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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网与公众外交传播

时间:2022-04-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因特网与公众外交传播_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因特网与公众外交传播林 婕在信息时代,公众外交正在取代传统外交的某些职能,信息交流技术,尤其是因特网技术在对外事务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正改变着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形态和决策,中国必须适应这种转变。因特网 公众外交 外交散化 非政府组织20世纪90年代,连绵数十年的冷战终于结束,复杂的国际环境已经变得日渐多种多样。

因特网与公众外交传播

林 婕

【摘要】在信息时代,公众外交正在取代传统外交的某些职能,信息交流技术,尤其是因特网技术在对外事务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正改变着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形态和决策,中国必须适应这种转变。因特网是外交的双刃剑,一方面它比历史上任何信息交流技术都有力地加强了政府外交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可能会削弱和挑战政府在对外事务中的权威。信息时代外交形态的改变,因特网对外交事务的影响,都是本文讨论的焦点。

【关键词】因特网 公众外交 外交散化 非政府组织

20世纪90年代,连绵数十年的冷战终于结束,复杂的国际环境已经变得日渐多种多样。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跨国观念的萌芽。敌对国家,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环境问题,人口控制,毒品交易,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的扩散,以及其他议题进入了我们的对外政策议程。很明显,传统的倾向于语言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外交训练已经不足以帮助外交人员应付新的国际事务了。现代国际政治模式不再完全处于政府和外事官员们的控制下,而成了跨国集团、非政府组织乃至于个人挥舞旗帜的舞台。因此,外交“需要与民间社会进行互动,而不仅限于外国政府。这是一个更加有活力的世界,传统的治国艺术与越来越多的跨学科议程相结合”。[1]公众外交正在取代传统外交的某些职能,信息交流技术,尤其是因特网技术在对外事务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正改变着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形态和决策,中国必须适应这种转变。

1 从传统外交向公众外交的过渡

世界各国对于外交的定义很多。萨道义说:“外交是运用智力处理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2]我国学者也认为:“外交是主权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官方行为,是一国捍卫本国利益和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从事外交活动的不仅是专职外交人员和外交机构,还包括国家和政府首脑多种方式的直接参与。”[3]由此可见,传统上,典型外交中政府间的官方关系是外交的焦点,大使和大使馆常常是一个国家表达其国家利益和意见的主要场所。民族国家作为全球舞台上主权、独立的代表,外交官传达着国家利益。[4]然而,信息革命动摇了传统国家体系的基础,对外政策规划、外交的方式以及全球政治意识觉醒给现代外交带来了意义深远的改变。[5]信息时代大量信息和交流技术(ICT)的改进和革新颠覆了对外政策和外交管理的方式。外交官和政府首脑等官方代表不再是国家间唯一的对话者,现在,全世界民众、团体间直接的对话和信息交换每时每刻都在发生。[6]以信息交流为手段,以影响他国公众思想为目的的公众外交就成了信息时代各国外交的重点。

公众外交一词最早源于1965年塔夫兹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爱德华·R.默罗公众外交中心的建立。公众外交定义甚多。在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关系术语词典》中,“公众外交”被定义为“政府主办项目,旨在告知或影响他国公众的观点”。[7]达成这些目标的方式包括发行出版物、图片、文化交流、电视以及网络技术等,但绝不仅限于此。汉斯·N.塔奇将公众外交定义为:“发展美国对外政策实施的海外交流环境的政府官方努力,其目的是减少美国与别国复杂关系中的误感与误解。”[8]可见,公众外交与作用于政府关系的传统外交不同,它是一种利用媒体等信息交流手段,影响他国公众思想、观点、价值观的外交形式。

公众外交不同于传统外交。这是一个透明概念。外交过去由政府精英们闭门操控。如今,由于信息与交流技术的发展,外交官不再能进行完全的由政府官员做主的秘密外交,公众外交不仅由政府处理,还有跨国集团、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参与。而且这种参与不再仅仅局限于外围,这些力量已经在国际交往中获得了合法的声音,并将重新定义对外事务的重心。政府的束缚在公众外交中逐渐减弱,公众外交允许多样性观点的聚合,代表私人意见的个人和组织成了官方观点的补充。

