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挑战单一视角新闻叙述

一、人物有限视角:成功挑战单一视角新闻叙述

全知全能视角受到最初的冲击恐怕是来自新闻界要挽回“真实”的努力。《“活着的黄继光”杨朝芬》(1979)荣登首届全国好新闻榜首，使人们不禁又想起了抗美援朝那篇著名的消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消息对黄继光牺牲前的心理有过一段描绘。消息的真实性在读者的“英雄牺牲了，记者是如何知道的?”的不断拷问下显得不堪一击。人们开始意识到，记者并非无所不知，新闻也并非什么都可以写。记者作为新闻全知全能上帝式叙述者的权威受到了怀疑。然而，囿于新闻写作重内容轻表现的传统偏见，这种怀疑更多地被内容真实的要求所代替。循此思路，人们开始不遗余力地强调记者要深入采访，记者在写作中不能进行合理想象，甚至在1983—1985年间还衍生出一场关于新闻写作能不能想象问题的大讨论，人们认为新闻真实性的实现更多地取决于事物发展过程是否合理，人物语言是否与人物性格相吻合，是否贴近生活，而作为叙述学意义上的视角偏差自然被遮蔽了。当然，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人们根本不可能还会想到要借助除全知全能视角之外的叙述视角来突出新闻的真实感，破除全知全能叙述造成的虚假感觉。

新闻人改革的热情实在令人赞叹，尽管理论缺失，但成功的实践还是在全知全能叙述中慢慢撕开了一道口子。

1．80年代:少数成功作品影响广泛，但总体拓展数量和范围有限

最先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阎吾的情景新闻。1979年3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军事记者阎吾发自对越反击战广西边防前线的报道《战后谅山》。虽然此篇新闻与作者在四五十年代发表的大量情景新闻在叙述视角上没有太大的差异，但经“文革”“大一统”新闻宣传的过滤，在当时全知全能新闻几乎一统天下(1976年、1977年、1978年3年的全知全能新闻叙述视角都占95%)的情形下，此篇新闻的叙述视角仍显得一反常规。

新闻中，作者摒弃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开篇即告诉人们“记者5日下午访问了激战后的越南谅山省省会谅山市”，给新闻确定了一个活的、具体的叙述者，接着，即以“记者”或“我们”为视角人物，把在战场上所见、所闻甚至所感展示给读者。全文557字，6次出现“记者”、“我们”字样，上帝式来历不明的声音人格化了，没有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也没有自以为是的评述者，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敞开的心扉和一双普通的眼睛。这一见证人的存在不但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如临其境的幻觉，还意味着新闻叙述话语顺利穿过“真”的大门，给人真实可信的感觉。此后，随着这一消息不断被新闻写作教材和专著所引用，尽管人们还是把这种叙述方式归功于记者的深入采访和记者的个人修养所形成的风格，然而，这种人物限知视角新闻实际上在普遍被人叫好的同时得到了广泛宣传。而这一时期的《会计伢嫌我的油壶小》(1980)、《广州街头寻“美军”》(1982)和《张旗击鼓三进“衙”》(1982)等新闻也由于新闻叙述者摆脱高高在上的上帝架势而让人倍感亲切，耳目清新。

1983年，郭玲春的《金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1982)获全国好新闻奖。虽然这篇新闻给当时的人们最大的启示是在新闻结构上，但它巨大的影响还是让人们看到了作为人物限知视角叙述在新闻写作中的魅力。通常，在讣告式新闻中，叙述者必是全知全能对逝者来一番介绍和总体评价，人们根本无法想象靠一个人的有限视角能完成此任。郭玲春的此篇作品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她巧妙利用追悼会会场中的景和物来联结金山同志的生平和人们对他的评价，这样，人物有限视角就成了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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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的前半部分，由于读者可以随着作品中某个人物去听、去看、去触及他周围事物、场景、人物的活动、声响，就可以使纷繁呈现的事物维系在一个中心视点上，视点转移，空间感凸显，一切历历在目。

据郭玲春自己讲，她写这篇新闻是受国外一篇萧伯纳逝世的消息启发而写的。消息的大致是:

伦敦，一个有雾的清晨。萧伯纳府邸前围聚着上百名群众，等候着这位伟人的健康报告。一位身着黑服的老妇人缓缓走下楼来，持着将要燃尽的一支蜡烛。她低下头，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而后告诉众人:“他说，他疲倦了。”人们脱帽肃立，和这位报讯的妇女一起垂下了头^[12]……

