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宾政权的新闻政策

三、雅各宾政权的新闻政策

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雅各宾派在巴黎发动起义，终于推翻了吉伦特派政权，建立了以罗伯斯庇尔为核心的雅各宾派专政。雅各宾政权建立伊始，就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政治上，国内反革命势力与外国颠覆力量遥相呼应，并在军事上取得了节节胜利。吉伦特派煽动的联邦派叛乱，扩大到了60个郡；旺代的王党军队打败了政府军，开始向昂热进军；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军队也攻入法国领土。汉诺威和荷兰军队在围攻敦刻尔克；奥地利军队占领了孔德；普鲁士人占领了美因兹；阿尔卑斯战线的法国军队也在败退。在经济上，物价高涨和食品短缺达到了极限，下层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求限制物价和打击投机商人的呼声遍及全国。在这种情况下，要战胜内外敌人，稳定革命政权，就必须采取一系列非常手段。适应着这种需要，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开始在国民公会中清除吉伦特派分子，改组革命政府，强化专政机构；取消选举的财产限制，实行直接选举；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个体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实行全面限价，打击投机商人；限制报道言论，统一思想舆论；制定《嫌疑犯条例》，严厉镇压反革命^[44]。这一系列激进的革命措施，完全不同于前期的吉伦特派政权，虽然带有相当的恐怖色彩，但是对于稳定形势却极为有效。

就在雅各宾派政权实现重大的政策转轨时，作为政权核心的罗伯斯庇尔的政治思想、新闻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雅各宾派的政策转轨乃是在变化了的罗伯斯庇尔思想观念的指导下实现的。罗伯斯庇尔思想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如下六个方面。

其一，从权利绝对平等的观念到把反对派清除出人民的范畴。在1792年之前，罗伯斯庇尔一直主张，所有公民在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都是维系国家存在的社会契约的主体。在宪法平等原则的范围内，不存在特权者，也不存在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别。但是，在雅各宾专政建立以后，罗伯斯庇尔越来越倾向于把国民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人民（公民）和敌人，这两者在权利上毫无平等可言。他曾这样明确地说：“在共和国里，除了拥护共和政体的人们以外没有公民。保皇党徒、谋叛分子对于共和国来说，只是外国人或者直截了当说是敌人。”^[45]对于公民，革命政府应提供充分的国家保护；对于人民的敌人则应该置之于死地，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利。

其二，从主张绝对出版自由到限制自由。如前所述，罗伯斯庇尔曾多次强调：“出版自由必须是完全的和无限制的，不然它就根本不存在。”“必须把这种自由百分之百地给予每一个人。”应该“让各种意见，正确的和错误的都自由发表，因为只有正确的意见才站得住脚”^[46]。因为人民的理智能给予各种意见以公正的评价。如果担心人民滥用自由，而制定法律予以限制，实在是一件荒唐事。但是，在雅各宾专政时期，罗伯斯庇尔却主张设立革命法庭，并“要使这个法庭能够处罚一切著作”。当有人表示反对时，他解释说：“所以要限制这些著作，就是因为这些著作有意引起人民对暴君命运的同情，唤起人民盲目信仰王权，密告那些赞成处死暴君的人们的看法，陷害自由维护者……”在这里，很难再看到罗伯斯庇尔对公民理智及判断能力的信心了。

其三，从主张思想多样性，到统一思想，不允许思想分歧的存在。罗伯斯庇尔一直认为，人类思想意见的多样性是一个合理的存在，因为它直接来源于大自然赋予人类理智与性格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合理，而且还十分必要，因为只有在多种思想、意见的比较竞争之中，在正确的与错误的、真实的与虚伪的意见的斗争之中，才能为真理的出现开辟道路。而报刊正是人类思想多样性充分展示的舞台。然而，在雅各宾专政建立之初，罗伯斯庇尔就公开表示，应“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监督，毫不留情地制止新闻界乱说”^[47]。何以要如此对待新闻界呢？罗伯斯庇尔说：“凡是定出界线的地方，凡是出现意见分歧的地方，在那里就有某种仇视祖国利益的东西。”^[48]这种东西，只会在同样热爱社会福利的人们中间制造不和，只会动摇人民对于革命政府的信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伯斯庇尔的思想来了一个大转弯，由支持多样性转而主张统一思想，不允许思想分歧。

其四，从允许没有证据的批评到限制批评诽谤。在雅各宾派执政之前，罗伯斯庇尔主张，人民、报纸在监督批评政府及公职人员时，可以不必拿出证据。他们只要以简单的推测为依据，就可以对自己的受托人的行为进行裁判。可是当罗伯斯庇尔掌握政权后，就不能容忍这个一度是他自己提出的权利。在他看来，处于非常时期的革命政府，固然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是“滥用职权的行为”，但是这“不应当责备革命政府，而应当责备所有这些原因”，不能够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只会有利于革命的敌人。对于当时吉伦特派、忿激派就雅各宾政府恐怖政策所进行的批评，罗伯斯庇尔干脆称之为阴谋和诽谤。他激动地说，“我相信阴谋的卑劣影响，特别是诽谤的毁灭性力量”^[49]，这种名为批评的诽谤很容易欺骗许多正直的人，并赢得他们的信任。为了维持革命政府，罗伯斯庇尔表示“要对付诽谤和污蔑，把他们消灭”^[50]。

