想火花，为稿件找到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主题呢？想到此，笔者就和记者陈沛、实习记者朴燕宁分头行动，加紧寻找其它新闻线索，马不停蹄地进行采访和案头工作，这样一篇题为《雷锋长成志愿者》的新闻述评就写成了。

我们将写好的新闻述评拿给新闻专家宋银章请教。他仔细阅读这篇稿子后，认为这篇新闻述评所选题材和内容都很不错，主题也有一定的新意，但无论是稿件名称还是稿件内容都需要改进，主题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新闻素材当然也要做较大的补充了。

依照宋老的意见，在这篇新闻述评的第二稿中，我们增加了出租车司机和大学生志愿者的事迹。李英华台长审阅完这篇稿件后认为，还应增加新兴街社区第一个志愿者吴炯的事例。吴炯是电影《上甘岭》中女卫生员王兰的原型。这个“战地之花”的动人形象曾影响了几代人。1955年吴炯随爱人转业到天津，继续从事医务工作。1988年退休后，正值新兴街志愿者协会成立，于是居住在这里的吴炯，便第一个报名成为了社区志愿者。这样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典型事迹，我们居然没有融入到稿件中来，确实是个不小的疏忽。于是，我们马上来到新兴街社区，补上了对吴炯老人的采访。宋老在看完全文后，认为内容虽然充实了，但稿件的题目还要做较大的改动。他先后为这篇新闻述评拟定的标题是：《从雷锋到志愿者，一种精神的传承与升华》和《从雷锋到志愿者，同一种精神在传承和升华》。

不要小看一篇述评的名称拟定，也不要认为这仅仅是几个字的修改，它却是老人反复推敲的结果，为了使稿件内容与标题吻合，老人还对稿件做了字斟句酌的修改。这样学雷锋的老话题，就以“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为新闻由头翻出了新意。同时，通过对新闻事实的判断，我们也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论据支持力，也使这篇述评的新闻主题得以彰显——《从雷锋到志愿者，同一种精神在传承和升华》。

说起来，一篇新闻作品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既表现了记者对新闻事实的判断，也是新闻主题的发掘和提炼过程。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新兴街发起成立的这个志愿者组织，最初的动因正是学雷锋，具体的说就是为社区里的军烈属、特困户、孤老户解决一些困难。如今，志愿者精神已在这个社区乃至整个天津蔚然成风，而活跃在本市各个行业及社区的志愿者已达百万人。在采访中我们结识的吴炯、董光义、王淑贤等志愿者，可以说就是活着的雷锋，正是在他们的激励下，记者刘明泉、朴燕宁、陈沛才采写出了如下的新闻述评。这篇作品因此获得了2009年度天津市好新闻一等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大奖提名奖。下面来看这篇新闻述评的第三稿：

播听众朋友：每年3月5号，全国上下都会掀起学雷锋的热潮，但同时人们也担心“雷锋三月来，四月走”，这样，如何留住雷锋精神并使之与时俱进就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昨天（3.18.），记者从本市和平区新兴街了解到：雷锋精神在这里已与志愿者活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得以发扬。下面，请听本台记者刘明泉、朴燕宁、陈沛采写的新闻述评《从雷锋到志愿者，同一种精神在传承和升华》

播（以下为音频）

（录音：民政部关于确认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为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发祥地的函。明函，2009，78号，成立于1989年3月18日的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压混）

昨天是本市和平区新兴街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成立20周年纪念日，一个以两手捧出爱心为造型的“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的雕塑，在这个街的朝阳里社区揭幕。揭幕式上，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代表国家民政部，宣读了确认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为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发祥地的函件。

作为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新兴街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成立于1989年。当时学雷锋活动和其它一些思想教育活动曾经被削弱，“雷锋三月来，四月走”的现象，实际上表现出了人们价值取向的异化。恰恰在这个时候，新兴街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在几个普通居民的酝酿和推动下成立了。今年85岁的董光义老人，是当年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在揭幕仪式上，全国老龄办和国家民政部领导为他和另外四位发起人戴上了大红花。回忆起当年他们发起成立协会的初衷，董光义说：

