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德统系自孔子没后300余年终获确立并广泛深入地传播于东亚社会，儒家学统与政统也随之确立：学统者，传播儒家道统之学术传统也。儒家300年后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孔子亲手锻造出的、一支坚不可摧的传播群体、集天下学术于一身的思想学术传播统系、一种“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之伟大传播精神。此群体、传统与精神，以孔子为传播领袖，崛起于晚周时代，中经无数次“二级传播”，将一种文明精神传播于社会各阶层、各角落，绵延两千余年，直至清末民初，虽历经秦之政治迫害、六朝佛老宗教之代兴、隋唐以下科举考试之种种流弊、蒙元之贬斥、满清之摧残，始终傲然屹立，巍然而为社会之中坚、政府之领导，挺然而为社会风气之表率，文明传播之渊薮。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社会形态：士、农、工、商，井然有序；而以“士”为全社会之表率、领导。士之所以能领导中国社会，一方面在于他们赋予中国社会正确的价值准则并身体力行之，此准则，即“忠、孝、仁、义”或“礼、义、廉、耻”之儒家道德观念（道统），全民族对此涣然心折，确信不疑，两千余年，相沿不改——无忠则叛，无孝则蛮，无仁则贼，无礼则野，无义则乱，无廉耻则为禽兽也！
另一方面，士之居于全社会之领导地位，还在于他们掌握融道德信仰、历史经验与治国方法于一炉之学术知识，是为儒家学统。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教”授徒，学生明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之沿革、古今大道之所在、天人相与之奥妙，内圣外王之学行、治理国家之才干，为举世所公认，则西周贵族政治，一变而为东周之游士政治（贵族与平民知识分子结合之政治），再变而为秦汉以下直接从平民中选拔治国人才的平民政治，从而一举奠定中国古典政治之成功与中华古典文明光辉灿烂之基础。
道统确立，学统坚固，方有清明廉洁之政治、天下为公之政统。政统者，坚守儒家道统之基本价值观念、饱受儒家学统之浸润培养，以天下为公、勤政爱民为宗旨，以清明廉洁为基本道德操守的中国古典政治的伟大传统也。道统立，则民知自爱，官知廉耻；学统固，则德才兼备之官源源不断培养出来，中国社会因此长治久安，中华文明因此光辉灿烂。
中国古典政治之核心，乃三统合一之儒家士人政治。士起自民间，深知民间疾苦，保有质朴清刚之民气；自小受儒家教育，身肩儒家道统，慷慨以天下为己任；受荐举、察举与科举而被选拔到中央太学与地方郡学，受高等教育后，经考试合格被委任为各级官吏。或受民间教育如东周两汉之私人讲学、唐末之书院培养而成材，主持地方事务。士者，能任以国事之人也，其身荟萃道统之博大、学统之深厚、政统之清明，虽君主之位、富贾之财，不能摇撼其为社会中坚之地位，古典中国之稳定繁荣，并被近代启蒙主义尊为“精英政治”、“贤人政治”者，以此。
中国社会使有教养、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稳居于靠武力或财力而发迹之武人与商人之上，使道德的力量、人文的力量，稳居于武力或金钱等势力之上，这一有形的政治选拔制度与无形的视学问为最高社会地位的社会风气，判然有别于国王、贵族、武人、教士、政客或富豪把持政治之西方社会，是古典中国取得独步世界的文明成就之关键。
史学巨匠钱穆（1895～1990年）在《国史新论》[3]等著作中，极简洁地概括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夏商周三朝以贵族为主导之社会；战国以来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秦汉以来之以士人为主导之“郎吏社会”；魏晋南北朝之“门第社会”；隋唐以来尤其是北宋以来科举取士官吏皆出自平民之“白衣社会”，下贯元明清三朝。
士为中国社会之中坚，中者居中也，在社会上层则组成士大夫之政府，君主因此无法进行专制独裁；在社会下层则组成士君子之乡绅阶层，足以领导民众之社会风气，故不必形成专与政府采对抗立场之所谓近代民主之政治土壤也。社会上下由士居中调停，上限君权，下保民权，使全社会一体和谐，而农、工、商各业受此统一、协调与稳定之赐而永葆繁荣也。
