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分化的历时性考察

一、角色分化的历时性考察

新闻改革后，新闻叙述主体有一个突出变化，原来单一角色的记者开始分化，分化主要朝3个方向进行，并形成3种较有明显特征的角色。我们可以用3个富有意味的代词来指代新闻叙述主体的这3种角色。“我们”指新闻文本中站在集体立场，以政治或道德代言人身份言说事实的记者角色。“我”指代表个人或某一阶层价值标准，以知识分子精英身份言说事实的记者角色。“记者”指站在客观立场，以中介者职业人身份言说事实的记者角色。3种角色出现的时间顺序依次为“我们”——“我”——“记者”。

1．“我们”

对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的新闻作品进行考察，最突出的印象是，形而下的任何行为都是某种形而上的具体阐发，全部的新闻叙述都指向一个目标:如何适应和加强外在的政治权威和政治意识形态。

固然，“文以载道”对我国新闻写作产生巨大影响，但当“道”完全等同于“政治内容”时，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就只服从一种标准的指导和衡量。一切都是政治。“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化统率现代化”的新闻比比皆是，记者的政治化采访随处可见:“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第一个春天里，我们访问了河南省尉氏县第三中学”^[26]。而在具体的新闻中，政治化的评说更是屡见不鲜。在《光辉题词照征程》中，硬六连的英雄业绩是他们在“华主席叶副主席的光辉题词指引下”取得的^[27]。“四川5 000多万亩夏熟作物全面丰收”是乘上了“打倒四人帮，农业能大上”的东风，“是唯物辩证法对唯心论形而上学的胜利”^[28]。1976年5月29日，云南西部龙陵、潞西一带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在有关地震信息缺失的情况下，读者头脑中的地震实际上还是一个非常虚幻的事实，但新闻一开始，记者就忙不迭地对这一非常虚幻的事实进行政治化评说:

今年5月29日晚，云南西部龙陵、潞西一带连续发生两次强烈地震后，我们来到灾区访问，看到灾区各族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奋发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在祖国西南边疆描绘出一幅壮丽的抗震救灾图。一个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一桩桩抗震救灾的动人事迹，都雄辩地说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锻炼的我国各族人民，能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泰山压顶不弯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29]。

在这种以政治关系为轴心的“新闻”阐释系统中，记者俨然已不是一个记者，而是党、阶级、主义的代表，是政治权力服务的一个意识形态化身。此时的“我们”实际上只是一个布道者，一种“道”的代言人。

为获得意识形态的准确定位，1978年以前，新闻中领袖人物的语录常常以黑体字的形式出现，以区别记者的叙述，成为新闻中的突出部分——有学者不无讽刺地给这些新闻起了个名字:“语录新闻”。即使是在记者的叙述中，领袖的语录仍浸入新闻人物的内心活动和语言，成为人们前进的指引方向和动力。在1977年6月18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新闻中，记者问一位高二同学顽强的学习精神怎么来的?

他笑了笑，腼腆地说:“每当我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把我们青年一代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心里就非常激动。自从毛主席离开我们，我越发感到:只有下苦功学习，才能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教师们为什么勤奋工作?

他们激动地说:“毛主席把我们从旧社会的火坑里解放出来，华主席又把我们从‘四人帮’的压制下拯救出来。如果不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就对不起毛主席、华主席对我们的殷切期望。”^[30]

学生、教师的回答虽然用的都是加了引号的直接引语，但这些引语抹去了职业、文化层次、年龄、性格等界限，是从不同人物口中发出的过于相同的声音，显然它们都是“伪直接引语”。“伪直接引语”的目的非常明显，它要在同一政治指向的简单复制中重建雷同的一类人物。新闻成了同一种声音的政治大合唱，记者则是这场政治大合唱中的现场指挥。

改革开放后，对比于改革前的新闻叙述，如此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已悄然减退。虽然这一过程并非一夜之间完成，但从表面的语言形式上就能看出其差异。如1978年后黑体语录形式在新闻中消失，新闻叙述通篇的政治术语开始减少。然而对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新闻文本进行深入细致分析后我们认为，记者作为集体意志、主流意识代言人的角色特征依然鲜明，作为一种角色，它并不那么容易改变。“我们”这一角色不愿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主要基于以下3个理由。