运用叙述视角理论分析，显然这是一篇典型的纯客观视角新闻，记者就像在场的一部摄像机，客观录下所发生的一切，不作任何主观评价，现场的气氛完全由记者对富有象征意味的细节有选择地录入和放大来营造。这一技巧无疑具有相当的难度。郭玲春新闻中虽然“悬挂在追悼大会会场的这副挽联，概括了金山寻求光明与真理，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等词句暴露了观察视点的人性化，越出了纯客观视角中排除一切主观思想的权限范围，但她还是抓住了这篇新闻以一个固定视点出发来叙述的特点。她改换权力限制不那么严格的人物有限视角叙述，同样使读者在阅读新闻时借助视角空间的变换产生现场感。当然，在后半部分，“哀乐声中人们默念着他的功绩”等的表述让我们看到郭玲春试图把人物限知视角叙述保持下去的努力。但严格意义上，此篇新闻后半部分又回复到了全知视角叙述，整篇新闻属复合视角叙述。不管怎么说，在这篇通常被认为是最严肃、程序性最强无疑只能运用全知全能视角叙述的讣告新闻中，她却成功运用人物有限视角叙述引起轰动。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高度评价《金》文确立人物有限视角地位的价值和意义。当时人们虽然还未清醒意识到叙述视角变换的奥秘，但仍然强烈地感觉到:新闻原来可以这样写。

同年获奖通讯夏浩然、樊云芳的《“飞天”凌空》(1982)，从运用人物有限视角的手法来看，比郭玲春的新闻要成熟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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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不仅严守人物视角限制，还把人物内心的想法、感受与现场观察完美融合起来，并借助记者的想象比喻，使读者的视域大大开拓了。也就是说，通讯成功的关键在于记者通过一个能观察、会想象的人物的视角来向读者叙述这一事件。但是，同郭玲春新闻一样，此篇通讯在叙述视角上的独特之处并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众多的评析文章中，人们除了大谈记者观察的细致、写作中细节的重要等等之外，对新闻运用人物有限视角这一点只字不提。

而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同志却独具慧眼，他对这种生动形象反映现实的新闻写作方法给予高度评价，并相继提出要写“视觉新闻”、“实录性新闻”的概念。今天看来，这一提法逼近了人物有限视角的内涵。1983年9月10日，他在新华社国内部编前会议上提出要“学会写视觉新闻”，以改变新闻中“把立体的东西平面化了，把形象的东西概念化了”的状况，并于1984年在《新闻业务》上发表论文《学会写视觉新闻》。此文在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所谓视觉新闻，无非是形象化，立体化，有典型细节，生动的画面，读来有声有色，使人能够具体地形象地看到你所报道的事实的真面貌。要善于把概念表述诉诸充实具体的形象，使我们报道的内容可闻、可见、可触、可感。”^[13]显然穆青同志所提出的视觉新闻的实质是记者要善于到现场观察，并写出人的感知。这无疑强调了记者在观察事实和叙述事实中的主体地位，与人物有限视角叙述中明确有一个固定的人物视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从新闻视角变化图中我们可看到，人物有限视角在20世纪80年代跨了三大步。第一步在1979—1981年，人物有限视角的运用开始起步，但所占比例不超过10%。《战后谅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第二步在1982—1984年间，人物有限视角叙述新闻所占比例已上升至接近20%。《“飞天”凌空》是这一时期的成功之作。第三步的时间跨度基本在80年代的后半期，人物有限视角所占比例已超过20%。它主要以穆青视觉新闻的提倡为标志形成一个发展高潮。整个80年代，样本中单一人物限知叙述新闻所占比例达到14．99%，比70年代增加了11个百分点。但总体来说，80年代人物有限视角叙述在新闻叙述中还只处于得到实际运用阶段。成功作品虽然影响广泛，可拓展的数量和范围仍然有限。

2．90年代:运用范围拓展，质量有所提高

要说真正使人物有限视角在新闻中得到广泛运用的，是1989年年底开始提倡的现场短新闻。1989年11月中旬，中国记协受中宣部委托，开展现场短新闻评奖。首都一些主要报纸纷纷在一版开辟专栏刊登现场短新闻。《经济日报》率先开设了《现场速写》栏目，其他大报也先后开设了类似专栏。如《现场速写》、《新闻速写》、《现场短新闻》、《现场实录》、《现场见闻》和《北京日报》的《视觉新闻》等。什么是现场短新闻?首届现场短新闻评委会制订的《“现场短新闻”评奖办法》认为，现场感强是3个必备的要素之一(另两个要素为有较高的新闻价值、短而精)。所谓现场感，是指“新闻的主体事实发生时的情景，是作者的采访现场与新闻事实发生的现场的融合。”^[14]如此看来，现场短新闻的现场感必须具有两个要件:一是目击，二是即时。徐惟诚在全国现场短新闻研讨会上说:“新闻记者是人民的眼睛。我们要替人民去看，看见了，如实地告诉人民，等于人民看见最需要看见的东西。”^[15]从叙述视角的角度来说，这实际上就是采用人物有限视角进行叙述。而1990年、1991年、1992年3届全国现场短新闻的评选，无疑使人物有限视角叙述的新闻大大增加，上百篇获奖现场短新闻作品的高调出炉对往后新闻写作的示范作用同样不可低估。