“士”阶层在确立中国社会之公平性、流动性与持久性方面，具有极端之重要性。钱穆引《说文》“儒，术士之称”之说，判定“儒即士。术士犹云艺士。礼、乐、射、御、书、数，为当时之六艺，能通一艺以上，即可上通贵族阶层，以供任用，甚至可当国政，为卿相。”士之地位至孔子始确立为一独立阶层，并逐渐成为全社会之领导力量。马一浮认为“六艺”经孔子改造、充实、提升而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教，经士之上下传播，而为全社会所认同。故中国经晚周五百余年之动荡分裂，非但没有解体，反而不断抟合、扩大，最终重建大一统，实赖儒士之引导与儒家观念之广泛传播也。
儒士贡献于中国社会之最大者，一曰“尊王”、“斥霸”，以民本主义、人道主义政策维护全国政治统一与稳定，想方设法限制、约束君主独断专行、倒行逆施，故君主往往无法肆行专制，官吏更因严格的监察制度而无法肆行贪暴（汉律官吏贪十金即问斩）。科举取士，一视同仁，政权开放，上下流动，社会始终趋于公正、人道和平等；本儒家大同理想，对国内各民族、各宗教派别、世界各国一视同仁，因此采取和平主义而非帝国主义政策；一曰“以农为本、工商辅之”之经济结构，以农业立国、生态立国，想方设法保护小农，裁抑豪强兼并，重农抑商，因此无法出现土地、资金的高度集中而滋生资本主义。农、工、商合理布局、协调发展，农业为主、工商辅之，社会全面繁荣，又无生态枯竭之患；一曰“忠孝仁义”，儒家思想为全社会建立了基本的道德廉耻，富者宽悯，以不仁为戒；贫者上进，以假冒伪劣为耻，以诚信勤劳为荣。譬如熊十力，其父以一介寒儒，死前执其手曰：“穷可杀吾身，不可灭吾志！”此铮铮遗言，实渗透一代代中国士人之心魂，而为古典中国傲岸不屈、清洁奋进之伟大精神之象征。
儒家士人政治，以重农、保民为宗旨，确保中国对外不采取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政策，对内不采取鼓励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政策。诚如钱穆所言：“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4]
近代学者往往因中国社会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而斥中国社会为落后僵化。殊不知中国社会自来就以农业为本，工商发达亦不以一味扩张为职志，知足常乐为一般中国人之处世哲学，物质一旦有保障，即转而寻求精神满足与提升，加以中国的兄弟平等继承制度、政府对豪强富户的裁抑等，故一味扩张的资本主义态度（韦伯所谓新教伦理）被一般中国人视为疯狂之病态，而资本主义之疯狂掠夺自然资源与社会关系、破坏生态环境与人生价值等毒素，亦无由产生矣。
中国社会并非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之生产方式以及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钱穆论曰：“故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即为一农、工、商并盛之社会……对外武力，如汉代对匈奴，唐代对突厥，其征战辉煌之绩，亦彪炳莫盛。凭其富，不产生资本主义。凭其强，不产生帝国主义。历史上不断有此机会，而永不迈进此境界，永保此和平安定四民社会之体制。于农、工、商、兵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5]这正是中国世界观之伟大卓绝处，是中华古典文明永葆绿色青春之奥妙所在。
概要而言，中国东周以前社会，决非西方那种少数奴隶主奴役大多数奴隶之奴隶社会，秦汉以后社会亦非西方那种政治经济军事自成一体（庄园）之封建社会，中国古典政治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君主专制”政治。近代中国“西化”史学，照搬抄袭西方，判定中国自战国以降两千余年中古、近古社会为“封建专制社会”，实乃大谬。
由于错误地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封建专制社会，则全盘西化以求富强、抛弃传统以求“现代”的思潮，近代以来便一直甚嚣尘上，而为舆论之主流。作为中国近代巨变之目击者，钱穆深知“全盘西化”论之危害国家民族之长远未来：“近百年来，中国备受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欺凌压迫，思欲一变传统，以效法乎彼。于是社会剧变，历两三千年来为社会领导中心之士阶层，亦日趋没落。至于最近，几失存在。往日之士精神，已渺不复见。而工商企业之资本家，则尚未成熟，未能确然负起领导社会之责任。于是整个社会乃真如一盘散沙，不得不待政府之排布。而政府又高呼民主，民实无主，何能主政？”[6]
