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发展国家的选择
针对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论者这样剖析说，与其说金钱、传播和信息流是文化的基础，不如说它们是文化的媒介。因此，文化、经济以及带有经济倾向的政治利益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清晰。[72]赫伯特・席勒的一个著名观点就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资讯流通乃是无与伦比的权力资源。幻想这种权力的控制会销声匿迹，则是不现实的”。[73]我们看到，大众文化已经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场景并发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凭借雄厚的资金、高新的技术及强大的实力，西方国家文化工业成为国际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对外政治决策过程及国际关系处理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也看到，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工业都在借鉴美国文化工业在技术和市场运作等方面的经验，并努力发展自身的技术实力，以之作为自身发展的利器。一些学者还乐观地说，“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预言的全球美国化，实际上并没有成为现实。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垄断全球。倒是全球都在学习美国的电视传媒模式——用娱乐内容吸引观众，然后将观众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74]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寻求综合的“外部利益”的“观念”构成了政府干预文化工业的重要理由，包括很多西方国家在内，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积极通过政策干预来促进文化工业的全球竞争力。[75]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很多，包括直接对电影和电视的制作提供必要的补贴。这种补贴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给予独立制作商大量的直接投资，这类国家包括法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另一种在是联邦政府体制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德国，制作商往往可以从两极政府得到资助。另外，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曾对电影和电视制作实行联邦课税扣除政策；从1997年起，英国则把一些国家彩票基金直接分配给独立制片商。除了国家机构之外，欧洲还存在资助影视制作的跨国机构：提供种子基金的“媒体项目”(Media Programme)以及为3个或3个以上欧洲国家联合制作和发行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提供资金的“欧洲影像”(Eurimage)。[76]
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起，欧洲各国开始模仿美国文化工业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化模式，放宽广播电视产业结构和节目内容的限制。其中，法国是带领欧洲对美国进行文化反击的桥头堡。据1994年的统计，美国影片在法国的票房收入占法国票房收入的60％，而法国电影在美国的票房收入仅占5％。巨大的“影视逆差”使法国政府和知识界达成了高度一致的认识：不断高涨的美国文化浪潮正在吞噬法兰西。对此，法国政府一方面通过限额或多边协议以避免美国文化成为主导文化，一方面制定并加强了旨在保护法兰西文化的经济配额和补贴制度，支持本国文化包括文化工业的发展。法国是欧洲惟一的电影生产和发行大国，为了维护国产电影市场，法国的对策是国家补贴和电视网络对电影的扶持，以此来与美国电影进行拉锯战。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的电影扶持资金总额一直保持在每年12～17亿法郎之间。对电影艺术创新的推崇和对新人新作的扶植，是法国电影产业政策的另一核心内容。这种机制不仅鼓励艺术创新，还催生了法国电影创作新人不断出现，也从根本上使法国具有保存本国电影市场的能力和实力，这一点是美国或其他欧洲电影国家无法比拟的。此外，法国不存在电影审查的障碍，这是在法国实行的这些产业政策之外对电影的根本保障，加之法国电影的制片、发行、放映在制度和资金上得到的支持，使法国电影在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都具备了竞争力。