（录音：我们原来发起组织活动的时候，就是解决当时的军烈属、特困户、孤老户。除了照顾他们以外，在楼门楼道里的卫生，都由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学雷锋，形成了普遍性的群众性的活动，就成了志愿者了。大家都是在学雷锋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志愿者活动。80多的，90多的，到十几岁的孩子，现在就是阶梯形的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所以我们的志愿者活动一代一代地得以发扬光大。）

电影《上甘岭》中的英雄事迹曾影响了几代人，影片中的女卫生员王兰的原型——吴炯，作为志愿军女兵曾与男兵们一起在坑道中与强敌浴血奋战，被称为战地之花。1955年她随爱人转业到天津，继续从事医务工作，直到1988年退休。退休不久，正值新兴街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成立，于是居住在这里的吴炯，第一个报名成为了志愿者。谈起自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经过吴炯说：

（录音：那个时候我刚退休，我的那点本事、我的能力也是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我要回报人民，后来成立了志愿者协会之后，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就有了。我是第一批参加的。我退下来后什么听诊器啊，血压表啊，这些基本的工具都没有。那个时候我退休才100多块钱，就把我退休的那点儿钱买工具，大概花了两三千块钱，有点儿基础，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就好发挥了。）

为了更好地发挥余热，吴炯走家串户，摸清了社区60岁以上老人的身体状况，按期为他们入户查体，并为社区的慢性病人发放保健卡，不分昼夜地为生活不便的患者义诊，体现了当代志愿者真诚回报社会的奉献精神。从1990年至今，她连年被评为社区志愿者标兵及优秀会员。

新兴街社区志愿组织成立不久，整个和平区迅速在所属12个街的261个居委会，建立了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经过20年的拓展，和平区的志愿者队伍已发展到71000多人，团体会员单位达到了574个。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形态的志愿者队伍也在本市不断壮大，如今，活跃在天津各个行业及社区的志愿者已有近百万人。他们当中，天津的出租车司机更具有典型性。出租车司机不同于国有企业职工，也不同于社区居民；更不像其它城市的出租车归属于企业，天津的出租车大多为个人所有，“的哥的姐”们每天都要为养家糊口而奔忙。然而，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从2003年起，出租车行业先后建立了80支志愿服务小分队，成员超过了2000多人，占全行业司机的8%左右。近几年，在行业志愿者协会组织的100多次公益活动中，“的哥的姐”们总是主动放弃运营，自觉自愿地为孤、寡、残、困等社会弱势群体和老劳模、老干部、老军人、老教师等提供无偿服务。

“的姐”王淑贤是“学雷锋志愿小分队”队员。在运营中，她看到很多老弱病残者出行不便，就在风挡玻璃上贴出了志愿者服务的承诺。一年前，她出车从天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路过，上来一对50多岁的夫妇。聊天时她了解到，这对夫妇，妻子叫吴玉华，她的丈夫宋国忠因患尿毒症和股骨头坏死，经常要从西青区倪黄庄来这里看病。从此一个志愿者的爱心行动就开始了：一年中王淑贤接送老宋夫妇130多次，直到老宋转到家门口医院就诊才停止，光打的费就为他家节省了一万多元，还不断地捎去钱和物，使这对双双下岗的夫妇倍感温暖。说起王淑贤的这份爱心，吴玉华哽咽了：

（录音：打遇上王姐，拉我一次，在车上一聊，知道我这么困难。王姐就说，行了，打住了，我不要你钱了，从这儿开始我来回拉你。我说不行，你也是拉家带口的，我给你点儿钱，少给点儿也行啊，王姐死活不要。我特别感动，这不就是雷锋吗？见着了，现在的雷锋和过去的雷锋又不一样了，这回我又有生活信心了。）