其五，从反对操纵舆论到主张政府影响舆论。罗伯斯庇尔曾多次强调社会舆论是各种思想、意见乃至行为的最终裁判者。政府、执政者必须无条件地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服从社会舆论。而舆论又始终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因素。政府、执政者不应该干预舆论，尤其是不能拿公民的税钱“供造成社会舆论之用”，“社会意识的一切制造厂只能提供毒物”。他提醒人民：“任何时候不要忘记，执政者不应当使社会舆论服从自己和制造舆论。”^[51]但是，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罗伯斯庇尔又认为，出于拯救祖国、保护公民的需要，革命政府还应该“用自己的势力影响社会舆论，影响革命道路的方向”^[52]。也就是说，在革命的旗帜下，制造舆论、引导舆论是必要而且合理的。

其六，从反对死刑到支持恢复死刑。在1791年之前，罗伯斯庇尔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他希望能从革命的宪法中删去死刑，因为这条血腥的法律有损于主权宪法的声誉。然而，当至高无上的人民在1793年赋予他以独裁大权的时候，他又意识到，要捍卫政权，必须使用极端的恐怖手段，恢复血腥的死刑。他主张，任何人只要有“侵害国家公共安全、自由、平等、共和国的统一和完整的行为”^[53]，都应该处以死刑。对于叛国罪，如果“让人们去选择刑罚，那就是荒谬的”^[54]。如果对于犯罪仁慈，专制制度和贵族阶级就会死灰复燃，并有重新奴役人民的危险，所以应该果断地把专制政府用来屠杀人民的斧子夺过来，并且还要更加勇敢地把它砍向贵族和专制制度。

罗伯斯庇尔思想观念的变化，决定了雅各宾政权新闻政策的基本特征。在大革命的初期，吉伦特派掌握的政权基本上坚持了由国民大会通过的11条人权宣言，取消了一切新闻检查和任何形式的出版许可制。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得到了保障，从而促进了法国报刊事业的繁荣。据统计，在大革命时期，法国共出版了1 350种报刊，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793年雅各宾派专政建立之前出版的。在当时的报界，活跃着许多著名的报人，包括德穆兰、里瓦罗尔、埃贝尔、马拉，还有罗伯斯庇尔，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人物。他们的报纸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势力，表现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有的支持政府，倡导革命，有的则对政府持批评态度。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了当时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程度，同时也反映了革命报刊无拘无束的现实。但是，在雅各宾政权建立之后，为了克服国家面临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革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恐怖措施。尤其是“牧月法令”的实施，大大简化了审判程序，取消预审制和辩护人，其惩罚也都规定为死刑。加上规定了可以不要证据的推理判决，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被推上了断头台。这些恐怖措施很自然地扩大到了报界。因为报界是社会的舆论工具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雅各宾政权在新闻方面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停止实行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政策，查封各种革命报刊和革命阵营中的持各种不同政见的报刊。控制消息传播，引导、影响、操纵社会舆论。由于这一措施，大量的报刊相继被取缔，聪明一些的人，就是自动停刊^[55]。最后，公安委员会提出只能出版一种接受资助的报纸——《公安报》。这种作法，比君主专制最严厉的时期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二个措施，是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报人。首先是保皇派记者。接着，在1793年10月，革命政府将《法兰西爱国者报》的创办者、著名宣传家、政治活动家布里索推上了断头台。5个月后，忿激派领袖、《杜歇老爹报》的灵魂埃贝尔也被处死。1794年4月，罗伯斯庇尔的老朋友、《老科尔德利报》的主人德穆兰，随着著名革命家丹东一起走上了断头台。由于这样不断的杀戮，到了雅各宾专政的后期，公安委员会所能依靠的报纸已所剩无几了，它们没有例外地都是官方的或半官方的报纸。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政府，终于完全控制了报界。

对于雅各宾政权极端的恐怖政策，在革命阵营内部也发出了不满的声音。在1793年11月，丹东就提出了“珍惜人类的鲜血”的反恐怖口号，并不断宣传“司法与人道相结合”的主张。著名报人德穆兰亦于1793年12月，发行《老科尔德利报》，大力宣传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被禁止出版的该报第七期上，德穆兰写道，他怎么也理解不了，“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地方，怎能算是共和国”^[56]。这实际上是当时众多报人共有的困惑。

罗伯斯庇尔的政治思想、新闻观念何以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雅各宾政权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必要采取那种严酷的恐怖政策，乃至于完全剥夺革命初期以鲜血换来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必须联系到罗伯斯庇尔政治地位和当时客观形势的变化，否则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政治地位来看，在1792年之前，罗伯斯庇尔代表着在野的反对派，他们需要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来攻击掌权的反动派。由于反动派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财力，他们时刻都在计划着剥夺革命者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因此，这时问题的关键在于保护爱国的革命报人、记者不受反革命的迫害。而在雅各宾专政时期，罗伯斯庇尔代表着激进派掌握了国家的全部权利，其优先的课题是巩固革命政权，将革命进行到底。而被推翻的反动派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反扑，故而有必要剥夺他们的自由权利。在客观情势方面，当时外敌入侵，内乱频仍，粮食短缺，物价高涨，非采用铁腕手段不足以应付时局。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12月25日的一次讲话中就说明了这一点：“革命政府所以需要非常行动，正是因为它处在战争状态。它所以不能服从划一的和严格的规章，是因为它周围的情况是急剧发展和变化无常的，特别是因为它必须不断采取新的和迅速见效的手段来消除新的严重的危险。”^[57]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及其限制乃至取消自由的特殊政策，是形势逼出来的，而非出自罗伯斯庇尔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