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出版组织的建设与党

现代出版组织的建设与党 对出版工作的领导⁽¹⁾

出版业是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出版活动能够将政治和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结起来，因此，出版工作不仅反映政治社会生活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它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进程。中国出版业的转型基本上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同步的，由于出版组织还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因此，出版组织转型的成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本文的研究着重探讨，在新形势下，作为文化生产部门的出版组织，如何通过制度改革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增长的目标，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既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又能够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文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政治学和经济学分析为研究方法，目的是通过对这一实践的研究提炼出一般性结论，为我国出版业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意见。

（一）建设现代出版组织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

出版组织是文化生产单位，不同于一般的物质生产单位，它在从事创造影响人们精神活动的同时，还通过物质载体形成有形产品并经过市场交换获取物质回报。因此，出版单位的组织属性显然具有双重性。纵观世界各国，尽管政治制度各不相同，图书产品传播的内容千差万别，但是图书出版组织的功能属性从本质上看是相同的，它们实际上都具有政治性和经济性双重功能，西方发达国家一些负责任的大型出版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以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为目标。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而言，发挥出版组织的双重功能、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显得更加重要。

出版组织的政治性来源于其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这个事实，它承担着意识形态宣传、政策执行与政治教育的政治任务。一般而言，出版组织的这种政治性还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它通常不会因社会变迁而受到削弱，事实上，社会变革的步伐越快，出版组织的政治属性表现得越强。因此，不能以社会变革为理由而忽视出版组织的政治功能的发挥。

政治学的研究发现，出版组织政治性功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图书出版活动能够帮助公民掌握基本的政治知识，知晓政权的运转逻辑；（2）图书出版活动能够帮助公民确立与政权相匹配的政治价值观；（3）图书出版活动能够培养公民对政权的政治情感；（4）图书出版活动能够宣传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是执政的重要手段；（5）图书出版活动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和“稳定器”，通过教育和说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

鉴于出版组织的上述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版组织的政治性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出版组织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对社会效益的追求，其基本理由为以下几点。

1.出版业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任何一个现代政权都是得到人民同意而进行统治的，建立起人民的同意是现代政权的最重要的事情。人民同意不同意、人民认同不认同、人民拥护不拥护，这就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内涵。那么现代政权是如何实现使人民同意这个目标的呢？政治学的理论认为，图书等大众传媒是培养人民认同政权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人民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培养逐步形成的，人民在接触图书等媒体的过程中逐步地接受统治的信条和原则，建立起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从而能够长期地将自己的权利委托给政治统治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权始终强调“人民当家做主”这一根本原则，坚定不移地将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其获得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出版业，牢牢控制住意识形态宣传阵地，通过向人民提供精神文化产品，在广大人民中间树立起稳固的政治权威，人民的政治认同度较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识。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出版业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在要求。

2.出版业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性问题。

现代政权的有效运转仅仅有“合法性”基础是不够的，它还需要积极的政绩来扩展合法性，否则合法性只能是空中楼阁，并且合法性在缺少有效性的情况下最终会丧失殆尽，人民最终会收回他们的委托权。因此，现代政权都十分重视建立获得有效性的制度结构，其中之一的措施是建立起对包括图书在内的大众传媒的控制或主导。为什么图书等大众传媒会成为获得有效性的重要制度结构呢？其原因在于，图书等大众传媒能够形成有效性的前提条件，即人民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没有人民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政府就谈不上有效性获得。所以，图书出版一方面能够建立起人民对政治的原则性认同（合法性），另一方面，还能够建立起人民对政府的政策性认同。

社会主义出版业在开展意识形态宣传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赋予其重要的政策宣传功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取得的各项成就与图书出版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每一项重大改革政策的出台都经过图书出版这个环节建立起与人民的联系，通过图书的宣传和解释，人民被动员起来支持改革，政策贯彻获得了最根本的动力。一句话，图书出版业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器”，是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保障，如果缺少这一环节，政策的功效就会大打折扣，从而影响到改革开放事业的各项进程。