这里有一些数据：1989年法国出品134部影片，占发行市场的49.3％；1994年，就投资23.23亿法郎制作了111部电影；1995年，投资27.22亿法郎制作了129部电影，也是在这一年，美国电影在法国的票房收入只占法国电影发行总收入的53％，法国电影则上升到35.4％(1994年只有28％)，法国电影观众人数上升了4.1％，达1.3亿人次，票房收入上升5.1％，达45亿法郎。而在十大票房片中，法国影片居然和美国电影对半开，打了个平手。在美国电影的冲击下，在欧洲，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电影几乎从海报中消失了，惟有法国人还保留着对国产电影的信任。一项民意调查表明，54％的法国人认为法国电影与美国电影的质量不相上下，49％的法国人不认为美国电影比法国电影有更大的成就。在有关电影的艺术吸引力或市场竞争力的单项指标上，60％的法国人认为美国电影的成功归功于大投资。一半以上的法国人认为美国电影的观赏性强，更有创作性。但在摄制的职业水准上，与现实生活的契合程度，消遣性、独特性、政治表述、智力水平等方面，都是法国电影的得分高于美国电影。[77]
鉴于美国电视在英国的强劲势头，英国政府曾宣称，“英国广播公司(BBC)有能力开掘其作为国际广播机构的商业潜能，而且人们也应该鼓励它去迎接正蓬勃发展的国际市场所带来的挑战”。[78]1995年，英国广播公司得到英国重要的传媒集团皮尔森公司(Pearson)的支持，由皮尔森公司出资3000万英镑，开办了新闻与娱乐两个卫星频道，与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广播公司(CNN)、默多克的天空广播公司(BSkyB)以及美国三大电视网相抗衡。在德国方面，由于政府制度安排的有力配合，1998年，在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音乐市场——德国，本国歌手创造的销售额占全年35亿美元销售额的48％，比5年前增加了1倍。
研究者已达成共识，对于美国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现象，一方面需要深入分析和细心理解，另一方面也要树立信心并积极学习其他后发展国家的成功经验。譬如，就电视节目出口来看，虽然美国具有强大的优势地位，但也并不一定是全无竞争。巴西环球电视公司(TV Globo)和墨西哥Televisa等公司就不仅成功地占领了自己的国内市场，还向其他拉美国家、欧洲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甚至美国出口西班牙语电视节目，在一些拉美国家甚至出现了一种颇有意味的现象：“进口的美国连续剧成为不是很赚钱的早间、较早的下午时段和深夜节目时段的‘填充物’”。巴西环球电视公司就在95％的黄金时段中播放自制的节目，吸引了约8000万电视观众，年度广告收入达6亿美元，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有线网。另外，自1975年做成第一笔出口生意以来，目前巴西环球电视公司的电视节目已经进入130多个国家，并打开了重要的德国、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市场，“证明了作为一个拥有相当大的人口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是如何打造它的节目制作产业，使得该产业不仅在国内市场抢先于美国节目，而且在许多出口市场上也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79]
看到这样的现象，辛克莱尔提醒人们，不是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公司的兴起意味着它们会赶上美国，并以某种“逆向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占据一个全球统治地位，而是说，我们要以更为细致的目光去审视全球的文化市场，承认大众文化制造中心的多元化，以及地域方言等因素影响市场占有率的重要性。[80]针对欧洲人接受美国电视的意义，莫利等学者就发现，当本国电视不再制作类似的娱乐节目时，美国进口节目的收视情况会不错。但是，一旦本国电视观众可以选择用本语种拍摄的类似娱乐节目时，美国电视节目则会成为第二选择。[81]研究者也注意到，随着国际卫星电视的渗透，大部分亚洲国家都在尝试加强本土电视节目，以抵御西方电视节目的影响，这一政策看来是成功的——亚洲7个国家中名列前20名的电视节目绝大多数都是本土制作的。[82]根据戴维・沃特曼(David Waterman)等人在1994年对9个亚洲国家34个电视台的节目进行的分析，这些国家对进口节目的依赖已经逐渐减少，其中有7个国家的本土节目占总节目时间的份额超过了60％。通过对亚洲地区收视情况的调查，陈韬文就指出，“决定人们是否会转看外国电视节目的重要因素是本土电视的竞争力。一般观众对本土电视节目总是有所偏爱的，只有当他们发觉外国的电视节目比本国的电视节目在技术上更加高超、内容上更为有趣和形式上更加多样时，观众才可能弃本土节目而选外来的电视节目”。他认为，本土大众文化产品的竞争优势在于，熟悉的语言及文化背景使之更容易被受众理解和产生共鸣，所以，“只要制作质量相当的话，本国的文化产品总是更具吸引力”。[83]
我们也看到，近年来，韩国电视剧、流行歌曲以及一些影视明星在中国大受欢迎，出现了一股“韩国文化热”。到了2005年初，中国内地的一些报纸还在使用“韩流”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一现象：
如同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文化对刚刚开启国门的中国社会的影响一样，现在韩国文化形成的强劲的“韩流”也在不断飙袭中国大陆。韩国电影在国际影坛的异军突起，使中国的年轻人见识了韩国电影锐猛的势头，也看到了这个海洋之国的具象的生活；缠绵凄迷的韩国电视剧的大肆风行使美艳的韩国男女明星成为年轻一代追捧的偶像。如同中国城乡随处可见韩国料理一样，年轻一代成为“哈韩”一族，韩国影像、音乐、服饰在中国大陆的倾销使“韩流”热风坚挺，持久不衰。[84]