外交的另一个变化是对外政策议程的超国家化。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加强给外交带来了更多的跨国观念。诸如难民的转移、世界健康的难题、气候变化和跨国犯罪等都是现在外交讨论的首要焦点,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局限于国家安全和各自国家的利益。

在旧的模式中,公众外交只不过是国际公众关系的一种补充形式——在政府已经完成外交协商和决策,对外公布最终的政策法案之前最后的修饰打扮,向公众做无足轻重的通报。但在过去10年的网络世界中,当人们期望对外政策信息更精确、即时的时候,这种看法就不恰当了。

这种转变正是由信息交流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因特网的勃兴带来的。就像霍华德·钦科塔在他的《后现代外交与新媒体》中所说的:“在外交领域,没有比公众外交和公众事务受因特网技术影响更大的了——在传统外交中他们被认为是外交的外围。”[9]

2 作为外交工具的网站

Internet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政府发起的名为ARPA网的研究项目,进而发展为相互连接但又自成体系的全球网络。[10]1995年,不足1000万人在使用网络。而今天,全球有66.5亿互联网使用者。[11]

“网”这种信息交流方式的基础不像旧的无线电通信,其中心不是由权威的私人公司或政府垄断权力掌控,也不是由使用者的唯一观点所决定。实际上,它是一种有能力绕过大多数关闭它的企图的分散媒介。毫无疑问,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交流的方式,并将继续这种改变。网络的流行来自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传递信息的能力。这种在线虚拟社会的便利表达方式将人们连接起来,进行无限的信息分享。同样的,环球网向全球使用者提供了创建自己的多媒体信息的能力。环球网可以将文本、图像、音频以及视频统一到用户的电子网页上,网页可以被其他亿万用户储存和下载到个人电脑上。在TCP/IP[12]和因特网E-mail几乎通用的基础上,环球网运作名为HTTP[13]的强大软件平台。有了这些性能,使用者可以通过整个因特网,探究自选的,端端相联的多维网络。

数量庞大的,不经筛选的信息提供者的数量不断增长,这种趋势不可阻挡。因特网技术改变了全球经济,改变了政治和商业制度,改变了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最终,信息(约瑟夫·奈和欧文说的“软实力”的一种[14])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评判国家力量和影响力的标准。软实力的应用,在有的情况下表现为信息力量,并进一步延伸为政府将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公开地存储在因特网上,表明特殊的政策或行动倾向的能力。在信息社会中,信息“取代了军备和货币财富,成为了国力的首要来源”。[15]

没有因特网,公众外交就不能有效地履行职责,这一点在外交实践中已经越来越明显。网站就像“计算机传单”[16],并已成为公众外交中最必不可少的方面。而网络的分散性、廉价、便捷和海量信息的特点也必将改变现代外交的内容、形态和参与者。如今大多数国家已经有了国家网站,“并且与更确切的政府、单独部门,以及政府和一些非政府实体的网站相链接”。[17]网站给外交官提供了一种与公众交流的非凡工具。[18]公众外交的外交官因此将网站作为追求主动外交的一种基本工具。

Whitehouse.gov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政府网站之一,每日的点击率达到300万人次。[19]从2007年1月1日到2008年2月26日,中国外交部的访问量总计1172686275人次,其中2008年2月的点击率达到了123551767人次。而2007年2月为102435865人次。[20]很明显,各国已经意识到,从现在起,外交已经是网站间的战斗了。

网络为迅速收集和选出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提供了可能。媒体可以在信息时代的外交,尤其是在公众外交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媒体的成长营造了一种透明的环境,让政府感到了向国内外公众迅速陈述对国际事务的应答的压力。美国国务院国际公众信息的前协调员杰米·梅茨尔向我们阐述了公众外交和媒体之间合作关系的微妙平衡。他提出了一种“包含广泛的信息交合”的战略,强调了公开性倾向的重要性。[21]现在,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完全保密,没有任何决策可以满足所有利益集团和利害关系。为了让消息起到有利于对外政策制定和宣传的效果,公众外交必须是一种联合行动,首先在媒体上发布信息,并且用因特网适当地加以推广,以达到外交目标。[22]

