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统计学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可以粗略地把主要的听众群体设定为农村和小城镇居民、城市暂住居民和学生、行人（包括“有车族”）。广播的伴随性、流动性特点使广播听众的类型非常明显，这就为频率专业化和受众目标化的广播改革提供了条件。但是，我认为，这些广播机制改革策略的落实最后都要归结到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广播要通过有声语言与听众沟通和交流，以达到思想观念的共通和趣味情感的共鸣。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一下，“思想前卫、高收入、高学历、喜欢新奇、习惯尝试、有较强购买力和消费影响力”的“有车族”与耕作在田间、忙碌在工地、生活俭朴、安于平凡的体力劳动者，与操劳一生、归于安逸、颐养天年的老人一样，都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本质相同的快乐、烦恼、痛苦或困惑，基于这一点，作为大众一分子的听众都在人生的船上同舟共济。因此，细分听众类型、为目标听众“量身定做”节目是广播创新的策略，广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观照和关怀听众概念内涵深层的“大众性”。广播有声语言创新的“生命线”是“为大众性”。
在实践中，有声语言表达主体正确认识“为大众性”的辩证内涵，真正把“为大众性”渗透到的表达理念中去，要切实解决几方面的问题。
科技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把当今的中国带入了工业化和商品化比较发达的历史发展阶段，其积极意义在此不再赘述。我在本书中关注的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文明给现代性文化带来的困惑和冲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造就了一个相对比较富裕的市民阶层，他们不必为物质生活的质量过分忧虑，并且开始享受物质丰富带来的感官快感。文学评论家李陀忧心忡忡地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进入了新姿态的创作，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小人文学时代”的方兴未艾。这里的“小人”是指那些沉迷于“物”的新兴的市民阶层和中产阶层。他们的理想是满足于对汽车、住房、电子产品等高档消费品的追求和占有；他们的生存价值体现在由高档服饰、居住处所、用餐环境等构成的所谓“氛围”和“格调”中；崇尚西方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雅皮”作风和“波西米亚”情态……但是由于他们强调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话语方式是在拥有了迅速膨胀的物质基础之后，模仿西方文明的形式建立起来的，缺省了物质和文化相互促进、协调统一的发展阶段，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化发展的不对称性，使中国的所谓“小资”阶层缺乏文化深层的精神支柱。他们在本质上并不具有西方文明体系中的中产阶级文化内涵，同时还保留着中国“小农意识”的诸多痕迹（这是他们不愿或不屑承认的），体现在他们生活中的物质和文化的不对称性与游离感使他们的精神处于“游牧”状态，时常陷入空虚和隔膜的“无家可归”感觉之中。凡此种种都折射出掩藏在“小资”物质生活状态背后的小气、不自主和保守。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小资”文化的产生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折射，不能否认具有一种社会的进步意义，踏入历史的长河不难考据“小资”存在的“合理”，但是，这个“进步”存在的时间不宜太久；从空间维度来看，其影响的范围不宜太广，毕竟跟在文化价值观有一定差异的西方世界后面拾人牙慧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正如李陀忧虑文学创作一样，我们不愿看到的是，一些以“都市风格”定位的广播频率或广播节目正在为这种尴尬、苍白的“小资”文化摇旗呐喊，而且以自己的有声语言方式加重其文化的失落感和殖民性。作为大众传媒的“代言人”以“夹生”的、畸形的、落后的话语方式，宣扬和加深对大众文化先进性的歪曲和误解，与传播者的身份、素质和责任相差太远。特别是在21世纪的国际环境中，在迅速摆脱巨大东西方经济发展差距的同时，尤为紧迫的是重建民族文化独立意识，以顽强坚韧、孜孜进取的精神面貌傲立于世界。广播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组织，不应该被社会浮华思潮所左右，非但如此，还必须看清形势，引导听众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核心。
我认为，首先，要切实研究、把握和传播当代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广播作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媒体，要做到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始终传播先进文化，以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为使命。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指出，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我国“为大众”的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空气、水分和土壤的环境中长育出来的，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扬弃。大众文化的先进性体现在结合时代精神，观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快速发展等方面。