3.出版业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稳定性问题。

政治稳定对任何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但是，每个国家又都避免不了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因此，如何建立政治稳定机制，将不稳定因素化解为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促进因素，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自从图书等大众传媒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之后，各个国家在应对政治不稳定的时候都十分重视它们的功能发挥。图书出版化解政治不稳定因素的重要特点是其持久性和有效性。它通过长期的宣传教育能够培养公民良好的政治素质，从而减少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降低政治冲突的解决成本。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国的出版业发挥了积极的价值引导、化解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文化产品的出版发行培养了人民高尚的集体主义情操，在利益面前，人民服从大局、舍弃小我；另一方面，出版业积极引导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和认识，消除了人们在改革时期容易出现的对改革的高依赖、低风险的意识；同时，文化产品的传播建立起人们之间的沟通关系，各种利益群体在沟通过程中增加了理解，减少了相互之间直接摩擦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出版业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润滑剂”。

据此可以认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版组织的政治性不仅不能受到削弱，事实上还应该进一步强化，出版组织的社会效益不仅不能放弃，而且还应该进一步加强。我们应当始终如一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出版业的领导，保持党对图书出版的控制权。只有保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人民民主政权的合法基础才能得到巩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和活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和释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一帆风顺地进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在强调现代出版组织政治性功能发挥、强调追求社会效益目标重要性的同时，不应当忽视出版组织经济功能的发挥，不应当忽视出版组织追求经济效益这个目标。作为文化生产单位，出版组织需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引入市场机制谋求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最优效率，经济效益显然是出版组织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不应当成为实现社会效益的阻力和障碍，相反，出版组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目标之间应该相互兼容、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在开放环境和市场竞争当中，如果党领导的出版组织在组织文化生产过程中不敌非社会主义的出版组织，那就等于将社会主义宣传阵地拱手让给了对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将难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只有当出版组织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建立了高效的管理体制，组织的竞争力增强了，党在出版组织中的政治地位才能够长期地牢固确立，出版组织的各项政治功能才能够很好地得以发挥，出版组织的社会效益才能得到很好的实现。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现代出版组织应当在两个目标之间实现平衡，注重出版组织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的整体性发挥，不能“一条腿”走路，社会效益是组织的根本，而经济效益则是实现社会效益的手段，只有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才能赢得主动，只有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文化宣传方向，社会主义出版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很多人以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图书出版组织采取的是自由放任原则，政府只扮演“守夜人”角色。其实不然，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注重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和保护出版组织追求经济效益，而且还重视通过各种手段影响与干预出版组织的社会效益的生产和管理。为了保护本国出版业、保护本国的文化，WTO成员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国家作出了开放其出版业的承诺，但是，这些开放其出版业的国家也通过设置一些非关税性的贸易壁垒，进行有条件地承诺和开放。它们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本国出版业。例如，利用关税调节出版业，有些国家对图书实行出口免税，而对进口图书则征收进口税。又如，设置非关税贸易壁垒，1992年，加拿大政府制定了一项新的出版政策，规定外国投资者在加拿大出版业的投资只限于合资形式，并处于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批和控制之下，加拿大出版企业不得向外国投资者出售，其目的就是防止外国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入侵。除此之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还以政策和资金等不同形式资助与扶持本国的出版公司，从事有益于全社会利益的出版活动。例如，美国在扶持本国出版公司时税收手段的作用比较突出，对营利性出版机构征收高达15%—34%的税收，而对非营利出版机构不仅不征所得税而且给予资助。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从总体上说，任何国家的出版组织都存在着以上两个目标，尽管在资本主义国家，有相当一部分出版组织存在唯利是图的情况。因此，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组织都应当重视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各自政治目标和社会效益的性质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出版组织的健康发展需要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结构，通过这套制度的运作，既能够满足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需求，又能够保证社会效益的全面提升。这是对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巩固和提高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版业健康发展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定律，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民民主的政权建设，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出版业的社会效益状况，而且，出版业的改革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或影响着整个市场改革的水平和进程。