(1)新闻叙述中仍留存有记者过多的评论干预和鲜明的主流意识评说。

在叙述学看来，干预，尤其是评论性干预，实际上是把分散的主体集合在一种意识下，是统一全书价值观的一种努力。或者说，评论干预的最终目的是叙述主体对叙述者功能施加压力，使叙述者完全屈服于他的价值观之下。因此，过多的评论干预往往说明叙述主体对文本价值观有强烈的控制意识。上一章我们论述到，改革开放后，新闻尤其是消息的全能视角呈明显下降趋势，但1996年以前，全能视角叙述新闻基本还维持在25%以上。

对此进行分析，记者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立场并不亚于改革开放前。以80年代初期的1981年为例，我们选取五篇有全能视角叙述新闻中的记者评论干预，不妨一读。

①《黄河水奔流千里到达天津》:“黄河水流经的豫、鲁、冀三省的党政军民，充分理解引黄济津的重大政治经济意义，他们把保住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天津，看作义不容辞的责任。”

②《国王访问农民家庭》:“在苏州郊区，这只是一个中等生活水平的农民家庭，三中全会带给他们幸福和希望。普通的农妇钱三妹，就是这样以一个社会主义农民的幸福感和自豪感接待了来自万里以外的贵宾。”

③《法不徇情——太原市北城区检察院受理干部子弟结伙盗窃案追记》:“至此，这场法与权的交锋，也如《法庭内外》的结局一样，以法的胜利而告终。北城区人民检察院秉公执法的精神，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④《立碑改过的故事》:“牛仂严于责己，知过能改，民兵们都要学习他这种精神。”

⑤《“凤凰”“永久”为何难以大增产》:“时间就是财富，为了给上海自行车增产抢出时间，有关领导部门在必要的时候，为什么不能采取些行政干预手段呢?如果让事情自流发展，容忍消极拖拉态度，岂不是损害了我们的四化事业?”

在这5篇新闻中，一篇(例①)记者的评论干预仍留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有两篇(例②、例③)的记者评论具有明显的把新闻内容当作某一政策或主流观点印证的倾向，另外两篇(例④、例⑤)的记者则是完全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对读者进行教育或发号施令。3年之后的1984年，在15篇全能视角叙述中，记者带有明显官方意识对事实进行评论的新闻占8篇，仍超过一半。像《在10张伪证的背后》的结尾:

恕我笔下留情，对于另外几个执迷不悟者，不在这里一一列名。但是，说假话欺骗组织，这样的党员只能是徒有其名。列宁说过:“徒有其名的共产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

鲜明的主流意识言说和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依然不减当年。显然，此时的新闻，从记者的言说立场到叙述方法，与改革前的政治意识形态新闻叙述并没有太大差异。

(2)“伪直接引语”仍大量存在，集体意识一元化格局并未改变。

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在日本敲开了世界冠军的大门，女排姑娘成了新闻人物。一篇报道写某个队员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接袁伟民不停地扣过来的球。当时她想了什么?报道中写道:“她说，‘我想到了祖国的荣誉，想到了人民的嘱托，浑身充满了力量……’”这位女排队员后来说:“这是记者的语言。这是他们想当然的，一点也不真实。”^[31]即使我们选取的样本——全国好新闻一二等奖的获奖作品也未能免俗。一位参加1979年度好新闻评选的评委就直言，当年入选好消息《“光棍堂”引来4只“金凤凰”》的最后一句:“马文志一家看到家境大变，都非常高兴，一致表示要多出勤，努力大干，为四化多作贡献，用实际行动报答党的关怀。”“实际上是用记者的空话、套话来代替马文志一家说话”^[32]。显然，这些“直接引语”是一种“伪直接引语”。

考察新时期初期新闻文本，大量的“直接引语”往往并非由一个具体的个人说出，引语的发出常是“一位工人愤慨地说”、“群众高兴地说”或“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按詹姆斯·费伦的说法，这种没有提到名字，没有描写人物身体特征，只用某类的代称来指称人物的做法是对人物的“主题化”，人物只是“一个清楚的主题的标志”^[33]。看来，女排队员和马文志一家已经被“主题化”。

主题化人物的“直接引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这些“直接引语”对事实所作的评论常有强扭角度或上纲上线之嫌，而且由于图解新闻事实所指向的观点或政策具有高度一致性，新闻套话大话甚至假话不绝。1984年，有学者提出，使新闻语言去“套”求“新”也应是新闻改革中不可忽视的内容^[34]。

