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多样性统一如何可能

三、文化的多样性统一如何可能？

人类渴望交流又难以达成交流的尴尬全体现在巴别塔（Babel）一词上，这个词取自于《圣经》第十一章，讲的是洪荒之后，诺亚方舟上幸存下来的人类想修一座通天塔与上帝见面，上帝一气之下，混乱了他们的语言，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人世间出现了成百上千种语言，每种语言又分成若干方言，每种方言还夹杂着各种腔调，这样造成思想无法统一，文化产生差异，分歧、猜忌等各种问题接踵而来，交流就成了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道永恒的难题。“巴别塔”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的“混乱”之意也就成了人类交流生活的现实写照。电影《巴别塔》挖掘《圣经》故事的寓意，深刻地表现了当代交流生活的混乱：两个孩子游戏之时无意中射杀了一位美国游客，由于事件发生在摩洛哥这个阿拉伯国家，于是事态变得充满了政治意味，人与人在交流的困惑中把事件演绎成整个世界都陷入一种恐怖袭击之中。

尽管人类饱受“混乱”之苦，但是人类还是应该感谢上帝，他让人类拥有了多样性的文化与生活。虽说上帝存有担心人类取而代之的私心，可正是这种私心阻止了人类的愚蠢行为，抹去了语言、思想、行为的单一性将会带来的人类文化枯竭的梦寐。人类经过艰难探索，也逐步形成了文化多样性的共识。在19世纪工业化、殖民化浪潮席卷世界的时候，社会学家开始认识到人的相互依存，人类学家则在文化相对论（即各不相同文化的平等性）和文化普及论之间摇摆不定，文化多样性的思维得以展开。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进入后殖民时代，那些少数族群尤其是民族性少数族群（national minorities）和移民的“种族性群体”（ethnic group），越来越多地要求承认他们的文化身份，要求包容他们的文化差异^[23]，“文化多样性”呈现为一种国际性问题。自20世纪末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多样性归进其组织原则之中，并作为维持“文化地缘体系”平衡的主要理论支持。2001年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第31次代表大会上，世界各国代表一致通过了《文化多样性的世界声明》。其中第一条就规定，“文化多样性”为“人类共同遗产”，同时，认为它和人类生存秩序中的“生态多样性”一样，对人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4]

把文化多样性类比为生态多样性显现了“生态学”思维的积极意义，即思考有机体如何保持形成数量和分配的复杂社会盟约，强调各种因素的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25]同时，这种类比也是蹩脚的，因为它很容易使人想到“生物链”（chain of being）的概念，想到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进而把权力支配关系导入文化多样性，这时，所谓的多样性就偏向于在竞争中保持文化差异的权利，以某种文化支配力量作为多样文化的秩序。于是，我们会错把谋求同化的美国文化大熔炉（the melting pot）当作多样性，错把基于种族与文化差异的绝对性而实行的种族隔离（Segregation）当作多样性，错把文化的主流与边缘的架构当作多样性。其实，完整理解文化多样性，就应该是，既保持文化差异和平等竞争的权利，又维护文化互动交流、自由创造的权利。

顺着生态学思维的逻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又对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做了这样的论说：^[26]

发展有一个特征对于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那就是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对于所有的发展和进化形式来说都是基本的，在自然界和历史中也是如此。一旦离开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性或者多样性，任何事物都不能成长和发展。一个分子，一个细胞，一个有机体，一种生态，一只昆虫或者一个动物群体——或者一个人类社会——从来不是一个由相同成分组成的不变的聚合体；它常常是一个由不同部分构成的有序的组合，一个经过整合加以平衡的多元化产物。没有多样性，各个部分就不能形成一个能够生长、发展、繁殖和创造的实体。没有整合，各种不同的成分便不能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能动的结构。