所以，我们应当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高度，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出版业，通过制度创新将出版组织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社会主义出版业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社会主义出版业始终给予高度的重视，始终把它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阵地抓紧抓好；但是，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由于各种原因，出版业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过分强调政治性而轻视了出版组织的产业建设，或者片面强调经济效益而忽视组织的社会效益建设，出版组织尚未真正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在出版组织的两大目标之间建立平衡。当代中国出版组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1）1949—1978年，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建构；（2）20世纪80—90年代，启动体制改革；（3）新世纪以来，深化体制改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进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重建时期，政府对旧政权下的私营出版组织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主要采取公私合营的形式，到了1956年，私营出版公司基本上已不再存在。党对出版组织的改造目标比较单一，强调它们的政治性，让出版机构承担党和政府的相应宣传职能。因此，“文化大革命”之前，全国的出版机构大都转变成事业单位。党和政府对出版组织实行事业管理，财政给予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出版工作主要根据中央统一要求或指令由各出版单位来实施，出版机构的干部由组织部门指定和委派。这一时期的出版组织的改造奠定了我国高度计划性的出版体制。这种体制的影响力至今仍然存在。在这种高度计划性的出版体制下，出版单位的主要任务是政治宣传，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出版工作当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强调所谓突出中心、配合中心。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同志把这种现象叫做“出版跟着运动转”。由于实行事业管理，图书出版在一定意义上不存在销售问题，因此，高度计划性的出版体制使得出版单位不必考虑经济效益这个目标。但是，由于目标单一、体制僵化，出版单位缺乏活力，图书品种较少，总体规模较小，图书出版活动无法适应社会日益增长的多种多样的精神文化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对过去形成的“左的”做法进行全面的反思与改造，经过拨乱反正，出版工作逐步端正了路线，明确了新时期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具体指出了新时期出版工作的任务，“我国的出版事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根本不同，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图书出版事业随着改革的浪涛而跌宕起伏。在整个社会酝酿大变革的背景之下，出版组织也同时在酝酿改革。1980年，中央开始尝试转变出版组织的性质，实行由事业单位向“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转变的改革，逐渐放开图书价格、纸张价格，逐渐减少图书出版的行政计划和行政控制，出版组织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得到一定程度的还原，中央试图在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下再引入一些市场机制，希望在出版组织中注入一些活力。20世纪80—90年代，中央之所以在图书出版组织中嫁接市场机制，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出版组织的事业单位性质是建立在财政补贴的基础上的，而其发展必然会增加财政的负担和压力；（2）社会的全面改革迫切需要出版组织能够提供发展急需的出版物，因此，新的形势需要出版组织迅速的扩张；（3）但是，各级财政为出版组织迅速扩张实际上无法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因此，在上述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央决定对出版组织进行改革，希望通过市场的因素来激活出版事业。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出版事业在市场化方面逐步开放，出版组织也越来越企业化，新体制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中国出版业的超常规发展。1978年到1999年中国出版业的体积扩大了十多倍。这一时期，中央对出版组织的体制革新可以概括为：行政体制＋有限的市场机制。这种体制改革一方面部分解放了企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出版组织的政治性如何体现和坚持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世纪80—90年代，中央对出版体制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它对出版事业的发展和出版组织现代化建设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由于这种改革是在行政计划体制内部进行的调整，因此，这种体制下的出版组织形态不可避免地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由于中国出版组织在企业化改革方面不彻底，出版组织的性质、形态、功能结构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使得出版组织的商业运作模式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那就是其经济效益的取得主要依赖于教材教辅等计划产品，一般大众读物主要是通过高投入、高产出、高库存、低效益、低现金回笼的粗放型方式来维持运转的。由此，近年来出版物平均印数逐年下降、出版物库存不断上升、人均购书册数增长缓慢以及图书退货率居高不下，这些问题成为目前图书出版行业面临的严重问题。进入21世纪，中国图书出版业需要更进一步地在产业化道路上向前迈进，因为中国加入WTO为中国图书出版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加入WTO的冲击从表面上看是经济现象，它可能对中国图书市场形成压力，但是，市场竞争的失利则意味着，出版组织的政治社会功能可能被弱化，一旦本土图书出版业将市场拱手让给境外出版组织，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也将拱手让出。因此，在新世纪，中国出版组织面临着更加迫切的制度创新任务，只有坚持走制度创新之路，中国出版业才能既维护执政党领导地位又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活力。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要求。2003年，中央进一步明确要将大部分出版组织的性质转变为企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央先后出台了大量的改革措施，围绕政企、政事分开和出版单位转企改制这个主题改革出版组织。总结近年来出版业改革的总趋势，可以看出出版业改革正向着建立现代出版组织的方向迈进。1999年，经中央批准，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世纪出版集团——在上海诞生。作为改革试点单位，世纪出版集团将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建立现代出版组织上。集团在数年的实践上，通过建立一套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和出版组织发展规律要求的制度规范，在运作过程中较好地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初步探索了现代出版组织建设的路径。