在古典经济与技术条件下，以中国广土众民、事务繁复之情形，既不能像罗马帝国或基督教会那样靠一种军事或宗教强力进行统治与管理，也不可能如希腊雅典城邦或近代瑞士等小国那样实行直接民主，更不可能如西方中古贵族专制政体或近代法国君主专制政体那样治理国家。即使是近代英美模式的代议制民主，实行起来也困难极大：在田野中耕作的农民投票选举村长还可以，若令其直接投票选举总统，即使技术条件具备，恐怕也难以选出恰当人选。工人、商人、职员或许资讯条件好些，但现代选举政治已堕落为选票政治，民众自身尚惶然无主，又如何能不受现代政客的欺骗而选出恰当人选呢？
由此可知，以中国政治之艰巨与复杂，不仅君主不能专制于此前2000余年历史进程中，恐怕今后之中国政治也不可能全由民众“做主”。代议制民主作为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的基本形式，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民众代表不能充分代表民意，而日益堕落为党派政治的肮脏工具，政治因此落入无耻政客与工商巨头之手，民众对此束手无策。以往民怨可申诉于县衙、言官乃至朝廷，如今却只能等待法庭的一纸空文或“公正舆论”的几声哀叹。如此进步，真令人啼笑皆非！
反思现代“形式民主”政治之腐败与堕落，不能不说古代的士人政治有优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党派政治的地方：一张试卷可以一视同仁地授官授职，太学负教育、储备全国官吏之责，考试合格者至少也是一县首长，科举高第者则入翰林院，以研讨高深学问并养清望，严格的监察制度使吏治保持清廉，更有地方郡学、民间书院养育人才，主持社会风气；如今大学在学者不安于学，尚未毕业即四处钻营以谋职，不学无术之徒、利欲熏心之辈，奔竞于高官巨贾之门，政治遂腐败丛生。虽一再严打，但从制度上如何加以杜绝，至今仍为最大之问题。
戊戌变法之废科举而开学堂，民间书院亦改为西式学堂，主持国家政治与社会风气之庙堂知识分子（士），一变而为局促于学院之内的专业知识分子（专家），知识分子“变法”的直接结果是自身的边缘化，近代政坛上，少数党人政客与富商巨贾，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百姓为生计，匍匐在二者脚下，任其蹂躏，社会风气因此败坏。“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千年来，深埋厚筑，急切犹难挖掘净尽。此下之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洵堪为今日之中国社会叹矣。”[7]
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是西方历史的特有产物：古希腊之海外殖民，一如近代哥伦布之侵占美洲；而近代西方列强之独霸世界，亦如古罗马帝国之独霸地中海世界。与中国古典社会以道德学问等人文力量为最高地位不同，西方社会恒以宗教、军功、金钱等物质势力为社会顶峰之标志，近代西方则一任金钱为社会地位之标尺。钱穆论曰：“西方社会中之获得预闻政权，乃至掌握政权，皆由其社会中之资产阶层发动。其先议会选举，皆论资产，由纳税人资格而获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故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则必然需采取社会中资产阶层之意见，于是使其社会迅速成为一资本主义之社会。而其政府亦迅速成为一帝国主义之政府，向外获取工商原料，推销工商成品。使其本国资本社会可以不断向荣，而其相因而起之一切毒素，亦可向外发泄，使本国社会暂时见其利不见其害。但自帝国主义崩溃，资本主义之毒素，乃转向内泄。于是其社会乃开始日趋崩溃，而若有汲汲不可终日之势。”[8]
全盘西化论者目眩于西方一时之物质成就，不知此种短暂物质成就背后巨大的社会代价、其终究不可持续之本性：“最近百年来，骤与西方帝国主义资本社会相接触，富强之势，咄咄逼人。而又欣羡其民主自由之美名，不加深察，惟求一变故常，亦步亦趋以为快。而不幸西方社会亦已临于不得不变之边缘。惟变当有常，万变不离其宗，当先揭出其大本大源之纲领所在，使一切之变，皆趋向此纲领而勿违，斯其变乃可有常，有其前途。自然科学，物质文明，从西方资本社会之养育中突飞猛进，人人尽以改进物质人生为目标，为期向。而不知人生趋向，社会结构，则并不尽在物质上。物质日进，反可使人生日退步，社会日解体。”[9]
钱穆亲历亚洲“四小龙”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经济腾飞，以独具之法眼，揭示其不可持续之本质：“最近二十年来，社会经济飞跃，整体人生，随而生变，婚姻亦失正常。家庭基础动摇，幼童老年，全受影响。此实以物质繁荣，人情易趋凉薄。群体涣散，社会组织转以工商团体之事业经营为主，不以人与人相处感情上之交融互洽为本。财富日增，人生情味日减。继此以往，不加警惕纠挽，实有人伦道丧，天下将亡之忧……今日之工厂，规模日大，天空有噪音，地下有污水，上自飞禽，下及游鱼，胥不受害。资本主义之为祸人类，其先如非洲贩黑奴，广州卖鸦片，演变至今……”[10]真难以为继也。