3 因特网对国家外交力量的影响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因特网对国家力量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比历史上任何一项信息交流技术都有力地加强了政府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可能会削弱政府,挑战政府在外交中的传统权威地位。

因特网对政府外交力量的巩固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因特网改变了传统外交方法,交流更加快捷、廉价和频繁。由于直接的即时信息分享和实时交换的访问,人们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的外交交流。

第二,因特网提高了公众外交的运作效果。公众外交是否成功由告知、影响、吸引国际受众的能力来衡量。因此,接触的人越多,成功的几率就越高。在传统的报刊、图书、广播电视、图书馆等信息交流方式下,有限的预算相当程度上妨碍了这种外交努力。如今,公众外交开始利用因特网技术主动出击。因特网为公众外交提供了无限的向外接触的能力、散布新闻和文件的方式,以及广泛的链接。

第三,因特网给世界政治带来了更多的透明度。信息交流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扩散大体上改变了工业化国家的民众获取新闻和信息,确定个人和群体身份,管理资源,学习、工作、购物、参与市民社会和政府事务等的方式。[23]此外,由于媒体可以更多和更快地获取信息,他国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就可望有权力影响政策。[24]

因特网技术让现存的公众外交运作突然简单化和扩展了。因特网通过网页、E-mail、流动视频、电子出版物等传播数据与图像的能力为政府提供了发布消息的最强大的媒体。而且因为拥有无数信息通道和分散的传播方式,这一媒体可以十分轻易地渗入通常由政府严密控制的领域,使得敌对国家对思想的控制越来越困难。

因特网为现代外交提供了一种费用小,但行动迅速,可以组织、协调和聚集大量情报的信息交流工具。不过,因特网并不是外交的万能药,在给政府外交带来福音的同时,它还分散了原属于政府的外交权力。对外政策议程的跨国化、外交参与者的多样化等趋势被因特网放大了,政府必须考虑更广泛的观点、影响和更多参与者的意见。

传统的交流模式多是基于等级、垄断和信息的向上流动,而网站技术不同,它要求灵活、分权和技术的专门化。因特网可以快速和直接地传递信息或传播思想,而不需要通过一个有不同意见的中间人。这鼓励了非政府力量介入外交事务,比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和其他与外交部和传统外交渠道直接互动或从中分离出来的私人实体。

因特网拥有被理查德·所罗门称为“对外政策表达的分散影响”的能力。[25]因特网给政策制定过程介绍了新的支持者,改变了对外政策发布的程序。根据学术界、企业、非政府组织等通过网络力量承担传统外交作用的状况,这一现象有个新词:“外交散化”。[26]

网络是分散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给以政府为中心的统治集团带来挑战的原因。它们由“在制度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相似位置,创造了对现存社会框架有依赖、民主化、放大的新的团体关系的个人相互连接起来的装置”组成,[27]而且信息交流技术的扩散,尤其是因特网快速克服了一度限制网络发展的经济和物质障碍

杰米·梅茨尔将散化的网络描述为“自我优化”。盖埃诺则主张,“领土主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28]世界政治已经从以前的主权权力的二元世界变成了网络权力的三元世界。“民族国家的完整性、权力和安全受到了来自高处的跨国公司,以及来自底层的网络利益团体不断变换的联盟的挑战。”[29]二者都在向民族国家施加政治压力,以使之“遵从网络社会的标准”。[30]这种全球和区域利益的分散融合的动态演变被罗西瑙称为“碎融化”。[31]他将这一概念定义为“碎化和融合并置的过程,发生在组织、团体、国家和传统体系内部和之间,这些体系实质上是互动的和有机的链接”。[32]