这里有一些数据：1999年，韩国电影《生死谍变》(Shiri)在韩国国内市场的总收入超过了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发行到日本、法国等15个国家和地区，在日本吸引了100万电影观众，并成功地进军美国电影市场；2001年，韩国电影在国内的市场份额达到了47％，这是除了美国之外的“世界之最”；在电视领域，进口电视节目在韩国无线电视网播放的节目中占不到20％，也从来没有在韩国每周收视率排行榜中占到前10位。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文化工业的制度安排，为了保护国内电影工业，韩国政府为每一家电影院都规定了“上映配额”，即每年必须放映一定天数的国产电影(大约占一年的1/3)。1999年，韩国高级法院做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对电影内容的审查是违反宪法的(之后不久，对音乐歌词的审查也被取消了)；[85]在电视方面，国内电视网播放外国电视节目的数量也规定在20％以内。[86]毫无疑问，如此宽广的政策空间极大地鼓舞了具有创造思想的创造性人才，也使韩国文化工业近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功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1990～2000年间，韩国国内电影业的年度收入从268亿韩元增加到1163亿韩元，增长率为434％，占有市场份额从20.2％增加到35.5％，增长率为175％；1995～2001年间，韩国进口外国电视节目下降了23％，而电视节目的出口却增加了325％，在1995年，出口数量只占进口的20％多，到2001年则已经持平；在音乐产品方面，据2000年的统计，国内音乐产品占有市场份额达75％，国外流行音乐只占20％，余下5％的市场为古典音乐所占领。[87]2004年，韩国电影《老男孩》(Old Boy)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金棕榈奖，韩国导演金基德(Kim Kiduk)在威尼斯和柏林电影节上同时摘得了最佳导演奖，证明了韩国在国际电影界中作为一支新的重要力量的地位。
在这里，美国学者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er)针对所谓“文化战争”(culture wars)的论述似乎也能解释这一领域的生存法则：“文化战争和军事战争一样，要在战略、组织、资源的实际问题上决一胜负。……战略最好、组织最有成效，能够得到资源的派系自然占有上风，也很可能得到最后的胜利”。[88]日本学者就冷静地指出，“在一个能自己生产大众文化产品的国家，文化差异会成为抵触引进产品的有效的障碍。……现在的问题是绝大多数国家是从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那里输入信息的文化产品，这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都有极强的市场营销能力。如果文化产品交换系统发展了，每个国家将自己的产品与多个国家交换，那么信息和文化产品的输入将有益于世界上的每个国家。”[89]这一观点已经通过日本的经验得到了证明。近年来，日本不仅经受了西方大众文化的冲击，而且自身也已经从一个大众文化的进口国家转变成了一个出口国家。英国学者泰玛・利贝斯(Tamar Liebes)等人曾就美国电视剧《达拉斯》在日本播放6个月后遭到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日本人拥有一份非常丰富的电视节目单，由享有很高声誉的NHK公共广播网与各个商业电视组成；日本电视节目的类型是传统形式与西方形式的混合物，与《达拉斯》这种“肥皂剧”对应的日本形式“家庭剧”已经非常成熟——“在日本，人们拥有大量本国制作的节目可供选择，他们无疑觉得后者更具亲和力。”而不像以色列人，在一个冬天的周末晚上，他们惟一的选择就是收看这部有关一个豪门家族的肥皂剧，不过，“如果以色列人拥有他们自己生产的肥皂剧的话，而且假如这种肥皂剧与《达拉斯》同时播出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本土节目会更受他们欢迎。事实上，我们从其他国家中了解到了这一点，即与那些制作更加精致的进口节目相比，本土生产的肥皂剧更受本国观众的欢迎，或者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同样受欢迎”。[90]
无论如何，全球化使每一个国家都进入了一种以市场为主宰的经济大循环之中，在这样一个大的国际循环中，抓住机遇就有可能迅速发展，反之就必定会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正如席勒指出的，“全球化”表面上是说任何人都有参与的权力，但如果你不参与其中，那么就要落后或者要失去一切。[91]作为后发展国家，关键是如何利用自身文化的优势，如何在全球化的大众文化中再现自己。在这方面，前述巴西、韩国和日本等国的实践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不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不丧失文化独创性，通过生产富有特色的、适应市场规则的产品表达一种强烈的、不同的特征。这是一种对全球化进程的自信和努力的态度，就像英国学者查尔斯・洛克(Charles Locke)所总结的：“全球化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同时又排除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大家均为其臣民。我们无法在我们当中指出任何一个领导、一个中心、一个起源，或者一个权威。我们也无法验证权力的出处，无法找寻出责任的归咎或怨愤的起因。”[92]我们还注意到，近年来英国一些学者把文化工业界定为“创新工业”——“源于个体创造力、技能和才华的活动，而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取用，这些活动可以发挥创造财富和就业的潜力”。[93]这一定义突出了文化工业的“创新性”、“创意性”特征，并将其视为“新经济”企业的最主要动态特征。这也提醒我们：财富来源于创新而不仅仅是乐观态度。