从出租车司机王姐身上，我们看到如今的志愿者可以说人人都是活雷锋，他们的所作所为，处处体现着雷锋精神。从雷锋到志愿者是同一种精神在传承和升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以说就是雷锋精神。如果把这种精神比喻为一棵大树的树根、那么雷锋就是树干，志愿者就是大树的枝叶，根深才能叶茂。不过，从昔日的雷锋，到今天的志愿者，经过40多年的发展变化，在志愿者身上又体现了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自上而下的动员、倡导式学习，演进成了主动利他的志愿者精神，正如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所说的那样：

（录音：雷锋精神和志愿精神本质上是相同的，雷锋精神产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特定的时期，志愿精神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切相连。如果学雷锋是从上到下的动员、倡导式学习，那么志愿精神是自觉自愿的，所以更具有持久性，不管党和政府倡导与否，群众自觉自愿的去学，就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它把这种雷锋精神不仅是三月学，一月二月也在学，四月、五月、六月永远的学，是长留人间的雷锋。）

二是，志愿者的服务内容日益丰富并不断发生变化。

作为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发祥地，天津和平区的社区志愿服务对象，已经从“以困难群体为主”向“全体社区成员”转变；服务内容从“以物质帮扶为主”向“物质帮扶与精神帮扶并重”转变；志愿者组织从“以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与民众、企业相结合”转变。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全区各志愿者协会共创岗位30000多个，安置下岗失业人员29000多人。

出租车行业的“的哥的姐们”，则利用自己运营于全市各地的优势，直接帮助他人，参与社会各类公益活动。天津的一些青年志愿者则把帮扶农民工子女的学习和生活，当作自己回应社会责任的一种经常性行为，为创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今年72岁的季增，是雷锋生前所在团的摄影员，与雷锋相处了两年零八个月，被喻为拍摄雷锋照片最多的人。日前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远在河北省承德的季增，作为中国学雷锋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他对雷锋精神在市场经济下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录音：学雷锋的内容应该是与时俱进的，把这种雷锋的精神运用到各个行业事业中。一个人要像雷锋同志那样,无论是什么工作，只要是对社会进步对人民有益的，他一定都能做好，使我们社会互相帮助这种奉献精神越来越扩大,人民受益也越来越大。）

三是，志愿者队伍不断年轻化，价值取向不断创新。

目前，天津青年志愿者协会注册的志愿者为13万人，比如：天津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早在上世纪末就已建立，但初期进展不大。天津作为“08奥运”的协办城市，无论是到北京赛区服务的志愿者，还是活跃在天津赛区的近万名志愿者，青年人占99%，成为绝对主体。通过组织学生参与“08奥运”的志愿活动，天津各大专院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走向规范化、系统化。此后这些院校的学生，纷纷利用自己的外语技能和其他知识储备，不断地为在津举办的“津洽会”、“融洽会”和“夏季达沃斯论坛”，提供特色服务，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理工大学学生处姜琨老师介绍了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活动特点：

（录音：青年学生掌握的是时代最新最显著的脉搏和亮点，他的这种知识储备和能力能够服务很多人群的，大学生志愿者可以做几个类型的划分。一方面是服务老人院，服务社区，用我们热情，用我们的青春去服务社会。另外一种类型是专业的志愿者，很多都具有专业知识，利用自己的专业跟我们天津的一些重大项目结合，服务社会。这是“奥运”之后慢慢显现出来的一个特点。）

通过社区服务志愿者活动，使本市群众的奉献精神和善良之心得到激发，公民意识、公益意识、公众意识不断强化，使志愿者由一种身份，上升为一种价值观念，转化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文化，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尚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作为中国学雷锋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的季增，在了解了天津百万志愿者对雷锋精神的传承与升华后，表示由衷敬佩。他说：