罗西瑙的“碎融化”等于是将政治权威从国家手中分散开来,赋予作为国际事务重要参与者的非政府实体获得了更多的优势。这些新的参与者主张国际力量无需官方的承认,也不必受到国家的抑制。[33]伴随信息交流技术的革新,因特网的普及,“参与者们可以经常影响国家政策”。[34]这样的外交散化意味着非政府参与者通过使用因特网获得了介入国际、国内事务管理的能力。非政府参与者更多地利用因特网访问信息,提出目标,对外交官和其他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或发挥影响。他们可以很容易对国家政府官员提供的信息进行查证,并要求官员们做出公开解释。随着对外事务透明度的增强,保持政府信息可信性和连贯性变得更困难了。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外交官们不得不调整政策制定的程序。传统外交的职能与实践变得越来越受到“便捷和多种多样的信息涌动和碎化动态途径”的影响。[35]外交运行的舞台、工具和参与者都被要求能够适应更顺畅、反应更快捷、更能满足全球公众的信息配置需求的要求。这种环境中的外交是为所有在全球范围的仲裁、商谈、调停中发言和行动的人或以任何方式表达这些公众的多样性观点的人所共享的。我们不禁要问,外交向非政府参与者分散和扩展的趋势还将继续吗?因特网在其中会发挥作用吗?毫无疑问,答案是:是。

外交散化的另一个含义是原本在对外政策和外交决策的制定中影响不太明显的国内因素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内和国际政策的相互渗透导致了外交环境的“政治化”。外交协议签署的过程经常涉及与国际谈判相关的国内支持者间的持续对话。“这意味着需要协调的关系由官僚关系内部的横向协调发展为社会关系内部的竖向协调。”[36]实际上,对外政策中“对外”这个词有些模糊。在新的世界事务环境中,对外政策不再局限于外国因素。由国内外问题所织成的大网使得“对外政策”被称为“全球政策”可能更合适。[37]

另外,实时电视和数字交流时代引发了对政治的直观期待。技术鼓励媒体养成了将麦克风推到政治家眼前,24小时不间断地要求他们给出新意见的习惯。允许“公众和媒体更多地干预对外政策议程设置和商谈”,[38]因特网的实时性和信息访问的开放性有效地缩短了政策制定的期望时间。因而,政治人物在更多的压力下,被要求对世界事务做出迅速反应。

因特网对政策形成、执行和协调的第三项挑战是“信息超载”,信息的泛滥会淹没有用信息。不仅是国际事务参与者进行政策制定的过程变复杂了,而且从无用的、误导的或故意误报的信息中找出有价值的信息的基本活动也变复杂了。

信息超载的问题使得政策制定者处于一种信息比以往多,但分析时间比以往少的境遇,草率的分析可能无法得到准确的结论。外交官们有句老话说,时间在外交官的一边。仓促地决定可能降低政策的质量。外交中拖延的战略重要性就像沃伦·P.施特勒贝尔所说的:“和在新闻工作、战争中不同,速度在外交中并不是一种优势。速度是敌人——仓促的决定会锁上最初的互动,缩小商谈的空间。在新闻工作和战争中,速度是不可取代的,但在外交中就不必了。”[39]但因特网恰恰就是加速了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

显然,因特网及其能力对于加大透明度、增加连通性、提高全球相互依存都有所贡献。最终,它导致了外交散化,允许非政府参与者在外交事务和政策制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新的信息环境使得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们面临信息超载和加速决策制定过程的挑战,而且国内和国际政策之间的界线消失了。结果,政策制定者们不得不发展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式来适应新的世界现实。

4 外交中的网站管理

那些为公众外交工作的人有着深切的感受,如果他们提供的信息不确切,其可信度就将受损。公众外交的意图是介绍自己的国家状况及其价值观、理念和政策。含糊不清和不可靠的信息反而会产生反效果。“真实是最好的宣传,谎言则反之。要劝服别人就必须是可信的,要可信就必须可靠,要可靠就必须真实。就这么简单。”[40]

有影响力的网站是有效网站管理的产物,网站管理因此在公众外交中变得十分重要。网站管理是“一种多学科行为,它集合了技术、绘画设计和信息管理”,[41]对网站上的信息的内容和性质同样重视。其成功常常是外交官、IT专家以基本的市场贸易的方法联合起来,互动与合作的产物。

可惜的是,当因特网在公众外交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同时,网站管理的技术知识却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外交人员在没有充足的预备知识和经验的情况下进入了这一不属于国家控制的领域,他们只能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发展网站。这种方式在网站发展的早期阶段是足够了的,但随着网站获取信息的要求不断增长,信息使用量不断增加,我们越来越要求一种专业的、可靠的方式。[42]