沃勒斯坦曾说过，在某种全新的意义上，现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互动的体系——世界进入大规模的互动状态已达数世纪之久，但就其秩序和强度而言，当今世界所卷入的互动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境界。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面对这个新的局面——“现代世界体系”就是一张连结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网，这张网将世界的生产和消费连结到了一起，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的机会都依赖于它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当前，大众文化作为“组织资本并传播生产欲望的文化，随跨国资本的发展进入跨国化的过程，已成必然”。[94]面对大众文化提供的这样一个既充满危险又充满机遇的环境，我们只有一种更有希望的选择，就是更好地动员各种资源来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我们也看到，文化工业发展不仅与经济相关联，而且也与民族文化的完善相关联，进而成为了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只有主动参与到这样一个过程中去，才有可能“扩展我们有理由珍视的那些自由，不仅能使我们生活得更加丰富和不受局限，而且能使我们成为更加社会化的人、实施我们自己的选择、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交往并影响它”。[95]
根据全书的讨论，我们应该正视的是：美国文化工业能够占领世界市场并引领大众文化消费，有其经济和技术实力的因素，更有其充分把握和引领受众消费心理和发展趋势的自身优势，这实际上是符合了大众文化传播的自身规律。我们在这一章提出美国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示范—认同”模式，也是有意强调大众文化传播的某种规律以及美国文化工业客观存在的诸多优势。近年来，不断有中外研究者预测说，文化工业是中国最有可能尽快进入世界前列的产业门类。我们也看到，虽然外来大众文化商品不断涌入中国市场，但中国自身的文化工业已经经历了冲击、积累了经验，中国的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各个领域都开始呈现良好的对外传播态势并产生了独特的成分。
以中国内地的实践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期，香港和台湾等地的大众文化产品开始进入长期封闭的中国内地，包括邓丽君的流行歌曲，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的武侠小说，琼瑶、席慕容的爱情小说和诗歌以及形形色色的电视连续剧等。由于这些大众文化产品大都与道德、伦理、亲情、血缘相关，讲述的内容和方式都是内地人民乐于接受的，所以，顺利地以迎合大众需要的方式实现了商业诉求的目标。其后，随着内地生活水平的提高，内地文化工业也通过迎合和满足大众需要的方式找到了自身发展的契机，逐步确定了内地风格的大众文化样式。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播出，就标志着中国内地生产的大众电视剧在国内电视剧市场上开始占有绝对的优势和垄断地位。从此，这些以满足和创造大众需要为旨归的电视剧迅速成熟并形成规模化。近年来，以《北京人在纽约》、《雍正王朝》、《宰相刘罗锅》、《还珠格格》、《笑傲江湖》、《大宅门》、《汉武大帝》等内地生产的电视剧全面占据了内地主要市场，在香港、台湾等地区也产生了良好的收视热潮。其中，《雍正王朝》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时的收视率曾高达19.8％；《汉武大帝》首播的收视率也最高达到5.3％，广告收入则超过亿元。我们也看到，中国文化元素和资源也正逐渐吸引着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境外投资者，好莱坞制片商就在加紧开发中国题材，比如《花木兰》和2005年投拍的战争史诗巨片《赤壁之战》，而随着中国电影《英雄》、《十面埋伏》的风靡全球，中国文化工业的潜力也被再次证实。[96]根据这一时期的经验，我们更应把直面美国大众文化的冲击视为发展的重要机遇，对美国文化工业抱有一种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依照大众文化传播的规律来制定系统的文化战略。毕竟大众文化正在以势不可挡的规模在扩张和发展，大众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全是消极的。更何况这一领域已成为当今社会重要的经济部类和投资渠道，也是实施政治和文化影响的重要手段。
