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记者角色

二、转型中的记者角色

1．记者角色多元并存消解话语霸权

“每个人都是他自己语言的囚徒。除了一个人的阶级以外，是主要的字词在标志着、充分确定着和表现着人及其全部历史。人是由其语言呈现和托出的。”^[48]到了后现代叙事理论中，罗兰·巴特把他的这一观点发展为:叙述是身份的制造。“身份不在身内，那是因为身份仅仅存在于叙事之中。我说这话的意思有二:一是我们解释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选择能表现我们特性的事件，并按叙事的形式原则将它们组织起来，以仿佛在跟他人说话的方式将我们自己外化，从而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二是我们要学会从外部，从别的故事，尤其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49]不管是讲述自己的故事，还是通过与别的人物融为一体的过程进行自我叙述，自我身份的制造都离不开叙述。那么，谁是记者?从某种程度来说，记者是对新闻文本负责的那个人，记者除了通过作品的各种叙事策略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之外，没有任何与读者直接交流的方式。文本是新闻叙述主体的“成像”。

当然，在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理论家看来，作者已死，但那只是他们把作者象征性地排除在批评的解读实践之外。在实际的解读中，文本的话语总是被看成是作者的话语。“写作摆脱了表达的维度之后，它成为符号依据能指的特质而自发产生的相互作用，因此写作不过是一场不守规则的游戏，写作行为并不把某个主体确定在文本中，而是制作一个写作主体永远隐匿其中的空间。写作不再是使作者永远在场的不朽行为，而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谋杀，作者在写作之后永远缺席，文本正好是确证作者亡故的一块墓地。”^[50]这恰好向我们证明，在叙述中，并不是作者不存在，而是话语运作中起作用的叙述功能揭示出了作者隐匿于文本中的事实。在新闻叙述中，新闻作品正是对记者盖棺论定的凭证。新闻叙述制造记者的身份。

然而，身份的制造并非是单一的原创性的事情，而是一个重复的过程，重复记者在新闻文本之外的社会关系中的立场。不同的身份或叙述主体绝不仅仅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实体，它的背后是一系列赖以支撑的架构。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就明确指出，作者不再作为话语的陈述主体单独起作用，叙述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权力的综合性功能来构造话语，即使是无主体的话语也不过是权力运作的直接后果。一般来说，记者在文本中采用什么样的“版本”，就会相应地有什么样的主题或论题，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某些信息得到强调。费尔克拉夫把叙述制造身份概括为3个方面:一是架构身份，它与建构话语立场有关。二是架构关系，即建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三是架构观念，是对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设。所以詹姆斯·费伦说，“就部分而言，聆听叙事就等于聆听与特定谈话方式相关的价值。”^[51]而布斯则干脆把作家本人在文本中的这种种“化身”直接看作是“不同观念的理论组合”^[52]。一句话，记者在新闻叙述中不同的身份连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叙述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我们分析新闻文本，既可以抽象出新闻叙述主体——记者在新闻文本中的形象，也可离析出“介入”记者身份制造的某些意识形态因素，或者不同意识形态生产的特殊方式。

因此，在新闻文本中记者不同角色的确立，也就意味着其背后的思维方式、价值尺度和权力关系在话语交流中是处于主动还是被支配地位。处于主动或支配地位的角色可以通过大规模地输出自己的话语来控制和影响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范型、价值取向。相反，其他话语则处于失语状态。丧失话语也就是丧失权力。正是在此意义上，李普曼认为“在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中，重要的是什么样的自我会卷入其中”^[53]。

对新时期新闻作品考察，我们无法清晰分出记者不同身份建构的时间起始和终止点，但仍能感觉到新闻叙述主体被意识形态所构造和不断移位的历史过程。新时期新闻叙述主体的多元分化不能说完全是话语权力在不同集团中的一种交替，但至少说明它在消解话语霸权。