这样的话语表达出文化的政治理性，追求完美的形式与结构。可问题是，文化多样性的统一并不在于形式与结构的完美，而是面对严峻的问题：文化多样性的统一由谁主宰？或者与哪些“权力”有关？对谁有意义？为什么在政策上保持一个国家的多元主义成了一种伪善的政治策略，即让大多数边缘化的人继续保持边缘化，而那些少数有特权者得以保持他们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的控制？一旦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察觉到，多元文化正处在统一于普遍主义、新种族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危险之中。比如哈贝马斯曾以西方的人权观念为北约轰炸南联盟辩护，试图以维护人权的“目的合理性”和“手段合理性”取代交往理性，让人明显体会到西方人权话语驾驭多元文化与种族的差异和冲突的暴力倾向^[27]；再比如，2002年竞选法国总统的勒庞提倡法兰西人的差异权，主张安排第三世界的移民回家，而且赢得19%的选民支持，其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多元文化统一于文化相对主义，将意味着把维持文化的自然分离当做共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可觉察到，当少数族群在文化上自觉地将移民国文化作为普遍标准，认可自己作为移民国公民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扮演的角色时，这些族群很有可能使自己的文化处于形成单一世界文化的过程之中。不管是美国的文化熔炉，还是加拿大的种族拼盘（ethnic mosaic），资本全球化的经济发展都可能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变相地使民族文化、少数族群文化中不符合现代性的文化形式消亡，从而使世界文化最终走向单一文化。而当多元化统一于市场的逻辑时，多元文化就很可能只是换了不同民族服饰的麦当劳大叔，最终为一种文化服务。只要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种有利于资本效益最大的统一性就不可能消亡。它们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只要资本主义需要维持资本效益的最大化，就必定需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文化多样性当作调味品和元素，使其统一于文化的可消费性。

以上所有论述都表明，文化的多样统一存在着一种亦显亦隐的可能性，即多元文化统一于由意识形态构造的权力支配关系体系。这样的分析有反思社会结构、恢复人的主体性的意义。但从另一方面讲，它又否定了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如果人们只是思想的囚徒，遵照意识形态进行交流、理解或者语言的实践，那么，作为意识形态傀儡的主体是根本不需要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只需要被某种意识形态征服而服从罢了，或者跨文化传播因为意识形态霸权而变得完全不可能实现，最终成为一个伪命题。我们努力寻找普世价值以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基础，可到头来，普世价值也为意识形态所笼罩，我们的意识或者只被决定和征服，使得文化走向单一化，或者只被相互区别、对立，使得文化差异变成公开冲突的战线。

我们只能回过头来想想，多元文化统一于由意识形态构造的权力支配关系体系只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可能性，不是生活的全部，也不是文化的宿命。一种更切近于文化生活本身的命题应该是：多元文化统一于“构连（articulation）的整体”。按照斯图尔特·霍尔（S．Hall）的说法，“构连”就是人“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个不同的元素，联接成一个统合体的接合形式，这种接合的扣环并不是永远必然的、被决定的、绝对的、本质的；一个话语的“统合体”实际上是不同的、相异的元素的构连，这些元素可以经过不同的方式重新构连，因为这些元素并无绝对的归属。^[28]在这个意义上，统一性是一个构连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它是在“差异中求统一”的过程。也就是说，即使差异存在，分裂存在，多样性成为文化的根本特点，也并不意味着意义的终结，而是意义以构连的方式生产。^[29]这样一来，我们的文化身份不是先在的给予，而是在文化竞争中构连的。构连有可能使意识形态成为共同分享的意义，但是意识形态不能预订构连的效果，因为人们随时可以解除与之相连“环扣”。因此，构连又意味着希望，因为构连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建立也可以被打破和重建。

从构连的角度，我们可以对文化的多样性统一的可能性做如下理解：

第一，文化的多样性统一的可能性存在于文化适应过程之中。人们时常面临一个挑战，即要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需要、观念等）与外部世界（环境、他人等）之间建立持久的联系。他们在具体的处境中应对这一挑战，而在所有这些处境之中，个体既塑造他们周边的环境（每个人都会影响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们又被周边的环境所塑造（每个人都会随身边发生的事情而改变）。移民与东道国社会成员的相遇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处境，移民的文化适应策略与东道国的社会成员对移民的文化适应的诉求会在矛盾、冲突中构连，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文化身份的建立尽量地争取自己的同盟，这是全球化时代被分裂的文化要素进行组合的方式，也是霸权斗争的一种方式。“共文化”（co-culture）和“第三文化”（third culture）因此而成为文化适应的可能方式。

第二，文化多样性统一的可能性在于，作为文化代码的语言存在着在差异中求共性的过程。也就是说，差异只是语言形式上的，讲不同语言的人能够通过翻译在各领域里进行沟通和理解，说明人类思维认知存在着共性，否则各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将会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种族语言和群体话语的特性与限定，以及人能通过批判和反思自己的思维来克服语言和思维带来的障碍，建构思维的共性，这是文化多样性统一的可能路径。

第三，文化多样性统一的可能性存在于人的跨文化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个体能根据具体语境、性格、目标及期望创造交互式文化认同，特别是人有移情能力，即站在他者的立场去思考、去体验、去表达情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