赖特・米尔斯曾指出，“社会科学的目标是预测与控制人类行为”。[97]面向这一务实求真的目标，在大众文化以及文化全球化等议题上，研究者仍需坚持一种价值中立(valuefree)的立场，这与我们在一开始就提出的中观立场是一致的。特别是因为当前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已经出现了激烈的情绪化、阶级化的倾向，已经出现以国家和区域划线，以贫富和阶级划线，以政见和价值划线的倾向，[98]其后果必然会促使严肃的学术研究走向歧路。当代文化碰撞日趋激烈和文化交融日益加速的特点，已经使许多后发展国家丰富的文化资源有了参与价值转换的可能，这是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有理由相信，后发展国家方兴未艾的文化工业，可以使原本属于一个文化中的商品为另一个文化中的人们所接受，随着文化间交融的不断加深，人们将拥有更多的能够接受的商品——“人们参与经济交易的权益通常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99]况且，真正的参与还是发展公平性的一个保证——既直接是经济机会的寻求，同时又是文化机会的寻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倒是倾向于汤姆林森的观点：辩证地看待文化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文化全球化是一幅比想像的更为错综复杂的图景。这表明，文化的影响绝不可能走文化帝国主义预言的那种直线道路”。[100]同样，全球化也不是“想像中的地位稳固、自信自负、在全球行使霸权主义的各种经济文化权力集中地，而是一张离心网，网中的权力分配格局是游移不定的，实际上，权力在那儿处于某种分布松散而不是趋向集中的状态”。[101]借用吉登斯的比喻说，我们需要把全球化看成一个“世界主宰”，是没人能够——西方、美国或跨国资本主义都不能——完全控制的东西，而不要把它看作一架设计精致、不费力就能控制的机器。[102]
20世纪初，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Frank Goodnow)对中国人做出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评价：“在今后与其他民族进行的经济竞争中，中国人超乎寻常的节俭能力和面对逆境的达观态度会使他们获益匪浅，只要中国人能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不再轻视物质利益，将他们无疑是十分杰出的聪明才智用于推动科学进步，我们就不难看到中国人将会在与其他民族的经济竞争中取得胜利，中国人在以往的历史中所取得的成就使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判断。”[103]面对文化全球化和大众文化传播的未来图景，我们可以想像，这一进程正在形成一种多元共存、多元发展的强大趋势，其中必然纳入了当今世界各地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共处和相互依赖的历史阶段。在这里，詹明信提出的“文化—民族主义”应当是一种有益的启发：“文化—民族主义”不是采取排斥和否定的逻辑，而是战略性地吸收西方的技术和文化，使之成为本土的东西。[104]而作为论者，首先就应是科学、冷静地认识和理解大众文化，脚踏实地地做出分析和判断。
最后，我们不妨用荷兰学者皮尔森(Van Peursen)的一席话来结束本书的思考：
明天的世界将是一个有许多个经济中心，科学中心，以及更为重要的文化中心的世界。这种多元性可能是很令人振奋的，而它要具备的前提条件则是我们要发现一些共同趋势和共同途径，它们能导致带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丰富性的多样性。[105]
【注释】
[1]引自［美］约瑟夫・奈等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
[2]［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3]［日］桂敬一主编：《多媒体时代与大众传播》，刘雪雁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4]参阅孙英春：《美国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一种模式》，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评论》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6]［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都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美国学者罗森道夫还指出了另一个认识“标准化”的思路：美国总是需要创造一种“标准化”的文化，这种文化对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无害，“正因为这种文化‘超越’了美洲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所以它也成为一种特别适合出口的产品”。参阅［美］约瑟夫・奈等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7]［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学林出版社1987版，第256页。
[8]同上书，第249页。
[9]引自［美］简妮特・瓦斯考：《全球好莱坞及其新发展》，载郭镇之主编：《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10]［英］泰玛・利贝斯/伊莱休・卡茨：《意义的输出》，刘自雄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11]William Read，A merica's Mass Media Merchant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p.9.