全盘西化论者不仅毁坏中国固有之文明传统，更毁坏了中华民族赖以长治久安之道德秩序：“回忆吾国，自辛亥前迄今百年，人人以慕效西化为自救自存之惟一途径。唱为文化自谴之高论……吾国自宋以下，八百年来，《大学》成为识字人第一部必读书。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修身为本。富润屋，德润身，修身当重德，不重富。民国初年，小学尚有修身科，教人如何在社会上做人，此身明明为各人私有。则私德即公德。后遂改为公民科，教人如何在政府下做一公民，于是人生重点，转若不在私而在公。试问每一人之生命，究属私有，抑公有？无私又何来有公？”[11]
公德私德，本为一体；人人自修私德，则公德必日进，此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也。全盘西化论者妄言传统中国有私德无公德，妄想凭借所谓“公民教育”之虚伪说教，可以唤醒人的公民责任感，此真缘木求鱼之千古蠢计也！
小儿梦鸥，刚入学即被教以“爱祖国、爱人民”等大道理，问之不解其义，行之徒具虚文：学校每每令中小学生“做好事”，而每个孩子对自己身边、日夜为自己操劳之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却不知爱敬，如此“公民教育”只能助长虚伪做作之风，而于孝敬师长、友爱亲朋、忠诚于国家社会之根本大义相隔膜，使整个人格入于不仁之状态：“四十五十层以上之摩天大厦，林立市区，此皆所谓富润屋。而蛰居屋中之每一人，更无德以润身。是只润屋，不润身。集此无德不润之身，其生命之干枯燥烈，惟有束之以法律，限之为公民。人生乃为财富所公有，不为此身所私有。因此有关财富，则必彼此相竞。不关财富，则各自恣肆，无所底止。美其名曰‘自由’，而法律亦无奈之何。今日自由资本社会，显已群趋此境。而当前中国社会，则亦顺此潮流，奉为榜样，向之迈进。其最后归宿，岂不已彰灼在目。”[12]
全盘西化论占据舆论中心，使中国2500年来坚持儒家义利之辨、王霸之辨的伟大道统、学统与政统在近代面临全面崩溃。钱穆论曰：“近百年来，我们盲目抄袭德、日，失败了。又盲目抄袭英、美，失败了。转而又盲目抄袭苏联……”“不幸这一百年来的中国知识界，却始终没有勇气来接受此教训。他们老只在争论应该抄袭谁、模仿谁。换言之，哪一个外国可为我们的标准……这正是上述殖民地化社会，一种最可惨痛的悲剧。也是中国现代殖民地化的知识分子，所该担当的莫大错误与罪恶……中国现阶段中之知识分子，正在模糊地崇拜西方，积极从事于全盘西化不着边际的憧憬，恳切期求跃进于某一西方国家化的新范畴。”[13]
这一新范畴就是西方模式的片面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在短暂的物质繁荣之后，则是整个民族一切可持续性的丧失。整整50年过去，今日重温钱穆的预言，可谓若合符节：今日台湾，可谓全盘西化的样板——西方式的民主选举竟然选出一个台独政府，其倒行逆施使台湾经济一落千丈，大批台湾商人来大陆建厂置家，台湾经济日益依赖大陆，而整个台湾岛陷入丑恶党争之中，一片乌烟瘴气。而其他西方化的东方社会也大致类似：政府腐败混乱、经济急功近利、民众浅薄无耻。古老东方之富足宁静，早已是过眼云烟。而迫使东方陷入泥潭的西方文明，此刻也破绽百出、不可终日：政治操于富豪之手、经济险象环生、文化鄙俗不堪。东方西方，茫茫一概。全盘西化论者，若起死回生，睹今日环球，将复何言？！今日世界之无穷劫难，使钱穆对近代以来受西式教育、严重西方化之所谓“知识分子”严加痛斥、不稍假借：“中国当前知识分子，论其文化传统，本已学绝道丧。死生绝续，不容一线。”[14]
作为一个社会之领导力量与道德表率之知识分子，学绝道丧如此，则一般民众、商人政客，其无耻程度，亦可想而知矣。钱穆凭借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精辟论道：“中国社会的自身渊源，是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而所由得以维系不辍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成的强固民族意识。若并消灭此二者，则中国社会将剩四亿五千万个生活穷苦的个人生命，外此一无所有。因此要谋中国社会之起死回生，只有先着眼在它所仅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上，而这一个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之鲜明透露，则仍不得不期望在社会之知识分子，此乃自唐以来中国科举社会之中坚。