2．记者角色分化的背后是意识形态的转型

任何一种话语总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建构的，不可能不带有这一语境所赋予的特定内涵。新闻叙述主体的演变看似复杂多变，但我们仍能追踪到它后面复杂多变的当代目的。这目的即意识形态的转型。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些转折也给社会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时代的动荡总是与思想的动荡形影相随。有学者对此过程作过精细的描述:“一个动荡的时代，常常使人们对既定的价值发生疑惑，时时变动的秩序则往往使人们对固有的结构产生疑问，‘天经地义’本来说的是无需怀疑的道理，但是，‘天崩地裂’则使这些不言而喻的道理失去了基础。比起过去稳定而安详的时代来，这个时候的人的自由要大得多，痛苦也要大得多。当那些无须论证就可以使人人平静地接受的真理不再拥有权威性的时候，权力对思想失去了强制性的权威，对任何现象和事物的解释就要解释者从头说起，而且要有一套自成系统、自圆其说的道理，于是，权利与思想的分离使思想者不得不重新反思与不断追问，过去体现了秩序与意义的关于宇宙和社会的知识以及体现这些知识的仪式、象征，它的终极的依据和基础究竟是什么?它是‘天经地义’吗?”^[54]正是在这诸多怀疑、追问中，中心价值体系开始处于瓦解状态，于是，诸多重要范畴如道德、善良等的释义也陷入莫衷一是。意识形态中心化价值解体，新闻功能单一化也就行之不远。

在我国，新闻媒介功能长期以来被人们定位于舆论工具，媒介工作重在宣传教育。新闻媒介舆论工具的功能定位使记者得以以“新闻官”的身份站在一个高于民众之上的精神向导的地位，或说新闻中官主体是现实的一个重复过程。记者的社会角色定位为“宣传者”、“教育者”，读者则成为“被宣传和被教育者”，记者与读者的关系是上对下，组织对个人的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媒体功能由单一的宣传功能向既有宣传，又有传递信息、服务、教育、娱乐等多种功能转变。告别了新闻“为政治服务”的一元化格局，新闻卸去了许多它所不应当承担的重负，这样，曾拥有的绝对权威和话语霸权地位也就开始从媒介中撤离。新闻功能从单一向多元转化，无形剥夺了记者高高在上的集体意识代言人的权威地位，记者此时也就相应具有了新的角色。

而此时，有“良史之忧”传统的记者以思考者身份迅速跟进填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兴起传统反思热——张建伟称之为“举国深呼吸”，由此培养起来的独立思考、自主意识及换位思考和怀疑精神构成了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重建的起点，个体意识领一时之风骚，从此催生了以启蒙为己任的深度报道，同时也造就了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中国“第五代”记者。他们对自己的作品“全都是思考”津津乐道。“那真是一个思想的季节。整个中国新闻界被新思想的光辉笼罩着，不仅我一个，一大批记者写出了一大批有思想深度的报道。《红色的警告》、《鲁布革冲击》以及政论式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55]说这段话的是张建伟——被誉为“中国第一名记者”，他写的《大学生成才追踪记》系列被中国新闻界普遍承认是新时期深度报道的奠基之作。而当时曾在新闻界卷起一阵狂澜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获1987年第九届全国好新闻特别奖)，其副标题“时代的挑战与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思考”则是对精英身份记者的绝佳注脚。“上帝死了，我来了。”此时的记者对自己精英的身份和改变历史的能力充满了兴趣并深信不疑。

俄国文论家伏罗辛诺夫早就说过，每当理想主义、理性主义或集体主义思潮抬头时，叙述作品中的转述语更倾向于只传达意义而排斥个人语调色彩因素的间接式转述语。而当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抬头时，叙述作品的转述语就倾向于转述语个人语调色彩和词汇特征^[56]。记者的自信为突出转述语个人语调色彩和词汇特征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前面我们的分析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真正的直接引语逐渐取代“伪直接引语”在新闻中驻足，这也许正是精英意识强劲的个体意识代表“我”的地位得以提升的结果。

要使个人的表述带上普遍共识的厚重感，通常的作法是抹去体验者，在非个性化基调中构筑权威。相反，要使意见的权威性下降，就要增加相对性，使叙述主体人格化。完成了叙述者个人身份的确认，也就明确了一个言说的位置或立场。大量第一人称叙述闯入新闻的事实，即表明了叙述主体不再仅以集体意识形态化的身份来重复既定的观点和故事，而是力图展示自己关于叙述历史、评说事实的个人声音，或者是在含蓄地推销着代表记者那一社会精英阶层占主导地位的信念和观点。这包括记者角色从站在读者对面的教育者向站在民众之中的信息服务者转变，对事实的叙述角度从官的立场向民间立场下移，用民间的目光观察事物，用民间的逻辑思考问题。而记者一旦走出新闻过去单一的叙述立场和角度的藩篱，他观察事物的视角就有可能从一维和封闭向多维和开放转变，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由原来俯仰对立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迅速被信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系所替代。同时，个人感悟、个人情怀占据新闻大量篇幅，从而使集体价值、主流意识作为道德参照的独霸地位也就开始出现动摇。不管怎么说，这些声音的发出暗示了一个活泼自由的非官方的叙述立场的形成，原来被“新闻官”独霸的地盘被瓜分，这无疑也就拆解了作为官方一元的神的统治地位。

