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的结局及历史影响

三、对立的结局及历史影响

在宪法草案审批过程中，拥护中央权威的联邦党人和拥护州权的共和党人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共和党人对于拟议中的宪法没有关于保障出版自由的条款感到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独立宣言》宗旨的违背，是民主进程的大倒退。同样愤懑的人民，纷纷表示必须添加保障人权的内容。当时身在法国的杰斐逊，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一个权利法案是授予人民享受的权利，借以防范世界上一切政府（全国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侵犯行为，以及任何主持正义的政府所不应该拒绝的事情。”^[28]由于共和党人的坚持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1789年联邦派终于让步，补充通过了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其中第一条就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以切实的保障。

但是，联邦党人之同意将人权法案纳入宪法，不过是为争取宪法通过和尽快获得全国政权采取的权宜之计，两者在出版自由问题上的斗争并没有停止。1796年，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当选为第二任总统。出于对自由的敌视态度，他于1798年通过四项限制、摧残人民权利的法令，其中针对记者和编辑的“煽动法”规定：“对任何非法地联合在一起或进行串通以‘图谋反对合众国政府任何法令或措施’的人，或是建议或劝说别人反对政府法令的人，或者是书写、印刷、用言辞表明、出版‘反对美国政府或总统的任何捏造的、诽谤的和恶意的文章或著作，意图中伤……或是对其加以轻蔑或丑诋的人’，都要课以罚金或监禁”^[29]，或处以5 000美元以内的罚金，或判处五年以内的徒刑。这种处罚同样适用于犯有以下罪行的任何人：利用中伤或恶意的出版、写作、演说的机会攻击政府、国会两院或总统，图谋使他们蒙受耻辱；出于敌意煽动叛乱、唆使外族反对合众国等。这实际上禁止了政治上的一切反对行为。这一铁腕政策立刻给共和党人的报纸带来灾难。这是美国历史上对民主最具政治制裁性质的法令，它严重违背了宪法修正案的精神，钳制了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因而遭到共和党的猛烈反击。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共和派的政治理念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主流。他响应人民的呼吁，废除了包括“煽动法”在内的四项反人权法令。对于新闻界而言，这无疑是对他们被束缚的“嘴巴”和“双手”的解放，无疑是对他们思想自由的鼓舞和激励。从此直到1840年，一直都是由共和党人执政，这种政治环境使出版自由传统在美国终于形成，实践了杰斐逊的自由理念；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令共和党人始料不及的情形：联邦党人以重金收买报纸，利用出版自由，攻击杰斐逊及共和党，原来自由对他也是如此受用！

美国新闻学者施拉姆指出，对于18世纪各国废除集权主义报刊原则、确立自由主义传统，有三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个美国人就是杰斐逊。杰斐逊是美国民主思想的主要阐扬者，他是用宣言的形式和大众的声音表达天赋权利理论的第一人。但他没有停留在天赋权利上，而是进一步阐发、引出了人民对政府的权利。他在1793年写道：我认为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的一切权威的来源；他们有靠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代理人来处理他们公共事务的自由，有撤换这些代理人的个人或他们的组织的自由^[30]。他继承了约翰·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并付之于实践，由此奠定了美国的自由主义报业理论的基础，开创了美国报刊监督政府、批判政府与政治活动家的历史传统。美国传播学者弗雷德·西伯特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里程作了精辟的概述，他认为自由主义理论在“16世纪提供了直接的现实基础；17世纪见到了哲学原理的发展；18世纪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31]。在18世纪的实践过程中，杰斐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在总统任期期间执行的政策对他所坚持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对于报纸更好地发挥权力监督作用和启发民智也大有裨益，他的历史功绩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但是杰斐逊对报界的宽容和对自由主义的推崇不仅给反对派提供了攻击自己的口实和机会，而且在新闻界建立起有效自我约束机制和专业理念形成之前，由政党报纸写下的“黑暗”篇章给今人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从当时激烈的党争和报刊之间肆无忌惮的争论与诋毁中可以看出，杰斐逊理想的、绝对的出版自由思想实际上是难以达成的。正如美国学者卡尔·科恩在《论自由》中所说的：“如果辩护公民自由——言论自由是其中之一——要以神学或形而上学种种不堪一击的绝对主义做盾牌，其基础是不牢固的。同时，这些观点虽然普遍为人所崇奉，但非普遍都照此行事。在那些自称要把言论自由当作不可侵犯的人权来加以维护的人当中，遇到具体问题时，可以说往往是合乎实际的想法占上风。”^[32]特别是社会动荡或面临外患的危急时刻，绝对的出版自由往往会让位于实际的功利的想法。当国家利益或公共安全受到威胁，那么对于出版自由的绝对崇拜就会服从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这一点可以美国战时政府的新闻控制得到证实。这种控制实际是以汉密尔顿的理念为指导的。汉密尔顿关于出版自由的思考虽然不合自由主义者的口味，但是非常时期却能够应急，并且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汉密尔顿的思想也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不论是杰斐逊还是汉密尔顿，他们对出版自由的态度和做法都是为了维护美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只不过两人及其代表的政党的利益诉求稍有不同罢了。他们在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中央权威与州政府权威、秩序和自由、权力至上与民主至上的矛盾展开的。在其背后则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经济原因。只是对于杰斐逊而言，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有利于人民群众通过自我教育和理性指引来达到他所向往的“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自由、民主的理想社会”；而汉密尔顿的理想社会是与英国一样的“君主政体”，他尊重的是少数特权者的利益，其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憎恨和控制欲均出自于维护秩序的目的。两者在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过程中，都利用了报纸，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都走了极端。一个是过于宽松以至于存在滥用自由的可能，一个是过于专制，严重地限制了媒介活动的空间。前者容易导致媒介品位的下降，后者则容易使媒介成为权力的附庸。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在今天的美国仍然存在，只不过和平时期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危机时期后者的可能较大而已。

【注释】

[1]吉尔贝·希纳尔著，王丽华等译：《杰斐逊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2]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0页。

[3]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

[4]甑树青著：《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143页。

[5]同上书，第158—159页。

[6]〔美〕杰斐逊著，刘祚昌等译：《杰斐逊集》，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2页。

[7]同上书，第370页。

[8]〔美〕杰斐逊著，刘祚昌等译：《杰斐逊集》，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69页。

[9]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著：《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34页。

[10]〔美〕杰斐逊著，刘祚昌等译：《杰斐逊集》，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25—526页。

[11]同上书，第1325页。

[12]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页。

[13]同上书，第151页。

[14]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8页。

[15]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著：《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28—329页。

[16]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页。

[17]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页。

[18]〔美〕杰斐逊著，刘祚昌等译：《杰斐逊集》，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024—1025页。

[19]〔美〕杰斐逊著，刘祚昌等译：《杰斐逊集》，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325—1326页。

[20]同上书，第510页。

[21]同上书，第494页。

[22]同上书，第510页。

[23]迈克尔·埃默里等著，展江等译：《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24]张昆著：《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

[25]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著：《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

[26]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著：《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27]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著：《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28]〔美〕杰斐逊著，刘祚昌等译：《杰斐逊集》，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027页。

[29]J·布卢姆、S·摩根、L·罗斯等著：《美国的历程》，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57页。

[30]梅里亚姆著：《美国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77页。

[31]李良荣著：《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32]卡尔·科恩著：《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9—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