但一则因科举制度取消，他们在政治上无合法的出路。一则农村崩溃，他们在生活上无安定的保障。一则教育制度更新，他们在精神上无亲切的安顿。这一个自唐以来一向成为中国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动摇，开始崩溃。最近期中国社会之一切乱象，知识分子该负最大的责任。非这一辈知识分子先得救，中国社会乃将不得救。今天则问题更严重，已非知识分子得救与否的问题，而将转落到并无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这已走近了唐末五代时情况。如何来再教育再培植一辈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挽救中国的厄运，当前的中国，已和北宋初年相仿，这将成为中国得救与否之惟一该先决的问题。”[15]
一切物质力量，无论多么雄厚坚固，不得其道，则终将灰飞烟灭；而一切精神力量，无论多么细微弱小，若得其道，则潜移默化，终将不道之物质力量摧毁。往史昭彰，殷鉴不远：秦灭六国，势如破竹，然不行仁道，则15年而亡；汉兴儒术，则享祚400余年，一举奠定汉民族生存发展壮大之祖宗基业；魏晋南北朝政治紊乱，但儒家传统犹存于门第与寺庙，而为隋唐统一盛运与文采风流之准备；唐以诗赋取士，虽较经义便于辨才，但终落“进士无耻”之讥，更贻藩镇割据、民不悦学之患，而为五代十国之全面黑暗；北宋兴，奖励儒学，虽国力最弱，崎岖于蛮族侵扰破坏之下，然尊节重教，立近古中国士风、民风之根本，故吾华族，虽经辽、金、蒙、满诸外族之摧残、明万历以下中枢政治之黑暗、近代西方列强之压迫、北洋国民党两政府之腐败、倭奴之入侵，犹愈挫愈奋，终将内忧外患解除肃清，而重建独立与统一。若非祖宗德教，则缅颜事奴亦可安享富贵，何反抗为？
今日中国国力，正欲过明、清而直追汉、唐，外国观察家许为“重返颠峰”而雄踞世界、抗衡欧美之国民经济体。此正梁漱溟所谓中国之第一进路——急速西方化以求富强之初步成功也。然此第一进路之弊病日显，种种弊害均可以“可大而难久”概括也：经济总量可大，但作为经济活动之源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则难久；市场规模可大，但政治腐败、贫富分化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庞大人口压力、市场秩序问题、生态恶化、全球政治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巨大风险、作为综合国力源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之可持续性不高，国民综合素质尤其是道德、文化素质低下，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运作横生腐败与浪费，等等。
早在1979年2月，宋庆龄在给一位美国友人的信中写道：“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做的努力将告失败！”[16]历史将永远铭记并验证这一清醒预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有关专家估计：1997～1999年三年间，中国外逃资本总规模高达520亿美元，其中贪官污吏运用手中职权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占很大比重。[17]
民主法制建设固然是从制度上杜绝这些丑恶现象的根本措施，但任何制度与法律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且立法的公正、缜密，执法的公正、严格，各级政府部门行政管理的公正、合理、有效、及时，全赖各级官员以及整个社会的基本廉耻心和道德责任感。综观古今中外，无论是东西方各大宗教，还是近代以来各种思想学说及其社会实践，都无法与中国几千年来儒家道德教化传统之巨大精神力量相提并论。