但是，历史不会自动呈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历史的叙述。在一切都成为思考和怀疑对象的时代，人们渐渐发现，一定的叙述话语隐藏着一定的意识形态。无论是作为“我们”的记者，还是作为“我”的记者，都多少表现了对评价的热衷和对事实本身的不以为然，只不过前者是以“政治”的名义，后者是以精英的名义。人们开始意识到，即使是记者出场叙述的第一人称叙述也只是保证真实的一种“仪式”。何况人格的担保也仅仅是一种道德的担保，这一支点难以承受人们反复的拷问。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家提倡与推行市场经济，市场化与世俗化与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和影响，迅速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再造，人们开始厌恶“启蒙”，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严重受挫，张建伟不得不悲叹:“对深度报道感兴趣的记者越来越少了。”于是，崇尚客观中立职业操守的记者中介者出场了。记者希望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能替代记者曾拥有的集体意识代言人的权威地位和记者的个人道德的神话地位，重新唤起人们对新闻真实性的膜拜。学者黄旦下面的这段论述也许正好是这一现象的说明:“当新闻传播活动演变为一种体制化、组织化、职业化的活动时，新闻传播者的权利、义务、责任及道德价值评判等等，越发处于突出的地位。民间约定俗成的道德契约不但已无法胜任变化了的传播状况，而且迫切需要补充、明确、固定和规范。于是，新闻职业道德及道德自律遂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57]

3．记者角色失调的社会学分析

记者角色多元分化，也就意味着记者的角色要转换。角色是指个人在特定的社会和团体中占有的适当的位置和被社会或团体所规定的行为模式。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人们的社会关系必将随之改变，个体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也随之变更，而不同的社会位置，又赋予了他各不相同的义务和权利。这时个体就要主动去适应与学习新的行为规范，转换角色行为模式，形成特定位置中应具有的角色行为。这一过程，社会学称之为角色转换。那么，记者从单一角色向“我们”、“我”、“记者”3种角色共存的角色多元分化的现实，是否就意味着记者已顺利完成角色转换了呢?

角色是指个人在特定的社会和团体中占有的适当的位置和被社会或团体所规定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角色是以特定的社会和团体中的位置为基础的。社会和团体不同，角色定位也就不同。就媒体来说，有何种政治体制，就有何种媒介体制，就有何种媒介操作规范，记者的角色定位当然就不完全一样。记者角色多元分化实际上也正是政治民主，媒体功能多元倾向的现实选择。我们的研究发现，“记者”作为一种叙述角色，它已成为新时期记者们努力的方向。那么，什么才是适合我国政治体制和媒介体制的记者角色定位?

“无冕之王”是西方一些新闻记者对“记者”这一角色的定位。他们宣称，“记者”可以凌驾于阶级、党派、社会团体之上，享有与议会、立法与司法同等的权力，属于“第四等级”。这一角色定位是基于西方大多数媒体属私营企业，以及西方记者崇尚个人自由，幻想能做超阶级、超党派的“无冕之王”而提出来的。我国新闻媒体乃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性质不会变，显然我国记者的角色定位不能完全套用西方记者的角色定位。如果对我国现行媒体体制把握不到位，对西方“无冕之王”的内在本质不了解，那么，有的记者就会认为:记者享有完全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就是无所羁束，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就可以不履行规定的义务，不遵守相关的规范。不幸的是，现实中有时就有这种现象存在。

地位或社会位置是社会角色的基础，是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什么人应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由他的社会所属地位来决定。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就职业角色来说，医生的角色行为是救死扶伤，法官的角色行为是审理案件、量罪定刑，而记者的角色行为是记录事实、宣传鼓舞、舆论监督、益智休闲等等。不同角色各行其是，否则就会乱套。采访是记者主要的工作之一，尤其是在某些带有冲突因素的事件采访中，记者往往会参与事件的调查和研究，此时，记者的采访活动与许多与此相关的职业的调查工作有相似之处，但这并不等于记者的角色行为就和这些职业的角色行为完全一致，可以行使这些职业角色的权利。如果在角色的重新定位和角色转变中，记者无法分清“记者”这一职业角色的行为规范，那么记者跨越记者的行为范畴，行使超越记者角色权利的现象就会发生。如在法制新闻报道中，记者不仅报道事实，还不自觉地对案件定性，把犯罪嫌疑人称为犯罪人等，显然记者已越权行使了法官的权利。又如某些批评报道、体验式报道，记者以“包青天”自居，代替执法部门处理事件等，记者的角色表现与记者所属的地位规范已不相符。