(3)读者与记者俯首仰立的关系并未改变，记者的绝对权威地位没有变更。

在改革初期的新闻叙述中，无论是过多的评论干预还是对“伪直接引语”的操控，我们都可清晰地看出，记者不仅真理完全在握，而且试图排除或颠覆在叙述中可能出现的其他可选声音和视角。他们往往怀揣表明身份的名片，从而能轻易地贴上标签，如“党政军民”、“社会主义”、“我们的四化事业”等，他们迷恋于道义责任的承担，而读者则处于完全被动地位，任由记者指点迷津。

因此，不管记者在新闻叙述中是否出场，也不管出场的记者自称什么，这类记者实际上都是一个面目不清的“我们”。“我们”是某种共同体，尤其是政治共同体的人称标志，记者是集体意志的代言人。这种身份的记者在改革初期的新闻文本中相当普遍。

2．“我”

然而，大致在1984年前后，记者在新闻文本中的身份开始出现种种耐人寻味的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是记者以民间立场评说事实的新闻大量出现。所谓民间立场主要是指记者在观察和评判事物时所采取的非官方的、非集体意识立场。它更多从人的生存和人的情感体验对事实作评判。当然，不是说从官方立场，用主流价值观去观察评判事物不对，而是当所有记者都以一种立场、一种价值观来评判事实时，它既不符合多元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也不能满足价值多元的读者需求。于是，一些记者开始有意识地放弃代言人身份，淡化官方意识，主动选择民间的立场来观察和言说事实。

先进人物报道中记者角色的变化最引人注目。在《王老师的小屋》(1983)中，记者笔下小屋的存在已非传统衬托王老师先进的一个“意象”，正如通讯所说“我们歌颂王老师的小屋，却并非歌颂他屋子之小，我们希望那些肩负教书育人重任的老师们，能够不再住这样的小屋。”记者看到了官方工作的某些不足，也承认先进人物应有的生活需求，如此观察和评判事物，记者民间立场已初露端倪。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闻界对步鑫生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开始，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是“一个勇于改革的活榜样”，历数其“先进”;当海盐衬衫总厂严重亏损后，步鑫生的错误难以遮掩，记者转了180度大弯，开始罗列其诸多“罪状”。读者心寒了，说:“记者既当接生婆又当掘墓人，靠不住”。而正是从此，新闻界自己也开始重新审视先进人物报道中“圣人立法”传统的合理性。

何为“圣人立法”?“让有血有肉的圣人作为人类至善至高的道德化身来为后世立法”^[35]是我国儒家之法的精神，也是我国史传的一个传统。圣人既是人，在一定程度上他的人格以及这种人格外化而产生的一切行为轨迹又具有某种法律的效力。这就是“圣人立法”。而“为尊者讳”则是“圣人立法”的必然后果。加上“文革”时期把评判先进人物的义利观变成了义和利的残酷对决，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于是先进人物甚至成了“高大全”形象。

步鑫生事件后，原来完全以“圣人立法”的标准和模式来报道先进人物的不良后果暴露无遗。首先，“为尊者讳”常使先进人物有拔高之嫌，以致常使先进人物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完全丧失真实性。其次，使“人皆可为尧舜”成为一句空话，用读者的话来说就是先进人物“可钦，可佩，但不可学”。第三，拔高了的先进人物往往成为先进人物的负担，使他们失去许多正常、正当的要求和自由，容易造成先进人物的“个性压抑”，久而久之对榜样的示范作用带来消极影响^[36]。于是，有人提出典型报道(先进人物报道占重要部分)过时了^[37]，但更多的人在寻找报道先进人物的新模式。