之所以说人物有限视角得到广泛运用，还因为人物有限视角报道新闻的范围扩展了。在现场短新闻的带动下，人物有限视角新闻的运用范围逐渐从日常生活(如《泉州“情侣堤”被冷落》)、社会经济(如《欠债还房第一宗》)，甚至扩展到以往很少运用人物有限视角叙述的政治、外交、国际新闻，而且佳作迭出。(如《难忘的时刻》、《总书记的问候》、《“这段历史我作证”》、《美军入侵一周后的巴拿马城街景》等。)而当时影响最广泛的一篇人物有限视角新闻当属1992年由《深圳特区报》首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通讯报道邓小平同志到南方的视察活动，而邓小平南方谈话所传达的信息对中国改革进程所起的重要作用至今无人否认。如此重大的事实作者陈锡添却选择了人物有限视角，而非传统的全知全能视角，这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当时，姓“资”姓“社”讨论还在热烈进行，改革正处于艰难时期，而邓小平当时已是个没有职位的人，此次视察又被有关方面告知“暂不作公开报道”。因此在写作时，作者考虑的是“一定要慎之又慎，这样的报道绝对不能有丝毫的马虎”^[16]。也许作者并未有视角意识，但凭直觉，人物有限视角所独有的真实性被恰当地利用了。此后，人物有限视角逐渐在重大事件报道中占有一席之地，全知全能视角叙述方式在重大事件报道中已不再独占优势。《神圣的时刻——中英防务事务交接仪式写真》(1997)、《九江城哭了……》(1998)等，都是记者运用人物有限视角报道重大事件的成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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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人物有限视角叙述的质量也比此前有了较大提高。第一人称人物限知叙述虽不是人物限知叙述的全部，但无疑占据了它大部分营地。在第一人称人物限知视角新闻中，记者既是出场的叙述者，又是视点人物，一切事物都由记者的眼光出发，为叙述抒情带来了便利。1993年9月24日，中国申办奥运失败，《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天安门广场，和在广场上伤心的群众一起观看升旗仪式。记者与“心里堵得难受”的女士聊了聊、碰到了“话未出口，看了眼记者的证件便哽咽了”的小伙子，又与心里“空空落落”就想“到广场站站”的外地人叙了叙。之后，记者写道:

6点02分，那个熟悉的方队从天安门城楼中走出来，咔，咔，咔，迈过金水桥，穿过长安街。

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回旋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晨风中徐徐展开。

人群中突然有一个女声随着旋律唱起来。记者扭头看去，认出来了，那是我们的同行，一位中央级报纸的记者。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好运北京，把太阳揽进怀中^[17]。

在此，新闻一方面严守视角权限，一切都从记者这一视点人物出发来看、来听、来想，使情，景化，景，情化;另一方面，记者作为出场的一个人物，却并不完全被“写透”，只是运用中国古典文论家所说的“影灯漏月”的表现手法，写这人悲痛那人悲痛却始终不写自己悲痛。而对人物限知视角来说，对别人只见外表，不知内心，对自己只知内心不见外表，这就把人物限知视角中半为可感知半为不可感知的境界勾勒出来了，使新闻中涌动的情感引而不发，令人回味。“说出来，不是禅”。对人物限知视角运用得如此精妙的新闻此前实不多见。

纵观20世纪90年代后人物有限视角在新闻叙述中的运用情况，它的发展并不像80年代那么平稳上升，一步一个台阶，但仍能看出其总体趋势在增加。整个90年代，样本中单一人物限知叙述新闻所占比例已上升到21．2%，又比80年代增加了6个百分点。其中1997年前后，随着《焦点访谈》节目的热播，舆论监督成为新闻人和读者的共同兴趣中心点，人物有限视角增强真实感的功用，再一次被人们普遍看好。记者纷纷以自己为视点人物去暗访、去观察、去思考，以至出现了新闻叙述中人物限知视角再次居高的现象，1997年，单一人物限知叙述新闻所占比例甚至超过了40%。

3．新世纪以来:人物限知视角运用开始成为自觉行为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2000年后，单一人物限知叙述新闻开始呈下降趋势，所占比例已降至12．98%，比90年代下降了8个百分点，与80年代基本相当(14．99%)。但从具体分析的结果看，这主要是因为当初被单一人物有限视角占据的部分营地已被复合视角所取代，而这些复合视角一般是人物限知视角和全知视角的组合，人物有限视角叙述仍在新闻叙述中占有一席之地。人物限知视角并未被人们抛弃。

