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艺术

三、传播的艺术

基于人性善的基本假设，孟子赋予了信息传播以“传道”、教化、争取认同的使命。要完成这些使命，作为“士”的传播者必须首先完善自我，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强自我修养，养浩然之气，厚积薄发，动心忍性，积极进取，彰显大丈夫本色。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了解传播规律，精研传播艺术，采取适切的传播方式与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

（一）尊重民意，了解接受心理

孟子一直认为，尊重民意是推行王道、仁政的前提。统治者应该重视民意、重视舆论，争取民心，争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否则，就不是王道，而是霸道。霸道虽可以逞雄于一时，但难以使民众持久地心悦诚服。要反对霸道，实行仁政，就必须了解人民的所思所想，把握民众深切的愿望，保护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群众支持，就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12]。所谓“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孟子建议，统治者一定要多多听取公众的意见，在行事之前要关注老百姓的议论，小到欣赏音乐、大到遴选官员都要以舆论作为行动的依据，顾及民众的感受，甚至于“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在任命、罢免官员的问题上，在定罪量刑的考虑上，都必须征求国人的意见，顺应民意，“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孟子甚至将“民意”与“天意”等同起来，当万章问及“尧以天下与舜”的事情时，孟子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而是“天与之”；万章又问：“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孟子又说：“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这是说天不说话，不过用舜的行为及他的事功，暗地指示尧将天下禅让给舜。虽然天不说话，但天意还是借人民的讴歌，也就是民意来表现。在这里，民意也就是天意，天意也就是民意，两者全然等同了^[13]。因此所谓“天与之”实在也就是“人与之”，孟子更是借用《太誓》中的话，声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民意提到了一个政治的高度。

传播也是如此。传播者要想按预定的方向影响传播对象，使他们接受教化，成为理想的社会成员，并且认同政治系统的现行政策，也得了解民众的利益、民众的要求和接受能力，要多多倾听民众的声音。只有当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时，才容易“驱而之善”，进而“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当人民“惟救死而恐不瞻，奚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尊重民意，尊重对象在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结合他们的切身利益，按照他们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说服，而不是“以力服人”，就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同。

（二）利用情感，动之以情

一般而言，观念、意识的推广与传播大体上有四种方式：一是思辨和论辩，以直接的说服形式出现；二是依靠神明开示，借用对神的信仰推行；三是为当权统治者所首肯，用政治力量推行；四是这种思想意识近乎人情，用情感的渲染去打动受众^[14]。孟子在传播、推广自己的学说，在与其他学派辩论，在说服诸侯采纳他的意见的时候，主要是采用第四种方式，即用充满了感情的话语去打动人的。孟子主张，传播者在宣传说服过程中要坚持以理服人，同时也要灌注充沛的情感，做到以情感人。儒家所倡导的伦理观念绝大多数都有丰富的感情内涵，“自孔子开始的儒家精神的基本特征便正是以心理的情感原则作为伦理学、世界观、宇宙论的基石。它强调‘仁，天心也’，天地宇宙和人类社会都必须处在情感性的群体人际的和谐关系中，这是‘人道’，也是‘天道’。自然、规律似乎被泛心理（情感）化了”^[15]。而作为儒家“亚圣”的孟子更是将儒家的这种情感内核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说理论事时无不以感情夺人。他的许多论述其内涵也都是感性的，甚至少有思辨色彩。例如他的被后世看作儒家基本范畴——“仁”、“义”、“礼”、“智”等，都源出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这些所谓的什么“心”，也就是什么“情”。这些感情是仁、义、礼、智的发端，所以这些观念最终也离不开感情。孟子将其学说与人的普遍情感紧密相连，使其具备了一种强烈的打动人心的力量。

孟子的传播实践，充分证实了情感因素在传播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他的论述气势雄浑，感情充沛，理论直接诉诸人的感情，如他讲“大丈夫”的品格，讲“舍生取义”的追求，讲“仁政”的理想，对“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向往，以及批驳杨朱、墨翟、许行的学说等，都是使用感情色彩鲜明的文字，非常具有冲击力和震撼性。在表现技巧上，孟子擅长譬喻说理，常常用寓言、故事等来作比喻，以强化说理的形象性和感染力；他善于排比，论说气势一浪高过一浪；他好用感叹、疑问、否定语气，强化其情感的力量；他言辞利落明快，行文跌宕顿挫、波澜起伏……正如他所说的，时时有一种“浩然之气”充盈其中，千载之后，读来仍让人感佩不已。

（三）诚信至上

在传播过程中，还必须坚持诚信的原则，讲真话，讲实话。“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下》）也就是说，讲真话、讲诚信乃是天道的要求。没有不被真诚所感动的人，虚情假意绝难使人感动。假话即使能骗人于一时，但真相总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这一表述，与几乎是同时身处万里之外的柏拉图不谋而合。后者也强调：“必须把真实看得高于一切。”^[16]因为“上当受骗，对真相一无所知，在自己心灵上一直保留着假象——这是任何人都最不愿意、最深恶痛绝的”^[17]。真话、实话，能在对象那里产生信任感，这种信任是最重要的传播资源，拥有对象的信任，就打开了通往对象心灵的窗户，铺设了传播者与接受者心灵沟通的桥梁。诚心实意，讲真话，不讲假话，是传播活动的基本准则。坚持这一准则，是宣传说服制胜的法宝。