（录音：现在的雷锋，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名字，已经变成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现在的雷锋精神，已成为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奉献社会的代名词；现在天津的这种志愿者服务活动，其实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季增老人说得很对，眼下在天津和全国广泛开展的志愿者活动，正是对雷锋精神的有效传承；而志愿者也在投身公益事业和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体现了自身价值，同时也使雷锋精神在更多的志愿者身上得到了升华。

其实要写好学雷锋稿件，光靠孤立的采访是远远不够的，记者还应以自己的行动践行雷锋精神，只有这样你所写的东西才会很实，也才有说服力。多年来，我们团队中的老记，曾积极为来自河北、辽宁、湖北、四川和本市的贫困学生和血友病患者积极奔走，呼吁社会支持（他亦捐了不少钱物），并收到了较大实效。其中专稿《解读挫折——贫困大学生陈祥自立求学的故事》（该作品曾获2002年度天津广电学会新闻二等奖），报道的就是来自湖北的贫困大学生的事迹，而陈祥也在众人帮助下，经过奋力拼搏从天津师大教育心理学专业考取清华理论物理专业研究生，并进而到美国攻读博士。《天津日报》、《今晚报》、《承德日报》和一些广播电视节目，都曾报道过我们团队帮助贫困大学生、残疾孩子和引滦库区学校的事迹。早在20年多前，老记就在报道引滦库区宽城县师生艰苦办学的同时，发起组织了天津14所学校与库区学校的手拉手活动，并多次组织本市的企业、商店为库区捐款捐物。不但如此，他还积极奔走，为库区大学生联系就读学校。为此，他曾十多次往返于库区和天津；如今，他跟库区师生的情缘和16年如一日帮助残疾孩子孙锐的行动还在继续。

美国著名新闻人丹.拉瑟曾称赞，刚刚逝去的著名记者华莱士：“改变了美国电视新闻，令其变得更有调查性、侵略性和个人影响力。”对于华莱士这样的著名记者，我们只能望其项背，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也不是在同一语境下能够比较的。但我们却同样可以努力做一个具有调查能力的记者，并力求采写出有分量的稿子来。于是，在静海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建立十周年之际，笔者与年轻记者于乐、王舒及静海台记者李明三次驱车来到子牙镇进行调查采访，并形成了一篇有分量的新闻专稿。

下面这篇新闻专稿，力图通过对静海子牙镇从历史上的鞭炮之乡，演变成中国北方最大的有色金属原材料供应基地的新闻事实，来展现其发展成就。这样的内容也许算不上是新题材，但是我们却抓住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建立十周年的契机，作为新闻由头，力求翻出新意来。最初这篇专稿的题目叫：《从鞭炮之乡到城市矿山——子牙国家级循环经济产业园成长的启示》。稿子初具规模后，我们马上拿给新闻专家宋银章看，真诚地请他提出修改意见。

宋老看了我们稿子后，直率地指出,专稿要着重写新闻，而不是着重于写历史,所以有关鞭炮之乡的内容一定要少写,最好也不要拿它做报道的题目。因为文章的题目，具有引领作用，你立了这样的题目，内容上就一定有所反映，甚至会做出重点反映。这样就有可能偏离“子牙国家级循环经济产业园”十年成长的主题。于是，我们就根据宋老的意见，再次来到静海县子牙镇进行调查采访，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又对稿件进行了两次较大的修改，并将稿件定名为《一座用循环经济打造的“城市矿山”——子牙国家级循环经济产业园成长的启示》。稿件的内容丰富了，题目也更加鲜明了，但宋老认为“城市矿山”的提法并不算新鲜，更重要的是，它也不能把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十年发展，有层次地反映出来。