国际出版业的历史与现状告诉我们，现代出版组织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政府出版机构，一般附属于政府某个部门，没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其出版物是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大都免费派送。二是经营性的非营利组织，发达国家的大学出版社一般采用这种企业形态，如美国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英国牛津大学出版公司、英国剑桥大学出版公司等都是这样的企业。这类出版企业也完全采取公司制的形态，其运营与其他公司制企业并无不同，只是其出版的内容更多地偏重于学术和文化，因此政府对这类出版企业给予免缴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予以扶植，但同时也规定其公司利润不得用于股东分红，而必须继续用于教育和文化事业。三是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有的是上市公司。这类企业是发达国家出版企业的主流形态，所有的大型出版集团均采用这种形态，如世界三大教育出版集团——培生、麦格劳-希尔、汤姆森公司都是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类出版企业的市场销售约占发达国家出版市场的90%左右。

从国际出版业的出版组织形态可以看出，现代出版组织具有鲜明的结构特征与制度特征，这两大特征综合到一起形成现代出版组织的独有特性，这些独有特性具体地讲就是：

（1）符合市场需要的企业形态，无论是投资方式、治理机构还是内部管理机制，现代出版组织都是典型的适应市场经济市场要求的企业化组织形态。

（2）具有鲜明的文化追求和企业使命，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文化生产单位的出版组织都承担着保护和发展本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同时出版组织还是统治阶级执政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承担着表达与传递统治阶级声音和意志的任务。

（3）具有强大的内容创新能力和以内容提供作为核心的产业链布局。现代出版组织既然是一个符合市场需求的企业形态，在生产内容上它必然具备不断创新的能力，并且形成以相应的内容提供为核心的产业链，谋求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4）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内部管理机制，这种管理机制主要是通过调整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来最充分地利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创造一个适合竞争、有利于竞争的制度环境。

（5）具有强大的国际扩张能力，现代出版组织的市场一般不是国内市场意义上的市场，它的目标通常是占有国际市场份额，现代出版组织之所以能够跻身国际市场，其基础条件就是这些组织建立了符合现代出版业发展要求的组织形态和融资空间。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出版业面临新一轮改革的历史机遇，只有按照建立现代出版组织的要求深化改革，才能在新世纪初努力破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单位改革发展的历史性课题。

（三）转企改制条件下加强党对现代出版组织领导的探索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现代出版组织的制度创新必须能够将行政体制与市场体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互相兼容、互相促进。一方面，通过新的制度安排，牢固确立党对出版业的领导，使得出版组织能够有力地执行政治社会功能；另一方面，新的制度安排必须有利于释放出版组织的经济能量，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强大的市场扩张能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改革，力求探索真正将出版组织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大目标有机结合的模式，既能够保证党对出版组织的领导，又能够使出版组织按照现代企业的规律运转，这种模式就是国有多元的股份有限公司。它有别于目前国内通行的国有独资出版集团模式。

2003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1999年集团体制改革的基础之上进行新一轮的改革试点。一方面执行市委要求，扩大集团的规模，将新加入的7家出版单位纳入集团统一运作，另一方面酝酿与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上海精文投资公司、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等国有投资主体共同发起设立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除了上海人民出版社、辞海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和英汉大词典编纂处外，世纪出版集团下属单位全部进入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实行企业转制改革。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试图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将党的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套制度设计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图1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党组织运作和影响力发挥