但是，从孟子的传播实践来看，由于他过分夸大了个人特别是作为社会楷模的圣人和君子的作用，也夸大了自上而下的道德教化的功能，其传播的效果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把韩非子的“知所说之心”和“必以我说合其情”的观点认为是“受众中心论”^[18]，那么孟子坚持的始终是传者中心，其采用的传播方式更像是布道而非交流。

首先，孟子在传播态度上与当时大多数游说者不同的是，他根本不打算迁就国君和当权贵族的心理需求。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以及“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功勋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他时时流露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很在意国君们的态度即“养君子之道”，要求国君们像尧帝对待舜帝那样对待自己这样的圣人，以求师的态度向贤人学习。对于不接受自己主张的国君，孟子直斥其“不仁”、“不智”，甚至“寇仇”，公然藐视国君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居高临下的传播方式显然不利于得到受众的心理认同。

其次，就辩论技巧而言，孟子的确是具有极高超的技巧。他常常运用比喻、举例和类比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用反问、设问来加强论辩的气势和效果，常常把国君们和挑战者驳得哑口无言或“顾左右而言他”，他也因此在当时博得了“好辩”的名声。可是大多数情况下，对方却并没有被劝服而改变其固有的信念，国君们自始至终没有采纳他的“仁政”治国方针，孟子自己在晚年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感慨道：“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这一感慨流露出他的困惑和失望。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卡尔·霍夫兰领导的研究小组经过实验得出的结论，说服者所采用的技巧对说服的效果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些技巧往往只影响理解而不是改变主意。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孟子高超的论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并不是他采取的布道技巧不够，而是根本找错了布道的对象；对方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和内心目标判断孟子的理论不是自己所需要的，因此予以拒绝。

再次，对于人际传播来说，传播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沟通的过程，传者能否准确把握对方的反馈信息并进行自我调整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关键。我们在孟子与国君们的对话中可以发现，他对于对方反馈的信息并未真正理解，也许是理解了但并不打算回应，也就是说那只是一个单向的传播过程。比如他与齐宣王那段著名的对话，孟子试图说服齐宣王仿效周朝先王们的德政，齐宣王内心并不情愿接受，但从道理上又难以辩驳孟子，便一再找出“寡人有疾”的借口（《孟子·梁惠王下》）。以孟子的智慧也许看出了齐宣王的心思，但他总以为凭他的辩才和手中的真理定能说服齐宣王走上他所谓的“王道”正路，于是他继续按照原来的思路进行引导。应该说孟子在此采用的逻辑和技巧都非常出色，但劝说的效果却很不理想。

另外，孟子在辩论和游说中并不看重逻辑的严密性，这也降低了他的说服效果。比如他宣称，不管是危在旦夕的小国还是国运日衰的大国，也不论身处的政治、社会环境如何，只要“师文王”、行“仁政”，必然可以统治天下，这不免显得空洞和幼稚，很难令人信服。再如与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与陈相关于农家思想的辩论中，孟子使用了偷换概念的诡辩技巧来辩驳对方，这也破坏了传播的原则，从而影响了传播的效果。

总之，孟子的传播思想与他的人性论、与现实政治、与他的整个生涯紧密相连。他认为人性本善，但这种善性有泯灭的可能，所以需要贤者的教化。他主张行仁政，推崇王道，反对霸道，而这种仁政、王道又是以尊重民意为前提的。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认为肩负着传播孔子之道、推行政治教化、争取民众认同的使命。对于作为传播者的“士”提出了具体的道德修养的要求。因为，传播者的品行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他了解传播活动的规律，主张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了解民众的意愿和接受能力，在传播过程中主要利用激情的力量，坚持讲真话，讲实话，反对虚情假意，力主诚信待人。孟子作为孔子的传人，一生栖栖遑遑，游说诸侯，聚众讲学，其工作大体上都属于传播的范畴。他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经历实践了他自己的传播理念。而这一理念，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参见吴晓明：《孟子关于人性的论辩》，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10期，第110—111页。

[2]见胡适著：《中国古代哲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6页。

[3]参见傅建增：《孟子思想教育理论初探》，《南开学报》1994年1期。

[4]〔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2页。

[5]〔美〕杜维明著，钱文忠、盛勤译：《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6]〔美〕杜维明著，钱文忠、盛勤译：《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7]李彬著：《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6月版，第207页。

[8]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2页。

[9]骆自强主编：《传统文化导论》（修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6—7页。

[10]李明华著：《时代演进与价值选择——中国价值观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11]王兴业：《孟子天人关系理论中的哲学思想》，《孟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2]丁永志：《论孟轲的‘仁政’说与‘性善’论》，《孟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

[13]谢祥皓：《由两个命题看孟子之“民”》，《孟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页。

[14]王学泰：《大儒杜甫》，剑花社论坛http://www.jianhuashe.net/pages/bbs/read_bbs.

[15]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页。

[16]〔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8页。

[17]同上书，第79页。

[18]司马迁著：《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8—2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