在这方面倾注大量精力并取得较大成功的是《中国青年报》1995年开办的《冰点》栏目。“冰点”所写人物最大不同就是，人物不是什么“旗帜”，只要“有过人之处”就可取。正因为这样，不仅人物选择的范围加大，许多小人物在“冰点”中成为主角，记者在写人时也用不着怕人物不够高大而硬去拔高，用不着怕人物的某些缺点会损害了人物的形象而有意去避讳。如《桥下人家》的杨子，别人下岗时她也幸灾乐祸，她自己下岗时也气馁，她也有小人之心，但她毕竟挺过来了，站起来了。又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王春英，她虽然扎根边疆了，但也有许多苦恼，也有许多无奈。《当年落户在留村》的那5位知青、《李高令其人》中的李高令等等，都是这种“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高尚’”，但“普通”中又有某些东西能打动人的“人”。虽然记者自己对如此有别于传统报道的方式“感觉还真说不清”，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没主题”是“无主题变奏”，是“形象大于思想”^[38]。在此，传统先进人物报道“圣人立法”的影子已荡然无存，记者完全抛去道德说教的镣铐，以一个普通人的标准去述说一个平凡的人。先进人物报道中蜕去凡人肉身的“神”不见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又是一个个具有人性、丰富复杂性的人。正是记者立场的变化使我们看到了先进人物报道通常被隐去的那一部分。

记者民间立场的位移是与批评性报道大量出现紧密相连的。首先批评性报道数量增多，如1985年，全国好新闻评选20篇获奖消息有8篇是批评性报道，其中获一等奖的4篇作品就有3篇属批评性报道。其次大部分批评性报道中记者的角色已发生变化，从通常站在官方立场批评下级部门，变成站在民间立场对不良现象甚至政府行为进行批评。这种批评更准确地说不是指导工作式，而是监督式的。1985年深圳特区出现了同级报纸点名批评同级在职最高领导人的“袁庚纳谏”事件^[39]。同年《中外合拍古典名著片未必明智》(1985)、《一些进口商品质量低劣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1985)、《为什么要开这样的展销会》(1985)等，都把发言的话筒递给了与官方意见不同的少数人，发出的是非主流声音。1987年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做出决议:“重大问题给人民讨论”、“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一决议使人们对在报刊上反映民声、开展批评报道有了重新的认识。而到1992年，批评报道分量很重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报道活动大获全胜，它为新闻界“大胆开展批评性报道，更好地贯彻‘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无疑，这些都成了记者民间立场位移的助推器。

为考察记者立场变化的发展状况，我们选取5篇同样用全能视角叙述的1981年、1992年、2000年这3年的新闻样本进行分析比较。结果发现即使新闻都以全能视角叙述，但记者评说事实所站的立场却有所不同。记者非官方立场的新闻数量、批评报道的数量都有增加。(详见下表)

1981年5篇全能叙述新闻中，记者都是以“我们”的姿态进行评说，仅有的一篇批评报道也不例外。1992年的报道，记者已不像1981年完全站在官方立场发号施令，5篇中有3篇新闻的记者是站在民间立场对问题进行思考，并以此为基础对政府提出意见，它们是《一花开两处，荣衰何其殊——“丽珠得乐”现象的思考》、《一场“自由恋爱”活了两家企业》、《第一职业怎么了》。到2000年，记者站在民间立场评说事实的新闻不仅在5篇中占到4篇，而且记者更多的是从人的角度，从被批评者的角度来对事实进行评说考虑，如《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不吃发菜，少穿羊绒，行不行》(2000)，批评还是批评，但依据的标准和价值观念已是做人的道理，为的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人本的意识。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它与民本观念一样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的尊严。当新闻叙述从人的角度或站在民间立场评说事实成了记者的又一方式，一种与代言人身份迥异的叙述人身份也就应运而生。

时下，大家都在“走向市场”。“市场”大了，什么怪事都有。但这里饶舌几句，做买卖应该把眼光放远点儿，不能为一时得利，砸了自己的招牌。

——《喝茶喝了1 000块》(1992)

家有一筐苹果，会过日子的人往往会把现出一点烂眼的择出来，把烂眼削尽后吃掉，以免烂眼扩大，丢得更多。俗话叫做“救一点算一点”。

发生在武汉袜厂的故事，却违背了这个“过日子”的常理。

——《140万双袜子的命运》(1997)

把以上这些评论与1981年记者对事实的评说进行对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虽然记者仍忍不住对所报道的事实作一番评论，但耳提面命已悄然由谆谆教导所代替。这些不正是记者们走下讲坛来到民众中间的一个表现么?记者对读者的绝对权威已不复存在。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即使是新闻结尾处的“太史公曰”，80年代中期后，也常常以疑问句的形式出现。如《1+1+1+=?》(1984)、《同志，您能做到文明骑车吗?》(1986)、《尴尬的阻击战》(2003)等等。

一些人，口口声声讲“放心肉”。“放心肉”真的来了，为何又将其拒之门外呢?