1.按照现代出版组织要求构建出版企业。

（1）建立最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企业形态，确定产业型出版组织的功能定位。

按照现代企业的发展规律和国际惯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将集团内大部分经营性资产剥离出来，与其他五家国有投资主体，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下属单位转入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后，全部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单位，并根据业务和资产运作的需要，分别改制为非公司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等。建立国有多元、市宣传文化系统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选择合理的股东结构，使转制后的企业从一开始就具备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形态，有利于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跨地区发展和合作，也为今后企业形态进一步升级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创造了空间。转企改制为出版企业进一步调整生产组织形式，按照出版产业发展规律配置组合资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2）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治理结构。

转制后，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机构，并在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规定。公司股东大会为公司权力机构，决定公司建立发展和经营方针、投资计划、决策机构、收益分配等最重要的事务。各投资方均有权利发表对公司发展、经营、分配的意见，并监督公司运作，确保公司最重大的决策不发生偏差。公司设立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由出资方委派董事共同组成。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体现董事会决策的公平性，公司董事会11名董事中引入3名外部董事，由市委宣传部派出，世纪出版集团内部派出的董事为4名，其他股东派出4名董事，这样的董事会结构有利于防止一股独大产生的决策偏差。为提高决策专业化水平，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发展、提名与薪酬、审计等专门委员会。董事会专设编辑政策委员会，承担日常性的全集团重要编辑政策的制定和重大出版项目的决策。公司设立监事会，由出资方委派人员和职工代表组成，负责监督公司经营活动。公司设立总裁和若干副总裁，在董事会领导下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设立办公室、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出版业务（对外合作）部、法律事务部、资产管理（投资）部、审计监察室等职能部门，在总裁班子领导下开展工作。

（3）建立与企业运作相适应的内部管理机制。

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一套符合企业发展规律、调动员工积极性、促进出版生产力提高的管理机制。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后，全面改革传统事业单位的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实行企业劳动人事管理办法：①企业与员工通过平等协商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劳动关系，建立职工能进能出的机制。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依法自主决定招聘职工，完善定员定额，优化劳动组织结构；科学设置工作岗位，测定岗位工作量，确定用工人数，实行定岗定员，减员增效，多渠道安置富余人员。实行全员竞争上岗制度，经培训仍未能竞争上岗的职工，企业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②改革人事制度，形成管理人员能上能下的机制。按照精干、高效原则设置各类管理岗位和管理人员职数，精简职能部门，减少管理层次。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实行公开竞聘、择优聘用、定期考核，并实行任期制，及时调整不称职的管理人员。③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形成收入能增能减的机制。建立以岗位工资为主要形式的工资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和技能要求，实行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岗位工资标准应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效益下降时相应降低岗位工资标准。调整职工收入分配结构，工资收入与企业效益和职工实际贡献挂钩。这些新的劳动人事管理制度的实施，有利于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从而更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要求。

转制后，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将其下属出版社、报刊社大都转为分公司的体制。分公司是独立核算、独立经营的非法人经营实体。股份公司对分公司依照事业部管理模式，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分公司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和纳税关系，利润上缴公司，发展所需追加投入根据预算由股份公司拨付。对外融资和投资项目由股份公司统一安排。股份公司根据上述原则重新界定分公司资产，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体系。

（4）合理划分出版产业发展与承担公益服务责任的职能。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所属不少出版单位，历来承担一些政府交办和支持的公益性出版项目。整体转制后，为保障公益性出版事业，同时也保证这些出版单位业务的完整性，保留或新设了上海人民出版社、辞海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英汉大词典编纂处4个事业单位，继续承担国家赋予的公益性出版任务。这4家单位虽不进入股份有限公司，但仍可共享股份有限公司建立的强大的发行、物流、信息等服务平台，获得股份有限公司的经济和资源帮助，从而更加有利于完成好国家重大文化建设项目。

2.在现代出版组织建设中探索党的领导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结合模式。

（1）通过股权结构安排，保证市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对出版企业重大事项的主导权。

由市委宣传部文化国资管理部门在组织审计、资产清查的基础上给予世纪出版集团国有资产经营授权，对股份公司行使出资人权利，处于绝对控股地位。通过控股比例保证党对企业最高权力机构决策的影响力。在股东大会决议中涉及新股东以任何方式获得或认购本公司股权的资格和持股比例，改选董事会、选举董事长及聘任总裁，不符合国家利益乃至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决定等重大决策事项，作为特殊事项决议，须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方能生效。