听了宋老的话，笔者顿有所悟：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经过十年的发展，有很多的重要节点，也发生了很多有意义的大事，我们当然也要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表现出来，这样稿件才能写出新意，主题也才会逐步得到升华。于是，我们再次到静海子牙镇进行调查采访。幸运的是，这次采访又顺手逮着了一条活鱼，同时也为这篇专稿找到了一个更直接的新闻由头——2010年4月13日，中国投资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家电回收项目在静海子牙正式投产。我们很快播发了这条消息，考虑到不能重复使用相同的新闻素材，所以我们只发了一条文字的东西。附：这篇文字消息的具体内容：

播听众朋友：今天（2011年4月13号）随着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先生的朗声宣布，标志着国内投资最大、最先进的家电回收项目——“TCL奥博（天津）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运营。天津市副市长李文喜和国家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国家发改委环资司负责人，联袂出席了这次活动，并参观了国内家电回收处理最为先进的拆解、塑料及物理破碎车间。

据了解，TCL集团控股的TCL惠州环保公司、天津市博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天津子牙环保产业园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TCL奥博（天津）环保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子废弃物的拆解、分类、无害化处理到循环利用的大型环保企业。2009年9月正式破土动工，项目历时一年半，建成后将达到18条生产线，投产达到首期每年10万吨的电子电器产品处理能力。公司采用目前国际先进水平的工艺与设备，除直接可再利用的原材料外，一切有害物质在这里都将得到无害化处理。

这次投产的TCL奥博一期项目，将达到年300万台的废旧家电处理能力，平均再商品化率达到85-90%以上。二期工程计划达到年处理废旧家电600-900万台的规模。业内人士认为，TCL奥博项目的投产，使TCL成为国内第一家打造家电循环经济产业链的企业，TCL向家电制造业上下游发展延伸的全产业链势头已逐渐显现。

在发完这条消息后的两天，我们的新闻专题《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四级跳》，六易其稿，终于完成。来看下面的具体案例：主持人：昨天（4月13号）中国投资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家电回收项目—TCL奥博（天津）环保发展有限公司，在本市静海子牙国家级循环经济产业区正式投产。目前在2.6平方公里的园区内，150家企业均以拆解废旧物资为业，产品已覆盖全国各地，并实现了生态与经济效益共赢。来听本台记者刘明泉、于乐、王舒和静海台记者李明采写的新闻专稿——《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四级跳》（以下为音频）

最近《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总体规划》已经出炉，将未来园区产业发展方向定位为：“国际一流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国家级循环经济产业带动基地”，到2020年全区经济总产值将达到1800亿元，实现税收39.8亿元。

从2001年子牙镇镇委、镇政府变困难为机遇，确立“生态立镇”发展战略到今天的“国际一流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经过十年的打造，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已经真正实现了生态与经济效益共赢。

天津子牙镇原本是著名的鞭炮之乡，到上世纪80年代，这里的一些农民还在从事鞭炮制作。由于安全原因，鞭炮业被叫停后，子牙的一些农民又干起了废旧物拆解小作坊。由于加工简便，市场旺销，这里的废旧物拆解业很快就红火起来。那时的子牙镇可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拆解小作坊高达800多家，从业人员达2万多人。他们从废电线、旧家电里“淘金”，主要的手段就是刀割、火烧，虽然一些人腰包鼓了，但到处弥漫的有毒物质却让这里的地下水难以饮用，植物难以成活，许多农民只得把多年栽培的果树砍掉了。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子牙镇大黄庄村民韩恩清说：

（录音：那时家家户户都用火烧电线，从里面弄银啊、铜啊什么的，一些不能回收利用的，如电视机显示屏等丢弃到路边。到处乌烟瘴气的，熏得喘不过气来。大人孩子都咳嗽，窗户没法敞着；对庄稼也有损害，一熏就不长了，特别是桃，一熏它就掉。我们也不愿意那样挣钱，可当时没有办法啊。）

2001年，污染严重的子牙镇拆解小作坊被央视的“焦点访谈”曝光，上上下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里的废旧物拆解业一下子走到了被取缔的悬崖边。