[12]Toby Miller，Global Hollywood，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2001，p.88.
[13]引自［加］考林・霍斯金斯等：《全球电视和电影》，刘丰海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14]参阅［美］简妮特・瓦斯考：《全球好莱坞及其新发展》，载郭镇之主编：《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15]引自［加］考林・霍斯金斯等：《全球电视和电影》，刘丰海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16]参阅［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17]美国电影制造和发行协会前任会长威尔・海斯(Will Hays)这样说，“美国能够产生并促进电影业和世界性娱乐业的发展，归功于一个特别的原因。从文化上说，美国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这里可以找到各个种族、各种信仰，也能找到各种人物”。引自［美］约瑟夫・奈等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1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世界文化报告・1998》，关世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19]［美］詹明信：《后资本主义是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课题》，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20]［英］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苗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2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世界文化报告・1998》，关世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124页。
[22]杨瑞明：《传播全球化》，载《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23]李瞻：《国际传播》，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433页。
[24]［加］玛丽・葳庞德：《传媒的历史与分析》，郭镇之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25]［法］阿芒・马特拉：《传播全球化思想的由来》，陈卫星译，载《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26]Peter Cowie，ed.，V ariety International Film Guide 2002，Los Angeles：SilmanJames，2002.
[27]Dominic Strinati，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5，p.236.
[28]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
[29]Edward Herman＆Robert McChesney，The Global Media，Washington：Cassell，1997，p.155.
[30]陈共德：《政治经济学的说服》，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
[31]［加］考林・霍斯金斯等：《全球电视和电影》，刘丰海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32]［美］埃米尔・麦卡纳尼：《全球化与卫星电视》，载陈卫星主编：《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目录第3页。
[33]姚文放：《文化工业》，载《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34]杨伯溆/李凌凌：《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演变、媒体的作用和全球化》，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1期。
[35]引自［英］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苗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36]Arjun Appuradai，Modernity at Larg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p.11.
[37]［英］约翰・汤姆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95页。
[38]同上书，第216、211、310页。
[39]［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8页。
[40]参阅［美］约瑟夫・奈等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41]引自金民卿：《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42]汪琪：《全球化与文化产品的混杂化》，载郭镇之主编：《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页。
[43]［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
[44]同上书，作者中文版序言第3页。
[45]［加］玛丽・葳庞德：《传媒的历史与分析》，郭镇之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130页。据1985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37％的加拿大人认为外国文化对加拿大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实在的威胁。
[46]［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作者中文版序言第3页。
[47]汪琪：《全球化与文化产品的混杂化》，载郭镇之主编：《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48]同上书，第251～252页。
[49]陈韬文：《电视全球化与文化认同》，载郭镇之：《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50]参阅［澳］约翰・辛克莱尔：《作为全球空间的地理语言区域》，载郭镇之：《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51]引自［英］约翰・汤姆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52]参阅［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20页。
[53]［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2页。
[54]［英］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褚建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55]［美］约翰・奈斯比特等：《2000年大趋势》，周学恩等译，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56]Edward Herman＆Robert McChesney，The Global Media，Washington：Cassell，1997，p.147.
