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森的文化代码理论

6．菲利普森的文化代码理论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20世纪初人类学的民族志转向到1964年在传播学领域发生效果，这就是德尔·海默思（Dell Hymes）在这一年《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的一期特刊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把自然语境下的传播实践作为分析对象，侧重于在特定的语言社区中考察传播实践，揭示其中所隐含的模式。^[50]在跟进研究的学者当中，菲利普森（Gerry Philipsen）是第一个把民族志传播学真正地导入到传播研究中来的人，他使这一研究围绕语言社区的传播实践及其行为规范和解释规范进行，并面向这样一些问题：如何更有效地行动及什么是有效的传播（作为人的规范及其成因），如何更有效地与他人互动以及为什么要这样（社会互动的规范及其成因），怎样影响及改变他人的想法和行为，以及为什么这样做（策略性行为的规范及其成因）。同时，他还归纳了民族志传播学研究的四条假设^[51]：第一，同一文化群体的成员创造了共享的意义。他们所采用的代码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第二，任何一个文化群体内的传播者必须协调他们之间的行为，换言之，传播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的秩序或者体系。第三，对单个的群体来说，意义和行为具有特殊性，换言之，它们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第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和代码模式各不相同，不仅如此，每个群体在理解特定代码和行为时所采用的方式也不同。

20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在伊利诺伊州的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攻读公共演讲和群体传播（Public Address and Group Communication）专业的博士学位期间，菲利普森就开始做社区语言实践调查。^[52]他发现，同样的传播实践在不同的场景、对不同的群体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而这种意义上的差异可以说明传播实践所具有的独特性；只要有独特的文化，就会有独特的言语代码。这使得他对文化采纳了一种温和的、社区的、日常生活化了的取向，文化在他那里被视为一种共享的意义体系，具体而言就是由生活各个方面的符号、意义、假设和规则组成的代码，一个社区的成员所使用并借助于它来组织、建构自身的日常生活，来实现社区中的互动与理解。于是，他进一步聚焦于这样的问题：文化代码是什么？人们如何学会这些代码？这些代码在生活中如何决定人们的传播行为？1992年，他首次提出言语代码的概念，即“传播行为文化层面上的不同代码”，并阐述了有关言语代码的四个命题。他指出“言语代码是指历史上制定的，社会中建构的与传播行为相关的说话方式、意义、前提和规则体系”^[53]，试图以此把握传播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到1997年，他正式提出言语代码理论（Speech Code Theory）^[54]，并添加了一个新命题。在近年来的修订中，言语代码理论包括了六大命题（six propositions）^[55]：1．只要有独特的文化，就会有独特的言语代码。2．任何特定的言语社团都使用了一种以上的言语代码，在同一个生活世界中存在着各种与传播行为相关的代码或至少可以发现不同代码的痕迹。3．每个文化都有着自己的言语代码，每个代码揭示出该文化中自我、社会的策略性行为的结构层次。具体说来，只要使用与传播行为有关的情景词汇，我们就可以从这些情景词汇和假设与规则系统中发现：符号和意义不但指称传播行为的各个方面，而且还可指称互动者或社会关系，使我们明白传播行为如何将社会关系中的人联系起来。4．言谈的意义与互动者使用的言语代码息息相关。5．言语代码的规则和假设蕴藏在言谈活动当中，因此观察与描写言语代码关键在于观察传播行为。言语代码的术语、规则和前提和讲话本身密不可分。6．巧妙地运用某种情形中的言语代码是预测、解释和控制、理解传播行为及其慎重而符合道德规范的话语形式的充分条件。围绕第六个命题又形成三个假设：社会互动者使用言语代码为自己和他人的交际活动进行命名、阐释、解释、评价、证明等；当社会活动者使用共享的言语代码来影响乃至塑造他人的行为时，这种用法是有效的；言语代码的修辞语力由言语代码的连贯性、社会合法性以及修辞策略而定。

显然，言语代码理论能够提供对人的传播行为的语境化理解，呈现传播与文化的关系，从而提供了与日常生活中的他者进行互动的可能路径。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文化研究的权力、意义、文本分析相区别，通过对某一社区语言代码的解码，来理解社区成员的传播实践，导引出更为细致地观察。同时，也由于缺少对社区语言实践的权力关系特别是不同语言代码的权力关系的考察，致使理论本身的诠释力不足，形成了与文化研究的互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