第一次跳跃：将800多家污染小作坊整合成80家规模化环保企业，有效解决了拆解业的污染问题。说起来，这里的拆解业虽污染环境，可也事关众多农民的生计。子牙镇镇长杜国志告诉记者，当时拆解行业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经济总量占全镇的60%以上，因此要那些拆解小作坊转型升级可谓困难重重。

面对多方博弈的困局，子牙镇党委、政府积极化解矛盾，协调各方利益，并引导大家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发展经济绝不能以环境为代价！”他们经过深入调研，推出了“生态立镇”的发展战略，并具体提出了“建设天津静海县子牙镇第七类废物统一管理区域”的构想。在市县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将原有的800多个拆解小作坊整合成了80家规模化公司，并整体迁入了镇工业预留地。同时，放弃了原始生产模式的农民，也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争着去挣“绿色钱”。韩恩清也到园区的工厂里上了班，不但有了稳定的收入，也不用再烟熏火燎地去烧电线了：（录音：在工厂里面上班，现在的待遇挺好的，一个月一千五六的。我在西边那里管着水电。主要是环境好了，没有烟雾，也不呛的慌，也不咳嗽了，大人孩子都上班了，收入也比以前好了。）让当初以刀割、火烧为主要手段，分解废弃物的农民进入专业化企业，将星罗棋布的拆解小作坊集纳于“第七类废物统一管理区域”，这样子牙镇的拆解业就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完成了第一次跳跃。

第二次跳跃：将废弃物管理区升格为环保产业园，园区的企业全都达到了废水、废气零排放标准。顺利完成第一次跳跃后，子牙镇的“第七类废物统一管理区域”实现了经济和环保效益双赢。2003年11月静海县委、县政府决定将这个管理区升格为县级开发区，并成立了“天津子牙环保产业园管委会”。谈起这次制度建设，管委会副主任钱盛达说：

（录音：为了规范这一块儿，我们03年11月份建的管委会。进这个园区，一个是经营这个的，二是有一定基础的，按照我们的标准。拆解程序要接受管委会的管理，主要是按照国家环保部第七类固体废物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与此同时开发区还注册成立了“天津子牙环保创业园有限公司”。公司作为市场化法人机构，负责园区的封闭式物业管理。他们在对有资质的企业进入园区实行优先审批、三年免收管理费等优惠政策的同时，也严格限定企业进入园区的环保门槛，以确保进入园区的企业全都达到废水、废气零排放；并对废弃物的每一步去向实行全程监控，未经彻底分解的废弃物一律不许运出园区。第三次跳跃：胡总书记将“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经验带到日本交流，标志着子牙在全国率先依据国际标准来描绘发展蓝图。

在子牙的环保产业实现第二次跳跃后，2006年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正式批准子牙环保产业园为国家保留的省级开发区，并将其更名为“天津子牙工业园区”。针对发展中的土地瓶颈问题，园区与子牙镇签订了土地开发协议，利用园内的1104亩土地，规划建设拆解示范基地；规划招商地块28块，占地约882亩，全部基础设施投资达到了1980万元。同时园区还与天津大学、市环境科学院等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建立了废旧机电和电子信息产品绿色回收技术生产力促进中心，支持企业不断研发回收、分离的关键技术，引进科技含量高的环保新设备，力争把废弃的机电产品“吃干榨尽”。园区TCL企业负责人黄万行说：

（录音：作为中国的环保企业，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国内的一些社会责任和环境的责任。确保防治二次污染的前提下，回收四机一脑，贵重金属、塑料，年处理能力达到了10万吨，250-300万台。）