儒家道德教化，以培育有德君子为宗旨，以修、齐、治、平为基本程序，顺天应人，化育无穷，乃中国社会长治久安之道，人类文明起死回生之良方。君者群也，君子者，超越乎一己关怀之上，渴望对社会大群有所贡献之人也。《春秋》严三辨——王霸之辨、夷夏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实为一辨：义利之辩也。君主行仁义则“王”，王者往也，民众归心也；不行仁义而富强则“霸”，霸者把也，把持王者之政教，蛮不讲理也，故能大而难久；夷者平也灭也，东方曰夷，西方曰戎，南方曰蛮，北方曰狄，中央曰华夏；要之，无论王霸之别、夷夏之防，非阶级、种族之歧视，而是价值观念之高下：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此乃千古不移之道德标准也。一利当前，合乎正义则取之，否则不取，君子也；反之则为小人。小人者，将一己之人生渺小化之人也，孟子所谓“顽、懦、薄、鄙”之人也，不知人生有超越乎私利之上之仁义大道也。时论常曰某某巨贪“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云云，殊不知以时下急功近利、寡廉鲜耻之西方价值观，如何能令一顽、懦、薄、鄙之小人，窃据高位而不弄权贪污，而超然远引、修身养性、为博大优美之世界观、人生观耶？
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公正问题上，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分配制度，是当前频频发作的全球恐怖主义灾难的主因。英国经济记者威尔·哈顿在最近出版的《我们居住的世界》中指出：“美国已经不是机会均等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不平等的国家。”他强调指出：占人口1%的富人控制了美国38%的财富。“富人与处于奴隶状态的穷人之间的两极分化，与中世纪没有什么两样。”美国经济模式因此被称为“衰败的偶像”。
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人口、资源、环境、就业、求学、交通、住房、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粮食供应、医疗保险等巨大压力仍将有增无减，眼下因腐败而造成的政治可持续性的降低、因片面现代化而形成的经济可持续性的低下，正向日益市场化、全球化因而也高风险化的中国社会提出极其严峻的考验。中国犹如一艘巨轮，正行进在全球一体的政治经济的惊涛骇浪中，它急需思想上、精神上的巨大革新为之导航，以文化的可持续性为动力，率先驶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性统一的绿色港湾。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2]董仲舒：《天人三策》。
[3]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
[4]钱穆：《国史新论》，第51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5]钱穆：《国史新论》，第52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6]钱穆：《国史新论》，第54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7]钱穆：《国史新论》，第54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8]钱穆：《国史新论》，第57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9]钱穆：《国史新论》，第58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0]钱穆：《国史新论》，第59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1]钱穆：《国史新论》，第59～60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2]钱穆：《国史新论》，第60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3]钱穆：《国史新论》，第41、40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4]钱穆：《国史新论》，第179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5]钱穆：《国史新论》，第38～39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6]《南方周末》，2002年6月13日第22版。
[17]《南方周末》，2002年6月13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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