记者是一种职业角色，但它由人来担当。社会学认为，角色并非单独存在，每个人实际上不可能只有一种角色，个人处在不同的多个社会层面中，同时面对多种社会关系的结果就构成了他的角色丛。这多重角色虽然集于一身，但每个角色与其对应的“权责利”在逻辑上是非常清晰的，不允许这些角色与之相对的“权责利”发生错位，否则就会导致社会生活的混乱。比如记者，他的权利、责任、利益是由采访报道新闻这一特定契约所规定的。当此契约即采访报道新闻的行为中止时，他在此契约内的权、责、利也就全部解除而不复存在。但是，如果社会转型期的记者对职业责权利的规范感到陌生，或媒介自己的定位模糊，或社会约束不完善，那么记者角色丛中角色间的混淆就会加重，使记者无所适从。角色之间的错位多数以记者的权利被滥用，或记者应有的利益被非正当地放大，或记者所承担的责任被有意无意地规避等形式出现。据中国记协副主席栗国安2000年底介绍，自1997年中国记协设立举报有偿新闻等不正之风的举报中心以来，已收到举报信件1 200余件，大多是举报一些搞有偿新闻，甚至以曝光相威胁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新闻从业人员的。

不可否认，新时期记者进行角色转换过程中，以上所列举的记者角色错位、角色失调的现象并非不存在，另一方面，记者却仍以单一的角色行为代替多重角色行为也较为普遍。最典型的表现是在会议报道中仍带有很浓的官本位意识。记者写会议新闻，往往只站在官的立场，围绕官的活动，从官的角度来选择题材、组织材料、进行叙述，判断新闻价值时，把官的职位高低等同于新闻价值的高低。或者走另一个极端，以休闲娱乐为一切。节目形式“综艺化”，讨论主题“戏剧化”，谈话内容“娱乐化”。有学者指出，这种使新闻只沦为节目的包装手段的作法，不仅会带来新闻伦理的沦丧，新闻品质的恶化，还有记者角色的堕落。

基于以上我们的结论很明显，新时期记者角色转换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角色失调和角色错位。

根据社会学角色理论，角色的扮演要经过3个阶段，即角色期望、角色认同和角色表现。而社会角色的转换则是角色扮演3个阶段的重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故障，那么社会角色的转换就会失败，造成角色失调。在我国社会转型期记者角色转换过程中，这3个阶段或许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偏差，从而导致记者角色的失调和错位。

角色期待是指社会对某一角色的期望和要求，它能影响一个人的角色行为。在社会转型时期，记者的角色被赋予新的含义，人们对记者也就有了新的角色期待。而在角色转化这新旧交替中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新的角色行为许多规范的“真空”和“漏洞”，从而导致社会以及记者本身对记者产生错误的角色期望。如社会上不少人就认为“找法官不如找记者”。比如有些媒介规定记者不仅要写稿，还要拉广告。而社会对记者有错误的角色期望又影响了记者自身对自己的角色认识，从而成为某些记者角色扮演者行使超越记者角色权利甚至是腐败行为的催化剂。角色期望重构出现偏差。

角色认同是指角色扮演者对其角色规范和角色要求的认识和理解。它对角色行为有直接的指导作用。相对同一角色来说，其角色期待一般是相同的，而由于人们的思想觉悟、认识水平及价值观念乃至看问题的角度的不同，对同一社会角色的理解常有差别，甚至截然相反。正是由于人们对同一角色的不同领悟，才形成了社会中千差万别的角色扮演。角色认同重构出现偏差主要是在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的多元以及社会地位、职业的流动普遍存在，角色认同重构也就变得异常复杂。有人当记者是“铁肩担道义”，有人当记者是为了获得高收入和作为记者所享有的权利。而有偿新闻的产生正是后一种记者对角色认同的严重偏差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角色表现重构出现偏差主要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习惯于扮演旧体制中的角色，这就使记者在角色转换过程中被心理和行为的惰性和惯性所羁绊，难以适应新角色模式的要求，从而使角色表现重构出现偏差。

因此，要顺利实现或完成记者社会角色的转换，仅靠记者个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个人、组织和社会来共同努力。对角色扮演者个人来说要更新角色观念，调整好心态，使之符合社会生活环境急剧变化的要求，尤其要调整好心态，不要死抓住旧角色的权利不放，也不要规避新的角色责任和义务。对组织或社会来说，首先应该提供给角色扮演者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角色行为模式，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以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期望;其次可以采取一些有效形式，如树立正确记者典型，开展各类导向正确的评奖活动等强化新角色模式;再次，通过制度的完善和创新，加强角色规范建设，逐步实现权力制衡;最后，允许个人的横向流动，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实现人们合理的职业角色转换，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才利用效率，防止出现记者角色失调。