（2）通过党委成员依法进入股份公司领导层和确立公司决策议事规则，保证党对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权。

通过党委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形成开放多元投资条件下党的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出版企业领导体制。公司设立中共党委、纪委及其工作机构。公司党委成员分别进入公司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等各类重要决策、执行、监督机构，党委会书记兼任董事长。公司党委通过其成员参加董事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等各类重要决策机构来实现对公司各种重大经营和业务问题的影响。公司党委的影响领域包括：企业发展战略，中长期出版和发展规划，企业生产经营方针、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企业资产重组和资本运作中的重大问题，企业的重要改革方案和重要管理制度的制定和修改，企业重要人事安排及内部机构的设置调整，涉及企业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等。

（3）通过设立编辑政策委员会的特殊制度设计，保证党对出版企业出版导向的掌控权。

公司设编辑政策委员会，承担日常性的全公司重要编辑政策的制定和重大出版项目的决策。公司党委通过主导编辑政策委员会实现党对出版媒体宣传工作的绝对领导。为切实保证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编辑政策委员会接受市委宣传部以及公司党委会、董事会的多重领导。编辑政策委员会设委员5—9人，公司当然董事及公司党委会全体成员为编辑政策委员会当然委员，并占2/3以上多数。编辑政策委员会当然委员以外的组成人员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报市委宣传部同意后提名，由董事会确定。在委员中设主任委员（召集人）一名，由公司党委书记兼任，主持委员会工作。编辑政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①传达贯彻市宣传文化主管部门有关宣传导向的政策、方针和指示精神；②讨论决定公司所属出版社出版战略、中长期出版规划、重点选题计划以及其他涉及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选题；③协调公司重大出版计划的落实；④完成市委宣传部或董事会委托的其他事项。

（4）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保证党对转制企业各级领导干部的管理权。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本市国资营运机构领导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和出版单位特殊性的要求，明确党对公司各级领导干部的管理权。①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当然董事由市委宣传部预审，董事会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签订业绩合同，规定任期目标、考核办法、薪酬方式、违约责任等。任期目标和考核指标中不仅包含国有资产经营的任务和指标，还包含出版导向、社会效益方面的任务和指标。②公司监事会主席由市委宣传部预审，监事会选举产生，任期与董事会成员相同。③公司总裁、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提名，报市委宣传部预审同意后由公司董事会聘任并考核。总裁、副总裁也可由当然董事兼任。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任期与董事会成员任期相同。在总裁、副总裁的聘任合同中除列入公司法规定的经营管理职权和董事会规定的任期目标等内容外，增加专门条款，要求在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中承担及时有效贯彻党和政府主管部门通过董事会传达的重大指导性工作意见；在考核指标中，列入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方面的内容。④公司所属全资出版企业领导人员由公司委派和考核管理，主要领导须经公司党委会研究后报市委宣传部预审备案。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产权代表和相关董事由公司委派和管理，主要领导须经公司党委会研究决定。其中出版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员报市委宣传部预审备案。

（5）通过加强公司党建工作，保证党的影响力。

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公司党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有关规定开展活动，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公司通过党组织的工作，保证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等工作，从而为加强党的领导提供组织保障。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转企改制中提出的制度设计方案，是在建立现代出版组织条件下，对保持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和对出版机构的控制，同时增强出版企业的活力、竞争力和扩张力的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这一尝试包含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原则，将对深化出版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现代政治学认为，制度是解决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至关重要的形式和手段，通过积极的制度设计和安排，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难题和困难能够得到满意的解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出版业是充满活力、反映时代风貌的，但是，由于出版业的特殊政治使命，中国的出版组织还担负着重要的宣传教育任务，因此，出版组织的制度设计应当体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的要求，相应的制度安排应当使出版组织的两个目标能够同时实现，只有这样，党的领导地位才能得到稳固，出版组织的社会效益才能实现最大化，而且也只有在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之下，出版组织的实力、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才能得到根本的加强。

（写于2005年11月）

【注释】

(1)韩卫东、谢岳同志参与了本文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