[57]See Edward Herman＆Robert McChesney，The Global Media，Washington：Cassell，1997，p.155.面对技术发展对大众文化影响的愈演愈烈，我们还要有这样一种认识，“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梅尔文・克兰兹伯格(Melvin Kranzberg)提出的技术与社会关系之定律仍值得我们思考：技术确实是一种力量，但“技术在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领域里的实际发展，以及人类释放出来的技术力量与人类本身互动的复杂矩阵都是有待探索的问题，而非必然命运”。参阅［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58]参阅孙英春：《数字多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与国际传播》，载《浙江学刊》2001年第6期。
[59]［美］马克・利维：《新闻与传播》，宋小卫摘译，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1期。
[60]参阅曾娅：《如何理解国际电联提出的跨越数字鸿沟问题》，引自中国信息产业网，http://www.cnii.com.cn，2002年5月。
[61]参阅陈绚：《亚洲国家面临的数字化鸿沟与数字化机遇》，载《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6期。由于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状况以及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电脑普及率和网络普及率差距仍然悬殊，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据有关统计，在2001年，互联网在中国内地的使用率只有36％，低于整个地区的平均比率54％。与之相比，新加坡的使用率达80％、韩国70％、日本68％、新西兰64％、中国台湾63％；菲律宾的互联网普及率最低，只有28％；印度和中国内地一样，都是3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发布的报告显示，截止到2004年6月30日，中国上网用户总数为8700万，比2003年同期增长27.9％，上网计算机达到3630万台；网络国际出口带宽增长飞速，总数达到53.9G，比2003年同期增长190.3％。CN下注册的域名数、网站数分别达到38万和62.7万。另据投资银行排普・杰弗瑞公司(Piper Jaffray)预测，到2006年中国网民总数有望超过美国，达到1.53亿，但占总人口的比例仍与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差距。
[62]参阅［美］埃米尔・麦卡纳尼：《全球化与卫星电视》，载陈卫星主编：《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63]引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2002》数据光盘。
[64]引自胡鞍钢/张晓群：《中国传媒迅速崛起的实证分析》，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3期。根据该文提供的数据，美国的传媒实力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在14个国家中排名第二，相当于美国的47％。中国的国内传播实力相对最强，相当于美国的89％，传播基础实力也相对较强，相当于美国的56％，而跨国传播和传媒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14％和6.5％。与日本相比，中国在传播基础和国内传播方面实力要强一些，而跨国传播实力相对较弱。与印度相比，中国在传播基础、国内传播以及跨国传播方面占有优势。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在传播基础、国内传媒和传媒经济三个方面实力有明显优势，跨国传播方面实力相当。
[65]引自［美］约瑟夫・奈等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
[66]参阅［美］埃米尔・麦卡纳尼：《全球化与卫星电视》，载陈卫星主编：《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163页。
[67]See Edward Herman＆Robert McChesney，The Global Media，Washington：Cassell，1997，p.188；［美］约瑟夫・奈等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68]See Rowland Lorimer，Mass Communication，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4，p.149.