公众外交其实是一种市场销售方式,它所促销的商品名为国家的形象、政策、价值观、理念。传统外交官没有接受过市场销售的训练,但公众外交领域却对“出售”的概念非常看重。通过因特网,我们如今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网站树立国家品牌,并出售该国价值观及其外交政策。[43]美国公众外交和公众事务副部长夏洛特·比尔斯曾讨论过公众外交中的销售方式,她说:“对于我们的产品(美国理念、价值观、政策等)而言,重要的是,它们必须被销售出去。我们不能设想,有人会自信到捡起我们的网站,复制它、摧毁它,然后走人。我们正在学习使用通栏大标题、与其他网站链接等现代销售工具。”[44]

政府公众外交网站的另一要素是互动性。网站拥有向使用者提供与网站使用者、管理者以及网站本身互动的能力。公众外交可以利用E-mail、消息栏和在线会议等传播工具来进行传统的交流工作。

单纯从理论和技术上来看,现代网络上的信息流通是无法控制的。但是由于外交事务的特殊性和政府作为主要信息源的地位,外交网站的管理并非不可行。

那么在公众外交中我们需要怎样的网站管理呢?联合国国际计算机中心主任爱德华多·格尔布斯坦将网站管理的效果归结为三大基础因素——内容、功能性和可用性。[45]

首先,网管和内容的制作者不仅要保证信息是最新的和可信的,而且要提供其他相关网站的链接。我们不妨以号称“第一政府网站”的美国www.firstgov.gov为例。这是一个信息丰富的资源库。2003年初,美国政府的网页数就多达3500万页,而且内容涵盖了有关市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息和服务,也包括各种公开的统计数据,这些信息都汇总到了www.firstgov.gov这个门户上。除此之外,网站对于时效性强、常用的信息资讯和服务,设置了专门栏目,“Top Request”按照用户的点击率、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将最为常用的主题单列出来,并动态排序,用户可以快捷地获取这些热点资讯和服务。同时,它还是一个完整的、开放的政府网站体系。firstgov整合了全美各级政府已建立的2.2万多个政府网站,可以搜索到的网页超过5100万个。

其次,功能性必须满足外交的特殊需要,例如访问的安全性、加密、讨论论坛和其他互动能力。由于网络的脆弱性,网站很容易受到黑客和病毒的攻击,作为涉及国之大事的外交网站必须将安全性视为重中之重。现在维护网络安全的最有效、最常见的手段是正确配置防火墙、入侵检测设备。通过以防火墙为外交网站的安全方案配置,能将所有安全软件(如口令、加密、身份认证、审计等)配置在防火墙上。如果所有的访问都经过防火墙,那么,防火墙就能记录下这些访问并作出日志记录,同时也能提供网络使用情况的统计数据。当发生可疑动作时,防火墙能进行适当的报警,并提供网络是否受到监测和攻击的详细信息。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利用防火墙对内部网络的划分,实现内部网重点网段的隔离,从而限制局部重点或敏感网络安全问题对全局网络造成的影响,防止内部信息的外泄。

如前所述,在公众外交中,民众的参与和目标公众的反馈意见是外交政策制订的重要依据。因而,互动性是外交网站必不可少的。当前,政府外交网站增强互动性的形式主要有政府信箱、在线解答、电子邮件订阅、论坛和留言板、网上调查等五种。

最后,网站的可用性依赖于终端使用者在组织、表演和导航领域的满足度。利用网络和计算机技术,建立外交决策模拟系统的设想也是可行的。这种做法已经在美国一些重要研究机构运用。例如,www.diplomacy.edu网站的模拟系统就拥有自己的数据库可以设定各种变量和场景。建立这一系统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建立外交决策的预测和预替机制,加强应急应变能力;二是培训外交人员,使他们不必经历外交剧变,就可拥有较稳定的心理素质,掌握系统的工作方法,能够从容应付未来各类危机的挑战。

尽管信息时代已经来临,然而直到最近因特网这种现代化技术作为一项外交的重要能力才得到了广泛关注。显然,尽管因特网在外交上有不利之处,但占优势的是积极面,它在“充分修正外交表达、磋商、便利、报告和协商”[46]上拥有优势。因此,中国必须继续发展和调整其外交战略,以因特网运作为基石的“数字外交”将成为日后中国公众外交的重要形态。

【参考文献】

[1]Equipped for the Future:Managing US Foreign Affairs in the 21th Century Washington D.C.:The Henry L.Stimson Center,1998.