一些人，口口声声讲“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的成果来到面前，为何又视若天敌呢?

一些人，口口声声讲“开放市场”，为何又总在自己的“地盘”上筑起一道道的“篱笆墙”呢?

还有那似乎永远打不完的啤酒大战、化肥大战、农药大战……到底意味着什么?

双汇带来的冲击，是新型工业化对落后生产方式的冲击，是开放意识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双汇遭遇的尴尬，是我省发展环境改善不够的尴尬，是我们的思想解放不够的尴尬。

难道不是吗^[40]!?

这种商讨的形式有效缓和了记者个人意愿与读者群体制约之间的紧张关系。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以上这些与官方身份完全不同的叙述者最常栖身的新闻文本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名称叫做“深度报道”。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正是与官方身份完全不同的精英身份记者的出现，催生了深度报道这种新的报道形式。而在1985年至1988年，深度报道是我国最红火的一种新闻报道方式。1986年，中国新闻最高奖开始增设“深度报道”专项评奖，1987年甚至被称为“深度报道年”。而2002年后我国新闻界炙手可热的民生新闻的诞生与发展都与“我”的出现紧密相连。

因此，我们可以说，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记者开始出现具有较鲜明个人特性的“我”。“我”不是某个政治共同体的代表，而是作为一个站在民众中间，但又脱不下精英外衣的人格化的角色。“我”也许只代表他个人，也许也代表与他有相同立场和价值观的某个阶层。总之，由于“我”的出现，传统集体意识单一价值观的霸权得以打破。

3．“记者”

所谓客观的中介者在此指的是对新闻事实作非个人化的表达，以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身份出现的记者形象。

按新闻职业理念来说，非个人化是规范的做法，因此，中介者身份也可以说是新闻职业者的身份。当然，新闻作为非个人化的作品，尽管要求它不能像专栏文章、读者来信或目击报道那样纯粹是个人观点，但记者个人潜藏的信念和态度还是能够通过主题的选择和阐述、相关性隐喻、陈述事实的选词等等很多方式间接地在文章中显示出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立与不中立、客观与不客观，主要是意图表达的公开还是隐蔽，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会在过于精确的意义上理解中介者和客观立场的记者角色了。

上一章我们在考察新闻叙述视角时认为，新时期新闻文本成功运用纯客观视角进行叙述的新闻只占0．6%，并认为记者对所报道事实缺乏一种超然的客观态度是纯客观叙述成功范例缺少的真正原因。那么，作为中介者和客观报道者的“记者”角色，在新时期新闻文本中是否就不存在呢?

对文本分析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倾向性的变化仍然可以把握得到。

第一，是叙述主体声音出现多元分化。

叙述主体是记者在文本中的形象，叙述主体在文本中存在的主要方式即叙述主体声音。一般来说，叙述主体声音可以通过言语形式或非言语形式表示出来。比如，新闻很重要的一个手法就是通过选择事实和安排事实来表达记者的主观意识，这是以非言语形式表达叙述主体声音。而言语形式表示叙述主体声音又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记者不给自己找任何“代言人”，叙述主体意识由记者自己直接陈述来标识，叫做记者叙述声音或作者叙述声音。二是叙述主体声音通过言语的方式被分散在不同的人物身上，把说教的任务移交给笔下的某些人物，这叫做人物叙述声音。一篇新闻只有一个叙述主体，因而也就只有一个作者叙述者，而人物叙述者则可能不止一个。叙述的人物，不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可以占有一部分主体意识。

叙述主体声音过于统一是集体型叙述的特点，一方面记者的声音寄寓在所有人的声音之中，另一方面这种声音喜欢驻足于事物较能符合作者观念的一面。如果各个人物叙述者都众口一词述说着作者叙述者的语言，那么这样的叙述就是在叠加一种固定的观念，在制造一种无可颠覆的权威，加上公开摊牌的作者叙述者的评论，此时作者叙述者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无人能实际越过它的权限，此时的记者叙述者实际上正是前面提到的集体意识的代言人“我们”。“我们”公开而霸道。但是，如果能将叙述主体声音分化，那么，作者叙述者就变成了多元对话中的声音，此时，记者叙述者声音依然存在，但只是私人化的“我”，他承认意见的多元，“我”公开但不霸道。当然，叙述主体声音分化还有一种更彻底的形式，即契诃夫所说的，是“一个没有偏见的证人”，他的“职责仅仅是能够照亮人物和复述他们的谈话”^[41]，此时，叙述主体声音完全分化到人物身上，作者只作为一个见证人在场，而作者叙述者缺失。这或许可以叫做客观型叙述，作者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职业人:“记者”。