相反，具体样本分析的结果显示，这一时期人物限知视角的功用已被普遍认知，新闻叙述对人物限知视角的运用已从迷惘懵懂开始向自觉的有意识行为转变。如果说90年代在重大事件报道中运用单一人物视角叙述还有些犹豫不决的话，到2000年后，人物限知视角叙述已基本成为重大事件报道中必不可少的叙述视角。人物限知视角所独具的真实感强、现场感强的特性已被普遍认识，并得到充分利用。不少以人物限知视角叙述的新闻精品，与它所展示的难忘历史时刻一样被人们永远留存心底。如《申奥快讯:天安门成欢乐海洋》(2001)、《历史铭记这一刻——莫城触摸申办成功》(2001)、《目击杨利伟飞天归来》(2003)等。在具体的叙述中，新闻叙述在感情最炽烈，也是记者最容易离开人物视角进行评论干预时，仍固守人物视角，在平静的叙述中催人泪下，显示出记者高超的叙事本领。

按热奈特的观点，叙述视角包括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两个方面。视角理论认为，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可以分离，以某人的眼光看，不一定用某人的声音叙述。对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如何分配和调控是视角叙述的一个较有难度的技巧。但这一阶段的新闻叙述却也有不俗表现。《总理帮农民追工钱》(2003)中有这样一段:

颇感诧异的他仔细一看，踩着潮湿泥土、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竟是温家宝总理!

“温总理快到我们家了!”曾祥万来不及抹掉满腿的泥土，打着赤脚惊喜地往家里跑。

曾祥万刚走到家门口，温总理一行已穿过他家屋后的柑橘园和竹林，笑容可掬地来到了院坝上。

“我想与你们聊聊家常，所以没打招呼就来了。”总理趋步向前，伸手紧紧拉住曾祥万那双还沾着泥土的手说……

前两段，叙述眼光为曾祥万，叙述声音为记者，或者说，前两段是从曾祥万的眼光来看，以记者的声音来叙述给读者听。后两段的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都是记者，或者说，后两段是从记者的眼光来看，也是由记者来叙述给读者听。在这四段叙述中，视点人物不同，眼光跳动，内容纷繁，但相同的叙述声音又使得叙述气脉相连，一气呵成。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权限分配合理，转换自然，叙述手法相当熟练。

《对抗“非典”难忘那46个日日夜夜》(2003)以一个护士的亲身经历，再现了广州市医务工作者们同非典斗争的感人场景。新闻感动了普通读者，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事迹本身感人，但新闻采用的独特形式——日记为叙述增色不少。写日记，一般是自己讲自己眼光中的事给自己听，护士长眼光下一般人无法进入的隔离区中的一幕幕和医护工作者袒露的心扉无疑让读者看得更真，动情更深。据《对抗“非典”难忘那46个日日夜夜》采编者自述，新闻是《人民日报》记者对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张积慧的日记进行补充采访而成。既然是日记形式，日记体叙述就必须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相统一:以自己的眼光来看，以自己的声音来叙述。补充过程，记者一方面多次与张积慧沟通交流，补充内容——叙述眼光不离张积慧;一方面了解到张是一个敬业、热情的女性，并由此确定了她的语言风格——叙述声音契合张积慧。不管记者是否有明确的视角意识，但对人物限知视角的把握已相当到位。

同年获消息一等奖的《三峡大坝昨下闸蓄水》(2003)则以另外一种新形式展示了记者对人物限知视角的准确把握。三峡大坝蓄水举世瞩目，整个蓄水时间跨10多天，坝区库区面积上至奉节下至宜昌200多公里。《湖北日报》决定选取蓄水首日的8个有代表性的地点进行采写。同许多重大新闻事件报道一样，真实感、现场感强的人物限知视角叙述被起用。那么谁来联结这8个地点8位人物的叙述呢?为了保证人物限知权限的不越界，全知视角必须出场。令人意外却又非常合理的是，记者创造性地采用消息头的方式来行使全知叙述，9个消息头下引出的8位记者的叙述仍固守人物限知视角，凸显了真实、形象的叙述效果。这一结构创新的背后实则是对人物限知视角精髓的准确把握，让人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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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新时期3个时间段人物限知叙述新闻的实践，人物限知视角叙述新闻的数量在增加，对人物限知视角的把握更准确，运用技巧更熟练。不管人物限知视角是固守单一视角叙述，还是作为复合视角中的一部分，它的出现和得以广泛运用，已协同纯客观视角、复合视角一道，成功挑战全知全能单一视角叙述的独霸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