[2]R.P.Barston,Modern Diplomacy Essex,UK:Longman,1988;Joseph E.Jones,Unofficial Diplomat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3]Walter Wriston,Bits,Bytes and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76,No.5(Sep/Oct 1997).

[4]US Department of State,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rms,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1987.

[5]Mike Rosner,“The Internet:Trends and Standards”Working Paper,CSAI Department,University of Malta,January 2002.

[6]Joseph S.Nye,Jr.and William A.Owens,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Foreign Affairs 75,No.2(March/April 1996):20.See also Daniel F.Burton,Jr.The Brave New Wired World Foreign Policy,No.106,1997.

[7]Joseph S.Nye,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90。

[8]Richard O.and Florence M.Mason and Mary J.Culnan,Ethic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ousand Oaks,Calif:SAGE Publications,1995.

[9]Allison S.Greene,US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Doctor of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Studies,Old Dominion University,Dec.2003.

[10]Allison S.Greene,US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Doctor of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Studies,Old Dominion University,2003.

[11]Sheryl J.Brown and Margarita S.Studemeister,Diffusion of Diplomacy,NetDiplomacy: Beyond Foreign Ministries,Virtual Diplomacy Series,No.14,USIP,August 2002.

[12]Jean-Marie Guehenno,End of the Nation State,Minneapolis: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1995.

[13]Program 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the Annual Review of Communications and Society,Queenstown,Md:The Aspen Institute,1990.

[14]Warren P.Stroebel,Late-breaking Foreign Policy:The News Media's Influence on Peace Operations,Washington D.C: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1997.

[15][英]萨道义:《外交实际指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

[16]黄金祺:《什么是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17]http://www.zdnet.com

[18]http://www.nua.com

[19]http://www.publicdiplomacy.org

[20]http://www.alliance-exchang.org

[21]http://www.wired.com

[22]http://usinfo.state.gov

[23]http://www.diplomacy.edu

[24]http://www.fmprc.gov.cn/chn/

[25]http://www.bbs.fmprc.gov.cn

【作者简介】

林婕,博士,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新闻史研究。

【注释】

[1]Casimir Yost,Speech at the Information Age Diplomacy Symposium,Washington,D.C.,6 April,2001.http://www.ndu.edu/ndu/nwc/Public/SymposiumWebsite/casimir_yost.htm.

[2]【英】萨道义:《外交实际指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3]黄金祺:《什么是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4]Equipped for the Future:Managing US Foreign Affairs in the 21th Century,Washington D.C.:The Henry L.Stimson Center,1998,pp.3-4.

[5]See R.P.Barston,Modern Diplomacy(Essex,UK:Longman,1988);Joseph E.Jones,Unofficial Diplomat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6]Walter Wriston,“Bits,Bytes and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 76,No.5(Sep/Oct 1997),pp.175.

[7]US Department of State,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rms,(Washington D.C.:US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1987),pp.85.

[8]Hans N.Tuch,Communication with the World(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0),http://www.publicdiplomacy.org/1.htm.

[9]Howard Cincotta,“Post-Modern Diplomacy and the New Media”,33.

[10]Mike Rosner,“The Internet:Trends and Standards,”Working Paper,CSAI Department,University of Malta,January 2002.

[11]NUV网络调查始建于1997年,以监控、详述、分析Internet的关键事件而闻名。见http://www.nua.com.