黄万行还介绍，这还只是一期工程的年处理量，二期工程完工后将达到20至30万吨，900万台左右。

从2007年3月国家信息产业部与天津市政府签署《部市合作协议》起，双方在园区内共建国家级废旧电子信息产品回收拆解示范基地；同年12月园区又成为国内第一家被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和环保总局共同认可的国家级示范园区，接着又称为国家环保总局确定的“国家进口废物‘圈区管理’园区”。到目前为止，这里已获得了三个国家级称号，并正式更名为“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更为重要的是，园区及时有效地转型升级，还为自己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园区技术负责人汤桂兰博士说：

（录音：2008年5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访日，带的唯一一个地方项目就是子牙园区。我们制定的2008到2020规划，一期建筑面积是110万平方米，最终形成一个工业区、科研服务居住区和林下农业服务区三区联动的格局，打造绿色建筑群。）

这第三次跳跃最为重要，子牙镇从污染严重的废旧物资拆解小作坊，到如今的国家级循环经济产业园，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一二三产的绿色大循环，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四次跳跃：从“城市矿山”到“城市矿产”，子牙循环经济产胡总书记将子牙循环经济的经验带到日本进行交流，标志着子牙镇率先按照国际标准来规划和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按照“新城镇规划”，子牙镇所属的20多个村将统一划进未来的“子牙新城”，20平方公里的“生态走廊”，一边是充满绿色的居住区，一边是循环经济的生态厂区。眼下的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已有企业150家，这些企业通过对废旧金属绿色无污染拆解，每年处理100万吨旧家电、线缆等固体废料，为市场提供100万吨金、银、铜、铁、铝和橡胶、塑料等原料，纯度达到了98%以上。以园区生产的再生铜为例，产量与我国最大的“江西铜业”相近，成本则比直接从矿山中开采降低85%左右，减排80%以上。

因此可以说，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不仅是在打造一座储量丰富的城市矿山，还在经营着一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矿产，日前，它已被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列为国家首批“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成为覆盖全国的有色金属原材料市场。谈到这一点，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钱盛达非常兴奋：

（录音：任何废物只要归集起来都能变成资源，铜和铝的应用就更加广泛了，特别是咱天津滨海新区发展这么快，制造业比较多，天津又是资源比较匮乏的地区，在钢材、铝材有色金属这一块，我们每年光出铜就达到40万吨、铝20万吨，大大弥补了咱们滨海新区的需要。）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极，天津滨海新区先进制造业恰好急需大量的矿产资源，子牙这份可贵的城市矿产，无疑为滨海新区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期。在这特定时期，一方面是对资源的强劲需求，但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却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是固体废物的大量积累，但工业、城市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却仅为30%左右，比世界先进水平低了20个百分点，其中铜、铅、铝的回收率更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了30%。这无疑会成为制约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瓶颈，而子牙园区利用自己产业优势打造成功的这份“城市矿产”，恰恰为打破这一瓶颈，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成功案例。

在全国循环经济骤然兴起的当下，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先后实现的这四级跳，其示范和引领作用确实非常具体而又有实效：它所肩负的责任，不仅是实现一个区域的生态与经济效益共赢，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担负起为国家发展循环经济提供科学依据和创新经验的重任。

常听新闻前辈说，好稿子是磨出来的，是不厌其烦地改出来的。或许新闻专稿《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四级跳》根本算不上什么完美的稿件，但是我们还是在多次采访的基础上，六易其稿，并最终完成了这篇稿件。这篇专稿通过选择新闻题材，裁减新闻素材，乃至完成稿件制作的过程，都直接表达了记者的切身感受和对是非的判断，当然也凸显了记者观点的倾向性，从而也使稿件的主题更加鲜明。

大家知道新闻专稿与消息相比，应增加一定的评论元素。如上的那篇广播新闻述评，由于增加了适当的评论因素，不但叙事清楚，层次感强，还具有一定的画龙点睛作用。结合这篇稿子，有一点应提请年轻同行注意，专稿中的评论部分，一般不超过内容的20%，否则就会异化成新闻述评。（这篇广播新闻述评，获得2011天津广播电视学会新闻一等奖和天津市好新闻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