因此，广播有声语言传播先进的大众文化要积极研究借鉴一切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精神境界的文化成果，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广播有声语言“为大众性”的根本原则和方向是坚持正确的导向，努力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其次，必须了解社会各个生活层面的听众的日常生活、工作状态、情感思想等，切实分析听众在生活、工作中所需要的，在思想、精神上所欠缺的。最后，以听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的方式把传播的目标诉求渗透在节目内容中，以期大众能够“登堂入室”与表达主体“坐下来”促膝谈心。这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的聒噪，但很多时候传播者如果得不到听众的认可就把责任推脱给“受众庸俗”和“内容高雅”的矛盾（实际上这个矛盾本不存在），是传播者的传播理念平面化、僵化、固化和“表述方式”欠缺“艺术化”导致的结果。比如，对于“娱乐化”的理解只停留在时髦滑稽、插科打诨、集怪猎奇上，而不研究审美深层快感所需要的“另类娱乐”；宣传国家政策、科学知识、高雅文化只会板起面孔、高谈阔论或自我欣赏……脱离大众意味着表达主体及其有声语言的品位和格调肌理简单僵硬，失去生趣和活力，从而造成不能真正实现恪守职业道德和担负社会责任的传播理想的负面后果。
（二）摒弃“媚众”和“媚俗”
广播有声语言为广大的普通老百姓服务，吸引他们但绝不媚众，取悦他们但绝不媚俗，引导他们但绝不说教，提升他们但绝不棒喝。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宣传工具在“十年”间严重违反传播规律，对宣传效果戏剧性的诠释甚至破坏了这个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中性色彩。改革开放以来，传媒愈来愈尊重传播的规律，以科学的、艺术的方式和手段取得务实的宣传效果。但在某些阶段、某些媒体中出现了严重的反弹现象。从“十年”的“高、平、空”、“冷、僵、远”戏剧性地滑落到卑颜、软骨、赤裸甚至插科打诨，显示了发展中极其稚嫩、盲目或者狡诈的主体性。更有甚者，有些表达主体竟然真诚地认为那样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要走出“受众是上帝”的误区。在大众传播学界，这个老生常谈的观点已经“过时”，不能动辄挂在嘴边为媚俗、媚众作掩护。但它所造成的误区依然根深蒂固地存活在很多人头脑中。广播电视节目“一窝蜂”的现象就是一类表象。哪个节目类型火了，哪个节目主持人受到受众好评了，全国各地就纷纷克隆。有人说目前的流行文化是对文字的疏离和背叛，人们正在处于“视觉世纪”、“读图时代”，根本不需要感性和理性的双重体验，只需要通过五光十色、五彩缤纷的线条、色彩和节奏获得感官的刺激和冲击。这种满足简单感官快感的平面化、消解深度的心态是浮躁的消费主义时代的共性，迟早会随着人类理性的苏醒而削弱。对待这种短暂的文化浅表化和庸常化现象，大众传媒不能消极地放任自流，必须以“自己人”的身份对受众实施主导性引领。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人文精神提出之际，“上帝”的绝对权威已经受到质疑和反抗，人的本质力量和个性被重视和启发。历经几百年的岁月，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发展到福柯的“人死了”，哲学更加倾向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的思索。大众传播观念不可能在这样的哲学转型面前呆若木鸡。广播有声语言的美学潜力具有引导心灵感悟和精神自由的特征，需要通过主体间的共建和表达主体的驾驭意识对整个文化生态进行能动性的建设改造。
“为大众性”的广播有声语言要摆脱“大数法则”的支配，不能落入屈从“群氓”而无所作为的无可奈何之中。多年前，文艺界曾探讨过“文艺走大众文化的道路还是走高雅文化的道路”，这是个现实的论题，但很多雅俗共赏作品的出现以默默的姿态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广播电视界也许不多时日之后，这个难题也不再是难题。俄国文学家契科夫说过“不应当把果戈理降到人民的水平上来，而应当把人民提高到果戈理的水平上去”（《致符・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从表面上看，他把果戈理和人民大众对立起来了，有很多实践者也苦恼徘徊于“是降低自己的水平，附和大众赢取收听率还是曲高和寡，等候末位淘汰”，但从积极意义上说，作为创作者的果戈理，其创作水平当然须高于非艺术家的普通大众，而作为读者的普通大众的欣赏水平也能够追随果戈理的作品！创作出收听率高、品位高的节目才是衡量传播者水平的唯一标准。孤芳自赏和躺在“众口难调”借口上得过且过的人，需要站在生活的还原点上，细致研究大众的需要和传媒的责任之间并非两难的选择，找出双赢的发展之路。
真正伟大的作品是雅俗共赏的。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最先被平民百姓认同，并流传开来，后来成为20世纪文科博士论文采纳最为频繁的选题。其主要原因是作品中包含着一个半透明的双层结构。“浮在海面”的一层是现实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和问题，通俗而富有震撼力。创作者把它们从淹没的状态中撷摘出来，以亲近感和贴近性吸引受众，但决不停留在这个浅表层次；深层结构是藏在普遍现象背后的未知结构，这个未知结构通常包含着人类社会或人与自然关系的永恒的论题。人们世代相传以社会实践来解释其中包含的真理，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在人类认识世界、进行实践的过程中，永恒的论题始终未解。一代又一代人都知道那是个螺旋的、周而复始的魔圈，但人们从不放弃，因为探索的本身就是生命意义的全部。这两层结构不是割裂和机械的，而是重叠和交融的，从浅表结构可以窥视到深层结构的奥妙，而在深层结构中流连时又可瞥见表层的生趣。
我认为，由于表达主体的认识局限性而造成的媚俗和媚众等问题很容易解决，但如果是为了占有媒介资源或者争名夺利，则“罪不可恕”。中国民众对待大众传媒的态度和感情同西方成熟的受众不同，即使他们也常常对媒介提出各种各样高水平的批判，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受众还是倾向于媒介的引导性、权威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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