对样本进行纵向考察，我们发现，叙述主体声音的分化正是依此线索日益明显。80年代初的新闻叙述更多地属于集体型叙述。叙述主体声音更多地集中在作者叙述者一个人身上，记者往往不愿意人物叙述者抢夺自己的话语权。80年代中期左右出现私人型叙述。一些新闻开始将叙述者声音移至人物叙述者，叙述主体声音更多分布在人格化的叙述者身上，从而压制叙述者公开露面。如《妈妈教我放鸭子》(1983)、《马胜利一席谈》(1986)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而1985年的《留得清白在人间》、《共产党员的魅力》、《富光棍之谜》，以及《菜价追踪》(1994)、《万亩苹果园缘何毁于刀斧》(1997)、《海原农民为何拒种“调整草”》(2001)等，则是叙述声音分化为多元声音的成功之作。

消息中叙述主体声音分布情况变化尤其明显(图五)。变化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1992年前，叙述主体声音没有分布到人物叙述者的新闻占到45%，几乎占一半，而叙述主体声音分布超过3个人物叙述者的新闻所占比例只有6%，十六分之一。第二阶段，1993年后，前者下降了20%，而后者上升了18%，两者比例基本持平，各约占四分之一。第三阶段，到1999年后，叙述主体声音分布到3个以上，人物叙述者的消息几乎超过三分之一。像《“天体大十字”预言宣告破产》(1999)、《去年伤残万余人死亡80多人》(1999)、《法警背起生病被告》(2000)、《上课能否晚一点儿》(2000)、《转嫁危机损人利己》(2001)、《金门学生直航厦门考厦大》(2001)、《郧西县“石头标语”劳民伤财》(2002)、《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2005)等，叙述主体声音更是都分布在4个以上的人物叙述者身上。这一变化过程说明，越来越多的记者愿意放弃话语的独霸权，而把话筒转向其他的事件相关人物。或者说，记者只作为一个见证者去照亮别人复述别人谈话的意识日益增强。

第二，新闻话语呈现“民主化”倾向。

当叙述主体声音出现多元分化，叙述者声音移至人物叙述者时，人物的引语不可避免地就会占据新闻叙述的一部分地盘。赵毅衡先生把叙述中的引语分为4类:直接引语式、间接引语式、直接自由式、间接自由式。所谓直接引语就是直接记录人物的“原话”，说话人物在转述语中自称“我”。间接引语由叙述者把人物的语言用自己的口气说出来，说话的人物就称为“他”。当引语以“他说”、“××道”等作引导句时，称引语式，如果引语不加任何引导词而直接从叙述语转入转述语，则称为自由式。一般来说，使用不同的转述语类型，叙述主体意识的强度在文本中会得到不同的体现。通常，直接自由式在语句的小天地中保持了说话者主体的最强有力的控制，而间接引语式中叙述语境压力最大，说话人主体意识最弱，相反作者叙述者或叙述主体意识最强。用图表示为^[42]:

图五　消息叙述主体声音分布比例图

我们的研究没有把引语式分得如此精细，总体来说，我们所说的直接引语式包括了直接自由式和直接引语式，间接引语式包括间接自由式和间接引语式。直接引语式在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叙述主体意识都要比间接引语式强。因此，直接引语数量的增加即意味着作为记者的叙述者主体意识的减弱，而作为人物的个人意识的加强。

在刘其中《诤语良言》一书中，作者认为中国记者对直接引语敬而远之，在我国记者编辑队伍中，喜欢使用、善于使用直接引语的只占极少数，在我国新闻研究领域，直接引语这一课题至今未被重视。据刘其中调查，美国三大报运用直接导语的新闻比例高达93%，几乎到了没有直接引语就写不成新闻的程度。而从他选取的1956年与1996年两个时段的新闻文本进行分析表明，1956年《人民日报》、新华社在报道中使用直接引语的新闻只占23%。到1996年，我国新闻记者、编辑在新闻中使用直接引语的情况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有所倒退，只占5%～8%^[43]。李希光甚至不无夸张地认为，没有直接引语是“中国新闻文风的癌症”。虽然我国与国外新闻直接引语运用的情况无法相比，但如果就样本分析的数据来看，运用直接引语的新闻数量还是有所增加。改革前运用直接引语的新闻比例占33%，改革后增加了26个百分点，达到了59%(图六)。