【注释】

[1]董小英:《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2]黄希云:《小说人称的叙述功能》，载《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3]罗建华:《提倡“‘我’字新闻”》，载《中国新闻年鉴》(1999年)，第204页。

[4]参见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254页。

[5]《光明日报》，1977年6月17日二版。

[6]同上。

[7]伊拉克当地时间2003年3月20日凌晨，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新华社中东总分社以快讯“巴格达响起空袭警报”最先向全世界播发了战争爆发的消息。新华社当天英文滚动发稿110多条，第一条英文快讯时效超过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世界所有媒体，时效领先全球10秒。

[8]杨慧娟:《记者出现在新闻作品中的利弊》，载《中国记者》，1994年第6期。

[9]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0]姬乃甫、陈乃进、陈芸:《关于物价的通信》，新华社北京1988年1月12日电讯稿。

[11]江世杰、焦然:《丢掉幻想走向市场》，新华社北京1996年6月9日电讯稿。

[12]万武义等:《改革开放的胜利民族精神的丰碑——写在’98抗洪胜利之际》，载郭超人主编《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选集·国内通讯选》，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25页。

[13]黄冬元:《扩版后的思考》，载《新闻记者》，1998年第2期。

[14]汪幼海:《体验式报道种种》，载《新闻记者》，1998年第4期。

[15]张清华:《参与式报道得失问题初探》，载《新闻知识》，2003年第10期。

[16]新民晚报社政法教卫部:《对体验式采访的体验》，载《新闻记者》，1996年12期。

[17]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18]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页。

[19]兹维丹·托多罗夫:《诗学》，载《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

[20]第二人称在新闻中运用的现象也有。如《当你们熟睡的时候》(新华社，1956．7．1)、《说说咱的硕士连长》(解放军报，1996．8．28)等，都曾产生过较大影响。但据刘其中在《诤语良言》中说，1985年新华社播发以第二人称叙述的《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在京举行》一稿后，曾在新华社引起过一场激烈争论，批评者认为，以“您”为人称向死者报告追悼会的情况“荒唐可笑”，此后，至少在新华社内部进行这种探索的似乎再未有过。参见该书第57页。

[21]参见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173页。

[22]罗兰·巴特:《历史的话语》，见《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23]参见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184页。

[24]参见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载胡经之等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2页。

[25]陈旭光:《艺术的意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26]《校园新风》，载《光明日报》，1977年6月17日第2版。

[27]《解放军报》，1976年6月11日第2版。

[28]《光明日报》，1977年6月12日第1版。

[29]《一幅壮丽的抗震救灾图》，载《光明日报》，1976年6月17日第2版。

[30]《校园新风》，载《光明日报》，1977年6月17日第2版。

[31]严介生:《新闻语言要去“套”求“新”》，载《中国新闻年鉴》(1985年)，第65页。

[32]常秀英:《进步、创新及问题》，载《中国新闻年鉴》(1984年)，第351页。

[33]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34]严介生:《新闻语言要去“套”求“新”》，载《中国新闻年鉴》(1985年)，第65页。

[35]俞荣根:《试论儒家之法的精神》，载《传统文化的综合与创新》，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6]黎明洁:《略论传统文化对新闻报道的影响》，载《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37]如陈力丹的“要淡化典型报道观念”，刘磊的“典型报道不是新闻”等。有关典型报道研究情况可参阅张威《典型报道:渊源与命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38]以上作品均参见《冰点》，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9]1985年2月28日，《蛇口通讯报》刊发了一封来信《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这是一个青年写给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袁庚的批评信。批评很直率，也很大胆。有识之士指出:“按照我们传统的习惯，点名批评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同级的报纸点名批评同一级的在职的最高的领导人，在我的印象中也是没有的。这是一个创举。”参阅《经济改革需要新闻改革》，载《好新闻》(1985)，长征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40]熊家余、姜平:《尴尬的阻击战》，载《湖北日报》，2003年7月17日。

[41]转引自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

[42]参见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转述语分类”一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3]刘其中:《诤语良言》，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170页。

[44]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45]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

[46]艾丰:《从经济报道看新闻界对改革开放的贡献》，载《中国记者》，1998年第8期。

[47]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48]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载《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49]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50]李晓明:《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51]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52]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53]李普曼:《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5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55]张建伟:《深呼吸》(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页。

[56]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57]黄旦:《新闻传播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