[69]引自［加］玛丽・葳庞德：《传媒的历史与分析》，郭镇之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70]同上书，第125页。
[71]引自［加］斯图亚特・麦克法蒂因：《开放型经济中的文化发展问题》，载林拓等主编：《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2003～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72]［新西兰］赛曼・杜林：《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载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73]参阅陈共德：《政治经济学的说服》，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
[74]参见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媒介》，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年版，第87页。
[75]参阅［加］考林・霍斯金斯等：《全球电视和电影》，刘丰海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23页。
[76]参阅［加］考林・霍斯金斯等：《全球电视和电影》，刘丰海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135页。
[77]参阅陈卫星：《以传播的名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0页。不过，据1995年的统计，美国在电影方面的资金投入要比全球范围内与之最为接近的法国多9倍，加上美国电影业得到卫星电视发展，以及通过巨大的推广预算支持的“地毯式”播映策略的推动，很难预见到真正撼动美国电影业优势地位的任何威胁，但无论如何，法国电影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成就也是显著的。另外，英国学者也发现，“惟一能够获得的可以满足一个以国际化来定义的电视台的贪婪胃口的节目必然就是批量生产的、长时间播放的美国系列剧与连续剧”，相比之下，英国的电视节目根本没有能力参与出口市场的竞争。当然，不只是英国是这样，意大利、法国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同样也发现它们能够提供的播出时数远远地超过了自己的节目生产能力”。参阅［英］泰玛・利贝斯/伊莱休・卡茨：《意义的输出》，刘自雄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7页。
[78]引自简艺/邓理峰编译：《全球化电子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载《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79]［加］考林・霍斯金斯等：《全球电视和电影》，刘丰海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80]引自［英］约翰・汤姆林森：《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周越美译，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页。
[81]同上书，第15页。
[82]根据研究者对印度电视节目的考察，一个应引起极大关切的现象是：“大量的本地节目是被外面的全球制造商为本地受众生产的”。参阅［美］埃米尔・麦卡纳尼：《全球化与卫星电视》，载陈卫星主编：《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83]陈韬文：《电视全球化与文化认同》，载郭镇之主编：《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2001年7～10月，研究人员随机选取1500个香港家庭，以入户访查的形式进行问卷调查，针对的问题主要是被访者收看本地及外来电视的习惯，对外来电视内容的评价以及它们与本地制作的比较。研究发现，香港电视观众收看外来节目以来自中国台湾及中国内地的为最多，达87％，其次为日本，有70％，而曾经收看美国电视节目的有67％。就整体而言，本地电视仍然较合香港人的口味，在899位有响应的被访者中，87％认为本地剧集更迎合他们的口味。这些数字显示，欧美电视不能独霸香港电视的外来节目市场。近年来，中国台湾、中国内地及日本的节目比欧美节目更受欢迎，说明“欧美电视的文化力量有强劲对手”。参阅李少南：《“全球化”的论述下香港人如何看待外来电视》，载郭镇之主编：《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2页。
[84]夏榆：《殷熙耕：荒冷的“韩流”》，载《南方周末》2004年12月2日。据韩国外交通商部的一份报告说，“韩流”不仅出现在中国，而且也在向东南亚国家扩展，主要原因是韩国文化工业水平提高，素材新颖多样，影视明星英俊清秀，周边国家对韩国文化、历史不存在抵触情绪等。这份报告明确指出，“韩流”有利于增进国民之间的理解，并且将促进韩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振兴陷入困境的韩国经济。
[85]对于影视产品中的成人内容，韩国主要是采用行业自律或政府法令的形式进行约束和控制。
[86]参阅崔良珠：《国内和国外娱乐产品之间的竞争》，载郭镇之主编：《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258页。
[87]同上书，第258～266页。
[88]［美］詹姆斯・亨特：《文化战争》，安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89]［日］伊藤阳一：《国际传播与一国文化的一致性》，胡正荣译，载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195页。
[90]参阅［英］泰玛・利贝斯/伊莱休・卡茨：《意义的输出》，刘自雄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
[91]参阅陈共德：《政治经济学的说服》，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
[92]［英］查尔斯・洛克：《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载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版，第43～44页。
[93]引自薛晓源：《全球化与文化产业研究》，载林拓等主编：《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2003～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9页。
[94]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媒介》，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年版，第10页。
[95]［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96]据统计，2003年，中国电影产量达到140部，张艺谋电影《英雄》票房达到2.5亿元人民币，冯小刚的《手机》票房是5300万；2004年，中国电影达到创纪录的212部，张艺谋电影《十面埋伏》票房达到1.5亿，冯小刚的《天下无贼》票房也突破了亿元。
[97]［美］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2页。
[98]参阅洪朝辉：《全球化》，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6期。
[99]［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100]［英］约翰・汤姆林森：《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周越美译，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页。
[101]同上书，第16页。
[102]同上书，第21页。
[103]［美］古德诺：《解析中国》，蔡向阳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74页。
[104]参阅王逢振：《全球化和民族主义》，载《外国文学动态》1998年第3期。
[105]［荷］范・皮尔森：《文化战略》，刘利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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