[12]TCP/IP代表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这是因特网传输控制的标准程序。

[13]HTTP,即超文本传输通讯协议,指的是软件将存储在因特网其他位置的文件或音频、视频程序与电脑设备上的网站链接起来的能力。

[14]“软实力”一词最早是由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行政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它是与代表国家“硬”的或强制力量的军队和军事力量的“硬实力”相对应的。

[15]Richard O.and Florence M.Mason and Mary J.Culnan,Ethic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Thousand Oaks,Calif.:SAGE Publications,1995):xvi。

[16]“计算机传单”(cyber-leaflets)这个词是阿利森·格林所创。过去,广泛的公众外交使用传单来阐述美国的政策、观念、价值观,等等。现在,个人通过访问USG网站就可以在线找到并观看以往在传单上或小册子上传递的同样的信息。

[17]Dr.Dietrich Kappeler,“Websites as Instruments of Diplomacy”,http://www.diplomacy.edu/Web/conference2.htm.

[18]Stefano Baldi,“What People Expect from the Sites of Diplomatic Missions”http://www.diplomacy.edu/ Web/conference2.htm.

[19]Declan McCullagh,“America's First Homepage:A Case Study of Whitehouse.gov,”speech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Management in Diplomacy,Malta,1-3 February 2002.http://www.diplomacy.edu/Web/conference2.htm.

[20]http://www.fmprc.gov.cn/chn/

[21]Jamie F.Metzl,speech at the Carnegie Endowment's Lecture Series Entitled,“Winning Hearts and Minds: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Washington D.C.,27 November,2001.

[22]Allison S.Greene,US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Doctor of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Studies,Old Dominion University,Dec.2003:101.

[23]Project Description of the Carnegie Endowment's,“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Project,”January 1999.

[24]Allison S.Greene,US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Doctor of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Studies,Old Dominion University,Dec.2003,pp.177.

[25]Richard H.Solomon,“The Internet and the Diffusion of Diplomacy,”Speech at the USIP Virtual Diplomacy Conference,Washington D.C.,1 April 1997,pp.1.

[26]Sheryl J.Brown and Margarita S.Studemeister,“Diffusion of Diplomacy”,Net Diplomacy:Beyond Foreign Ministries,Virtual Diplomacy Series,No.14,USIP,August 2002,pp.24-29.

[27]Metzl,“Network Diplomacy”.

[28]Jean-Marie Guehenno,End of the Nation State,Minneapolis: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1995.

[29]Brown and Studemeister,“Diffusion of Diplomacy”,pp.25.

[30]Ibid.

[31]See Rosenau,“‘fragmegrative'Challenges to National SecurityA”,Understanding U.S.Strategy:A Reader,edited by Terry Heyns,Washington 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1983.For a more recent and elaborate formulation,see Rosenau,“New Dimensions of Security:The Interaction of Globalizing and Localizing Dynamics”,Security Dialogue 25(September 1994).

[32]James N.Rosenau,“States,Sovereignty,and Diplom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rtual Diplomacy Conference,Washington D.C.,25 February 1999,p.6.

[33]Brown and Studemeister,“Diffusion of Diplomacy”,p.25.

[34]Ibid.

[35]Rosenau,“States,Sovereignty,and Diplom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pp.19.

[36]Joseph S.Nye,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90),pp.188.

[37]See James N.Rosenau,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38]“Program 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The Annual Review of Communications and Society,Queenstown,Md.:The Aspen Institute,1990,pp.73.

[39]Warren P.Stroebel,Late-breaking Foreign Policy:The News Media's Influence on Peace Operations,Washington D.C.: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1997,pp.108-109.

[40]Edward R.Murrow gave this quote during a speech at a May 1963 testimony before a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41]Jovan Kurbalija,Director of Diplo Projects,“Diploweb Methodology for Diplomatic Websites”Speech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Management in Diplomacy,Malta,1-3 February 2002.http://www.diplomacy.edu/Web/conference2.htm.

[42]www.diplomacy.edu/Web/conference2.htm.

[43]Allison S.Greene,US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Doctor of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Studies,Old Dominion University,Dec.2003,pp.102.

[44]Charlotte Beers,speech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Washington D.C.,18 December 2002.http://www.state.gov/r/us/16121.htm.

[45]Eduardo E.Gelbstein,“Content,Functionality and Usability:A Website's Success Factors,”Speech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Management in Diplomacy,Malta,1-3 February,2002.http://www.diplomacy.edu/Web/conference2.htm.

[46]Jeffrey Cooper,Speech at the Information Age Diplomacy Symposium,Washington D.C.,6 Apri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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