图六　直接引语比例图

但也许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对这些直接引语进行仔细分析，我们发现直接引语在新闻中的地位实际上日渐突出。表现在——

(1)直接引语在结构上的地位突出了。

以往的直接引语更多地属于“伪直接引语”，叙述者声音几乎都被淹没在作者型叙述者声音中。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现在已没有“伪直接引语”。实际上，在最近几年获奖新闻中如《参演万余人不见几个兵》(2004)、《小平夹克衫感动三代人》(2004)等都有“伪直接引语”的踪影，但从具体的文本分析来看，其数量在减少。而且现在的人物叙述者往往享有独立的地位，常常是单独成段，新闻也就由多个“人物叙述者引导+叙述语言”的相同格式结构组成。这种格式使每一个人物叙述者的叙述，通过结构的相似赋予相互平等的地位。特别是1999年后，此特点尤为明显。

续表

(2)被引语者更具体化了。

这也有一个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直接引语的被引语者常是“工人们”、“群众”等“类”的代表，即费尔克拉夫所说的“虚假的个性化”(synthetic personalization)^[44]。90年代开始，随着人们对新闻来源的注意，被引语者更多地是指出其职业特点或权威性来源，如职务、任职部门等。90年代后期，被引语者常由有名有姓的人物担当。如前所述，被引语者的群体化是人物主题化清楚的标志，相反，被引语者的具体化则冲破了主题化的界限。引导者的具体化过程实际上正是从视人物为傀儡，到视人物为真正的人的过程。

(3)从独白叙述转向复调叙述。

在集体型叙述中，叙述声音的多元并非意义的多元。为达到异口同声的“独白”效果，常通过两种形式:一是以各种不同的声音统一发出一个声音的“同时型叙事”形式。二是以每种叙述声音轮流发话，“我们”在一系列互相协作的“我”中产生的“顺序性叙事”形式。此时，这些人物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物^[45]。90年代后期，新闻中每个叙述者都彼此保持距离，拥有独立话语权威的趋势明显增加，即便各人物叙述不是对抗性叙述，也使每一个叙述都使叙述主体意识敞开可选性阐释的大门，从而有效排除作者叙述者的语言“暴政”。

其实，这种被热奈特称作“复调式”的叙述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已在新闻叙述中登堂入室。如1987年7月11日、12日《经济日报》连续两天在头版刊登《社会公平的辩论》，借用电视上的亚洲大专辩论会的方式，直接进行关于社会分配方面的辩论。文章不回避客观存在的矛盾，让不同意见直接交锋，并展示出来。其中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辩论，就把“谁对社会贡献大谁先富”和“谁抓住富的机会谁先富”两种“对立”的观点直接摆出来。同年《光明日报》历时40多天的“关广梅现象”大讨论，所讨论的问题“租赁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更是涉及中国改革的历史问题，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影响深远。艾丰在总结新闻改革内容的变化时，提出有四个转变:从回避矛盾到面对矛盾，从灌输式到讨论式，从终结式到进行式，从单侧面到多侧面的转变^[46]。这4个变化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新闻从独白叙述转向复调叙述。这一时期的《共产党员的魅力》(1985)、系列报道《大学生成才追踪记》(1985)、《“富光棍”之谜》(1985)、《“我们穷得只剩下钱了!”》(1986)、《杭州市花60万元收购后扔掉温州市长认为政府不该这么办》(1999)等，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续表

以上这些现象向我们昭示，虽然叙述并未真正成为一种圆桌会谈，但无可否认，这一过程是消除人物叙述者和作者叙述者之间话语权利的不平等和不对称。用费尔克拉夫的话说，确实体现出“话语的‘民主化’”^[47]倾向。

依据新闻文本中存在以上两个明显的发展趋向，我们虽不能肯定作为一个中介者的记者角色在新闻文本中大量存在，或者说，作为记者角色在新闻文本中已有成熟的表现，但作为一种叙述角色，它已成为记者们努力的方向这一点应没有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